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并非通常所说的八年，实则是九年。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就组建起了西南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这段历史也应计算在内。中国美术史学科奠基人王逊是为数不多经历了西南联大整个办学过程的人：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就从北平一路南下，先在长沙、南岳待过数月，又转昆明、蒙自，毕业后考取了西南联大第一届研究生，后又在联大任教，直至抗战胜利。他应该是对西南联大历史了解最多的人之一，可惜于“文革”中早逝，未能留下更多这方面的文字。我在钩稽他的生平史料时做过一些梳理，这里主要说说他在联大早期——长沙临时大学的生活。
1937年7月，王逊本应这时在清华大学毕业，他是“清华九级”——1928年清华正式改为国立大学，以此排序，王逊他们这届1937年毕业，故称“清华九级”。但他上一年因病休学了半年，需补修学业，就成了“清华十级”。
七七事变爆发后，王逊就和清华同学一起南下，走得佷仓促。他的家里人还记得，那时他刚从上海内山书店订购了一部皮脊特装本《海上述林》——这是鲁迅去世前为瞿秋白编印的遗文集，内容是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特装本仅印了一百部。书收到时，就赶上事变爆发，还未来得及阅读。抗战胜利后，他一回到北平家中就要找这部书。他的母亲告诉他，他刚走日本人就进城了，挨家挨户搜查，他母亲就把他留在家里的藏书都烧掉了，也包括这部珍贵的《海上述林》。
王逊这时并不知道学校会设在哪里，就一站一站跟着往南走。清华在山东、上海等地设了一些流亡学生接待点，引导着学生南迁。王逊当时的路线是先乘火车到天津，再乘船去上海。他们那条船开出后，上海就爆发了淞沪会战，船无法靠岸，在海上转了一圈，又回到山东烟台登陆。清华在烟台临时设了接待点，跟山东省政府联系，省政府派了很多卡车，把学生都运送到济南，准备再迁往内地。
王逊祖籍山东，在济南也有家，他就和另一个同学任泽雨住在济南的家里。任泽雨是清华大学地学系学生，后改名赵心斋，1949年代表军管会接收了包括周口店遗址在内的北平地质调查所。他们在济南又碰上清华大学外文系的赵俪生，王逊和他都是清华“左联小组”的成员，赵俪生在一二·九运动中还任过清华文学会主席，他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们这时听说清华准备在长沙复校，就决定先找到学校，拿到毕业证再说。于是三人就结伴先往武汉走，任泽雨的父亲是武汉法院的典狱长，可以先住到他家，再找机会去长沙。
他们途中又遇到赵继昌，他是清华大学经济系学生，接替蒋南翔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后在南岳参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这时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传来，四个年轻人都精神振奋，一路说笑着往湖广地面上走，像是在做一次郊游。
1936年底，病愈后回到清华的王逊，在《清华周刊》上发表过一篇散文，说自己做了个梦，梦见日本人闯进清华，在清华体育馆里养起了马。路上他们就看到报上登出消息，说日军占领了清华，还把体育馆当成了马厩，几个同学都笑称王逊是“预言家”。
到了武汉三镇，乘轮渡的时候，他们才真正见识了战争的大场面：几架中国飞机和苏联飞机正在空中与日机激战，一架日机被击中，从他们头顶上冒着黑烟扎下来。赵俪生在回忆录里说，他们这时刚在船甲板上买了一份《新华日报》，上面刊登着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应是误记，《论持久战》的发表是一年后的事了。
在武汉住了一阵，他们打听到长沙正组建“临时大学”，于是动身前往长沙。当时教育部决定由中央研究院、北大、清华、南开共同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后来中研院撤出，就剩了北大、清华、南开这三所学校。长沙临时大学本部设在湖南圣经学校，因校舍不够用，就把文法学院设到南岳的圣经学校暑期分校，称“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南岳是衡阳的旧称，现在常说西南联大的南岳时期，大概因为写文章的多是文史学者，实际只有文法学院在这里。
图1 长沙临时大学校门
王逊他们是10月到的长沙，又随文法学院迁到南岳。据记载，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开始报到的时间是10月18日，直到一个月后的11月19日，文法学院才在南岳开始上课。王逊后来说他在长沙住了一个月，半个月都在下雨，指的就是这段时间。赵俪生说他们到长沙时南岳分校已开学，在长沙校本部遇到朱自清先生，朱自清就把他和王逊带到了南岳，当晚和穆旦、冯契，还有一位清华女生邵森棣聊了一晚——这大约又是误记。现在后人为穆旦、冯契所写的传记中都采纳了这一说法，这里也顺带澄清下。
南岳的条件佷简陋，老师和学生都是四人一屋的集体宿舍。起初老师住山上，学生住山下，不久来的人多了，老师也搬到山下住。学生宿舍有床无桌，平时只能去教室学习。王逊和外文系的穆旦、哲学系的冯契住一间宿舍，他们都是清华文学会的成员，另外还有一个同学是谁尚不清楚。“文革”中，穆旦从同为“九叶诗人”的杜运燮处听到王逊去世的消息，给友人写信追忆这段生活，说他们四个人在南岳热热闹闹生活了三个月——直至1938年2月。
文法学院有国文、外文、历史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四系，最初有八十多个学生，老师有十几位，现在说起来，这些人都是大师了。王逊的同屋舍友穆旦是著名诗人、翻译家，冯契是哲学家，南岳同学中还有日后的著名学者王佐良、周珏良、李赋宁、赵瑞蕻、任继愈、阴法鲁、何善周、何炳棣、刘绶松等。
图2 长沙临时大学入学证
王逊在清华时来往最密切的两位老师，一个是闻一多，再就是美学家邓以蛰。邓以蛰先生留在了北平，没能出来，他的儿子“两弹元勋”邓稼先几年后到昆明上的西南联大。闻一多在南岳与吴宓、钱穆、沈有鼎住一间屋。钱穆回忆录里写过这段生活，当时哲学系的青年教师沈有鼎在屋里说，这么好的时光，咱们这些人凑在一起，晚上应该聊聊天。吴宓就说要聊你自己出去找人聊，我们都有正事做，不要妨碍我们。他们晚上都在暗弱无光的菜油灯下备课著述，几部影响很大的学术著作都是在南岳写出来的，像冯友兰“贞元六书”中的第一种《新理学》、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穆的《国史大纲》、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金岳霖的《论道》等。这些书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在民族存亡之际，这些文史学者都在思考怎样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如何复兴民族文化。冯友兰当时就说，“我们正遭受着与晋室东迁和宋朝南渡的同样历史命运……这么多哲学家、文学家住在一栋房子里，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也是一段令人神往的经历。闻一多这时主要是对《楚辞》《诗经》进行笺注，这是他学术生涯的高峰。闻一多治学的勤苦精神对王逊影响很大，他后来对学生说，那时看闻一多先生笺注《楚辞》的手稿，且不说见解，光看那一笔不苟的蝇头小楷，就知道先生治学用功至深，促使自己读书不得不深读细研。陈寅恪写《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时视力已经很差，引证史籍都是单凭记忆。王逊说，我们治史没有他们那样的才气，如果再没有他们那样的刻苦精神，肯定是难有所成的。
当时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是一路流亡过来，都没有带书。王逊在长沙买了一本《楚辞》带上山来，这也是他那时仅有的一本书。后来人们回忆，都说当时大家在南岳没有书读，老师上课全凭记忆，但在这种特殊的氛围中，学生、老师住在一起，人数不多，交往反而比平时更密切。学生对老师的生活习惯、治学方法，都有了更贴近的了解和认识，是类似古代书院那种“从游”的生活。
图3 1939年，王逊考取清华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时的注册登记
在南岳，王逊也在思考个人的前途方向。他们这批学生，多数都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既是年轻一代知识精英，又有着强烈的拯亡图存的使命感。他们中的很多人这期间选择了从军，闻一多后来回忆说，当时不断有学生提出要去延安、要到抗日前线去，学生不断地来，又不断地走，“随时走掉的并不比新来的少”。这时候老师们也做一些工作，说：“留下来学习，同样是抗战，特别是保存咱们的文化，为国家留一份元气，将来为文化复兴做贡献。”王逊最终是选择了留下继续学习。王逊中学时的好友、长沙临时大学学生会主席陈忠经，这时和熊向晖等人一起投考了胡宗南的第一军。陈忠经是隐蔽战线上的奇才，著名的“龙潭后三杰”之一，胡宗南“闪击延安”的情报就是他传递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是首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考入卫立煌第十四军的清华同学有宋平和后来成为宋平夫人的陈舜瑶，还有和王逊一路流亡到南岳的赵继昌，他们都投笔从戎，去了前线。
抗战胜利后，刚回到北平的王逊写过一篇《九年前去南岳》，发表在杨振声主编的《经世日报·文艺周刊》上。文章不长，是《王逊文集》未收录的佚文，现将全文照录于此——
人虽然坐在这一棵树下，心却留恋在远处。并不是因为从这山谷口望出去看见了苍茫的烟水，只是初尝离别的寂寞使人容易对于天边有所想望。既然是一个人来到了南方而又得住到这山上来，觉得除了战争之外唯一真实的只剩下自己这一点迷惘的情感。在长沙住了一个月，有半个月下雨。离开长沙来到南岳之前偶尔买了一本《楚辞》，自己也不大明白。然而到了南岳山上以后，这本《楚辞》却成了我的好伴侣。每天我坐在这面对山谷口的半山腰，它总在我身边，其实我也未必读它，更何况我也未必能读得懂。我携带这一本书只是为了带这一本书而带；正像我坐在这里只是为了坐在这里而坐。我并无心真是静观那如练的湘江、那红土的丘陵和点缀在各处的常绿树。一个人坐在这里出神，往往消磨一整个下午。
图4 1946年，王逊（左二）与沈从文（左一）、林徽因（中坐者）、金岳霖（右一）在昆明
在南岳山上住了差不多三个月。第一个月便是这样游荡的过了：走在路上想分辨形状不同颜色不同的各种草叶子；爬上半山在一棵梧桐树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第二个月来了寒冷的冬雨，每天吃芝麻糖和六分钱一斤的橘子，晚间早早地就睡到床上，吹灭了无光的菜油灯，听风里窗板声、竹叶上雨滴的声音和墙外溪水的怒语。每一个白天都那样长，每一个夜晚都那样长。大家都仿佛有所期待，然而谁也不知道在期待什么。昔日在北平并不相熟的同学，在图书馆一同围了火盆坐着，每人拿了一本书，可是没有人念书，随便谈着从长沙寄来两星期以前报纸上的消息，从西康猴子兵谈到江阴炮台的失守。
第三个月开始，已经有些同学陆续下山而去。这时候还住在山上确是一种痛苦，大家或者忧国或者想家。既缺少外间的消息，又没有生活。有人去武汉，有人去西北。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我们有三个人在学校前面圆穹桥下的沙地上闲坐。风没有声音，树没有声音，只有走夜路的乡下人唱着山歌从桥上过去。坐了很久，听见有两个挑担子的人自远而近。当他们走到桥上的时候，我们问：
“从哪里来？”
“宝庆府。”
“好多路？”
“三百六十里。”
咿呀咿呀的担子远去了。我们不知他们走了多么长一段山路，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何处去歇宿，只是想到他们在黑黢黢的夜里走，在那无人的山路间，该多么孤独。忽然间，我们中间那位女同学说：
“我也想走了。”
“到哪里去？”
“随便到哪里去。”
三天以后她便走了。
那位和我们一同在桥下闲坐的男同学，有一天拿一根竹杖给我，说让我给他刻上这样几个字：“人去似春休。”我问他：
“你为什么不同她一起去呢？”
“我只希望战事早早停止。”
图5 王逊（第四排右一）在西南联大课堂
文中提到的男同学，我猜想是冯契，他之后也去了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待过一个时期，又回到西南联大读研究生。女同学可能是前面提到的清华才女邵森棣，她也是清华文学会的成员，后来去了美国，英文名戴安娜，印象里曾有美国学者惊叹她英文造诣之深，更多信息则不知道了。他们希望战争停止的愿望当然是落空了，战事仍不断向南发展，这时南京已沦陷，长沙遭轰炸，武汉会战也要开始了。在南岳的学习维持到1938年初第一个学期结束，教育部就决定学校继续南迁。当时定的地点是昆明，师生分成两路：一路是步行，就是著名的“湘黔滇步行团”；一路是乘火车经粤汉铁路先到广州，再乘船经香港到越南海防、河内，最后乘火车沿滇越铁路抵达昆明。王逊因为刚得过大病，走的是后一条路线，2月从长沙出发，一路辗转，4月才抵达昆明。
昆明同样是校舍不够用，就先把文法学院设在滇越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蒙自（今属云南红河州），后来联大校舍建成，才又迁回昆明。5月4日开学——这时学校已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直上到8月。这三个月加上在南岳的三个月，王逊就从西南联大毕业了。
王逊这届是西南联大第一届毕业生。毕业时，代理胡适任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为他们题词：“第十级诸同学由北平而长沙衡山，由长沙衡山而昆明蒙自，屡经艰苦，其所不能，增益盖已多矣。”中国文学系主任朱自清题词：“诸君又走了这么多的路，更多的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所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
毕业前的7月7日，文法学院全体师生肃立在南国罕见的倾盆大雨中，举行了卢沟桥事变周年纪念礼，并将身上仅有钱物，全部拿出来捐给了前线将士。
现在清华大学档案馆里，还保存着王逊在蒙自用毛笔填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注册片”，上面报到学号是第10号，下面附注“二十七年（1938）八月在文学院哲学系毕业”，毕业学校一栏钤盖着“清华”楷字方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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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153辑
烟水苍梧说南岳
——王逊在西南联大的早期经历
文图 | 王涵
冯克力 主编
2024年2月 山东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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