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忆插队往事

二十年前，丁东先生在《老照片》第十八辑刊载了《插队的日子》一文，该作品以其深邃的情感与细腻的笔触，赢得了广泛赞誉与好评。时光荏苒，转眼间已至2023年6月23日，丁东先生重访了位于沁县的长胜村，故地重游，心中涌动着难以言喻的感慨与思绪，不由自主地再次沉浸于那段跨越五十余年风雨的插队岁月回忆之中。

以下图文选自《老照片》第一五〇辑

饥饿的考验

在长胜村一起插队的同学有二十几个，大多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年纪最大的二十一岁，最小的十四岁。全村六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四五名知青。我和文重萍分到六队，同队的还有齐新建、刘文利、杨英三名女生。

农民自称“受苦人”。我受苦感到最大的挑战是饥饿。社员一年才分三百来斤原粮，没有自留地，只好年年寅吃卯粮。知青下乡第一年，国家供应五百二十八斤原粮，每月四十四斤。加工成米面，只有三十八斤，一天不到一斤三两。如今副食充裕，一斤米够吃几天。当时没有肉蛋蔬菜，油也很少。春耕夏锄，披星戴月，上工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劳动强度很大。知青自己开伙，按计划吃粮，早上半斤玉米面煮窝窝，中午一大碗“和子饭”（把水烧开，放些小米、土豆块、扁豆，再放些高粱面的面条煮熟），晚上一大碗小米稀饭，一会儿就消化完了，在地里干活，饿得前心贴后心。农家先紧下地的人吃饱，看我们吃不饱饭，直叹知青恓惶（可怜）。秋天生产队加夜班，队里用集体的米面烙饼，一张四两，我竟吃了五张。后来，知青自己养了猪，种了菜，冬天回家探亲节省的粮食，拿到农忙时吃，才摆脱了饥饿。

图1 1969年1月，我们三个人组成“长征队”，徒步前往插队的山西沁县。这是从天安门广场出发时的留影。左起依次为文重萍、笔者、杨小平

对肠胃的挑战还没完。1970年冬天，山西省农村开展“整党建党”“一打三反”“农业学大寨”运动，选择一部分大队进驻工作队。我和知青张惠文、军转干部牛文亮、沁县中学教师老夏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了本公社轻城大队，工作队长是公社秘书老王。那年国务院召开北方农业会议，沁县估产能达“纲要”（亩产四百斤），县革委会副主任出席了这次会议。谁知这年冷得早，推广的“晋杂5号”高粱生长期长，没有完全成熟，早霜就下来了，全县实际亩产连三百斤也达不到。县领导不相信实际产量和估产差距这么大，为了按估产完成征购任务，掀起了“反对瞒产私分”风暴。某畜牧业先进村，以往饲料粮留得比较足，这次被抓典型，村支书和大队长在全县三级干部会上被当场逮捕，吓得全县农村干部风声鹤唳，只好回去一遍又一遍地打场，一车又一车地交粮。农民眼看交罢公粮，剩下的口粮已经吃不到春节，都着了慌，只好以糠代粮，应付饥荒。变化马上在派饭上体现出来。按规定，工作队员挨户轮流吃派饭，一天交一斤三两粮票、三毛钱，农民往常尽量给做些好饭，但饥荒降临，农民也顾不上许多。那些天家家派饭都吃糠窝窝，拿起来就散，双手捧着吃，粗糙得咽不下，只好舀蒸锅水往肚里灌。转业军人牛文亮说，老百姓做饭有困难，我们不能自己开伙？大家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我们不再吃派饭，吃起了“小锅饭”。不久，公社知道了，批评我们不和社员搞“三同”。没办法，只好重新吃派饭。

好在沁县征过头粮的事，很快被李顺达知道了。李顺达是农民出身的中央委员，知道农民的疾苦。他发话，不管怎么，也得让老百姓一年吃上三百斤粮食。于是，征的过头粮又一马车一马车地从县粮库拉回来。这样，我们才结束了吃糠的日子。

我在工作队干了七个月，那个大队的领导班子重新配置后，便回到长胜村。秋收社员分粮，上面让知青司秤。明明有磅秤，队长仍然选择木杆秤，二人抬着称粮。秤杆翘得高高的，农民就能多分些口粮。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的同情心在农民一边。

实行包产到户，取消人民公社，结束粮食统购统销后，90年代初我和文重萍相约回过一次长胜村，见到原先的副队长。他说：“现在和你们在那时不一样了，虽说还是没钱花，但能吃饱了。”

图2 途经太行山上

宣传队和小评论

我们村知青，很快以文艺表演出名。同学当中，丁振刚喜欢音乐，不但擅长乐器，还能作曲；文重萍、张惠文、张军等都有表演才能。他们排了一台节目《收租院》，很被县里看中，名声还传到晋东南专区。以后，不管农忙农闲，只要县里需要，长胜文艺宣传队就停工排戏。后来，沁县修铁路，好几位宣传队的骨干，被收入铁路民兵团。

我不会唱歌跳舞，喜欢写作，仿《长征组歌》形式，写了知青组歌，请丁振刚谱曲，其中有一句“风梳头，雨洗脸，思想红，意志坚”，居然在同村知青中传唱开来。

我还牵头做了一件事，在村里供销社门口，办了一个小评论专栏。小评论办得正火，母亲来电报，说父亲病危，让我回京。我插队下乡之后数月，父亲到了湖北沙洋五七干校。没几个月，他就病了。冬天我回北京，父亲从干校来信，要我在北京多待几天，实际上他正在申请回京。我急着弄小评论，便不等父亲，不料回村才几天，父亲被同事专程送到北京。我只好再次赶回北京。父亲已是肝硬化晚期，在医院的病床上，腹胀如鼓，说话都已经很吃力，十几天后就去世了，年仅五十二岁。从此，我家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母亲工资不高，要维持外婆和妹妹的生活。我已经成年，不好意思再向母亲伸手。生产队里分值不高，欠款户多，我是长款户，账上有钱领不出来。我到外村当工作队员，每天吃派饭三角钱，粜粮食得一角钱，县里补助一角钱，另外一角钱得自己出，我手里攒了几元钱，不敢乱花，否则，吃派饭就没钱了。

知青的交游

我喜欢交游，在沁县插队三年，在知青中结识了一些朋友。

卢叔宁是北京师大一附中1966届高中生，在校期间我们并不认识。他在漳源公社李家沟插队，距长胜村约三十里。我借老乡的自行车，到李家沟拜访，和他相识，感觉他比我读书多，想得深，很愿意和他交流。

1970年庐山会议后，传出一些小道消息。于是，我、文重萍、杨小平和卢叔宁，相约到漫水公社后泉知青点聚会。那天晚上，大家围绕陈伯达，各抒己见。有人说，陈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卢叔宁当场反驳，并预言，下一次斗争就到了军内。我没敢想他指的是林彪。当地消息闭塞，卢叔宁不会有更多的信息来源。他靠对国情的直觉观察，做出自己的判断。数月后，发生“九一三事件”，我恍然大悟，时局变化竟被卢叔宁言中。于是，请卢叔宁到段柳杨小平住处，和赵国楠、文重萍等再次聚会。卢叔宁带来了秘不示人的日记，给我们念了几段。我们才知道他对林彪早有系统的反思，犀利的言辞，让大家振聋发聩。

图3 1991年，笔者与卢叔宁（中）、文重萍（右）在深圳留影

卢叔宁是北京师大一附中的高才生，数学竞赛得过奖，文章登过报。“文革”初父亲不堪凌辱弃世，家庭悲剧推动他独立思考，质疑主流宣传。插队后，他尽可能寻找各种中外著作阅读，尤其喜欢鲁迅，他说鲁迅是他平生唯一敬重的人。我和他有过一次失败的南国之行。当时我还没有读过多少鲁迅的书，他讲起鲁迅来如数家珍。印象较深的是他把鲁迅和郭沫若作了比较，对前者怀着真诚的敬意，对后者却剖析得入木三分。当时的宣传，鲁迅被抬得很高，按政治需要进行了改造。卢叔宁系统地读过鲁迅的原著，在他心目中，鲁迅有独立的人格，是批判性的启蒙思想家。他冒着风险，坚持写日记。母亲和哥哥担心，恳求他烧掉。他毁掉少部分，将大部分保存下来。1998年，中国文联出版社组织一套丛书，向我约稿，我提交了自述《精神的流浪》，同时建议出版卢书宁插队期间的日记。出版社以《劫灰残编》为书名，让卢叔宁的部分日记面世，引起学界关注。印红标的专著《失踪者的足迹》，辟有论述卢叔宁的专节；钱理群的专著《爝火不熄》，洋洋洒洒写了三万字，评述卢叔宁独立思考的价值。

文联出版社的丛书要求每册篇幅十万字左右，书中没有把卢叔宁保存的思想精华全编进去。其实，他在沁县广播站工作期间，还写过不少东西，长诗《清江河的传说》，剑指闭关锁国，倡导对外开放；长诗《我们生得并不晚》，被反复转抄，在一代青年中不胫而走。

1977年冬，卢叔宁参加高考，分数很高，但那年并非分数面前平等录取，1966、1967届高中毕业的高分考生，多被挤到师范院校，卢叔宁被录取到晋东南师专，毕业后分回沁县中学教书。这时知青大多已经离沁，周围失去了思想碰撞的氛围。灰暗年代，独立的智者可能达到先知先觉，思想解放的大潮开启后，偏居一隅很难再领风骚。80年代后期，文重萍介绍他到深圳教书。他退休以后，我建议他撰写回忆录，他写成了《苦难、不屈与求索》出版，约三十万言。我应邀作序，称他是“思想史上的幸存者”。

魏光奇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1966届初中毕业生，也以好学深思见长。他在漫水公社后泉插队，距长胜村五十里。同村还有杨志栓、朱东力等喜欢思考问题。我和魏光奇相识后，纵论国是，诗词唱和。回北京探亲，我又认识了与杨志栓正在热恋的黄以平。黄以平毕业于北京一〇一中学，父亲是地理学泰斗黄秉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黄以平人缘好，各路民间精英都愿意和她来往，家里就成了北京有名的沙龙。在这个沙龙里，发生过一些产生深远影响的辩论。张木生在这里发表了改变农村体制，否定人民公社的主张。我读到摘要，大开眼界。

魏光奇后来到长治东风钢铁厂当会计，1978年以同等学力报考首届研究生。我当时刚刚考上山西大学历史系，和任茂棠老师比较熟，向他转达了魏光奇投考的愿望。任老师对没有读过高中和大学的自学者不怀偏见，让他写了一篇文章，看后认为思索能力不错，和他见了面，用几个小时给他梳理了中国近代史的知识体系。结果，魏光奇在初试和复试中都是第一名，他顺利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成为1978级中国近代史研究生，我是1977级本科生。读书期间，在沁县插队的知青赵国楠考上中文系，俞瑚考上历史系，李琨、席小红考上外语系，几个北京师大一附中同学，又成了山西大学同学。

图4 山西大学学生会欢迎美国学生来访。前排左二李琨，右一为笔者

1972年底，我回长胜村办调动手续，巧遇李银河。沁县是她父亲的老家，她在内蒙古下乡三年，转到沁县乔村插队。李银河和我是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校友，我比她高一届，在校期间并不相识。她听说文重萍收藏了不少文学名著，从乔村专程来借书，我和她由此相识。不久，我和文重萍去北京的李银河家，欣赏她家收藏的世界名画集。

李银河后来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1977年毕业，到《光明日报》当编辑，1978年调进国务院研究室。《中国青年》杂志向她和林春约稿，她们合写了《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轰动一时。从此，李银河的名字进入公众视野。她说：“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容易使人产生使命感，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沾上了边。”1979年，她参加理论务虚会。后来她和王小波结婚，到美国读博士。1988年，李银河留学归来，选择性社会学持续探索，逐渐成为这个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中国的社会转型中，性别问题很敏感。李银河进入早，著译多，不时与大众传媒互动，十分引人注目。她的言论，直面伦理层面的争议，不时发出对现行涉性法律的反思，前卫立场、理性精神、行动能力相统一。在同性恋等问题上，她都提出过独立的见解。过去很长时间，社会不分公域和私域，生理、心理问题被当成道德问题对待，道德问题被当成法律问题对待，李银河从基本人权出发，廓清界限，为性少数派的权利声辩。她的著述，产生广泛影响。某些性少数派的当事人，因而免受不必要的伤害，或者减轻了伤害。以至于司法领域的某些调整，也与此相关。

结束插队

在长胜村插队的同学，爱好文学、尝试创作的有好几位，我写诗，李丹妮写散文，韩旺辰写小说。王国全是多面手，小说、诗歌、剧本全面开花，他创作的叙事诗《格尔丹的传说》、抒情诗《大江三部曲》，都让我眼睛一亮。文重萍制订了一个长篇小说创作计划，为此搜集了不少中外名著。我们曾经互相切磋，一度成立长胜知青文学小组，取笔名“常青文”。

我们的文学活动得到县里的重视。1971年冬，沁县召开文艺创作会议，邀我和白锡喜等知青参加。接着召开图书审查会，邀我和杨志栓参加。那年中央开了一次出版工作会议，要求各地用“三结合”的方式，审查“文革”前的出版物，解放一批“文革”前的旧作。沁县审查了两本书，一本是散文集《故乡散记》，一本是小说《地下小学》。县里干部牵头，吸收工农兵各界人士十几个人，聚在县招待所，开始审书。县图书馆找不到《故乡散记》，只好先审《地下小学》。作者段杏绵是马烽的夫人，书中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员的故事，只有十几万字。大家一边念，一边评议。有一位人民武装部的与会者，认为这段美化了日本兵，那段丑化了革命群众，我和杨志栓与他唇枪舌战，极力说明这本小说应当解放。一些来自工厂、农村的与会者，见我们振振有词，也有所附和。最后形成结论，这本书主流观念是好的，可以解放。后来，听说沁县审书的结果受到上级表彰，说有政策水平。而另一些县，因为“大批判精神”占上风，把没什么问题的书也枪毙了。

我当时并不认识段杏绵老师，后来我和邢小群结婚，才知道她父母和段杏绵是老同事。1992年，儿子按知青政策转回北京上中学，小群想就近照顾，但调动工作很难。1993年，中国作协创办《环球企业家》杂志，唐达成向主编冯立三推荐邢小群参加编辑工作，开始定不下来，段杏绵给张锲打了一个电话，让小群以借调的方式进京工作，改变了我们家庭的生活轨迹。

图5 1990年，笔者与文重萍回长胜村时留影

图6 山西省委调研室九知青。前排左为笔者，后排中为王川

文学是苦闷的象征。随着插队的持续，一些知青开始寻找脱离农村的出路，飞鸟各投林。我当时写诗有一部分是抒发真实思想感情，私下交流，求其友声；一部分是顺应时风，争取在报刊发表。当时担任沁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的郭同德，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帮助。他和《山西日报》有业务联系，把我的诗推荐给相关编辑，一首很快见报。我又写了一些，订了一本，存在郭同德处，请他继续推荐。没有想到，这竟成为我结束插队的契机。

原来，时任省委书记曹中南提议，在大学选拔工农兵学员之前，省委调研室从全省挑选十名北京知青试用。调研室主任吴象派员分三路考察，其中一路来到沁县。我当时在北京探亲，郭同德向他们介绍我的写作能力，还把我存在他处的稿子提交给调研室考虑。

当时知青想招生上学，离开农村，关系因素已经发酵。我父亲去世，母亲是北京一所中学的普通职员，可谓无权无势，没有任何关系可以依靠。1972年（壬子年）春节过后，我回到沁县，惊喜地收到通知，让我到省委调研室报到。这真像从天上掉下来一个馅饼。当时，沁县和我一起入选的还有王川。他在插队期间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到调研室试用一年后转正，成为国家干部。郭同德先生六十几岁就因癌症去世，我永远忘不了他的推荐。吴象领导调研室，秉公办事，量才用人，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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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150辑

再忆插队往事

文图 | 丁东

冯克力  主编

2023年8月  山东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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