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进入金融领域的奥运会选手，从咨询师做到PE机构合伙人
02 尽调新基金经理，最终会回归到CIO网络中的信息和识人能力
03 从耶鲁到小型捐赠基金，认清自己能掌控的投资风格
04 五人团队开拓新兴市场，心有余而力不足
Envolve Group
2010年，Anne Martin成为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的CIO，十四年来，捐赠基金规模从5亿美元增长到了11亿美元。
曾经是美国赛艇国家队队员的她，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后度过了几年运动员生涯。随后，她做过banker，也在旧金山的一家私募机构担任过合伙人。2004到2010年，她是耶鲁办公室的投资总监，管理自然资源和私募股权portfolio。
这些视角和在David Swensen麾下工作的经验，最终使得Anne接管了卫斯理大学的小型捐赠基金，开拓新的资产和团队管理模式。访谈中，她也提到了在筛选基金经理和投资新兴市场时最希望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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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我们先从你的运动员生涯聊起，你一度是美国赛艇国家队的队员，是吗？
Anne：是的，我天生就有一种活力。我八岁加入了游泳俱乐部，每天在泳池里来回游几个小时才能心满意足。
但是长大之后，像许多游泳运动员一样，我觉得很疲惫。到了18岁，我想结束游泳生涯，正好隔壁宿舍的朋友是划船运动员，他邀请我去体验，我就去了，也立刻爱上了这项运动，不到一年我就加入了划船队。
我深信自己总有一天能进入奥运会队伍，所以毕业后我没有马上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而是搬到波士顿训练，结识了一群了不起的划船运动员，其中有一位在咨询领域工作的人说：“你应该去我们公司面试。”那是个绝佳的机会，1983年到1988年，我在波士顿度过了五年极好的时光，既划船、训练，又在这家咨询公司做战略发展工作。1985年到1988年，我一直都是国家赛艇队队员。
Q：那之后你就开始走现在的职业道路了？
Anne：做了三四年咨询之后，我发现自己不是很喜欢。正好划船的时候认识了我丈夫，他当时要去西海岸担任斯坦福大学的新生划船教练。所以我搬到了西边，在另一家咨询公司工作了一年，然后去了斯坦福商学院读MBA。
1991年毕业之后，我直接去了Alex. Brown，一家小型投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金融领域。商学院暑假的时候，我也在Microsoft工作过，因为我很想看看在一个干实事的公司里是什么感觉。那时候Microsoft大概有6000到9000名员工，已经是个很大的公司了，我觉得自己就像是机器里的一个小齿轮，这是一家很棒的公司，但我不想在这里工作。
说回Alex. Brown，我当时在它的科技业务部门工作。老一辈的人可能还记得，1991年的科技行业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时期，特别是当时经济衰退。
我最初做半导体和磁盘驱动器方面的工作，然后转向软件，接着一个合伙人和我一起成立了新媒体组，现在这个组就是那家公司互联网业务的基础。接着我迅速转向了互联网，参与了Amazon和eBay的IPO。我们把Zip2（Elon Musk的第一家公司，但鲜为人知）卖给了Compaq。
一周之后我离开了，去了一家叫做Rosewood Capital的私募机构待了三年。与此同时，我丈夫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2000年他被邀请去做奥运队的教练，他也是88年和92年奥运会的选手。后来他去耶鲁大学赛艇队做了教练，我也因此遇到了David Swensen，这就是我进入资产管理领域的过程。
Q：你做banker和在PE机构的经历，哪些在耶鲁开始工作的时候最有用？
Anne：从投行转向资产管理，你必须放下很多，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放下做deal的心态。因为在投行，一切都围绕着下一个deal，这是你的薪酬来源，deal几乎就是你的整个生活；但是进到资产管理领域，你必须思考如何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思想，做正确的deal。
Anne Martin
从投行转向资产管理，你必须放下很多，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放下做deal的心态。你必须思考如何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思想，做正确的deal。
另一方面，我对资本市场的理解要比许多基金经理更深入。如果对公司有了更深的了解，就会知道什么会让一家公司更有吸引力。但banker要不断地筛选公司，每天思考要给哪家公司贴上什么标签。
另一件对我帮助很大的事情是，因为我在新兴技术领域工作过，在旧金山的九年让我认识了一大批VC、一级投资人和CEO，这为我在耶鲁评估新的风投项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数据库。我可以打电话给一些人，他们会给我一个非常坦诚的看法。
Q：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了耶鲁捐赠基金，开始投一级的？
Anne：本来我是耶鲁的顾问。为了我丈夫的工作搬到东海岸之后，我休息了一年半，当时我们七岁的双胞胎儿子正在适应新学校。我们在普林斯顿待了一年，然后回到了旧金山，接着又搬到了纽黑文，这个决定非常正确。
我给儿子们报名参加了少年棒球联赛，他们被分配到了一个队伍，教练是David Swensen，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孩子们练习棒球，我和David也成了朋友。我决定要回去工作的时候，就问他康涅狄格州有什么工作机会，我该考虑哪些因素。
David说：“为什么不来我这里工作呢？”我说：“我不知道合不合适。”他也不确定，因为耶鲁大学很少招外面的人，而我对他们的工作一无所知。这可能是David喜欢我的原因之一，我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我开始做顾问，几个月后成为了全职。我从自然资源部门开始，在矿业领域做了很多探索性工作，管理石油和天然气portfolio。我常开玩笑说，我这两个领域有世界上最具创业精神的人。如果你认为硅谷的企业家很有创业精神，先去德州见见那些钻油的人吧。
Q：你第一次和基金经理聊的时候，之前的经历是怎样影响你的想法的？
Anne：做banker的经历让我能审视portfolio，理解公司的质量以及人们为什么要投资它。另一方面，我之前在私募做过合伙人，了解机构里关系的复杂性。我们非常关注投资团队的稳定性、领导能力和长期带来经济效益的能力。
在合伙人之间找到正确的化学反应非常重要，但这并不容易找到。我可能会提出一些难题，比如“告诉我你们的文化、组织结构和经济状况。”如果我没在PE工作过，我可能不知道要问这些问题。
在硅谷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以及领略过的坎坷，对于筛选基金经理是有帮助的。比如和一个基金经理开会，我会说：“和我说说这五个deal，你是领投的吗？”如果他回答不是，你就会意识到，这个基金经理已经从条款的设定者变成了跟从者。
Anne Martin
和一个基金经理开会，我会说：“和我说说这五个deal，你是领投的吗？”如果他回答不是，你就会意识到，这个基金经理已经从条款的设定者变成了跟从者。
Q：你们目前表现比较弱的基金经理在什么领域？
Anne：新兴市场我们是想做的，但是很难，因为你很难找到优秀的经理。多年来我们一直去中国和印度，有五年我们去了很多次巴西，但最终在那里没有找到基金经理。
今天我们在中国看到了很多有质量的基金经理，见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基金经理，但是八年前（2015年）很少见。那时候为了拿到exposure和积累经验，我们妥协了几次，事后看来并不奏效。
Q：那在中国或其他地方，当你考虑添加一位新的基金经理。你会和其他CIO一起投资吗，还是自己做决定？
Anne：这事关平衡。因为我不想过分受到其他人思维的影响，他们可能是对的，但出于各种原因，对我来说不合适。
但另一方面，如果你找到了一个你喜欢的基金经理，但其他优秀的投资者都没有投，这个时候必须问问自己，我比那些在耶鲁、普林斯顿或者斯坦福干了二十年的人们聪明得多吗？为什么他们没投？这时候最好重新审视一下，为什么你喜欢这个基金经理其他人却不。
Q：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Anne：我会打reference call，看看我们有没有漏掉了什么。比如我正在看一个基金经理，觉得很棒，但我想不通为什么某家捐赠基金不投资，我就会打电话问。他们可能会说学校在风险投资方面已经投得太多了，那这没问题。但如果他们说“我们尽调过这个基金经理，他实在不怎么样”，就要仔细想想。
Q：你们寻找新的基金经理，或者评估一个比较小的风投基金的时候，过程是怎样的？
Anne：这确实很难。我们做过一些实验，想弄清我们有多擅长识别新的VC。
有两件事情我们一直在苦苦挣扎，其中一个尤其明显。我记得我在耶鲁的时候，每天都会收到大约10个农业基金的邮件，我甚至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基金在做这个。
但如今更多的是小型的、小于1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而且数量众多。它们可能很棒，但我们只有五个人，必须管理整个portfolio，要筛选出其中的佼佼者确实非常困难。
Anne Martin
如今更多的是小型的、小于1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而且数量众多。它们可能很棒，但我们只有五个人，必须管理整个portfolio，要筛选出其中的佼佼者确实非常困难。
另一个很难的地方是，风险投资的反馈周期很长，你可能在真正了解它有多好之前，基金经理已经开始做第三期基金了。这又涉及到你要如何确定规模，这样当你投进去的时候，你不会把捐赠基金的1%委托给一个未经证实的基金经理。
这不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下注过，但我们正处在一个风险投资如潮水般上涨的时期，所有船都在上涨。我们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潮水退去时，谁的动机是正确的？谁会留下来？谁会撂挑子不干？
Anne Martin
风险投资的反馈周期很长，你可能在真正了解它有多好之前，基金经理已经开始做第三期基金了。
Q：和基金经理聊的时候你如何挖掘这一点？
Anne：我们会问基金经理：“你为什么做这行？”给同行打电话的时候我们会问：“你认为这个基金经理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在自己的portfolio上赚了一大笔钱吗？”
我们这么问并不是想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而是偶尔会遇到某个人，一见面你就知道他们非常渴望成功。他们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一种激情，他们热爱和创业者一起工作，热爱创新，但是我们需要更确定的东西来佐证。
Q：在耶鲁你学到了什么？
Anne：他们的门槛真的非常高，而且必须保持它的高度。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至少能见耶鲁捐赠基金的人一面，要筛选的数量非常多。
Q：这么多人想和你会面，你又是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的？
Anne：我经常重复这句话：你不必参与每一个好deal，只要你参与的每一个deal都是好的。所以我不害怕会错过一些好的机会，就像在玩概率游戏，你希望有一个非常高的命中率，但如果错过了一个，也没关系。
Anne Martin
你不必参与每一个好deal，只要你参与的每一个deal都是好的。
在筛选时，我可能会认为某家公司的人员流动太大，很难评估，那么就不需要继续看了。这种前期筛选可以帮我消除很多事情。
Q：还有其他重要的原则吗？
Anne：保持独立，每天努力工作，专注基金经理的回报，而不是收集所有类别的资产，对于一系列机会的大小有适当的估计，这些都是第一原则。
每个人最终都会意识到的一点，我在耶鲁一再强调，你最后需要的是你投资的人的素质。我现在也经常告诉我的团队，如果你不想和他们一起吃饭，那就不要和他们一起做投资。
因为你不是在为经济一切向好的时候投资，而是在为非常糟糕的时期投资，你要保证你们能一起在战壕里工作。这些人在那个时候会怎么对待你？他们会对你有多诚实？如果化学反应不对，那你永远不能够进行这些对话，所以最好还是放手。
Anne Martin
你不是在为经济一切向好的时候投资，而是在为非常糟糕的时期投资，你要保证你们能一起在战壕里工作。
Q：这会产生行为偏差吗？
Anne：可能会，但世界很大，有很多机会，所以没关系。
我认为偏差可能对我们有利，这个行业里有人性格强烈，有人很会包装自己，有人想成为头条新闻，这都说明了他们的个性。我是一个划船运动员，永远不会成为焦点，经常没人来看比赛，而且这是世界上最艰难的运动之一，与实际比赛时间相比，锻炼时间的占比所有运动中最大的，但我们非常在乎这件事，好高骛远的人都做不久。
就和在捐赠基金一样，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认真对待工作的人，我不一定非要喜欢这个人，但我必须足够尊重他们，我必须能够和他们交谈，而且他们必须得有趣，善于表达，能让我了解他们的内心。
Anne Martin
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认真对待工作的人，我不一定非要喜欢这个人，但我必须足够尊重他们，我必须能够和他们交谈，而且他们必须得有趣，善于表达，能让我了解他们的内心。
Q：你是如何决定，或者什么时候决定成为CIO的？
Anne：我和卫斯理大学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我一百年前的家族历史。这个职位并不是猎头给我打电话，而是由我的叔叔打来的，他1961年读了这所学校，之后成为了荣誉教授。
他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要开始招CIO了，你有兴趣吗？我希望你考虑一下。”1929年，我的曾祖父在此就读，我叔叔是1961年，我哥哥是1982年，我姐姐是1988年，还有表弟表妹是1988年和1990年，我的侄女2017年从这里毕业，我家和这所学校有近100年的历史渊源了。
当时我知道学校的捐赠基金规模非常小，只有5亿美元，肯定有很多理由不去做。不过也有很多理由去做，虽然我本科读的是史密斯学院，但我是唱着卫斯理大学的战歌长大的，现在这所学校需要帮助，因为显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妥善管理了。
我也相信学校的使命，有一位我认为做得非常出色的新校长。出于所有这些原因，这个机会很吸引人。
另一方面，我很喜欢耶鲁大学，那里的人都非常聪明，我总觉得自己是办公室里最笨的人。如果合适，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环境。但我确实看到了未来三四年，如果我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学习曲线会到达顶峰，这似乎早了点。
Q：14年前，你到卫斯理大学之后发现了什么？
Anne：有点不知道从何说起了。它非常像一个创业公司，到处都是需要处理的事情，只有一个人了解之前的情况，有很多Excel表格记录历史表现，我甚至不确定其中是否有错误。
还有一个portfolio，里面有二十六个基金经理，还有一个投资政策声明，是1982年写的，但我们并没有遵循它。支出政策是在1961年写的，我们也没有遵循。
我们重新梳理一切，制定政策和调整portfolio，还要雇人，工作量很大，但非常令人激动。
Q：你在耶鲁大学工作的时候会有一个模型或者框架，现在你要去一个资金规模小得多的地方，你带走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
Anne：我认为普遍适用的是股权主导和多元化。我们也有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必须在长期内实现7.5%或8%的增长，如果不以股权投资为导向，就实现不了这个目标。
我们的资本结构不像耶鲁大学那样灵活。我来时，学校还有大约2亿美元的债务，基金规模也只有5亿美元，所以我们必须在内部获得流动性。
Q：在政策和portfolio上你们是怎么想的？
Anne：耶鲁大学非常擅长找到好的基金管理人，对我们来说这不可行。在耶鲁，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LPA和谈判条款，那个时候我在做的是协商价格，现在我们只能接受价格。所以我在卫斯理找到心仪基金经理的时候，基本上要么接受要么放弃。
Anne Martin
在耶鲁，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LPA和谈判条款，那个时候我在做的是协商价格，现在我们只能接受价格。所以我在卫斯理找到心仪基金经理的时候，基本上要么接受要么放弃。
慢慢地，我们需要考虑可以多早和基金经理合作，我们想成为他们第一或者第二个LP。我们只有六个人，能做的事情有限。我来的时候，只有5亿美元的基金支持着3000名学生。现在有11亿美元，但和一些同行相比，我们规模还是比较小，所以资金非常宝贵，经常要考虑保值问题。
Q：这体现在你们资产配置的哪些方面？
Anne：我们相信非流动性模型，如果不在PEVC上冒险，就获得不了我们需要的回报。我们建立了一些不错的VC关系，如果我不是来自耶鲁，没有之前的风投网络，我是不会做这件事的。
但我们二级的portfolio比耶鲁大学要大得多，而且我们可能会一直这样。
Q：你是如何搭建团队架构的？
Anne：刚开始，我会思考我能为团队带来什么。我有PE经验，做banker时对于二级市场的经验，自然资源经验，那我真正缺少的是什么？绝对回报型对冲基金和房地产，这些我一点都不懂，所以我会尽量招一些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
我做不到耶鲁大学那么好，他们擅长招聘自己学校的本科生，一做就是五年。我需要的是现在就要有人帮我，所以我别无选择，只能雇有经验的人。我会寻找那些互补的技能，我也在寻找投新兴市场的人才。
慢慢地我们雇了更多junior，他们也会逐渐晋升。但我们并不指望他们永远待在这里，因为卫斯理在米德尔敦（美国东北部），人们往往干了三年之后会去读商学院，或者搬到纽约。
Q：未来五到十年，你如何思考这些人扮演的角色？
Anne：我们现在都是generalist，在某些方面也有人具备专业知识。我们一直在努力控制基金经理的数量，目前大约有60个基金经理，而我们办公室只有五个人，大家会一起审查每一个基金经理。
我们可以真正考虑到基金经理层面的风险和回报，这一直很有帮助。过段时间之后会发生什么，谁又能知道呢？我能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转向specialist，如果你有大量资金要投入，并且想和创业公司一起投资，就需要更多的specialist。
Q：你如何考虑发挥资金base的优势？
Anne：小型捐赠基金的一个巨大悖论是，我们有足够的资金base来做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手。
Anne Martin
小型捐赠基金的一个巨大悖论是，我们有足够的资金base来做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手。
我对那些做非常专业的基金的一个考虑是，这会逐渐增加我们的储备，还是只是一个一次性的事情。
Q：那你是如何考虑的？这是否意味着你更倾向于采取更中庸的策略？
Anne：肯定是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太会犯错误。老话说，赚钱的最佳方法就是不要亏钱。如果我们看了七百家VC，我们确信它们不会全部成功，但我们相当确定想合作的是哪二十家。我更偏向拥有一个很确定的12%的回报，而不是一个不确定的16%或者17%的回报。
Q：这些年你学到了什么，让你改变了策略？
Anne：我从David那里学到的一件事是感知人的品质，他对于基金经理是否值得合作有一种第六感。我过去常常会换位思考想David会怎么做，如果此时我脑海里的答案是“不会”，这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Q：这种洞察力有什么例子吗？
Anne：有些人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所以他们无法真正向你表述清楚。如果这是一个复杂的领域，他们无法用你理解的术语表达出来，而是用了太多行话，诸如此类。
Anne Martin
有些人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所以他们无法真正向你表述清楚。如果这是一个复杂的领域，他们无法用你理解的术语表达出来，而是用了太多行话，诸如此类。
Q：人们总是在寻找下一个big thing。你如何在深入研究现有的资产与投资新资产类别之间取得平衡？
Anne：我也容易被下一个光鲜亮丽的东西迷住，我们在尽最大努力抵制这种诱惑。做到这一点的方式之一是不去参加任何行业大会。另一种方式是不和想卖给我们因子风险、smart beta之类的公司见面。
也许这些东西很棒，但我们仍然相信这是基于基本面的投资，理解一家公司、管理团队、资本配置决策、行业结构和竞争因素，所有这些都非常重要。
对基于机器的东西，我很难相信。每个人都在谈论量化基金，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我们会做的一些事情是，我们会去见一些这些基金的人，尝试理解他们，去看看有什么不同之处，是否对我们有说服力。如果说服不了我们，要看看它会如何影响我们已经在portfolio中的资产。
Q：除了工作和家庭之外，你的爱好是什么？
Anne：我非常喜欢阅读，我每年都尽量读50本书。但去年我只读了24本，远远落后了，前年成功超过了50本。
Q：你是在什么时候读书的？
Anne：我不看电视，所以有很多时间可以利用。我几乎从不在飞机上看电影，但我需要经常飞行，所以有大量的时间去阅读。我每天都做纽约时报的填字游戏，我也是运动的狂热爱好者，经常换着骑我的六辆自行车。
我早上会看看PitchBook，因为风险投资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我也会读纽约时报发来的摘要邮件，但除此之外，我没有定期阅读的东西。我会阅读书籍，而不是新闻，我不相信会有每天都需要读新闻的人，它们和现实相差甚远。
Q：你还划船吗？
Anne：几乎不了，因为去船库、把船划到水上很浪费时间。
Q：你最讨厌什么？
Anne：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
Q：投资中有什么让你最讨厌的事情吗？
Anne：我讨厌人们谈论gross return和net return，gross return不能真正当钱花。
Q：你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诲是什么？
Anne：我的父亲在我上大学时去世了，但我母亲是一个巨大的榜样。她1954年以数学专业的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史密斯学院，进入了IBM工作，然后她就嫁给了我爸爸，怀孕之后就不能工作了，成了一位全职母亲，但总是非常有野心，也非常有韧性。
我高中的时候，她在明尼苏达州为民主农民劳工党竞选美国国会议员。我当时跟着她在农场和农民交谈，她是一个对社会正义、公平和帮助弱势群体坚定信仰的人，一生都在为被遗忘的人的权利而奋斗。
Q：你学到的人生教训中，有哪些你希望年轻时就知道的？
Anne：我完全不知道。我是一个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人，我肯定犯了很多错误，但它们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Q：你有没有自己的座右铭？
Anne：像斯嘉丽一样，我母亲过去常说：“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如果你度过了非常糟糕的一天，第二天早上一切都会好转。” 这是肯定的，我们都应该记住这一点。有时我们会感到非常焦虑，但只要上床睡一觉，明天就会感觉好多了。错上加错并不会把事情变成正确，明天一切都会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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