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虞云国的《敬畏历史》，其中有一段平常的文字：“（1976年11月）我写了一篇杂文……文章投到《文汇报》，报社下旬就寄来清样，准备刊用，但按当时惯例，必须要单位盖公章，证明作者清白，表态同意发表。”这让我心潮翻腾，不可自已，因为我也有同样的经历，却演变成一段冒名顶替的历史，说来真让人啼笑皆非。
图1 当年我是一名富于幻想的文学青年。
我在少年时期就爱舞文弄墨，进入青年时代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图1），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向报刊投稿了。记得我第一次投稿是在1964年，当时京城一家报纸正对一部文学作品进行热烈地讨论，我也被撩拨得技痒难忍，就连夜写出了一篇千字文。我原来傻乎乎地以为，投稿就是把稿件装进信封，写上报社的地址和名称，然后投入邮箱就可以了——当然，对我来说，最要紧的是剪掉信封的一个角，这样就无须贴上邮票，可以省下八分钱。要知道当时两毛钱就能看一场电影啊！
稿件寄走后，半个月毫无消息，我也渐渐把它忘记了。一天，我刚上班，就被通知到厂部接受领导的询问。我忐忑不安地走进办公室，一位厂领导劈头就问我：你是否给北京的报纸寄去文章了？里面写些什么？我赶紧老老实实地把文章内容叙述一遍。领导的脸色由阴转晴了，他笑眯眯地告诉我：那家报纸给厂领导寄来了一封公函，一是表示准备刊用那篇稿件，二是请厂领导盖章同意刊登……
不久，我的那篇处女作发表了，该报寄来的稿费恰恰等于我月工资的五分之一。当时我正和同厂的女友热恋。出于炫耀的心理，我故意在星期天和女友一起去邮局领取稿费，然后看电影、上饭馆、吃零食，把稿费全部花完了。在当晚回家的路上，我等待着女友对我的赞美和鼓励，可是，女友只在分手时委婉地说了句：“写文章，千万要当心呀！”
确实，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写文章是一件高风险作业，谁都知道“宁可跌在屎上，不要跌在纸上”，但是，我却依旧乐此不疲。随着几篇文章陆续地刊登，我犹如一个不知利害的航行者，聆听着希腊神话中女妖塞壬的歌声，受到了致命的诱惑。
图2 我曾是一名重机枪手。
不久，“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由于我发表过几篇微不足道的文章，便有人写大字报斥责我是“黑秀才”“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幸亏我曾在福建前线当过兵，扛过郭留诺夫重机枪（图2）；而且我的作品都发表在外地的报刊，他们根本无法找到白纸黑字的“罪证”，最后失去了耐心，只能不了了之。
严酷的现实是最好的清醒剂。经过这次打击，我赶紧收拾起文学梦，一心一意“抓革命，促生产”。多蒙女友不离不弃，于是我们结婚成家（图3），生儿育女……
图3 1969年，我和女友在没有宴席、没有婚纱的冷冷清清中缔结良缘。
终于，“十年一觉神州梦”结束了。历经浩劫和禁锢之后，文学创作开始呈现复苏的转机。尤其是1978年，各地的文学刊物纷纷复刊，让人目不暇接。如此葱茏的文场，逗引得我不禁重搦秃笔，又开始“爬格子”了。针对当时文坛不敢涉猎爱情禁区的怪现状，我写了一篇两千余字的文艺随笔《无情未必真豪杰》。由于写来得心应手，我有几分得意，更有几分期待。
然而，我写此文不过花了几个小时，却在署名上颇费踌躇，整天苦思焦虑还是毫无结果。
因为我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深知，发表作品可能是要经过单位审查同意的。我很清楚，署自己的真名实姓是万万使不得的。在那些靠造反起家的头头看来，我是个不入正册的人。记得有一次，我和同事们乘厂车准备穿越当时上海唯一的黄浦江隧道。谁知在隧道口，一名头头（后被清除出党）竟硬要赶我下车，据说是怕我“身上说不定会暗藏定时炸弹破坏如此伟大的工程”云云。幸而由于一位姓许的老党员的坚决反对，那名头头才“回首垂怜”“法外开恩”，使我有幸一睹隧道的宏伟。想想吧，穿越隧道尚且犹如“骆驼穿针眼”那样艰难，如果让他们“同意”我的名字和文章用铅字印刷出来，不是太痴心妄想了吗？
冰冷的失望几乎冻僵了意志，我甚至打算把那篇刚杀青的文章丢进煤炉，为它举行火葬……
见我六神无主，坐在一旁为儿女打毛衣的妻子却不以为然，她淡淡地说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主意：你的文章署我的姓名，不就没有麻烦了吗？
对这个冒名顶替的主意，我很犹豫：如果连自己的姓名都弄虚作假，以后谁还会相信你呢？
妻子继续为我打气：“你骗人又不是去做坏事，何况这是他们逼你这样做的。”
我忽然想起了鲁迅。迅师是中国文人的楷模，可是他老人家就骗过人。在去世前他还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要骗人》，他还明白无误地指出：使用欺骗的手段，对于压迫者是道德的。
我有点陌生地望着妻子——想不到这个化工工程师一出手就轻松地解决了我的天大难题。
于是，以妻子的名义，我把这篇稿子投寄给《福建文艺》，并要求在发表时使用笔名——“肖盼”（隐含小潘之意）。
《福建文艺》的编辑处理稿件颇为及时，很快就来信表示“写得甚好，我们初拟采用”（图4），并热情地寄来表格，请妻子填写。
图4 《福建文艺》编辑的来信虽然是写给我妻子的，但依然使我衷肠炽热。四十多年来，我一直将它珍藏在书柜里。
大概一个多月后，领导忽然把妻子叫去：“你给《福建文艺》写了篇文章？”
妻子笑脸相对：“是的。”
“只听说你丈夫会写文章，你——也会写文章？”领导狐疑地问。
“怎么，不相信？门缝里看人，真是！”妻子像蒙受天大冤屈似的柳眉倒竖，杏眼圆睁。
狐疑归狐疑，但我妻子毕竟在政治上清白得像“和尚的光头——抓不到半点辫子”，领导只好盖上“同意发表”的朱红大印了。
经过这番折腾，文章终于在1978年第2期《福建文艺》上问世了。我望着散发出油墨香味的刊物上的“肖盼”署名，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1978年至1979年的一年多里，我们如法炮制，接连不断地在《人民电影》《北京文艺》《江苏文艺》《长江文艺》《延河》《北方文学》《上海文学》等刊物上共发表了九篇以“肖盼”署名的小说和评论。
不料《人民电影》（后改回原名《大众电影》）1978年第5期发表拙作时，为了鼓励工农兵作者特别是女性作者踊跃投稿，竟将我妻子的芳名和所在单位捅了出来。哇，这下可有好戏看了。很快，妻子收到了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有的要和作者“交流写作经验”，有的表示爱慕之情；有一位甚至准备立即动身，带上该地名闻中外的土产专程来沪拜访……
更令人不安的是，有的刊物在发表拙作时，还专门来信，勉励“作者”：“努力写作，因为目前女性作者太少了。”
对这些读者和编者，我确实不胜歉疚，却又不敢明言相告。直到现在，他们恐怕还蒙在鼓里，哪里知道：须眉无奈称红颜，玉女原来是金童！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一位文友告诉我：今后发表文章再也不必单位加盖公章了。既为了纪念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也出于投石问路的心理，我特意写了一对冒名顶替者的故事，并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向《长春》文学月刊投寄了小说《涅槃的凤凰》。当然，小说中的一对冒名顶替者并非是夫妻关系，而是父女关系。果然该文很快就在《长春》1979年第12期发表了，而且颇受读者好评。我拿到样刊时，再三看着“潘志豪”的署名，百感交集，额手称庆……
从此，我在自己作品上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坐不改姓，行不改名”，署上自己的姓名了。不言而喻，那个女作者“肖盼”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从文坛上消声匿迹了。
图5 作者（前左一）担任东方电视台编导期间，在南京路拍摄关于上海市民巡访团的专题片。
1984年，上海举行全国首次人才交流招聘会。经过初试、复试、面试和政治审查，我被一家报社招聘为记者。1993年起，我又在东方电视台当了十五年编导。在我至今发表的两百多万字的作品中，都理所当然地署上自己的姓名。不过，我偶尔也会用上“肖盼”的笔名，这大概是那段冒名顶替经历所留下的记忆遗痕吧。有时，我会翻出那几篇纸张泛黄的“肖盼”的文章，就似乎闻到一股咸鱼的气息，虽然不新鲜，却足以让人回味。
|
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144辑
谁知红颜是须眉
文图 | 潘志豪
冯克力 主编
2022年8月 山东画报出版社
（点击封面或文末“阅读原文”可购买）
|
OLD PHOTOS
📖
定格历史
收藏记忆
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长按-识别二维码-加好友
商业合作或投稿
请发邮件至：laozhaopian1996@163.com
转载：联系后台 | 购书：点击“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