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CIO：高配新兴市场的超额回报

01 阿拉斯加小镇的投篮手，管理巴菲特风格的捐赠基金

02 上任华盛顿大学CIO，将100个GP精简到30个

03 寻找最有趣的新机会猎场，构建集中的exposure

04 在新兴市场做投资，就是要和当地人一起

05 通才模式的团队，覆盖同行不会涉足的领域

06 Check size通常由accessibility决定

07 力求精益，保持好奇，穿透到事物本质

本篇文章共1166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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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回到你的大学时代，你之前是大学篮球队的，是吗？

Scott：我在阿拉斯加的一个小镇长大，我和弟弟都是篮球迷，我高中的时候还是个不错的球员，所以有些大学给我提供了奖学金去打篮球，但我觉得上大学是为了学业，而不仅仅是篮球。

1994年，我进了Grinnell College打篮球，遇到了一些很棒的人，有相当多同学后来也进入了金融界。我在球队的四年里，我们一直领先全国。

Q：在那个年龄段打篮球会对思维方式有影响吗？

Scott：有的。坦率来讲这是个很难学习的系统，它不是自然就能学到的。打篮球要学习运动和配合的战术，还要争取好的投篮机会，将自己置于机会之中。

赛场上的明星总会在拿到球后之后的六到八秒内投篮，尤其是进攻的时候要抢篮板，你会在进攻端得到更多远距离投篮的机会，而不是在防守端把球传回来，再投一记三分球。

这两种得分方式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团队合作很重要，每个球员都有具体的责任，我们有指定的投手和一些非常优秀的球员，放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我们的教练也因此很出名。

Q：那你是怎么开始做投资的？

Scott：我很幸运，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比我大两岁，在金融界非常成功，他大一就在投行工作，非常努力。我对投行一无所知，我只擅长数学和科学，所以我想成为一个工程师。如果你在阿拉斯加的小镇长大，对有钱人的想象就是在街道尽头买个大房子。

大二的时候我在Paine Webber实习，它是一家股票经纪公司，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这段经历让我对金融和股市有了认知。接下来的夏天我在一家资管公司实习，大学毕业正巧碰上互联网泡沫的顶峰，我参加了一众投行和咨询公司的面试，最终去了波士顿第一银行的股票研究组。

Q：你早期的职业经历是什么样的？

Scott：我并没有很typical的背景，我很喜欢我本科的专业，双修了数学和经济学。其实金融行业的量化程度比我想象的要低得多，但也非常有趣。

我刚开始在波士顿第一银行工作的时候，现在赫赫有名的Michael Mauboussin也是那里的一名股票研究员。我可以从擅长各类事物的人身上学习，而且资源也非常丰富。一个人20、21岁的时候，会像海绵一样吸收一切。

我们的工作时间很长，跟投行没什么两样。这种工作就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两三年内员工会大量流失，但我真的很享受这段经历。

Q：你被安排到什么岗位上？

Scott：我很幸运遇到一个人，他是排名第一的分析师，他超级聪明，人又很nice。我就是个做基础工作的新兵，做股票研究和基本的财务模型，以及尽职调查。

Q：那你是怎么做到CIO的？

Scott：两年之后我去了美林做高级股票研究分析师，进了科技组，或者叫全球增长组，整个科技泡沫破裂期间我都在这里。很幸运，我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有个选择，可以去商学院上学。我申了几家大学，最终选择了芝大金融数学的项目。

我打算全职上学，兼职工作，找了份量化分析的工作，主要做固定收益衍生品、外汇和另类资产。我最终选择了全职工作，这是一个很经济的决定。

一年半之后他们把我调到了东京，在衍生品部门做trader。我在东京主要负责固收，大部分是衍生品、掉期、期权等等。金融危机期间我被调到了伦敦，接管了欧元、英镑和瑞士法郎的交易，美林和美国银行合并之后，我最终回到了巴克莱银行。有一天我接到了我的母校Grinnell College的电话，问我有没有可能去工作。

这种路径非常随机，某些环节上可能有一定的逻辑，但我并不是在资管行业中成长起来的。

Q：你接到Grinnell请你去做CIO的那个电话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Scott：我想他们是不是打错了号码，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只大概了解捐赠基金这个概念。Grinnell College是一所爱荷华州中部的小型文理学院，但他们很有名气，因为有巨额的捐赠基金。他们找到我，因为他们想要一个有国际经验、有固收和股票经验的人，所以我的背景大致符合，而且我也是在Grinnell读的本科。

当时我的孩子们正在东京读私立学校，而我妻子来自爱荷华的一个小镇，所以这对我家人来说是件好事。我觉得这份工作非常有趣，但和在投行做trader相比，这份工作薪水不高。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但回顾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决定。

Q：Grinnell捐赠基金的历史相当有趣，可以谈谈这些年来的发展历程吗？

Scott：最著名的可能是它与巴菲特的联系。虽然已经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事了，后来也没什么进展，但它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个著名的投资人，《Money Magazine》曾称他为最著名的投资人，不过你可能没听说过，他叫Joe Rosenfield，他从1941年到2000年一直在Grinnell endowment工作，点石成金。

还有一位重要的人是招我进来的CIO David，他从1980年左右开始和Joe一起工作，对我们的portfolio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投资人，我和David一起工作了七年，他会按照Berkshire Hathaway风格，而不是传统的耶鲁模式来做投资。

David对世界的看法和Joe非常相似，对我来说很好，因为刚开始我对捐赠基金一无所知，我的角色就是技术上的二级市场投资总监。我在这里工作的第四年成为了CIO，是个很好的起点。

Q：你提到David和Joe的投资风格更像巴菲特而不是捐赠模式，这是什么意思？他们的哲学是什么？

Scott：我们会寻找优秀的企业和基金经理，看看能否利用这些关系，获得集中的exposure，在长期实现复利，Grinnell往往会投资一家公司，占比超过portfolio的10%。

特别是Joe在的时候，我们与巴菲特和Sequoia的共同基金有密切的关系。如果Joe喜欢一个项目，巴菲特也喜欢，Sequoia也喜欢，他们会同时投资，所以我们最终会得到大量的集中exposure，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回报。

Joe刚开始做CIO的时候，endowment只有几百万美元。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几乎完全通过资本收益达到了十亿美元。他们只接受了7000万美元的捐赠，就将300万美元变成了十亿美元。

Q：你刚到的时候，portfolio是什么样的？

Scott：当时还是对投二级的基金经理有很集中的exposure。董事会说，学院更加依赖于捐赠基金，所以希望减少总体波动性，我们需要做好多样化，同时仍然保持捐赠基金的核心信念和原则。

Q：集中是指当时只投了10个基金经理吗？

Scott：是的，都是美国的大型价值投资者。

Q：七年后你准备离开时，porfolio是怎样的？

Scott：看起来还是差不多，从10个基金经理变成了15个，我们还在一级和二级做了很多共同投资，改变了portfolio的风险配置。

Q：你的同行们明显拥有看起来完全不同的portfolio，股票、信贷、实物资产等等，你为什么坚持投资美股的集中策略？

Scott：Grinnell有它自身的情况，从10个基金经理增加到15个的时候，新增的大部分都是国际上的基金经理，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

到了华盛顿大学，我们就非常机会主义，我们无所谓国内还是国际，一级还是二级，只要我们能找到有趣的基金经理、机会或者投资标的，如果我们认为它能降低整体portfolio的风险，我们就会看，我们总是在寻找一些与当前portfolio不同的东西。

Q：那我们聊聊华盛顿大学，你几年前接手这个portfolio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Scott：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捐赠基金资产配置。如果你从顶层来看，我们的资产配置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我们只是减少了对冲基金的exposure，把100多个基金经理精简到了重要的50个，或者说真正重要的30个。

Q：精简基金经理的过程中，你遇到了什么困难？

Scott：一段时间内，我们在某些圈子里不受欢迎，可能现在也是如此。这些都是艰难的决定，被裁掉的基金经理都很聪明，也是伟大的投资者，只是他们不符合我们想在portfolio中做的事情，我们不得不做出许多艰难的决定。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逐个审查基金经理，差不多更换了原始资产池的70%至80%，甚至超过80%，保留下来的资产我们都增加了资金。

Q：你用什么标准剔除基金经理？

Scott：我们喜欢规模比较小的基金经理，喜欢做集中投资和具有长期视野的人。我们会远离系统性和宏观投资，这些是我们很难克服的障碍，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排除掉很多这样的关系和基金经理。

然后问题就变成了我们如何重新评估基金经理，如果从零开始考虑某个基金经理，我们会把他纳入portfolio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就会看怎么结束合作。

Q：在保留和剔除的基金经理中，你的标准优先级是什么？

Scott：我们对所有基金经理都采用相同的评判标准。首先，寻找我们认为优秀的投资人，他们会集中投一个有趣的机会集，而且具有制度化和可重复流程，我们会根据他们的portfolio质量来评估。

而我们portfolio必须有个合理的结构。三年前我们的对冲基金portfolio费率结构是1.5%和20%，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会让你的表现永远不如平均水平。

如果你有一只对冲基金上涨10%，另一只下跌10%，虽然总体收益是平的，但你给了他们各自1.5%的管理费，而对于上涨了10%的那个，你还要付15%-20%的carry，所以表现会非常糟糕。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整个对冲基金行业收益的困境。因为这个领域的结构就是这样的，他们同时拥有市场的两面，一面涨一面跌，这样的费用结构要在总体上产生alpha非常困难。

整体上我们还是非常慎重地选择，谦逊且认真地对待自己挑选基金经理的能力。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能够区分出一个非常优秀的基金经理和一个非常糟糕的基金经理，但如果只有1%的基金经理是真正优秀的，最终还是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基金经理和一般好的基金经理。

此外，我们会思考怎么让整体portfolio更好，所以我们在寻找这样一种基金经理：在投资他们之后，能帮我们研究其他GP，还能帮我们找可以投入资金的标的。他们有非常有趣的idea，而这个idea与我们现有的portfolio略有不同。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关系，他们明白我们的流程，我们也了解他们的portfolio。

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我们大多数的基金经理都能产生比市场要好得多的回报，因为我们有信心在表现惨淡的时候增加资金，又能在进展顺利的时候做好rebalance。

Q：你尽调基金经理的方式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Scott：我们同行参考的指标我们也会看，但同时我们会基于portfolio的质量做评估，用自己的视角来评估。我们会看他们持仓的质量和吸引力，我们想不想拥有他们的持仓，以及如何与我们的整体portfolio相匹配，所以我们的大部分工作就是say no。

Q：所以在评估一个基金经理时，你会更注重审查他们的持仓吗？

Scott：我们的视角就像是案例研究，思考这么几件事：是什么促使他做这项投资？是什么过程导致了这个决定？他是否对企业的质量或者行业有独特的差异化看法？他是如何考虑估值的？如何考虑风险和回报？如何看待行业？

Q：把这些都考虑进去之后，你们portfolio的结构是什么样？

Scott：从顶层来看并没有改变太多。我们大约有三分之一投二级，45%投一级，5-10%是实物资产，另外10%是对冲基金，余下就是现金。

Q：今天你们portfolio里总共有多少个持仓，与更典型的捐赠基金相比呢？

Scott：我们有大约100个持仓是拉动业绩的，可能占到了portfolio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因为在过去18个月里，我们有一些持仓涨得很多，但对于一个10-12人的团队来说，这是可以管理的。

Q：搜索标的这部分，除了有你们投的基金经理代劳之外，你会做多少？

Scott：我们内部的大部分流程都集中在增量研究上。我们知道基金经理的thesis是什么，但我们需要看如何验证，要利用我们的人际网络验证和重新评估他们的thesis，这是一种非常耗时的投资方式，因为你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那些并没有体现在portfolio里的东西。

这有时会让人沮丧，但当某个事物进入portfolio的时候，你对它的理解会更加深刻，对整个过程和基金经理都有更好的理解。

Q：你对哪些机会特别感兴趣？

Scott：前沿市场是我们portfolio中的一大亮点。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的总体回报数据过去五年明显落后于发达市场，特别是美国。但对我们来说情况正好相反，我们能在这些市场找到非常独特有趣的投资机会，带来非常好的表现。

我们在新兴市场上有很多优秀的基金经理，这几年来这里一直是个有趣的猎场。我认为情况会越来越好，而不是更糟。

Q：你特别感兴趣的地区是哪里？

Scott：我们在非洲、孟加拉和俄罗斯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我们可能会花更多时间在非洲上，再次强调，我们投的往往是一些个别的特异机会。

Q：能举个例子吗？

Scott：比如说俄罗斯，在一些技术公司上我们赚了不少钱，这些公司在美国有20倍的估值，在俄罗斯只有5倍的估值，ROE增长60%，疫情期间以30%到40%的速度增长。

我们有同行说永远不会投资俄罗斯，我们也不会把整个portfolio押注在俄罗斯，但所有投资都和风险有关，如果你在硅谷投资一个未经验证的商业模式，也是一种风险，问题是你是否得到了风险的补偿。

我们在孟加拉也是如此，我们还会花时间看巴基斯坦和整个非洲大陆。

Q：你认为当前亚洲地区有什么有趣的机会？很多西方知名的基金经理都说这个市场太难了，有太多不确定因素。你对投资中国有什么看法？你在那里花了很多时间，学到了什么？

Scott：我们团队很多人都在亚洲生活过。我们觉得这个市场越来越有值得投资，因为同样的资产交易价格远低于其价值。有些人可能会说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类的，但世界虽然和10年前有些不同，不过就投资政府重视的事物而言，情况并没有太多变化。

2022年我们对中国的投资增加了，花在中国的时间也越来越多。我们在上海有一个小办公室，团队经常在这边做实地调查。

买股票，或者拥有一家公司的一部分，其实都是隐含地假设你作为股东，对公司的经济收益有一定的基本权利。我认为在中国以及我们投资的许多其他地方，只要符合他们国家的最大利益，这一点就成立。

所以你必须非常清晰地问自己，这里确实存在风险，我有没有得到对这种风险的补偿？我们其实很喜欢地缘政治风险，因为它往往与portfolio中的其他宏观经济风险并不相关。

Q：你想要一个集中的portfolio，所以某些投资必须足够大才能拉动整体表现，但同时又要考虑到已知的尾部风险，所以你不希望它占太大的比重。你是如何决定投资规模的？

Scott：这更多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我们一直在寻找具有显著不对称风险和回报的资产。

通常我告诉团队，如果我们不愿意在某个案子上投1%的portfolio，就表明我们的信心不够。对于我们来说，1%目前相当于一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假设在评估下行风险时犯了严重的错误，损失了一半的资金，我们可以容忍portfolio上50个基点的损失，然后在其他地方弥补，如果我们认为某个投资非常非常特异的话。

我们寻找的机会不仅基于我们对世界的宏观观点，更要超越这一点。我们必须对下行风险有明确的结论，并且对评估过程非常自信。

Q：如果你愿意去俄罗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做投资，那有哪些地区是你要避免的？

Scott：确实有一些市场比较困难。比如在非洲，有些地方真的很难投资，会有财产权问题和合同执行问题，所以有些地方我们不会覆盖，但没有地方是完全的禁区。

Q：回想一下最近你们投资的一个项目，你是如何发现它的？它来自哪里？你们是怎么尽调的？

Scott：最近一个例子是我们对一家制造公司的共同投资，这家公司在硅谷，是从东海岸一家非常棒的机构衍生出来的。

我们加州的基金经理是它的种子轮投资人，我们在他们年会上看到这家公司的CEO做路演，回办公室之后讨论觉得很不错，于是花了大约六个月的时间仔细调查这家公司，与他们的业内人士、潜在客户和管理团队交流，并且与加州那个基金经理保持好关系。这样他们开始融资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参与，投资了这家我们在未来二十年看好的公司。

Q：你的团队dynamic是怎样的？

Scott：我们的团队成员都是通才，没有人会对某个地理位置或资产类别特别执著，我们有在一级或者二级市场有经验的人，他们会在各自的领域拓展更多关系。但总的来说，我们作为一个团队来做事情会更容易。

我们会让各种资产类别相互竞争，与专才模式相比，通才模式这么做会更容易，还能让大家更好地考虑整个portfolio，而不是仅仅考虑自己研究的资产。

Q：你是怎么看待通才模式的？

Scott：因为我们的portfolio有集中的exposure，一旦出现错误代价肯定会更高，但如果你做对了，收益也会更高。如果你要做一件事，就要以能发挥作用的规模来做。

Q：你是怎样将顶层思维与底层思维相匹配的？

Scott：如果顶层是传统资产类别或者风险敞口，而底层是portfolio中每个基金经理的选择，我们的重点在于底层思维。就算我们需要分散化，也会将我们的exposure集中在一段时间内能产出特异结果的个别标的上。

过去三年对portfolio贡献最大的，是巴西的公用事业公司、瑞典的医疗产品供应商和印度的生物仿制药公司、美国的航空航天和电信公司。这些投资之间没有理由产生相关性，至少在我们的投资时间范围内。

退后一步想，如果我思考怎么通过配置风险投资、二级市场、收购或者房地产去分散风险，基本是很难量化的。

Q：你是怎么考虑时间分配的？你和团队的一部分成员要花大量时间在一家公司身上。

Scott：如果我们每年能找到四五家这样的公司，任务就完成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为核心基金经理分配资金和续约。如果有多余的资金，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投，但是找到四五个可以带来优异回报的标的，设置更大的exposure，长期来看这就足够了。

Q：你的团队成员通常来自哪里？

Scott：相当随机，来自传统资管行业、咨询背景的人通常很好，有一级市场投资的背景非常好，我们团队还有个物理学博士。

为什么在捐赠基金工作有趣？因为你有一个不大的资本池，可以做一些能带来影响的事情，而且你有几乎可以涵盖任何资产类别和地理位置的机会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长期、机会无限的框架。

某些人在这个框架下表现很好，某些人不行。因为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可能一天在巴西的公用事业公司，另一天在瑞典的医疗产品公司，它们都是有趣的投资，但是尽调和评估的方法非常不同，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一些很棒的投资者也可能不适应这种模式，我们会帮他们找到能发光发热的地方。

Q：担任这个职位的这些年来，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Scott：我意识到了团队的重要性。你不能参加每一次电话会，你不能出席每一场会，所以要利用团队和资源，这样才能从规模2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做到现在的100亿。

还有治理权，治理方式是所有捐赠基金的北极星，董事会要认同你，给你管理portfolio的自主权和灵活性。

Q：你们团队的日常工作是怎样的？

Scott：我们每周有一到两次团队会议，通常是周一早上，我们交流在做什么，有哪些有趣的机会，进度如何，可以排除哪些。

整个团队都会参加，包括运营人员。我们尽量将投资和运营整合起来，关注项目推进进度和portfolio中发生的事情，比如谁在增加哪些持仓，什么表现好，什么表现不好，有什么有趣的狩猎地点可以开始搜索机会。

Q：你认为和同行相比，你们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Scott：我们的顶尖同行都是聪明敏锐的投资者，我们有sourcing优势吗？没有。我们有评估优势吗？可能也没有。

但你看过去三年我们的表现，我们在这段时间位于前列，是因为我们愿意并且有能力去我们同行没有去的地方。

Q：你在不同资产类别和地理位置都有配置，可以谈谈每种资产类别的缺点，或者你想避免的事吗？我们可以从风险投资开始。

Scott：风投有点独特。账面上看，过去的二十年里它是表现最佳的资产类别之一。我们喜欢风险投资，也喜欢颠覆性的事情。但像捐赠基金这样一个巨大的资金池来说，投资早期阶段并不容易，我们需要在早期就和优秀的基金经理走得很近，才能拿到好的deal和更好的价格。

优秀的公司很多，但如果它们定价过高，甚至定价合理，对我们来说都已经晚了。

真正擅长做风险投资的人，思想都要非常开放。比如一开始大家都是坐出租车，很难理解可以用手机上的一个app打车，人们很难看到这种颠覆性，并且判定这将会是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司。

大多数VC对估值和商业模式都有一些框架，但是太多的价值评估都放在了一定时期内的利润增长上，太少的价值评估着眼于公司最终的商业模式和形态上。所以有些行业可能提供了很棒的产品和服务，但最终很难赚到钱。这也使得风投成了异常艰难的行业，最终股东很难实现可观的利润。

Q：有一种观点是，VC不用在意公司是否最终能盈利，因为他们在尘埃落定就退出了，还为LP赚取了收益，这往往是通过二级市场来解决的，Tumblr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有一位非常有名的VC曾经私下说，他从来没有投资过一家盈利的公司，依然为LP提供了非凡的回报。也许你们两个都是对的，VC作为一个行业，是不是不用太在意盈利？

Scott：我会把trade和投资分开。如果我买了一家公司，三年后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它，对我来说这是trade，而不是投资。我们投资一件事物，是因为我们认为它的内在价值能复利。

如果你只是想做trade，那买入Tumblr，然后以5倍卖出，就很不错。但我们希望在几十年内实现复利，我们是在寻找投资者，而不是交易员。

Q：这个行业有多大比例是投资者而不是交易员？

Scott：绝大多数大型机构都是通过trade获得回报的，至少一半都是。

Q：你对对冲基金模式的演变有什么评价？你觉得哪些部分有吸引力，哪些部分你不会碰？

Scott：之前说过，对冲基金投资不是我们portfolio的重要部分。有一些真正优秀的投资者，即使是巴菲特，如果你在他的业绩上加上2和20的费率结构，看起来也不会那么好。这是一个很难有回报的资产类别，在长时间内只能产生还算合理的回报。

这也是机构资金流动的大趋势，捐赠基金、基金会和养老金的钱都在逐渐从对冲基金流入PEVC。

但对冲基金在市场上还是有一席之地，我们会让他们帮忙研究基金经理，或者评估他们portfolio中我们认为非常不错的标的。

Q：在一级市场投资在某种意义上比二级市场更有限，后者的决策可逆性更高，而前者的潜在收益更高。你怎么考虑在一级和二级市场上投资的资金规模？

Scott：我们的资金体量已经足够大，之前说过，如果没有从资金池里拿出1%的信心，我们就不投，而我们的1%就是2亿美元。

但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想投的公司资金容量没那么大，所以投资规模是由我们能够获得多少accessibility决定的，而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我们经常会遇到非常有趣的投资机会，想投100万美元，但最后只能投进去60万。

Q：为什么这么多机构投资人的portfolio如此相似？是因为管理结构，还是职业风险？或者是董事会？是什么机制导致了这个结果？

Scott：他们的职业风险和年限。没有人会因为投了BlackRock或者Blackstone而被董事会炒掉，所以这是件容易的事。如果你坐拥一大笔资金，这么做也很轻松，而且效率很高。

不过我会这么想，我可以投一家公司的五个产品，但这是不同领域中最好的五个产品吗？如果我能投资他们的房地产、生命科学基金和PE/VC，为什么不自己上手，反而要投他们？他们也遍布亚洲、欧洲和美国，他们能创造合理的回报，但他们的表现也必然平庸。

Q：你在工作和家庭之外最喜欢的活动是什么？

Scott：在工作和家庭之外，我没有多少时间。我在阿拉斯加的一个小镇长大，我喜欢滑雪和飞钓，我最喜欢和家人一起做这些。

Q：你最重要的日常习惯是什么？

Scott：阅读，保持求知欲。我总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不仅仅是portfolio的情况，而是世界上发生的一切。

Q：你最讨厌的事情是什么？

Scott：不努力、懒散的人。我们有这么大的空间可以投资，在合理范围内可以投资世界上任何地方，如果你找不到要看的东西，没有事情可做，那么你可能就不合适在这个位置上。

还有那些抱怨环境的人，我可能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了这种性格。如果你抱怨什么事情出了问题，就去解决它。如果你解决不了，就没有理由抱怨。还有那些只上报毛利率不报净利率的公司。

Q：你在投资上犯过的最大错误是什么？

Scott：最近和朋友谈过这个问题，我大学毕业时对投资一无所知。我主修数学和经济学，被安排到了股票研究的基础岗位上。前两年我一直在还学生贷款，我晚上睡在地板上，努力攒钱，想着能买买股票或者做些投资。

2000年的2月我拿到了一笔奖金，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买了一堆我过去两年一直关注的科技股票。事后看来这是一个很便宜的教训，因为我没太多钱可以输，而且在过去的20年里对我产生了积极影响。

Q：你在生活中学到的最重要人生教训是什么？

Scott：我们之前谈到过正念训练，我的重要收获就是少说话，多倾听，这是我希望年轻时就知道的事情。

另一件事是，智力只是成功的一个小因素，我年轻的时候认为，如果你没有逻辑分析的框架，你就很难成功，但其实建立共识、表达观点和出色的销售能力等等，都是造就成功的因素。

Q：别人对你做过的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

Scott：在职业上，有很多人帮助过我，我也遇到过一些伟大的导师。但要说最美好的事，我还是要说到我的妻子。结婚的时候，我俩还都很年轻，我们从旧金山开始，然后去了芝加哥、东京、伦敦，又回到了东京，最后在这里落脚。我能够与所有这些伟大的人一起工作，是她愿意让我这样做，这绝对是生活中他人对我做过的最美好的事。

风投是现代的史诗。我们记录风投历史上星辰的起落，记载那些有纪律，有决心的基金获取的丰厚回报，也让大家看到那些管不好人、管不住钱的基金的黯然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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