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领剑桥大学转型的CIO：发掘新兴基金经理的机会

01 不甘读博：从咨询到PE机构，再到单一家办

02 远程工作的模式下，从头建立十八人团队

03 善用剑桥的独特，在多种情境中评估基金经理

04 挖掘新兴市场和东南亚机会，寻找主题明确的投资人

本篇文章共779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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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是如何成为投资人的？

Tilly：我小时候是个书呆子。因为是独生女，父母怕我孤单，所以提前一年送我去上学。结果我个子很矮，身体也不协调，社交能力很差，唯一能做的就是学习。

Q：你最后去学了什么？

Tilly：英国文学，和其他投资人相比有点不寻常。在英国的体系里，大学只修一门专业。在剑桥读完本科之后，我最初的志向是读博士，做学者。但我逐渐发现这不太适合我，因为太孤独了，我更喜欢在团队里工作。

Q：那你是怎么转行的？

Tilly：大学毕业后我去哈佛读了一年书，那时我经历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有次我和一位刚刚毕业，在咨询公司工作的朋友喝咖啡，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他说：“如果你不知道该做什么，就去做咨询吧。”

我很幸运地在麦肯锡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了两年，随后又去了几家公司。

Q：你后面去的这些公司主要是做什么的？

Tilly：都有一些随机。我的职业生涯像是不断地穿针引线，但我又很幸运，麦肯锡的一位同事邀请我和他一起去Virgin Management，也就是Richard Branson的Virgin Group控股公司之一。

我在维珍工作了几年，负责业务拓展，研究新业务计划。后来我对数字媒体很感兴趣。那时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互联网第一次繁荣和破灭的前期。

我又去了伦敦的BBC Worldwide工作，负责把产品、杂志和有线电视台推向数字领域，建立早期网站等等。那段时间我还在LSE读MBA，算是第一次涉足投资领域。

Q：你从维珍和BBC学到了哪些经验？

Tilly：品牌的力量。维珍能够凭借自己的品牌颠覆一些非常成熟的行业，而且用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做事。我与Richard的接触不多，但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比如观察他如何将焦点集中在真正关键的点上。他有这种神奇的能力，可以筛选出大量信息，然后得出结论：能完成X或者Y指标的时候，这件事才能做成。

BBC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因为那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大型组织，有大量的流程和许多不同的决策层面，在那里我体会到了实际完成一项工作的困难。

我之后去了一家PE机构工作，讨论创造价值的时候，我总是会问到底是谁做了什么才能实现它。因为创造价值的计划可能很简单，但和真正实现之间还有巨大的鸿沟。

Q：你为什么会从BBC转行去到一家PE？

Tilly：我当时晚上和周末读MBA。在此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投资可以作为职业。在商学院，我选修了一门叫“创业公司融资”的课程，是关于风险投资的，当时我就想，这就是我要做的事。

所以从那时起，我开始四处考察。1999年左右，投资行业还没今天这么成熟。但我很幸运，因为当时很少有人直接做过数字媒体的工作，有了这个基础，我在Apax Partners获得了第一份投资相关的工作，这是一家PE机构，和当时的大多数PE一样，在数字媒体领域做了大量投资。

Q：你在Apax的职业路径是怎样的？

Tilly：刚开始我加入了互联网团队。那段时间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互联网的第一波增长中Apax投了很多互联网公司。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有些公司还是做得不错，但也有很多公司陷入了困境，我所在的团队也明显需要调整。

有一次，我恰好和公司里媒体buyout团队的一个人一起午饭，他抱怨他们很难招到合适的人。我问他们在找什么样的人，他说：“我们想要一个有咨询背景，有MBA学位，而且在大型传统媒体机构做过数字媒体的人。”我就说：“我来做怎么样？”

于是我转到了同一家公司的媒体buyout团队，虽然之前完全没有buyout的经验。

Q：风险投资世界属于乐观的梦想家，而buyout领域主要是成熟的企业。哪边更能引起你的共鸣？

Tilly：因为我是在1999年末才开始的，所以风险投资生涯相当短暂，我更适合后期阶段。我分析能力很强，喜欢关注事实依据。当然，风险投资中也能收集到很多事实依据，但我觉得那更多是以愿景为中心，而且非常看重“人”这个层面。我年轻的时候，没什么信心以这种方式做投资。

有趣的是，现在我又回到了关注人本身，减少分析方面的工作。

Q：后来你就从投资端转向了筛选基金经理和资产配置这一侧。是什么促使你做出了这个改变？

Tilly：这就到了2008年初了。我当时感觉需要做出改变了，也就离开了Apax。当时我很想做allocator，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有很大的广度，而我之前的工作非常狭窄且深入。

在Alta工作最吸引我的地方，是那里的国际视野，能够观察不同类型的策略和组织。

Q：Alta是什么样的机构？

Tilly：Alta是一家大型单一家办，总部在伦敦，他们的投资策略很像大型捐赠基金和基金会，主要通过投资外部基金经理去做多样化的资产配置。

Q：在那里的十几年你学到了什么？和你之前作为基金经理时的想法和信念有什么不同？

Tilly：我刚到的时候，还天真地以为自己有这方面的背景，只需要仔细看看基金经理提供的所有材料就能做好。如果他们在每个deal上做出了正确的决策，那他们应该就是好的基金经理，就这么简单。没想到，筛选基金经理还涉及到许多其他因素。

组织设计和团队dynamic在我看来是最基本的。比如过去做出成功投资决策的关键人物是否还在，以及投资决策过程有没有继续下去，还有基金经理专注的投资标的前景如何。

这个角色比我预期的更加侧重于定性分析，但我发现自己很享受这一点。

Q：你提到Alta采用了类似捐赠基金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什么？

Tilly：它有广泛多元的资产配置，投资回报几乎完全依靠优秀的基金经理。我认为捐赠基金的一个基本方法是分配比较高的比例给另类资产，相对较高地配置一级市场，再加一部分对冲基金。这些都是我任职期间我们大幅增长的portfolio。

Q：你觉得组织设计的哪些方面更可能让一家公司成功？

Tilly：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共事过的成功公司，通常会侧重某一类特定的投资活动，可能是特定的行业、地理位置或者业务类型。

而且我发现成功的组织通常在决策过程中包容性很强，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投资决策团队变大，这也会带来很多麻烦，所以优化这种平衡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也就是说，要让团队成员感到被认同，又要把决策权保持在相对较小的团队中。我的一个经验是，真正好的决策其实并不容易规模化。逐渐地，我们投的一些基金经理也在收紧决策团队，更加灵活迅捷地应对市场变化。

Q：把这个问题往下延伸，你是怎么和团队一起做决策的？在决策过程中，如何扩大做出好决策的机会？

Tilly：我们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团队，我四年前才开始担任这个角色，还在不断试错。我们有一个投资流程，团队每年会定期几次聚在一起，讨论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

现在我们喜欢在接触一个项目很短的时间之后，就开始让投资团队考虑这个机会。一开始，我们会完成大部分尽职调查之后才讨论，但后来发现，大家对于投资项目的推进已经有了很大的认同感和共识。

所以目前为止，一旦我们觉得某件事能成，就会和整个团队一起讨论。我们会努力把在这一阶段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梳理清楚，以便在随后的尽调中充分考虑这些问题。

至于实际的决策，会由真正投入了大量时间做这件事的人和我组成的小团队来做出。从形式上看，我们是经典的单一决策者结构，但如果没有团队的支持，我自己肯定做不来这事。

Q：你刚开始管剑桥捐赠基金的时候，遇到了什么情况？

Tilly：因为之前的投资团队都离开了，所以我需要大规模地重建。当时的portfolio做得很好，但比起我熟悉的美国捐赠基金，二级的投资比重更大。

我当时有几个优先事项，一是重建组织，二是减少股票投资，逐步扩大一级市场和绝对回报的仓位，重新定位portfolio。

Q：你是怎样重建团队的？

Tilly：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有人推荐我读一本叫做《叛逆者团队（Rebel Ideas）》的书，作者是英国记者Matthew Syed，书中讲述了认知的多样性。

我着重建立一个有共同核心价值观的团队，同时又能带来不同观点，避免我们陷入集体思维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我很早就遇到了一位有经验的专业HR。我们面试的过程中会让候选人做心理测验，这样更容易找到有不同的个性、技能和方法的团队。

市面上有很多种个性测试，有人建议我使用Hogan测评体系，它有很多不同的评估维度。我主要思考的是，我们需要每个人都具备什么样的共同核心？

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我希望团队多样化，但不能多样到完全各行其是，以至于无法一起完成任何事情，这是一个微妙的平衡。

我们团队的共性是求知欲，对商业和企业的成功之道有很大的兴趣，也都秉持着利他主义。如果你在一个大型慈善机构的投资管理组织工作的话，这样就很好。

我们中的一些人善于社交，有些人则非常内向，有的人非常有创造力和想象力，还有的人非常善于分析，这些是我们希望大家表现出多样化的领域。

Q：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四年前应该是2020年初。回头来看，你在2000年经济泡沫前进入投资机构，然后在2007年底金融危机前又去家办工作，所以你在这些困难时期都积累了一些经验。你是如何在疫情期间建立好剑桥这支团队的？

Tilly：我真心希望你没注意到这点，因为我总是在灾难发生不久前换工作，可能以后再也没有人敢雇我了。

在剑桥是这样的，我工作的第十周，突然爆发了疫情，必须转到线上工作，那之后我们所有面试都是线上进行的，但是至少面谈一次才会发offer，所以我们会一起出去散步。

但我觉得比起面试过程，更有挑战的是如何在远程工作的环境下建立团队。回顾起来，某种程度上，比起扩展团队，从头建立全新的团队挑战会更小，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聚到一起，没有过往的定式。这不像是团队中的一半人知道某些规范或者做事方式，另一半人不知道。我们很大程度上是边做边摸索，我们总会在想，能做些什么把大家聚在一起，让每个人都了解彼此。

我们其中的一部分工作就是组织研讨会，讨论“团队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的投资原则是什么”，“我们作为一个组织的常规范式是什么”之类的问题。

这样做不仅让我们明确了价值观和规范，也花了大量时间在一起讨论不一定和日常工作相关的事情，比如要不要对某个基金经理做风险投资等等。

Q：你们如今的团队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Tilly：我们的团队相对比较小，总共十八个人，其中十个在投资部门，八个做运营。我们的投资team主要在伦敦，运营主要在剑桥。

在投资团队内部，我们有一位同事负责领导每个主要的资产类别，还有一群非常棒的投资分析师，他们都是generalist。

Q：你如何看待团队中generalist和specialist的利弊？

Tilly：这个话题一直有很多争议，近五到十年来，很多机构选择走generalist的道路。对我来说比较难以接受，因为我是从特定资产类别背景走过来的。

我非常支持specialize，但前提是要有大量的跨资产类别的结合，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每个投资团队成员都要参与整个决策过程，这样每个人都能了解情况，也都有机会学习。

Q：牛津和剑桥的学术地位和美国藤校不相上下，但资金池却小得多。这是怎么回事？

Tilly：我不太清楚过去八百多年这些学校具体发生了什么。剑桥大学成立于1209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但它的捐赠基金直到2008年才开始引入到内部，当时大约十亿英镑。团队成立后，在大约十年时间里，这些资金的管理做得非常好。

英国的捐赠基金池为什么这么小对我来说也是个谜。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英国大学教育是免学费的，我上大学就没交学费。现在虽然有收费，但被限制在每年9250英镑以内。

Q：你在剑桥捐赠基金和在单一家办Alta的工作有哪些不同？

Tilly：剑桥的优势之一是规模要小得多，能够非常集中，我们还能接触到规模比较小的基金，或者处于生命周期早期的基金经理。因为我们不需要分配巨额资金，就能为捐赠基金的回报带来足够的影响。

我的同事们来自不同类型的投资机构，家族办公室、OCIO、养老金咨询公司等等。有一位同事很重视让每位基金经理在我们的portfolio中担任特定的角色，另一位同事则重视严谨的投资流程。

我倾向于关注人，以及基金经理是否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有特别的洞察力，这样他们有可能在一步步的发展中获得超额收益。

我们都是从不同角度出发看待一个问题，这给了我很多信心。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同意一个观点，并且对某件事很兴奋，它就很有可能成功。

Q：那剑桥大学与你过去工作过的地方有什么不同？

Tilly：有很多。相比于美国捐赠基金，剑桥的一个不同之处是我们有很多个人投资者。剑桥大学是学院制大学，有31所学院，每所学院都有自己的捐赠基金，他们可以完全独立地决定是将这些捐赠基金投资我们管理的基金池，还是各自做自己的。

目前我们有21个个人投资者。我除了管理portfolio，还负责与投资人沟通。我们的利益相关群体也比较复杂，比如学生、教职工、专家和校友，我很喜欢和他们沟通。

另外，我们使用的货币场景也不同。我们是英国的大学，所有的负债都以英镑计价，但投资机会是全球性的，所以我们需要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做管理，把大部分资产对冲回英镑。如果不对冲，一旦汇率变动脱节，就会出现不可控的负债。

我们目前大约三分之一的portfolio是和英镑相关的机会，略多于三分之一是以美元计价的投资，剩下的不到三分之一是其他货币。

Q：我还想了解一些细节，你现在的资产配置是怎样的？

Tilly：我们的资产配置相当典型，并不很有趣。我们大约有40%在股票上，25%在一级市场，20%绝对回报，大约10%在实物资产上，其余的是现金和固收。

Q：筛选基金经理时，你会遵守哪些纪律？有哪些红线？

Tilly：基金经理可以有不同的投资流程，但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能坚持自己一开始的投资主题。如果我们看到某个基金经理只是因为某个特定机会就突然投了一类项目，就是一个警示信号。

出错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找出原因。如果基金经理在投资过程中非常严谨地遵循了投资流程，但后来发生了外部事件，或者一些完全无法预料的事情让他们陷入了困境，这是另一回事。如果出错仅仅是因为偏离了常规流程，对我们来说就是触及了红线。

Q：你从PE deal层面的工作转到了对人的关注之后，是如何评估基金经理的？

Tilly：我不确定我做得好不好。我会在不同情境下和人相处，向组织中不同的人提出相同的问题，或者以不同的方式提出相同的问题，我们自己的团队也会和基金经理的团队在不同的情境下会面。

我认为了解关键人物的动机非常重要，比如他们的投资理念，特别是什么塑造了他们的投资理念。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评估到他们的思维是如何演变的，从成功中吸取到了什么，又从错误中学到了什么。

我认为从错误中学到的要比成功多得多，而且我认为，最好在业务之外多接触几次，了解他们的为人也很重要。

Q：你现在对哪些领域的机会感兴趣？

Tilly：很难说，因为我不太会自上而下来看portfolio，我通常是自下而上去看。在目前调查和研究的领域中，我们对于分散在新兴市场的投资仓位很感兴趣。

我们目前正在积极考察东南亚股票的基金经理，我认为这些市场在增长。从机构的角度看，它们正在变得更深入，更成熟，更值得投资。

Q：你怎么看中国的投资机会？

Tilly：除了思考他们的团队，我考虑最多的是风险。我最近去了几次中国，参加我们一些基金经理举办的活动。我们会担心地缘政治风险，但对中国经济里某些领域的增长水平还是很有信心。

从总体统计数据来看，情况不太乐观，但是中国的许多行业在蓬勃发展，特别是能源转型供应链，我们经常考虑这个领域，部分是因为这是一个商机，也与我们可持续投资的主体有关。此外，中国的医疗保健行业非常创新，发展非常迅速。

Q：你的职业生涯中与许多基金经理合作过，我想听听你一路走来学到的一些具体经验教训。

Tilly：其中之一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关于决策的问题，有效的决策并不能扩展到更大的群体。

我观察到另一个现象是，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公司内部职能的专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许多一级市场投资必然变得更加主题化。因为除非你有一个站得住脚的投资主题和thesis，不然很难有聚焦的想法。

与此同时，因为流程和实际执行也是非常繁重的工作，尽管一些投资机构想形成主题，但每次一到做deal的层面，就一次又一次地被流程淹没。

但是，如果每天有无数个不同的任务要执行，就很难做好长期专题研究。那怎么把这项工作划分出来？我们在想引入一个reading week，就像大学的学生一样。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探讨团队感兴趣的主题，这对个别团队成员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

Q：在工作和家庭之外，你的爱好或者经常做的活动是什么？

Tilly：我经常跑步，但我并不算很喜欢。我最喜欢读小说，不过时间总是比较紧张。

Q：你的哪一件事是大家都不知道的？

Tilly：学生时期，我在爱丁堡的艺术节制作了一部剧，最后完成得很糟糕。我以前的职业理想之一是做戏剧导演，有了那次经历之后，我意识到那可能不会那么顺利。

Q：你收到过最好的建议是什么？

Tilly：我从Apax的一位同事那里学到了一点，就是不到最后一刻，永远不要做最终决定，因为你不知道有什么进一步的信息会出现。

这其实让我很纠结，因为我的MBTI最后一项是J，我喜欢按照“先做决定——继续前进——采取行动——完成任务”的顺序把事一件件做好。但我逐渐内化了他给我的这个建议，我会说，“也许我们可以再开一次会，也许我们可以再推迟几周，让信息再渗透多一点。”

Q：有什么人生经验你希望自己能早点知道？

Tilly：如果你不确定要去哪里，其实并不重要。我早期因为从学术界转向其他领域而感到非常焦虑，我没有特定的职业目标，也没有清晰的路径。但回头看，咨询、PE和家办这些不同的经历都为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你不确定你将何去何从，不要担心，尽你所能从经历中获取所能得到的，总有一天你会因此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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