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成为博物馆馆长的路上，掌管了20亿美元
02 打开局面：进入鲍登学院，建立VC网络
03 管理小型捐赠基金，和做企业家是一样的
04 监控风险，所以敢于冒险
Envolve Group
今天要聊的CIO是Paula Volent，2021年，她被任命为洛克菲勒大学25亿美元基金的CIO。在此之前，Paula执掌鲍登学院捐赠基金20年，规模从4.5亿美元增长到20亿美元，创造了行业顶尖的回报率。
在把投资这件事做到极致之前，Paula是一名出色的艺术保护家，在西海岸有自己的工作室，希望未来成为博物馆馆长。但机缘巧合之下，David Swensen和鲍登学院的投委会主席Stan Druckenmiller成了她人生中的转折点，自此从无名小卒成为捐赠基金的领航者。
和其他CIO相比，文科和艺术领域出身的Paula更注重也更擅长对人和qualitative的判断。她对于新事物的好奇和热情，也让她在各个资产类别中游刃有余。
本篇文章共6674字
推荐阅读时间12分钟
Q：你成为CIO的历程是什么样的？
Paula：我是在美国东部和西部的不断切换中逐渐成为了CIO，而且一开始我是从艺术领域入行的。
我父亲是立陶宛移民，有严重的阅读障碍，所以只读到了三年级，十五岁开了一家汽修店。我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当时也只申请了一所学校，就是波士顿的爱默生学院。我父亲想让我去学打字，但我不想。
大学的时候我选修了一门艺术史的课，教授很特别，他每堂课都会扮成一幅画。有次我去哈佛的一所博物馆，不小心走进了保护实验室。往里面看的时候，一位纸张保护专家正在把一张素描画浸到水里，她看看我，然后说：“你感兴趣就进来看，把门带上。”
我都不知道还能这样参与，所以人生中会有很多意外的时刻，但每次你都可以把它变成你的收获。
为了走上修复文物这条路，我又去学了艺术史和化学，毕业后布朗大学和鲍登学院都给我发了offer，让我去他们的博物馆做馆长助理。我选择了鲍登，因为我的家人就在附近。
我在鲍登学院的时候对艺术品保护越来越感兴趣。当时我住在纽约的一间阁楼里，晚上总有老鼠叼着面包在街上跑来跑去。但做这行和医生一样，只有真跟人学过才能动手修复艺术品，所以我又读了一个两年的硕士，要做两年的实习，于是我去了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博物馆。
我很喜欢南加州，也为很多艺术家工作过，但这行赚不到钱。那时候我也遇到了我丈夫，他是一名电影道具师。
有一天我在工作室，有个耶鲁管理学院的人来敲门，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听说了我这么个人。正巧我对商业开始感兴趣，因为我觉得等我拥有自己的博物馆之后，需要懂点类似保险的商业知识，所以我会晚上去UCLA上商院的课。他问我想没想过读MBA，我说没有，但这个想法在我心里种下了种子。
后来我申请了耶鲁，也很快被录取了，但同时我也拿到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奖学金，可以去修复当代艺术史上的纸张和绘画，所以我告诉耶鲁先不去了，他们说如果我改变主意，大门随时向我敞开。有个朋友跟我说：“你应该去耶鲁，你未来是要做博物馆馆长的，这能开阔你的视野”。我就去了耶鲁，从基础数学学起，当时我连基点是什么都不知道。
踏进校园之后，我想更多地了解捐赠基金，因为博物馆馆长会和这方面有合作，所以想着先学习一下。我就去敲了耶鲁投资办公室的门，和David Swensen说：“我想和你一起工作，我想了解捐赠基金。”
他看了看我的简历，说：“你没有相关经验，但你可以整理文件，我们地下室有一大堆文件。”于是我就兼职整理文件，慢慢地David开始让我参与项目。那时候经常有很多基金经理来拜访，非常有趣。
毕业的时候，我在迪士尼得到了一份工作，想和我丈夫搬回加州，David问我能不能再呆几周，因为他想写本书，让我留下来。结果这本书花了18个月的时间，我最终还是留在了耶鲁。那是一段很棒的经历，我们参与了债券发行，我们到新兴市场旅行，参与了各种不同的项目。
再后来，有个朋友和我说鲍登学院没有人管理捐赠基金，我就去面试，从耶鲁调到了鲍登做一些幕后工作，但没资格上投委会。Stanley Druckenmiller（索罗斯军师，传奇对冲基金经理）当时是投委会主席，他每次开会都会问：“Paula在哪里？”于是我逐渐走进了投委会，开始做更多的事情。
Q：你到了鲍登学院之后，从David那里学到的东西对你有什么指导？
Paula：首先，耶鲁模式不是一种可以照搬的配方，所以我更多地是思考长期投资的关键原则，而不是形成一个配方之后就简单地搬过来。我去鲍登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是花一年的时间了解学院的风险特征，了解客户、董事会和校长是谁，这些都非常重要。
但从David那里我学到一点，你是可以接触到非常有才华的基金经理的。此外，某些资产类别，比如风险投资，除非你能接触到最优秀的基金经理，否则根本不值得去做。
Paula Volent
某些资产类别，比如风险投资，除非你能接触到最优秀的基金经理，否则根本不值得去做。
在鲍登我还学到的一件事，就是找出你的竞争优势。鲍登有Stanley Druckenmiller和一批在全球宏观领域非常出色的校友，我刚到的时候David总是说，没有人能预测利率，你应该逐渐替代掉这些全球宏观方面的投资，虽然这些一直是鲍登portfolio的重要部分。
还有一点是，世界上没有愚蠢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问David什么是basic risk（基差风险），所有人都看着我，他却觉得我能问出来很好。投资会上总有人把各种神秘的缩写挂在嘴边，但没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我当时觉得很不爽，因为他们害怕显得很蠢。
还有一点是，我开始热爱上投资。我本来是学文科的，David也会让我们读一些与投资毫不相关的书，听不同基金经理的提案，然后整个团队一起讨论利弊。
我喜欢和年轻的学生一起工作。我离开鲍登的前一天，收到了一本50个实习生写给我的感谢册，上面还写了他们的去向，有些人为高盛做新兴市场研究，有些人在世界银行工作，真的很酷。
Q：你提到不能简单地把耶鲁的模式搬到鲍登，那么鲍登的portfolio是什么样子？
Paula：有一些领域我们没有专业知识，比如我们在耶鲁的时候投木材，但鲍登的团队没有相关专业知识，区域也不合适，所以就不做。
我们没有被动投资，全都是主动型的。我们多年来超额表现的归因，都要归功于对基金经理的选择。资产配置很重要，但现在逐渐模糊了，所以你得雇那些头脑灵活且聪明的基金经理。
Paula Volent
我们多年来超额表现的归因，都要归功于对基金经理的选择。资产配置很重要，但现在逐渐模糊了，所以你得雇那些头脑灵活且聪明的基金经理。
到鲍登的第一年我没做太多改变，第二年我开始研究。鲍登一开始没有风险投资，我到办公室的第一天，打开抽屉，里面有张纸条，上面写着：鲍登想不想把资金分配给Greylock和Kleiner Perkins？有人写道：不，大学没有做那个资产类别的业务。
我2000年5月开始在鲍登工作，互联网泡沫刚开始破裂，我算是进入了捐赠基金最糟糕的时期，但我们没太受到泡沫的波及。当时Cambridge Associates发布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着所有正在募资的基金，还标注着你有没有可能投进去，分为很可能、可能、不可能这几个类别，我当然选择去搞定所有”不可能“的基金。
所以我开始频繁飞到硅谷找这些顶尖的VC。因为我们学校的吉祥物是北极熊，大家都以为我们在北极，这也是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把鲍登打造成一个投资者的形象。建立品牌、讲述机构的故事是非常关键的，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把一个封闭的系统打开，进入顶级基金经理的网络。
另外在鲍登，我们会在每个资产类别里做一个核心，然后围绕这个核心去挑选和安排基金经理。我有时候会告诉我的实习生，这就像烤蛋糕，把标普500当作面粉，然后添加一些非常棒的香料，比如一支波动很大的对冲基金。但如果你有一个多样化的portfolio，认真构建它的结构，你就会有优异的表现。
Paula Volent
我有时候会告诉我的实习生，这就像烤蛋糕，把标普500当作面粉，然后添加一些非常棒的香料，比如一支波动很大的对冲基金。
Q：和20年前相比，今天置身顶级VC的网络有多困难？
Paula：这个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刚刚说到，我过去经常去硅谷找优秀的VC，比如常常给Sequoia的人打电话，也总去登门拜访，到最后他们说：“请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们了，我们给你50万美元额度，谢谢，请你走开吧。”结果后来我们关系变得非常好。
现在洛克菲勒大学的捐赠基金还在做这件事，但现在是全新一代的VC。他们彼此交流的方式和过去不同，他们拥有的技能也更新换代了，比如在crypto领域，许多真正有才华的投资人是在游戏里长大的，还有一些人来自像Stripe这样的公司，他们拥有和过去的VC不同的技能组合。
Paula Volent
现在是全新一代的VC，他们彼此交流的方式和过去不同，他们拥有的技能也更新换代了，比如在crypto领域，许多真正有才华的投资人是在游戏里长大的。
所以在鲍登的对冲基金里我做了一件事，就是启动了一个新兴基金经理的基金，我们不看经济层面的收益，但通常会获得更多的权利，比如更低的费用。我现在在风投领域也做这件事，我会投入一点资金，了解一下他们的sourcing情况，他们的人脉是什么样。
我学到的其中一件事是识别模式，我认为真正优秀的VC不是在财务层面或者账面上有多突出，而是能识别颠覆性领域，并且深入其中。A16Z出现的时候，硅谷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成为了非常成功的投资人，改变了一些东西；像Sequoia这样的公司，我也认为它会继续取得成功。
Paula Volent
真正优秀的VC不是在财务层面或者账面上有多突出，而是能识别颠覆性领域，并且深入其中。
Q：你在Sequoia这样的VC周围构建一个portfolio的时候，有这么多基金经理，那些让你想与之建立联系的基金经理有什么显著特点？
Paula：我认为sourcing是其中之一，理性的审慎也很重要。Sourcing和人脉网络可能是最重要的，还有团队对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Q：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发现你想把资金配置给哪些基金经理的？
Paula：我会告诉我的团队和学生们，你会发现所有的基金经理都在说同样的话，他们在投资同样的东西，他们回答你的问题时总是说，他们不想投什么。
但是你会听到一个真正不同的声音，他们对某件事情有着惊人的见解，敢于与众不同。所以我认为很大一部分是模式识别，看到优秀的人是很困难的，但你会逐渐擅长。
Paula Volent
你会发现所有的基金经理都在说同样的话，他们在投资同样的东西，他们回答你的问题时总是说，他们不想投什么。
但是你会听到一个真正不同的声音，他们对某件事情有着惊人的见解，敢于与众不同。
Q：你到鲍登之后，当时管理的规模是4.5亿美元，后来一路增长到了24亿美元，基金规模的大小如何影响基金的竞争优势和劣势？
Paula：如果捐赠基金管着30亿美元，是一个有竞争优势的规模，因为你可以做一些小额投资，我真的很喜欢那些募2.5亿到3.5亿美元规模的风投机构。规模在许多资产类别中并不适用，因为你只能投资少量的资金。
当然，你也会有劣势，因为你必须非常具有创业精神，较小的捐赠基金员工更少，必须灵活思考跨资产类别的问题，对我来说这很有意思，管理一个小型捐赠基金就像是做企业家，因为你要做很多事情，你还要和财务部门打交道，所有这些事情都要做，但我确实认为小规模是一个优势。
Q：你的portfolio要囊括全球，还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各种资产类别的基金经理，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Paula：我会从主题出发，比如我认为跨行业的颠覆很有趣，比如Fintech，比如crypto。但我认为在自己的地盘上和尽可能多的基金经理会面很重要，无论是频繁地开会还是通过其他方式。
此外，一旦你与一些同行建立了信任关系，他们也会分享信息。我一般一年会去中国两次，去伦敦大概四次，去拉丁美洲大概两到三次，去硅谷很多次，我们会在一次旅行中安排尽可能多的事情。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次去伦敦和一个基金经理聊，降落之后就一直在开会，整天下来可能只喝了一两杯咖啡。他的助手安排我们晚上八点去看戏，所以我们晚上七点半结束了会议，到剧院之后他的助手说：“天哪，你们还没吃东西呢！”于是她中场休息的时候帮我们订了绿色休息室。
这种一直在开会，甚至没时间吃饭的感觉很棒。有时候我们要开很多场会，还要在会议中穿插一些工作。
疫情的时候我们用Zoom开会也很有效，但面对面谈话的价值是独一份的。我们曾经和Nicolai Tangen合作过，他的人生经历非常神奇。现在他管着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是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的CEO（2023年回报率16%，赚了1.5万亿人民币），他1986年的时候学过审讯和俄语，还做过厨师，曾经是挪威特种部队的成员。他会观察人的反应，就像FBI一样，你坐在他对面会莫名感到紧张，不知道你的反应会告诉他什么。
Q：你怎么看待在鲍登的20年里建立起来的基金经理portfolio？
Paula：他们就像是我的孩子，因为我对他们了如指掌。有几个基金经理经历最艰难时期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赎回，但我加了钱进去，现在回顾起来都是非常好的决定，我和这些基金经理建立了很好的网络。
Q：最近有什么资产类别让你感到很兴奋吗？
Paula：欧洲是一个有趣但是被忽视的领域，所以我对欧洲的股票很感兴趣。大家都在涉足Fintech，但我觉得真正有资质的Fintech人才不多。Biotech也很强劲，但同样，你必须找到好的基金经理。我正在对crpyto做大量的研究，尝试去理解它，它是一个很新的资产类别。
此外还有ESG。虽然作为捐赠基金，我们过去会对它翻白眼，但现在我认为它很重要，所以碳排放倡议也是一个有趣的领域，我们的宏观基金中有位基金经理通过交易碳证明赚了不少钱。慢慢地，捐赠基金应该也会必须要在财务报表中更透明地披露碳足迹。
Q：你认为你做成一件事的最大动力是什么？
Paula：部分原因在于我的文科和艺术史背景，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道理是一样的。比如我在工作室里修复一件无价的艺术品，一幅Robert Rauschenberg的转印画。修补一个裂缝或者清除污渍之前，我会做很多的工作，因为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作品，我必须在显微镜下先测试。我会制定一个计划，如果发生了什么，我要怎么补救。
在投资中也是一样的，你需要提前做很多尽职调查，你也需要一个计划。我可以把右脑和左脑结合起来，在保护文物时学到的东西对于我思考投资至关重要。
另一件事是了解风险管理，但也能承担风险。在市场大幅下跌的时候，比如2020年疫情爆发的那次下跌，你会希望确保你的基金经理是坐在椅子上看着屏幕，而不是躲在桌子底下瑟瑟发抖。所以我一直在监控风险，但同时也敢于冒险，我在投资中是冒一种受过教育、经过思考的风险。
Paula Volent
比如疫情爆发的那次下跌，你会希望确保你的基金经理是坐在椅子上看着屏幕，而不是躲在桌子底下瑟瑟发抖。
所以我一直在监控风险，但同时也敢于冒险，我在投资中是冒一种受过教育、经过思考的风险。
Q：在管理资金池方面，你与其他同行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Paula：我和那些把工作委派给团队的人不一样，我喜欢参与研究，和团队一起工作，一起做尽职调查。我喜欢了解portfolio中的持仓，所以我会读财务报表。
我从艺术史和文科培养出的感性让我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我和基金经理建立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我需要一个可以随时解答我问题的基金经理，我也喜欢那些市场上没有机会的时候就返还我们资金的基金经理，等有强烈机会的时候再联系我们，但并不是很多基金经理都会这样做。
Q：你是如何构建团队的？
Paula：我喜欢那些好奇心强、写作能力强的人。我认为写作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把信息传达给董事会和投委会。很多时候，投委会成员都很忙，没法读很长的东西，所以要给他们一份简明扼要的摘要。
我还希望团队成员能够坦率地说他们不懂的事情或者提出问题。如果有失败的地方，就要开诚布公地谈论。
Q：到新岗位的时候，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Paula：我刚到耶鲁的时候，连基点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在文物保护方面，我已经达到了最高水平，突然间我又回到了最底层，从头开始往上爬。虽然在鲍登工作我很舒服，因为我已经在这里很长时间，一切都很自然，但对我来说新的岗位也非常激动人心，同时我也会倾听和学习，不去改变那些不需要改变的事情。
Q：你最重要的日常习惯是什么？
Paula：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和自然相处，拥有一些与大自然相关的事物，无论是早上去散步还是其他什么，都是很重要的。
Q：你个人最讨厌什么？
Paula：傲慢，尤其是那种不应该自视过高却自命不凡的人，我就是受不了。至于在投资方面最讨厌的，我会说是缺乏透明度。
Q：你犯过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Paula：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仔细读法律文件，另外一个错误是再给一个我感觉不太好的基金经理一次机会，也许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让我有了不妙的感觉，却还是投资了他们的下一期基金。
Q：你从你父母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Paula：（我的父母）他们就是自己，对自己非常自在，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我珍视真诚，我会寻找拥有这种特质的人和基金经理，他们不会努力去成为他们不是的人。
Paula Volent
（我的父母）他们就是自己，对自己非常自在，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
Q：你希望自己早点知道的经验是什么？
Paula：我希望早点知道放慢脚步。我非常热情，行动迅速，思维敏捷，但有时候也需要慢下来。我很爱我的女儿，我们有很多美好的时光，最难忘的是她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冰岛徒步旅行，我当时想，为什么她18岁的时候我们没这么做？所以现在我会让自己放慢一些节奏。
风投是现代的史诗。我们记录风投历史上星辰的起落，记载那些有纪律，有决心的基金获取的丰厚回报，也让大家看到那些管不好人、管不住钱的基金的黯然离场。
相关阅读
-点击下图浏览-
现在微信公众号打乱了时间线，如果你不特地点进来，很可能看不到本号了。希望喜欢【溯元育新】的读者朋友们将本号【设为星标★】，方便找到我们；也欢迎点击右下角的【在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