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的存在距离今天百姓的生活已经非常遥远。
我最早知晓土匪这个词要追溯至少儿时代阅读的小说——《林海雪原》。在我的印象中，土匪都是座山雕一般凶神恶煞般的人物，是残忍和杀人不眨眼的代名词。这一切都可能与我在少儿时看过的文学作品以及电影中的土匪形象有关。
居住在小镇上的 胡振江确实曾经是一个土匪，只不过那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事情。
地处沿淮平原上的小镇——张店位于淮河左岸，距离淮河大约二十公里左右。历史上，这个地区经常发洪水，这里至今仍然散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沼和湿地。这些地方芦苇丛生，荒无人烟。而往往这样的地方最容易滋生土匪。
一九七〇年代初，我家搬到小镇不久，父母在和老乡闲聊时听当地的老乡说起过当年的土匪。只是老百姓在谈到土匪时并没有像文学和电影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对土匪充满恐惧和恨之入骨，相反，从言谈中还偶尔流露出欣赏和敬佩的神情，这让少儿时的我大惑不解。从他们的口中，我了解到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土匪——胡振江就住在小镇上。我很好奇，却不敢独自一人去瞧一瞧土匪的真容，又不敢央求父母同去，只好暂时作罢。
当时小镇每十天有四个集，逢五和十是大集。街道居中的位置是粮食交易市场，基本上都是固定摊位。摊主一般常年在此摆摊，并且逐步形成不成文的规矩，其他摊贩或新来的摊贩一般不得占据。而那些受季节限制或只在逢年过节期间摆摊的摊主只能在粮食交易市场的北面街道两侧摆摊。
我家的粮食供应需要按照国家规定向粮站定量购买。当时，每人每月二十七斤粮食根本维持不了全家的生活，因此，每个月都要到粮食交易市场买些杂粮以补不足。
有一次，我跟父亲去粮食市场买粮，粮食买好后，就漫无目的地向街道的北头逛去。在经过一个摊档前面时，摊主非常友好地向我父亲打招呼，我父亲回了招呼。离开这个摊档一段距离后，父亲小声告诉我，那个摊主就是鼎鼎大名的“土匪”胡振江。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不禁偷偷回头看了一眼。那是一个极普通的人，穿着黑色棉衣棉裤，头上戴着沿淮乡村俗称的“老头帽”，中等个头，五十多岁，面容祥和。可能是因为天气冷的缘故，他将双手插在袖筒里，不时来回踱着步，边踱步边招呼着买卖。眼前的他怎么也和凶神恶煞的土匪联系不到一起。
胡振江并不是一个职业摊贩，他就是一个农民，家里只有三口人，三个“光棍”，平常主要在生产队里劳动。为了维持生计，一到农闲或者逢年过节，他就会摆出摊档，出售胡椒粉或者大料（俗称八角粉）等佐料，赚点钱以贴补家用。
见识了“土匪”胡振江的真容后，我的心中平添了许多不解和疑惑。为什么当地百姓并不厌恶和憎恨他？为什么在百姓的言谈之中对他多有同情？带着这些疑问，我特别希望了解更多有关胡振江的事情。
当年，只是少儿的我无法直接和胡振江认识和交流，只能借助大人的交往，从大人们的言谈中得到解开我谜团的钥匙。
转眼到了春节。在沿淮农村，临近年关采办各种年货是很隆重的事情，一般人家进入腊月就开始准备过年的东西。入乡随俗，我家也像当地人一样采买过年的各种年货。一天近中午的时候，母亲在准备做红烧肉时，发现家里的佐料没有了，就叫我去买。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胡振江，于是一路小跑到胡振江的摊档前买八角粉。我站在胡振江的摊档前，他好像认识我，又不敢确认，就小心地问道：“你是某某某家的吧？”他说出的是我父亲的名字。我忙点头并说明来意。他并没有马上把摊床上已包装好的八角粉给我，而是在摊床下面翻找了几次，似乎一无所获后对我说：“等会儿我送你家去吧。”听了这句话，我只好满心狐疑地离开他的摊档回到家中。
不大一会儿，胡振江就拿着一个纸袋来到我家，在和我打了招呼之后就走进厨房把佐料交给母亲，并且小声和我母亲说着什么，说完之后就匆忙离开了。中午吃午饭的时候，母亲才把“真相”告诉我。原来，做小生意的商人一般都会在所售商品上弄虚作假，胡振江也不例外。他把红薯干烤煳，然后将这些烤煳的红薯干碾成粉末，再将这些粉末掺进八角粉或其他佐料中，这样可以多赚一些钱。而对于街坊乡邻和熟人，他必须保证货真价实。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出现他“送货上门”的举动。
这件事情之后，胡振江和我家有了一些来往。农闲或散集之后，他有时候会到我家里坐一坐聊聊天。随着交往的增加，我对于他的身世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在家族氛围十分浓厚的张店，张姓人口无疑占据绝大多数，胡姓人口只有他一家。大约一九三〇年代初期，他的父母带着只有十多岁的他逃荒到此地，靠一家辛苦劳作，经过多年的积攒，买了几亩地，辛苦耕种，勉强维持生计。日本人来了之后，当地一个投靠了日本人的恶霸，采取巧取豪夺的方式将他家里的田地夺走。他的父母气病交加先后死去。他一气之下烧了那个恶霸的场院，远走他乡，落脚在一个富裕人家当长工。有一年，那个富裕人家的儿子被土匪“绑票”，他在帮这个富户去土匪处付赎金的时候，土匪头子看他聪明伶俐，办事又有章法，就爽快地把“肉票”释放了，并且让“肉票”把赎金也带了回去，提出的交换条件就是胡振江留在他身边做随从。从这个时候开始，胡振江就成了土匪。
据说，他做了土匪之后，并不像其他土匪那样去“绑票”勒索，主要工作就是侍候土匪头子。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们这支土匪队伍被国民党军收编，他想家不愿意当兵，就开了小差偷偷溜回小镇。回来后，靠做小生意维持生活，日子还算平静。平静的生活最终在一九五〇年被打破了。
建国初期，为了保卫刚刚诞生的红色政权，全国上下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不知道是什么人举报，称胡振江做土匪时身上有血债，于是，他被政府逮捕。长达数月的审讯之后，找不到证据证明他有血债。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当复杂和严峻，政府又不可能将他立即释放，就继续将他关押下去。一九五一年的某一天，他突然从牢房里被提了出来，并被押往刑场执行枪决。和他一起被押往刑场的有十几名犯人。按照胡振江本人的描述，当时一手持步枪的行刑人员命令他跪下，一阵枪响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他醒来，有关人员才向他宣布是所谓的“陪斩”，并且将他释放回家。受到这次惊吓，胡振江的精神出了问题。按照当地百姓的说法，胡振江因为受到惊吓“灵魂出窍”了，这时候的胡振江已不是过去的胡振江了。
也许是“祸兮，福之所倚”，“陪斩”后的胡振江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都得以幸免，再也没有被殃及。
正是因为他“死里逃生”的经历，当地百姓认为他“非同常人”。在当地十里八乡，遇见“白事”，都会请他去给逝者清洁身体，穿戴寿衣等，他也尽其所能把事情做好。渐渐地，百姓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还有好事之人给他张罗了一个媳妇。媳妇先后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他分别给两个儿子取名“来福”和“来贵”。可惜好景不长，他的媳妇嫌他太穷，就撇开他们父子三人跟着一个走乡串村的货郎跑了。缺少了女主人的家庭，生活更加艰辛。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只好在农闲以及逢年过节的时候摆个摊档，弄虚作假，赚点小钱度日。
知晓了他的经历之后，我的好奇心依然没有减弱。可能是从小就受到“党和政府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的教育影响，我心里仍然认为他肯定干过杀人放火或者绑票之类的勾当。
一年夏天的午后，大人们都在门口树下乘凉，胡振江过来闲坐。我走到他的身旁，冒失地问道：“你这个土匪真的没有杀过人？共产党的政府怎么会冤枉你呢？”他听了我的责问，像被雷击了一样，半天说不出话来，沉默了好一阵儿才站起身来蹒跚着离去，只留下喃喃的自语：“我没有杀过人，我从来没有杀过人。”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为我的冒失对他的伤害而懊悔。
在后来的时光里，我还偶然能够在逢集的日子里看见胡振江。有时候，在路上遇见我，他依然热情地打招呼，他温良的笑容直到今天仍然印在我的脑海中。
一九七〇年代末，我家搬离了小镇。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胡振江。十多年前，遇见儿时的玩伴，我向他打听胡振江的情况，他告诉我胡振江早已去世了。他的两个儿子似乎也已经不住在小镇上，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二〇一四年清明节前夕，我又一次路过小镇。小镇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麦田，放眼望去，偶有坟茔突兀在麦田的一隅。在这些坟茔中，或许就埋葬着胡振江吧。在天堂中的胡振江一定不用再卖伪劣的“八角粉”糊口了吧！对我儿时的冒失之语，应该早已原谅我了吧！
由“土匪”胡振江的坎坷人生让我想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想起了已经过去的渐行渐远的时代。
历史就必须这样写就吗？记录历史的文字中一定要由一些悲剧和无辜来装饰吗？
我把目光投向窗外，春天来了，屋顶上只残留下一点儿黑黑的积雪。推开窗子，感觉到春天已经随风飘进来了。
抬头仰望无垠的天空，天空是蔚蓝的，也是高远的。一群鸽子从空中飞过，隐约传来的鸽哨声如同春天的声音。我细数着过去的日子，也用心去体味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我多希望，那些美好平和的日子像春天一样早一点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