佛罗里达州立养老金CIO：政治与投资的交汇支柱

01 青年时代进入州政府行政高层，修改养老金投资权限

02 远走纽约，管理施罗德，12年后重回公共事业

03 管理团队：融合投资机构和政府部门的优势

04 持续的声誉，捍卫了长期的优势地位

本篇文章共771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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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我们聊聊你在佛罗里达的往事吧，你是怎么开始投资事业的？

Ash：我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佛罗里达州的Jacksonville长大。在佛罗里达成为一个州之前，我的家人就已经在这里生活了。

我有位亲戚是一名测量员，曾经为George Washington测量公司工作。1845年左右，佛罗里达州筹备建州的时候，他和一小群人还有几头骡子勘测了整个佛罗里达半岛。很幸运，他没有被什么野生动物吃掉。

最后他们提交了一份美国政府接受的勘测报告，就这样，佛罗里达成为了一个州。

Q：你是如何进入投资领域的呢？

Ash：从小我就对商业和人们做事的原因感兴趣。假如你走进一家杂货店，有成千上万种消费选择，但人们会按照一贯的模式往篮子里放东西，可能是因为品牌忠诚度，或者产品粘性，还有人们如何做出消费决策的种种因素，在经济活动的各个层面都是如此。

这样的事情一直吸引着我。1972年，我高中毕业，那时候出现了很多像AT&T这样的巨型企业集团，它们有各种看似毫不相关的业务，却具备着高度的协同性和集体附加价值，这一点让我非常着迷

我最初打算的是在本科阶段学习商学，然后到纽约读研究生，进入投行。但是读大四的时候，一位教授找到我，说佛罗里达州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找他做一个咨询项目，他想让我去做。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还是一名大四学生。

我答应了这位教授，后来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又反过来邀请我在众议院任职六年。我说：“谢谢，但我打算去纽约，去投资界发展。”

他说：“你是土生土长的佛罗里达人，你总会回来的。我建议你留在这里，纽约大学MBA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MBA的微小差别，会被你在人生这个阶段进入州政府最高层工作的收获抵消掉。

而且，如果你留在佛罗里达州，你在这个阶段建立的人际关系是大多数人45岁之前都没有机会接触到的。还有，如果你在这里读研究生，立法机构会为你付学费。”

我觉得这些确实很好，而且我当时的女朋友，现在已经结婚40年的妻子都在佛罗里达，所以我留了下来。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研究州养老基金的投资权限。这支基金1974年刚刚成立，把大量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养老金计划捆绑在一起，资金严重不足，资金到位率大约是45%。

那时候通货膨胀率非常高，很难通过固收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我做了相关的研究，修改了养老金政策，允许portfolio中最多25%的资金投资美国股票。

工作了几年后，下一任众议院的议长组建一个参谋团队，想让我为他工作，我也顺利当选了。这对我来说是一次美妙的学习经历。后来这位议长决定竞选参议员，这意味着如果继续跟着他，就要去华盛顿，当时我的大女儿还小，我不想搬走。

正在这个时候，SBA（State Board of Administration，国家行政委员会）的另一位理事问我是否愿意做他的办公室主任（Chief of Staff），他也是州银行和证券监管机构的负责人。这恰好发生在储蓄和贷款危机之前，没有人知道这场危机的到来。

我最终做了州金融监管机构的总参谋。危机期间，我看到了各种企业的倒闭，看到了董事会推卸责任和掩盖内部交易的各种行为。在佛罗里达、德克萨斯、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州，有各种各样的房地产欺诈。 

这是一个让人在痛苦中学习的熔炉，我看到了忽视风险、暗箱操作、缺乏透明度和贪婪带来的后果。

然后到了1991年，当时SBA的执行董事来找我说：“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幕后支持，你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份工作，你就来领导吧。”我觉得我可以做到这一点。

Q：你刚任职SBA执行董事的时候，基金是什么样的？

Ash：1991年底，我上任了。我们当时持有美国股票；有全新的私募股权计划，规模很小；还有固收和房地产项目。最先进的是房地产项目，我们直接拥有这些房产，并由我们自己管理。

Q：你后来为什么决定离开SBA？

Ash：我离开的理由也是困扰各地公共养老金的典型问题。在六年时间里，我们将基金规模扩大了一倍，取得了非常好的投资业绩，也做了很多有创意的事情。我做的其中一件事是将基金全球化，并且开拓了新兴市场，这是在墨西哥比索危机期间完成的，非常有趣。

不过，佛罗里达州是烟草诉讼的发源地，烟草公司明知自己销售的是致命产品，但还是会卖给大众，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患上严重疾病，这其中许多人都享受着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 

因此，对于提供医疗补助的各州来说，烟草公司应该补偿医疗补助费用，这就是烟草诉讼的起源。它也逐渐在美国甚至全世界发展开来，为烟草公司带来了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赔偿金。

我记得佛罗里达州SBA的烟草portfolio大约有7.4亿美元，业绩最好的外部基金经理在烟草方面投入很大。我提出需要把信托责任和政策分开，因为涉及到了健康和香烟等危险产品。

我不能让一个基金经理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赚取标普500中增长最快，也是最赚钱的行业之一的利润。三位执行董事中，有两位同意我的观点，但州长对此态度强硬。

就在僵持的时候，我接到了总部设在纽约的英国资产管理公司施罗德的电话，这家公司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资产管理公司，问我是否考虑为他们工作，他们正在美国开展第一次收购业务。

施罗德的CEO从伦敦给我打电话，非常礼貌和恭敬地向我提供了工作机会。他说：“你家里有一半英国血统，很合适；你也是个有棱角的人，你会喜欢我们的。”

当时我在佛罗里达州SBA所做的一切都没有得到认可，我想做的事情却被打压，我认为这不符合基金的最佳利益，所以我离开了。

Q：这是你第一次到私营企业工作，当时感觉怎么样？

Ash：强度特大。我住在康涅狄格州，要去曼哈顿上班，得搭上早晨六点钟的火车。一天差不多要工作13的小时，其中三个小时都花在通勤上。

Q：你在施罗德的经历是什么样的？

Ash：那段经历很好。这是一家有200多年历史的全球公司，我得到的其中一个教训是，意识到文化的不同很重要。英国和欧洲的文化与美国非常不同，尤其是和纽约。我们在纽约的办公室经常通宵加班，为总部提供弹药。

我懂得了一个组织是有层次的，要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你可能会认为，根据你在纽约和同事得出的推论，你就得到了一个问题的答案。

但如果你公司的总部在3000英里外，那里也有很多参与者，你不会每天和他们聊天，而且其中一些人可能来自拥有公司股权数百年的家族，那么你知道的事情很可能只是一小部分，很多想法也都是错误的。

Q：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怎么做的？

Ash：在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工作确实是很好的锻炼机会，因为这是同一件事。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实际目的和明面上的行动毫无关系。你适应了这种想法之后，就会发现生活就像一场大型的牌局游戏。

除非你非常懂人类行为学，否则很有可能你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牌，也不知道自己的牌在哪里，只能亦步亦趋地跟着玩。

Q：Make sense。后来你从最成熟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出来，去了一家精品机构Fir Tree，这是怎么一回事？

Ash：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一直很钦佩Sandy Allenbert，Sandy曾担任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校长，也是一名佛罗里达州西北部的著名律师。

Sandy在成为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校长之前说过一句话：人们需要时不时地换一换自己施展聪明才智的空间。

回想起来，这就是Fir Tree对我的意义。因为我一直在大公司工作，我为佛罗里达州政府工作过，为SBA工作过，为大型全球公司工作过。我们完成施罗德在美国的收购业务时，我工作的部门也被整合到它在伦敦的全球投资管理公司。

好消息是，我完成了我的使命。坏消息是，美国不再需要资产管理CEO了。我面临着三种选择：

第一， 以较低的级别留在纽约；

第二，去伦敦，在市中心的总部担任某个角色；

第三，如果我想继续做施罗德在某个国家的资产管理CEO，吉隆坡是当时的首选。

在决策过程中我觉得，很明显世界上还有其他选择。正好Jeff Tannenbaum-Cole给我打来电话，Jeff创立了Fir Tree Partners，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人。他当时有大约4亿美元的资产，也有一些anchor LP，正在找一个人充当他和潜在客户以及现有客户之间的桥梁，这样他就可以专注做好portfolio。

他从Steve Berger那里得到了一些建议。Steve曾经在Cambridge Associates管理对冲基金，他是第一个在那里经营对冲基金的人。

Steve和Jeff说：“你是个年轻人，如果你想找一个人做你和投资人之间的桥梁，这个人最好比你年龄大一些，头发灰白，而且有一些声誉。因为大多数和你一样的人都是带着他们的PM去见投资人，PM拿着一摞文件，他们向投资人介绍完PM之后，就自己坐在那里做笔记，然后跟进。

这不是你需要的，你需要有人能够全面了解基金和文件，做介绍，回答问题，理解对方的需求，投资人也要非常乐意和这个人聊天。”

Jeff从某个地方得到了我的名字，打电话给我。我说，我能做这件事。

这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转变，离开了一个每天下午茶时间都有人端着茶和蛋糕的地方，加入任何事都要亲力亲为的团队。

Fir Tree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地方，我们建立了惊人的业务，有一个很棒的团队，客户是最好的家族办公室和大学捐赠基金。

Q：然后发生了什么，让你又回到了SBA？

Ash：SBA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当时登上了《泰晤士报》的头版，导致了重大的政治问题。我当时在曼哈顿工作，在康涅狄格州生活了12年，我和我妻子的第三个孩子已经七八岁了。我的前两个女儿都很好，我觉得部分原因是她们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地方长大，在那里我们可以把重心更多放在家庭上。

所以我们想，也许是时候回去了，我们可以把一些事情做做好。

Q：那时候是2008年，你回到了SBA这个职位上，知道自己要面临一些麻烦，你是怎么开始的？

Ash：我有一个巨大的领先优势。首先，我认识许多高层的人，我很早就了解他们了，而不是对他们是谁、他们的能力或者可信度没有任何判断。恰恰相反，我非常了解他们。

Q：你如何看待如何管理如此庞大的资产池这件事？

Ash：要吞下一头大象，你得一点一点慢慢来。做这件事的方法就跟处理任何超级复杂的任务一样，先把它分成可管理、可视的一个个单元，然后把它们组装起来，这样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基础设施和监管流程。

同时，如果你正确地组建了团队，就可以从这里开始，这件事做起来其实比听起来简单。

Q：那我们就从团队开始。你之前在SBA高层工作的年薪是14万美元。当薪酬没什么竞争力的时候，你是如何组建团队，留住现有员工的？

Ash：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薪酬。在公共部门做好这件事，有点像要在中东实现和平。但我们的历史员工流动率比人们想象的要低，因为这里的很多人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不像在纽约或洛杉矶那样有一百万个选择。如果你在A公司不开心，你可以立刻过马路去B公司找另一份工作。

如果你是佛罗里达州的投资经理，除了SBA，其实你没有太多选择。所以大多数人都在这里，和佛罗里达的家人享受宁静的生活，经常去纽约旅行，纽约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会经常来找你。

同时，在同一件事上，我们可以通过一套不同的规则找到获胜的方法，抓住每一个机会。

Q：具体有什么例子？

Ash：我们有很多投资专家，我们的团队有200 多人，投资专家有50多人。我们的主要业务是主动和被动固定收益，在股票投资方面，我们做被动投资和因子投资。

这要归功于我们的全球股票团队，他们来自一些因子投资公司，可以直接复刻以前的经验，而不是找外部基金经理合作，购买他们的服务。就像买食谱一样，不要买蛋糕，而是要买配方，自己去烤蛋糕，你想用这个配方烤多少蛋糕都可以。

Q：你是如何决定多少是内部管理，多少要涉及到外部基金经理的？

Ash：这并不复杂。我们非常擅长被动的部分，但是在市场的某些部分要做主动投资，因为在这些领域，你会因为承担额外风险而获得更多回报。

一般来说，进入美国以外的股票市场和新兴市场的时候，相对于被动投资，主动投资的吸引力非常大。

Q：你们的团队是怎么保有持续生命力的？

Ash：首先，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扁平的工作文化。无论是什么级别的职位，他们都能直接接触到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包括我。这一点很能激励到人，大多数大型资产管理公司都无法提供这一点。

另外，我们以合理且积极的方式补偿员工。因为我们的规模，凯雷的CEO、高盛的CEO David Solomon都会偶尔来拜访我们，贝莱德的Larry Fink也会过来。来自世界各地的资管巨头都会主动来找我们，我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Q：作为政府部门，你们的预算有什么样的限制？

Ash：养老基金都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你的预算是受州立法机构控制，还是由某个独立的受托人机构控制。如果是受州立法机构控制，你很可能会在资源补偿上受到压制，包括旅行、培训、材料、风险控制等等。

我们的预算是由受托人控制的，所以只需要受托人每年授权给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在这个行业也已经建立了信誉。

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公共养老金因为管理一大笔资金，而且这笔钱处于可以被挪用做坏事的位置，再加上美国多年来的各种不规范行为，给基金带来了不好的名声，使其处于弱势地位。

但是如果你在你的管辖领域内讲真话、做实事，赢得了信任和信誉，就能占据强势地位。

与大多数州政府部门不同，我们可以在任何的一天告诉任何人，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我们的表现是什么，我们的benchmark是什么，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什么。我们每年都会有经过审计的财务数字，这些数字是国家财务报表的一部分，没有模糊的地方。

对我们来说，问题是能不能超越benchmark。如果一直不能，就会面临很多问题；但如果我们做到了，并且相对于同行也非常强，人们就很容易信任我们。

我们都读过这样的故事，一窝里最弱的鸟很可能会被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父母啄死。人们也是如此。如果你表现出弱点，你就会被攻击，最后被淘汰。

但如果你显示出持续的力量，并且愿意成为众人中那个智慧的声音，成为那双坚实有力的手，你就占据了优势。

Q：你在很多投资中都提到了这种一致性，长期来看，你的投资结果可能很好。但在短期内，你是如何度过表现不佳的的时期的？

Ash：我们在几年前有过一场热烈的辩论。我们投委会的一位成员，检查我们年度资产类别回报预期的时候说：“你们预期的固收类资产中期回报是负3%。作为受托人，我们不应该持有债券。我们需要消除这个资产类别，不能故意亏钱。”

我说，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不是一个鸡蛋、一杯糖或者一捧面粉就能烤出来一个蛋糕，它需要整个食谱的总和。固定收益类资产的作用是什么？不是为了获得负3%的回报，而是如果股市崩溃，会有资金流向安全资产，也就是固收类资产。

我们每个月有大约7亿美元的负现金流。我给出的解释，如果你坐过私人飞机或者游艇，你就会知道空间是多么宝贵。装载救生筏和降落伞很占地方，但如果那架飞行器出了问题，你一定需要降落伞或者救生筏，你会感激你把它带上了飞机，这就是为什么固收类资产需要存在。

Q：私募股权长期以来一直是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你是如何在portfolio的背景下考虑它的，以及你是如何决定与谁合作的？

Ash：在过去的五到十年里，我们在私募股权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完善portfolio。我所说的完善portfolio，是指我们没有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以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为中心的杠杆收购基金中，这些基金拥有许多覆盖全球的产品。

我们认为，更明智的做法是深入挖掘，真正理解哪些组织具有持续增加价值的能力，他们的专注点如何保持，他们的资产增长情况怎样。

我们还建立了更多的专业关系，涉及各种类型的基金，它们有很严格的标准来区分自己，比如按资本规模、地理位置、行业、地区等。我们还努力让私募股权portfolio更加国际化，主要是欧洲。

亚洲，特别是与中国、印度、东南亚，对我们来说问题更加复杂，因为法律、文化差异和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处于初期阶段，但已经做了一些我认为相当创新的事情，我们与一家私募股权基金合作，这家基金与我们非常一致，有良好的共同投资关系，他们会为我们寻找投资机会，我们在风险投资领域也做了类似的事情。

Q：除了工作和家庭，你最喜欢的爱好或活动是什么？

Ash：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食物和葡萄酒上。我经常做饭，也喜欢收集葡萄酒。我和我太太喜欢策划和组织家庭主题的晚宴，我们住的地方很适合打猎和钓鱼。我也喜欢音乐和艺术，我们的后院就是一所大学。我还有一辆摩托车，喜欢在宁静的周末早晨在乡间骑摩托。

Q：你最讨厌的现象什么？

Ash：社交媒体正在创造一代严重缺乏信息，且容易被操纵的人。似乎没有人再看报纸，去真正地了解一个问题。我读了很多报纸和书，如果你读得足够多，并且理解了其中的细微差别，你就会真正理解你周围的世界。

我认识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的小孩，他们理解新闻的想法都是他们Facebook关注的账号告诉他们的，这太可怕了。

Q：你最不喜欢的投资行为是什么？

Ash：我们经常收到很多人发来的信息，他们没有花时间了解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我们对什么感兴趣。

这给潜在投资者传达的信息很不好，要么这个人的研究能力太差，以至于写给我的电子邮件上写着“亲爱的Williams女士”，或者提出了我们根本不做的事情。

Q：你父母给你留下最深刻的教育是什么？

Ash：我父亲总是在我喋喋不休谈论某件事的时候对我说，越空的木桶发出的响声越大。

另一个是低调行事，用实力说话。有一次有人威胁要起诉我们。我说，我们都在办公室，你有空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带你转转。你会看到有一排工位，里面都是我们的律师，他们拿钱办事。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让你接下来的十五年里都在监狱里度过，这样做的代价对我们来说是无足轻重的。

如果你真的想去起诉，请自便，但我认为这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最好达成一个和平解决方案。

Q：你学到了人生教训，希望自己能早点知道？

Ash：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我对几乎所有事情都感兴趣，我总是在问为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它的历史如何，政策是如何变成这样的，诸如此类的问题。

做的事情越多，我就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没有人比十六七岁的孩子更“了解”这个世界，他们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实际上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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