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周公是伟大的政治家，其实他作为军事家的地位也是鲜有人能及。周公常年担任总理的形象与风范，稍稍掩盖了他早年在战争时期曾经是军委书记、红军总政委、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经历。在中央军委于1989年11月发布的33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也称“中国当代军事家”，1994年8月又确定增补3人，共计36人。）的名单中，周公不但榜上有名，而且排名第二。位列周公之先的首位，自然是被同入此榜的贺龙元帅从延安时代起就尊称的“毛大帅”。在周公之后的第三、第四位，分别是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元帅和曾是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公。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中的前18位
在36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之中，周公也是难能可贵的几位之一，能在国、共双方的军队中都享有深厚的渊源、根基与崇隆威望。其中，这一地位的最根本奠定是来自于周公在未及而立之年就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以黄埔军校在国军系统中的份量，多多少少国军中的高级将领在政见之争与疆场拼杀之外的论资排辈面前，都必须恭恭敬敬地叫周公一声“老师”。
周公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的留影
虽然在1959年9月末授予第一批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授衔命令状上，都是国务院总理周公的签名，但他本人并没有解放军的军衔。至于军服，也没有任何他身着建国后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时期之58式军服的记载，倒是后来有很多周公身穿“一颗红星、两面红旗”的65式军服，出现在大众面前的影像资料。有意思的是，周公真正有案可查所佩戴过的军衔都是来自国军方面。
新闻纪录片中周公身着65式军服的画面
周公第一次受领军衔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作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顺理成章地出任以黄埔生为骨干的第一军的政治部主任，贵为中将。当时，他的名义地位还略高于何应钦。像陈诚、薛岳这些日后的国军名将都是周公的部下，至于刚毕业不久的黄埔一期生如胡宗南之辈都还只是基层军官。国军向来讲究资历，除了职务与军衔的先任，指挥与隶属也十分说明问题。比如白崇禧，他去台湾以后，在监视中的闲置之下日益落寞，某一次在军官礼堂看电影时被众将官敬礼问候的兴奋之余，对身边护兵夸耀道，“在台的国军将领，除了蒋公（不料几十年后成了‘常凯申’公！）与何敬公（何应钦），我都曾指挥过。”如果周公听闻此言，恐怕会一笑置之吧？因为在第一军的指挥序列中，周公是在蒋之下、何之上的。
抗战期间，周公身着国军的军大衣
北伐时期，同时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中将级别军官的共产党人还有李富春、林伯渠、叶剑英等人，担任少将的有萧劲光、蒋先云等人。从军制角度而言，北伐时期尚属草创，这样的将官军衔都具有临时的性质。至迟国民党方面在“四·一二”和各地陆续地大开杀戒之后，周公和其他著名共产党人在国军中的军衔也被明令解除。而周公后来重新正式地披挂中将军衔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当时周公同时担任国军系统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部长是人称“小委员长”的陈诚——去台湾以后，还是败给了真正的“小委员长”（“小蒋”）。
抗战初期，身着国军制服的周公（领章上“两颗星”的中将标志）
所以，周公曾经是国军货真价实的中将，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流传在世间的还有一张周公与美军飞行员的合影，应该是作为“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的“三人团（另两位是马歇尔五星上将、张治中上将）”成员，在各地奔走的途中所摄。照片中周公穿的是明显已经有美式风格的军装，只是肩章上还是空空如也，用于标志与区别军衔的仍然是领章。虽然只是黑白照片，但赫然可以看见领章上有三颗三角星，难道周公当时已经升任上将？那又是哪一级别的上将？
抗战胜利后周公与美军飞行员的合影（领章上的“三颗星”）
之所以会有此问，完全是由于国军的军制曾经非常杂乱。初期一切从简、事急从权，待到后来“四·一二”之后的“蒋记”北伐，有了太多的招降纳叛、封官许愿，加上各地军阀林立，这个将、那个将的多如牛毛。经历了所谓“军政时期”（1927年8月）和“训政时期”（1931年12月）的两次下野，“常公”蒋氏终于在龙蟠虎踞的钟山之麓稳固了统治——对此，后世的文人不知怎么自斟自饮地吹嘘起了“黄金十年（1928到1937年）”。作为正规化举措之下，在以“常公”为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之下专设铨叙厅，以统一全国的军衔制度，规范国军军官，尤其是将官的任免。其最重要的起手式是在1935年3月30日，以国民政府名义颁布的《特级上将授任条例》和《上将任官施行条例》。
国军在1935年3月30日起着手统一军衔制度
1935年4月1日，在颁布《特级上将授任条例》的翌日，“常公”以其军事委员会之“蒋委员长”的职务与资格被授予“特级上将”的最高军衔。从1935年4月2日开始，又陆续授予其他将领以不同级别的上将军衔，并全面进行授衔。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的陆军武官在1936年1月28日提交的统计报告，总计授衔上将124人、中将418人、少将1.240人、上校3.233人、中校4.707人、少校13.178人、上尉39.736人、中尉37.554人、少尉36.284人。而之所以有“不同级别的上将”这样听来怪异的讲法，其根源在于1935年到1946年间的国军制度。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的授予蒋氏“特级上将”军衔的任官状
中国的军衔制起始于1904年，那是在“庚子”之后清政府试行一些改弦更张——荣禄在向慈禧太后交底时所谓“救得了中国，但救不了大清”的改革。其一就是引入现代军制，实行以日本军衔为蓝本的三等九级军官军衔，军士和兵各分三级，加额外军官，共计六等十六级，是为中国的第一套军衔制度体系。后继的北洋政府继续沿用，但不断掺水并滥觞，大有狗尾续貂之势。1935年的整顿，其明面上是继承了中国军队将官分为上将、中将、少将三级的传统。但把国军中的上将一阶又分成了“特级上将”、“一级上将”和“二级上将”三级，但军衔标志在军常服上没有区别，都是在金板领章上佩三颗立体三棱体三角星。
到1949年为止，国军总共12位“一级上将”
到了1936年初，考虑到国军中多名中将级别的将领具备晋任上将的资格，但受上将员额所限而不能晋任的实际问题，在陆军中已有的一级上将和二级上将军衔之外，又增设了一级“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这一把变通当制度的不得已之举其实是跟北洋政府学的，但不同于北洋军制里可以给几乎每一级军阶再加衔，1935/1936的军制中只有“中将加上将衔”。1936年2月29日由国民政府公布的《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的第四条规定：“已加上将衔之中将，其服制与第二级上将同，俸薪仍照最高额支给。”
北洋政府时期的军衔体制
按授衔或晋衔的情况区分为六类：1）“加上将衔”，即已经授予陆军中将，而后加陆军上将衔，简称“晋加”；2）“任陆军中将并加上将衔”，即授陆军中将和加上将衔同时进行，简称“授加”；3）“特授予陆军上将衔”，即未经叙任陆军中将而直接授陆军上将衔，简称“特授”；4）“追晋陆军上将衔”，即现役将领亡故后追加陆军上将衔，简称“追加”；5）“追赠陆军上将衔”，即非现役者亡故后追赠陆军上将衔，简称“赠加”；6）是对友邦人士授予陆军上将衔，只有一例。国军中很多名将都曾经是“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比如经常因为读音相近而被混淆的张治中与张自忠，他们是同时代的“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后来，张治中将军在抗战期间晋升为“二级上将”，张自忠将军在第33集团军总司令任上力战不屈、壮烈殉国，被追授“二级上将”。
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时的张治中将军，
依照条例可以佩戴“三星”领章
在抗战胜利后，国军采用美式军服后，军衔标志改为肩章，特级上将的肩章上缀五颗五星呈五角状排列，一级上将的肩章上是四颗将星以菱形排列，二级上将和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三颗将星作“品字形”布局。由此形成了习惯所说的“五星上将”、“四星上将”、“三星上将”。但后来国军——用他们文过饰非、瞒天过海，真的是“过海”的术语——转进台湾之后的最大改变，除了将星排列方式向美军看齐以外，后来也废除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国军在1946年3月到1949年10月间的肩章
连让人耳熟能详的汤恩伯、胡宗南这些人，在1949年前都还只是中将加上将衔。在所有黄埔生中，因为占领了延安空城的“功劳”，胡宗南是在国军仓皇辞庙、逃离大陆之前拿到第三颗星的唯一一人，但毕竟还只是“加上将衔”的“准上将”。正是因为国军军衔制度的繁杂，直到几十年后还会让后人一不小心地犯错。连权威机构如八一电影制片厂几乎是以举国之力拍摄史诗级巨作《大决战》时都不能幸免：比如出现在《大决战·淮海战役》中的国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居然都是披挂“四星”肩章出场。顾祝同是1950年在败退台湾之后才获得安慰性质的第四颗星，而对于一度远走印尼的刘峙来说，是八一厂给他“追晋”的第四颗星，情何以堪！
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中的顾祝同和刘峙（注意肩头的“四星”肩章）
话题回到周公的“上将”，在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档案中，并没有给周公“加上将衔”的记录，在《国民政府公报》中也未见记载。其实，这是未经正式铨叙的“职务军衔”，而且不占用国军将官名额，也没有数额限制。背景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成立了“军调处三人小组”，由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五星上将居中斡旋，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张治中二级上将；为了级别对等，周公也在1945年12月任被临时授予了上将军衔。
只是这一场短暂的“临时”之后，紧接着就是天翻地覆、乾坤挪移。以周公一生的辉煌，这一区区“上将”的“职务军衔”也就自然淡出人们的视野。但经年之后翻检故纸堆之乐不应该只由历史爱好者独享，是以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