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第一五一辑
冯克力 | 主编
2023年10月
山东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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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末感言
凝视与钩沉 冯克力
不妨说，对老照片的解读，多是通过凝视与钩沉实现的。或因凝视而钩沉，或以钩沉复凝视。一张张老照片正是在凝视与钩沉的交互作用中，浮现出了它的意味与价值。且看——
在《家族旧事》里，王淼经过对几帧家藏老照片的钩沉，试图爬梳一个家族自晚清以降的兴衰沉浮。作者说道，他“有时也会凝望着太爷爷的照片发呆，怀想着在太爷爷的身上曾经发生过什么……照片中的太爷爷正值壮年，应该是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时期，他的眼神宁静而安详，却无由回答我的任何问题。虽然我无缘见到太爷爷，但我知道，他确曾活在这个世界上，爱过，恨过，有过热闹的生活，有过悲欢离合的际遇……”作者在对太爷爷的凝视里，进而反观诸己，对历史中的生命和现实中的人生，发出了近于终极的慨叹：“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之中，是历史的一个小小的环节。”可不是吗？从芸芸众生到英雄豪杰、王公贵胄，又有谁不是“历史的一个小小的环节”，乃至匆匆过客呢！
一张照片所能给予的启发与思索，常常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并且远在照片之外。
还有邹德怀对一本无主日本家庭相册的钩沉，最终浮出水面的，不仅有当年侵华日军实施生化战的罪恶，更有一个普通人被时代所裹挟、所绑架，成为军国主义战争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继而沦为战俘，终于和平年代回归正常生活的人生轨迹。面对相册里那个多面的、没有留下姓名的主人公，凝视之余，我们不能不与作者发出同样的拷问：“你是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少年，画风突变，成为侵略别国的‘武器’？又是如何在日本战败后，从一个面无表情的侵略者，变回一名热爱家庭的普通人？”
这“拷问”的答案，或许并不复杂，却值得一代又一代的人去重温、去省思，以矫治人们无处不在的可怕健忘，防止人类悲剧的重演。
在《老照片》出版的二十七年里，收集了无量的对于老照片的凝视与钩沉。厕身其间，我们经常会被来稿里的照片以及作者对照片的凝视与钩沉所吸引、所启迪、所感动……而想想我们所做的，也不过是勉力为老照片的“凝视与钩沉”，搭起了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吧。
仅此而已。
目录
旧影钩沉
邹德怀 我收藏的一本日本家庭相册
私人相簿
邓一丁 我的祖母邓映易
王 淼 家族旧事
陈 虹 母亲的毕业证书
郭 辉 我的父亲“郭援外”
名人一瞬
田卫平 1937年：梅兰芳大师赴宴我家
李 宾 华罗庚在天津推广优选法
故时风物
杨 潜 上海“一战”终结庆典旧影
魏春洋 近代烟台赛马
唐 新 老照片中的淅川下寺
人生况味
张 琦 大杂院儿旧事
何 蜀 七十年前的托儿所
小 非 我的两位师傅
旧事重温
丁 东 “包产到户”的先行者
马成年 口述 何 杲 整理
为北平和谈架设通信线路
赵庆国 在香营中学的日子
书末感言
冯克力 凝视与钩沉
封 面 20世纪50年代初的幼儿园（何蜀）
封 二 民国时期上海的市集一隅（云志艺术馆）
封 三 清末民初的父子合影（王淼）
内文赏析
我收藏的一本日本家庭相册
邹德怀
自从法国人尼埃普斯使用暗箱，从白蜡版上获得了历史上第一张照片以来，摄影便逐渐走入人类的生活。在此后的近两百年里，人们不仅通过摄影，将一件件书写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化为真实的影像，也将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定格保存下来。
当翻开一本家庭相簿或个人影集时，你会自然而然地被吸引到照片里，仿佛自己也置身于快门按下的时空中，沉浸在彼时彼刻画中人的感受里。当这个画中人恰好又身处于历史上的重要时段，被裹挟在潮流里的时候，一张照片、一本相册所蕴含的个人命运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冲突，便更具有戏剧色彩。这便是历史与照片的魅力，也是它们吸引我的原因。
2015年，一位日本东京的朋友以九万三千日元（约五千五百五十五元人民币）的价格，帮我买下这本相册，寄到了我的家中。我记得那年恰逢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当时我特意前往日本，在跳蚤市场上试图寻找一些与抗战相关的照片以及文物。不过由于时间关系，我没能找到特别珍贵的藏品，便委托当地的朋友继续帮助寻找。
于是这本相册便跨越山海，来到了我面前。
然而，当我开始翻开这本没有署名的日本家庭相册时，一些家庭合影与儿童节日留念映入我的眼帘。我并未在这些普通民众的生活影像记录中找到任何特殊之处，甚至开始怀疑朋友是否寄错了相册。不过，再往后翻看时，我的心情却由起初的平静与淡然，到毛骨悚然，五味杂陈，因为我在这本相册的照片后半部分中，得知了其主人是一名曾经在我国东北地区服役的侵华日军，而他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接下来，我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体验了昭和时代的一个日本人，从普通少年到侵华日军，再到战后所经历的一切。望着相册中的一张张照片，这个面部表情时而淡然懵懂，时而冷酷麻木，时而幸福微笑的日本人，让我在内心难以平静的同时，对他以及他背后的故事产生了探究的兴趣。
图1 相册主人五岁时
图2 相册主人十七岁时
图3 十八岁的相册主人
此外，当我一页页翻看着这本特殊的相册时，“关东军化学部”“第526部队”等字样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让我产生了极大震撼。我意识到这本相册的主人不仅是一名普通的侵华日军，他的照片与经历，极有可能成为揭开日军秘密生化部队真面目的重要证据。在翻看完整本相册后，我马上展开了相应的调查。
众所周知，侵华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且长期以来都在进行着化学战的研究与准备。一般提起这些字眼，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便不由得想到因活体解剖而恶名昭著的“731”化学部队。不过，其恶魔兄弟“516”部队却长期以来无人知晓。而相册主人所属的“526”部队更是鲜为人知，甚至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中，被不少人质疑其是否存在过。在1937年成立的关东军技术部，其下属化学兵器班便是相册中“关东军化学部”的前身，而它的代号就是神秘的“516”部队。这支化学战研究部队共有二百五十多人，他们不仅负责研究与开发化学武器，还对中国平民进行活体试验。
与专门进行细菌研究的“731”部队相比，“516”更娴熟于毒气实验，其代表作有致糜烂性的“黄1号”芥子气、速效性毒瓦斯的“黄2号”路易氏气、窒息性茶色毒气的氰酸以及刺激性毒瓦斯的青色毒气碳酰氯肟和赤色毒气联苯氰基胂等。这些不同种类的毒瓦斯在研制成功后会装进迫击炮弹内，由“516”部队转交给“526”部队使用。这支拥有制备毒剂、人体实验、培训使用等能力的恶魔之军，在相册主人服役的“526”部队帮助下，在我国东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
图4 相册主人在关东军化学部的档案照片
图5 相册主人（左二）在第“526”化学部队工作时的合影
图6 初入东北的相册主人
图7 外出作战时的相册主人
作为关东军最为神秘和残忍的化学部队，在日本投降时，日军奉命将它的秘密全部销毁，部队驻扎的主体建筑、大量证物与化学武器实验设施都被紧急处理。周密的隐匿与毁迹使他们得以在战后消失数十年，直到日军老兵高桥正治与若生重作提起那段往事。这两人曾是“516”部队成员，他们回忆：“在1945年8月13日，即在日本即将宣布投降的前夕，‘516’部队接到将一切文件资料和化学毒剂销毁或隐匿的命令。根据这个命令，该部队把化学武器运到附近的嫩江大桥上，全部投入江中。”
然而，在之后的日子里，生化部队的“杰作”并没有随着那些资料一起消失。自从1950年起，仅在齐齐哈尔一地就多次发现日军遗留的大量化学毒剂武器，其对平民造成了重大伤害。1954年，当人们运输发掘出的日本毒弹时，就先后有十名工人中毒，经过抢救后才脱离危险；1969年，处理废弹的三名工人因为毒液泄露，遭受糜烂性中毒伤害；1995年，三名村民在拆卸炮弹时引发爆炸，导致一死两残；2003年8月4日，四桶毒剂在当地一个小区工地被发现，并导致四十三人伤亡；2004年5月23日，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头站村一所地窖中发现五十二枚毒气弹，在其周围更是累计挖掘出二百六十九枚毒气弹；2004年5月24日，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花园小区工地也发生日军遗留芥子气泄露事件，造成八人中毒；2007年5月4日，在同一区域的荒地中再次发现两枚芥子气毒气弹。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结束后，中国已发现日军遗留的各种毒气弹约两百万发，毒剂共计约一百万吨，至今仍未完全清除和销毁。
尽管在战后的中国，日军遗留化学武器造成直接伤害的案例数不胜数，然而，对于化学部队的证实与索赔工作仍然进展缓慢。在战后的几十年中，曾经有很多人试图证明“516”和“526”部队的存在，但由于资料的极端匮乏，他们都没能成功。因此，针对这些民众伤害的法律诉求也都不了了之。
图8 相册主人在东北执行侦察任务
图9 相册首页两幅母亲肖像之一。摄于昭和十九年（1944）6月，母亲六十七岁
图10 相册首页两幅母亲肖像之二。摄于昭和三十七年（1962）8月2日，母亲八十五岁
当从这本相册中发现这些惊人的消息后，通过一系列的文献比对与研究，我终于可以负责任地确定，这本相册便是“526”部队在日军侵华时期驻扎于我国东北的直接证据之一。因此，它也成为证明臭名昭著的“516”化学部队罪行的一份有力佐证。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将这个消息公布出来，一时受到了国内外许多媒体的采访。不过，当我频频翻开这本相册的时候，当我看到相册主人复杂的一生时，一种关于人性的思考也由此开始萦绕在我脑海中。
这种思考激发了我心中某种强烈的冲动，一种想把这段尘封的过往讲述出来的冲动。我始终无法想象这本相册的主人，是如何从普通人变为身穿军服、面无表情的恶魔的。在相册后半部分，他又是如何从侵略者，战后变回普通人的。这本相册的主人，即“526”部队一个不知名的人员，在相册中一共收藏了一百二十张照片，它们几乎涵盖了相册主人的前半生——从五岁的童年，直到二战结束后数年。
也许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他没有像我收藏的其他日军相册那样，把部队最高长官或者自己的照片放置在相册第一页，而是将自己母亲的两张照片放置首页，分别标记了“母荻原琴，昭和十九年（1944）6月当六十七岁”和“昭和三十七年（1962）8月2日，八十五岁”，对比字迹，这同时也证明了相册持有者至少活到1962年。
图11 1941年12月，相册主人在中学接受军训
图12 这是1943年相册主人的朋友小津甚平的照片，右边后来补充注释此人于南海阵亡，照片后面显示他在南海时的身份是航空技术兵
从第二页开始，相册主人开始放置自己的成长照片，五岁的童装照、穿上校服的照片、十七岁身着传统服装以及十八岁身穿国民服的照片。他第一张在军校（后面同时期的照片里标注为［东京］府立七中校庭，即现在的东京都立墨田川高等学校）里的照片，摄于昭和十六年12月，即1941年，这一年日军攻下了包括福州在内的大半中国国土，并且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
图13 这四位相册主人的好友被注释着：全员战死
随后，通过照片我们可以得知，这本相册的主人考入大学读书，在昭和十六年到昭和十九年（1941—1944）期间，他将三张好友照片贴在相册里，这或许是他的同窗挚友。但是从注释里可以读出，三张照片里的六位朋友已经悉数战死。作为航空技术兵的小津甚平君战死于南海，河崎秀雄君战死于台湾，另外四名未标注姓名的朋友只写了一句“全员战死”。战争是残酷的，或许那场战争夺走了他最好的几位朋友，因为除此之外，相册中再无其他友人的照片。
图14 1944年3月27日，相册主人“出征”中国前的家庭合影
在此之后，是昭和十九年（1944）3月27日，他与家人所拍摄的一张十三人大合影。二十一岁的相册主人站立在母亲身旁，周围的亲朋好友们脸上多少有些凝重，右前方的小男孩身穿西服脚踩木屐的细节，也许暗示着这个日本家庭并不是富贵之家。在合影的最上方，主人注释着“出征，昭和十九年3月27日”。他就是在这一天，踏上了“出征”中国的遥远路途。而这一年，也是公历1944年，相册主人拍下这张合影的三个月后，在遥远的中国云南，松山战役打响。大约半个月后，惨烈的衡阳战役爆发。
通过随后的照片，我们可以发现相册主人来到了中国东北地区，加入了“满洲第1014部队”，即“野战重炮兵第十联队”。这支部队于1941年7月16日成立，同年8月于千叶县国府台编成，随后移驻中国东北。该部先后驻防吉林省海龙（今属梅河口市）、牡丹江省八面通（今属黑龙江省穆棱市），相册的主人在当时的伪满洲国边境负责边境警备工作。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照片中的他开始戴上了厚厚的眼镜。从他的着装与工作变动中，我判断他很可能是一名文职人员。此后，他在同一年又被调入位于齐齐哈尔的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也就是上文中我提到的那支协助“516”部队进行生化战的“526”部队。
在《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一书中，我找到了许多关于“516”部队及其练习队（“526”部队）的大量罪行。其中包括在东北野外地区多次发射毒气筒和喷洒毒剂以检测其杀伤力，这些残酷的实验均以活人和牲畜为对象，造成大量中国人员伤亡。“516”部队研制的化学武器，不仅会供于华北、华中和华南日军使用，还为日后拟对苏联发动全面战争进行战略储备，甚至在东南亚及冲绳的日军手中，都出现过“516”部队研制的武器。然而，这些罪行都因为当时被紧急销毁而证据不足。
早在1937年7月27日，日本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便下达了可在适当时机使用化学武器的命令（临命第421号），与此同时，他也下达了向华北地区派遣两个迫击大队和一个野战实验部的命令——“临参命第65号”。此后，载仁又陆续下达“临参命第73号、82号、120号、137号”，继续向驻华日本军队增派化学部队，包括迫击大队、野战毒气厂、毒气中队或毒气小队。
在侵华期间，日军在中国关内实施了大大小小的化学战，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这些毒气种类应该依次为：绿剂（催泪剂）—赤剂（呕吐剂）—黄剂（糜烂剂）。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这些毒剂其实已经有过很多次实验。如1934年9月在静冈县天龙川河口进行的“瓦斯雨下，对雨下研究演习”（“雨下”为化学战用语），1936年7月在青森县山田野进行的“特种弹研究射击演习”，都是史料可考的日军化学战演习。
相册主人所在的“526”部队，于1942年11月10日在黑龙江省富拉尔基编成，主体为迫击第一联队，另加入了瓦斯第三大队和关东军制毒教育队的人员。迫击第一联队1940年6月4日创建于伪满洲国驻屯部队第十师团中，更是关东军化学部队的骨干力量，主要装备为三十六门九四式轻迫击炮、八门十年式掷弹筒。联队长为黑濑平一大佐。由于该部队的隐蔽性，故而相关资料非常匮乏，甚至连部队组成都有冲突之处（据《陆军习志野学校》一书中提到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由迫击第十大队与瓦斯第十大队在1941年9月16日编成），所以在后来甚至有学者提出“526”部队并没有存在过。不过，我手中这本相册的照片和注释，则是对这支部队存在过的最好证据之一。
通过调查，我基本可以判断相册主人服役于“526”部队时，该部隶属于第一大队，因为他曾经在野战重炮兵联队服役，拥有炮兵背景，而此后的照片中，也能看到一些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齐齐哈尔街景以及市井生活百态：货摊、小吃摊、算命先生、扒跳蚤的乞丐……在这些以中国城市为背景的照片中，有一张女护士的照片格外显眼。相册主人为她备注的名字是千原悦子，通过之后照片中透露的信息可以得知，相册主人最终与她结为夫妻。
图15 二十岁的千原悦子，后来成了相册主人的夫人
相册中关于侵华战争的照片停留在昭和二十年（1945）7月，下面的备注也由“526”部队改为第25232部队。对照史料可以得知，这正是1945年4月日军更改番号后的“526”部队，这或许是日本战败投降前最后一次番号调整。此后，他的相册便沉寂起来。
相册主人再次更新照片时，已经到了1950年。通过一系列调查，我发现在1945年，所谓的化学部练习队，也就是相册主人所在的“526”部队有五百一十人被苏军俘虏，他们被分成了五个作业大队，然后送往了遥远的西伯利亚强制劳动。我想他很有可能被编入了其中的第273作业大队前往了遥远的苏联腹地。
这个战俘大队一共有一千五百人，其中有四百六十人来自“526”部队，他们1945年9月16日从齐齐哈尔出发，18日通过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最终到达了位于苏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第三十四收容所第四支部。在迁移过程中，这支战俘劳工队伍有四个人直接死在了路上。
图16 相册主人拍摄的齐齐哈尔城门
图17 相册主人拍摄的齐齐哈尔市井生活照
图18 相册主人拍摄的齐齐哈尔市井生活照
图19 日本投降前夕，相册主人（左）被调入第25232部队
根据原作业大队人员日后的回忆，他们被送到了一个叫做“克拉斯诺4”的劳动地点，那里应该就是隶属于苏联煤炭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哈卡斯煤矿。这座煤矿位于现俄罗斯联邦境内西伯利亚中南部的哈卡斯共和国，当地冬天的气温可以低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这些战俘的生存条件非常恶劣，大部分人营养不良，他们需每天在地下三十米深的矿坑中作业八个小时。
不过，比起相册中曾经出现的那些朋友来说，他的经历算是幸运的。
在相册的后半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相册主人面带微笑，与在侵华期间结识的千原悦子湖上泛舟、约会、结婚，与兄弟姐妹聚会出游、合影，与公司同事交际、出差、团建。此外，相册中的一些风景照片，似乎可以证明他还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在他的旅行摄影作品中，我们还经常能看到他与妻子、母亲的合照。
在相册的最后，它的主人以一系列的家庭合影作为结尾。在家庭合影的旁边，还留有他的最后一个注释——“祝大家幸福”。
图20 1950年，相册主人复员后与母亲的合影
图21 1952年，相册主人在湖上泛舟
图22 1953年6月，相册主人婚礼后，其母与千原悦子合影
图23 相册主人妻子婚后的居家照
他的故事结束了，然而，我的思绪却久久不能平复。如果可以，我真的很想当面问问相册的主人，你真的觉得一切都结束了吗？当你说出这句“祝大家幸福”的时候，有没有想起哪怕一丝在中国东北发生的事情？
我看尽他的大半生，却仍然有太多疑问。深入的研究与调查使我对他的个人经历与历史背景谙熟于心，但我却始终没能找到他的名字，太多的谜团与疑问，让我不由得在无数个深夜里，在心中用中文大声地质问他，你到底是谁？你为何隐去了自己的名字，却没有隐去那支秘密生化部队的番号？你的家庭相册为何会出现在二手市场？你是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少年，画风突变，成为侵略别国的“武器”？又是如何在日本战败后，从一个面无表情的侵略者，变回一名热爱家庭的普通人？
最重要的是，他到底在中国做了些什么？从日本到中国东北，再回到日本，他在战后以普通人的身份隐没于社会后，心中会不会萦绕着那来自远方、持续数十年的号哭声？以及那些绝望的呼喊？脑海中会不会浮现那些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还有那些被倾倒进嫩江河底的秘密！
如今，我仍然会时常通过翻阅文献与检索网络继续研究这本相册。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将它背后隐藏的秘密逐一揭出。不过，关于人性问题的一些思考，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答案。
2021年的最后一天，我将讲述这本相册故事的视频上传到微信视频号和B站“邹德怀的老照片”，没想到一天时间就有近50万人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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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151辑
冯克力 主编
2023年10月 山东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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