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乐寺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被誉为古代木结构建筑的重中之重和宝中之宝。独乐寺始建于唐，重修于辽统和二年（984），迄今已有一千余年历史。一般认为，独乐寺于近代被再度“发现”。20 世纪 30 年代初，日本学者关野贞和中国学者梁思成先后来到独乐寺，对寺内山门及观音阁进行了专业考察并拍摄多幅照片。关野贞和梁思成的照片通常被认为是独乐寺最早的影像资料。近期发现的独乐寺山门及观音阁照片有望打破这一纪录。天津作为中国近代较早开埠的城市，清末已经出现较为成熟的照相行业。民国初年，天津的照相馆快速发展，为京津一带留下许多宝贵的早期视觉影像。其中，独乐寺的身影虽然鲜见，但并不一定不存在。下文中提到的两张照片（图1 和图2），从摄影风格和装帧技术上呈现了典型的民国初年的时代特征，在相关资料的佐证下，很有可能是目前已知的关于独乐寺的最早照片，有望为了解和观察独乐寺的早期视觉形象提供新的视角。
独乐寺的“发现”
独乐寺的“发现”，与当时照相技术的日渐普及有着密切联系。1931 年 5 月 29 日，日本学者关野贞一行去往清东陵考察古建，路过蓟县时，关野贞“偶然间隔一方砖墙看见道路左边立一单层门”。作为深谙中国建筑文化的学界名宿，关野贞“一瞥即知其为古建筑……明确显示其系辽代建筑”。也就是说，于关野贞而言，“于此发现中国最古老之辽木构建筑遗存纯属意外”，故“甚喜”。但由于此行并非为独乐寺而来，关野贞决定先去清东陵，返程途中再对独乐寺做进一步考察。但当他们 6 月 5 日回到独乐寺的时候，之前准备的三十打胶片已经用完，从东陵附近照相馆临时购买的一打胶片也已使用过半。虽然同行者多少留有一些胶片，但最终拍照效果并不理想。再加上着急赶回北平，无奈之下，关野贞团队只为独乐寺拍摄了一组照片，“仅就该寺做简单记述，无暇详细探讨”。在次年 8月发表于《美术研究》的《蓟县独乐寺——中国现存最古老之木构建筑与最大塑像》一文中，关野贞共公布独乐寺照片八张，其中山门两张，观音阁三张，观音及侍者造像三张。此后，关野贞终未再能涉足蓟县，他邂逅独乐寺的初见也成为最后一次。
1931 年下半年，时任基泰工程司建筑师的杨廷宝路过北平鼓楼。当时鼓楼正在办展览，他看到一楼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大照片，图片说明写着“蓟县独乐寺”。这张照片正是由关野贞一行所拍摄的。回去后，杨廷宝向好友梁思成说起这张照片，梁思成立即跑去鼓楼观看。照片中阁楼檐出如翼，斗拱雄大，让他猜想这也许是一幢很久以前的建筑。但因当时政局波动及气候影响，梁思成一时无法前往蓟县，只能先通过资料了解信息，“翻阅方志，常见辽宋金元建造之记载；适又传闻阁之存在，且偶得见其照片，一望而知其为宋元以前物”。1932 年初局势稍安，梁思成一行便迅速前往蓟县，对独乐寺进行考察。过程中，梁思成团队“登檐攀顶，逐部测量，速写摄影，以纪各部特征”，用照片真实反映了当时独乐寺的保存状态。同年 6 月，这组照片作为著名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重要组成部分，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在报告中，梁思成称独乐寺“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之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考察作为中国营造学社考察古建筑之旅的第一站，在中国古建筑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正是由独乐寺开始，梁思成、林徽因一行相继探访了大同华严寺、五台山佛光寺、南禅寺等，开启了中国人对古代建筑研究的科学阶段。
新近发现的独乐寺旧照
1870年，天津出现了第一批照相馆，在海河两岸陆续开张。当时，恒昌照相馆（即后来的鼎章）、梁时泰照相馆、德国照相馆等凭借优良摄影技术，获得很高的美誉。北洋时期，天津照相业快速发展，在老城厢、小白楼、旭街、中街一带形成了行业性街区，为天津留下许多宝贵的早期城市影像。通过印制明信片、举办影展等途径，许多风景照被广泛传播，激发了一些城市知识分子的旅游及拍摄热情，涌现出一批以风光摄影见长的业余摄影家。或是由于交通不便，相对于故宫、北海、鼓楼、李公祠等京津一带的地标建筑，独乐寺一直藏在“深闺人未识”。很长一段时期内，仅知关野贞和梁思成拍摄的科考照片流传于世。理论上，在政商活动兴盛、照相业发达的天津，总应有人更早到访过独乐寺。独乐寺早期影像的出现，或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2023 年，笔者有幸采集到两张独乐寺的早期照片，从拍摄内容、视觉风格、装裱技术等维度综合分析，大概率早于 20 世纪 30 年代。
图1 独乐寺山门照
图2 独乐寺观音阁正殿
这两张照片，一张摄于独乐寺的山门下（图 1），一张摄于观音阁前（图2）。在山门照中，一位青年男子身着白色长衫站立在山门石基上，背后是掩闭的大漆木门，正上方是严嵩所写的榜书大匾“独乐寺”；在观音阁照中，两位青年男子（右边男子与山门照中为同一人）相隔而立，身后即观音阁正殿。从背景自下往上看，观音阁的台基、窗棂、斗拱、瓦当次第清晰可辨，阁前右侧的古柏尚葱郁茂盛。咸丰皇帝御书匾额“具足圆成”居于画面纵向黄金分割线上，既构成视觉重心，也点明了背景信息。难能可贵的是，照片中的男子先后站于山门和观音阁的正中，正好位于独乐寺的中轴线上。两张照片合在一起，再现了独乐寺的古早时空。从形制上看，这两幅照片为纸基蛋白照片，尺寸均为 9.9 厘米 ×14.2 厘米，考究地装裱于墨绿色印花卡纸上。从用心的构图和精良的洗印来看，它们并非旅行途中的随手偶拍，而是经由精心调校的专业摄影作品。尤其是，装裱照片所用的巴洛克风格印花卡纸，透露出这组照片要么出自当地照相馆之手，要么是摄影师拍摄后委托照相馆洗印装裱的，显示出所有者对照片的重视与珍爱。
两组照片的视觉形象对比
与关野贞和梁思成关于独乐寺的照片相比，这组照片虽然也以独乐寺为主题，但风格和旨趣却大有不同。关照和梁照是用于考察记录的，拍摄行为带有明显的功能性和目的性，拍摄景别以全景和特写为主，取景尽可能展现独乐寺的全貌和细节，以为研究报告提供图像资料支撑，视觉风格上因此呈现严谨性、客观性与公共性。相比之下，这组照片则将人物放在了画面重心位置，山门和观音阁只作为背景出现，拍摄行为流露出当时流行的“消遣”与“自我精神存在”态度，留影目的也主要是为了个人纪念、居家装饰或馈赠亲友，照片属性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和私人性。在细节方面，两位男子所着的立领长衫、白色布袜、黑色布鞋为典型民国初年男士的着装风格，装裱照片所用的巴洛克风格卡纸主要流行于清末民初。据此，这组照片应拍摄于 20 世纪 10 年代至 20 年代，早于 30 年代后关氏与梁氏的科考照片。此外，与笔者收藏的照片中高个男士摄于 1931 年的照片（图 3）相比，这位男士的样貌明显年轻，从另一个角度再次确认该照片的时间早于 30 年代。
图3 高个男士摄于 1931 年的照片
更重要的证据和价值在于，梁思成在 1932 年来到独乐寺时，山门及观音阁的“格扇装修，已被军队拆毁无存、仅存楹框”。正因如此，当时拍摄的山门及观音阁均属“无门状态”。尤其是观音阁，大殿正面上下只剩六个黝黑的门洞，以致后世对其门窗的研究修复只能根据资料和想象来进行。本组照片的浮现，恰好解决了这一缺憾。在这两张照片中，人物均近距离站在山门及观音阁的正门前，清晰地记录了当时两座建筑大门的状态和细节。特别是，观音阁照中所呈现的大殿正面门窗，其造型结构、细部特征与现今的修复样貌殊为不同，应为梁思成所未曾见到的独乐寺重要组成构件，反映了更早时空中独乐寺的保存状态，能够为今后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和复原工作提供宝贵的视觉资料。
民国初年照相技术的发展与风景摄影的流行，培养了一批旅游风景摄影师和第一批摄影爱好者队伍。许多活跃在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与文艺界人士经常性地结伴出游，他们“背上反光镜箱等摄影器材，徜徉于郊野山水间，猎取野外风光无数”。历史学家顾颉刚在给陈万里《西行日记》所写的“序”中便谈道：“有了摄影片，大家见到可爱的风景和古物，也很想去亲接一下了。在这种种诱引之下，于是常有结队旅行的事。可惜他们的目的还只在名山胜境的流连，合于昔人之所谓‘清游’；并不能做长途的搜奇探索的工作，如徐霞客一般。”可以想见，这组独乐寺旧照应是这种“清游”思潮下的产物。在照相技术加持下，近代文人留影于吴山楚水，驻足于唐宋遗构，屏气凝视，抚今追昔，思接千古。他们并不一定确切知道独乐寺的修建年代，但依然能够通过接近、触摸和观看与古代融为一体。也正因如此，类似照片也表现出与同时期西方旅行者迥然不同的拍摄态度。当时外国摄影师热衷拍摄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和建筑废墟，惯用东方主义式的文化猎奇视角剪辑中国现实。与之不同，中国的风光摄影则将镜头对准了美妙的山林世界，内容上反映文人士大夫探幽访古的传统，形式上强调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审美格调，表现闲适情绪的积极美感。
再谈独乐寺的“发现”
回到开头的问题，独乐寺屹立蓟州大地千年，为何近代才被发现呢？所谓独乐寺的发现，实际上是建筑史学意义上的发现。关野贞早于梁思成来到独乐寺，梁思成的考察报告又早于关野贞发表，以致独乐寺到底是谁“发现”的，一度成为建筑史学界中的一段公案。事实上，独乐寺的历史信息一直清晰地记录在案。光绪版《顺天府志》记载，“独乐寺在州治西南，寺不知何时创建。辽时沙门圆新居之……统和二年，僧谈真重修。有统和四年翰林院学士承旨刘成撰碑。盘山志中有杰阁，设大士像。相传盘山舍利塔神灯自塔而下，先独乐而后及诸佛刹云”。此外，《蓟州志》《京畿金石考》《日下旧闻》等文献也记载了独乐寺的修建年代。关野贞和梁思成也正是结合这些传承有序的历史记录，才能确认独乐寺的历史价值。也就是说，无论是梁思成还是关野贞，对独乐寺都只是学术意义上的发现，或是现代对于古代的回访。在更宏阔的时间维度上，他们对独乐寺都不过是过客式的遇见。
图4 梁思成一行关于独乐寺的部分考察照片
同样是遇见，照片中的两位男士得以更早见到独乐寺。到底是专程前往，还是偶然路过，现已不得而知。但当时拍摄的两张照片，为后人留下更为古早的独乐寺的视觉形象。这或许构成对独乐寺另一维度的“再发现”，即作为游客式的随机发现，参观者虽然不做深入的搜奇探索，但通过镜头定格把自己和建筑作为历史的一部分保留下来，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在与重重历史事件的互动中，在一代代人目光循环的凝视下，独乐寺的山门与观音阁终于“往来成古今”，被赋予崇高且不朽的“纪念碑性”，吸引人们远来怀古凭吊，对接并延续了更为悠久的文人访古传统。随着独乐寺在近代被重新认识，又开启了独乐寺新的历史生命，寺的意义不再局限在历史和宗教价值，人们更将其作为建筑文化遗产来理解和对待。在独乐寺被发现五十年后，著名建筑学家陈明达进一步指出：“独乐寺两建筑，按现存古建筑年代排列，名居第七，但若论技术之精湛、艺术之品第，均应推为第一，可以说是现存古建筑中的上上品，最佳的典范。”在被贴上“发现”的标签后，独乐寺开启了中国建筑学术的新征程，成为中国建筑学术的独一无二的纪念地，进一步丰富并拓展了其“纪念碑性”。
图5 《北洋画报》所刊载“十一面观音”
新近发现的这组照片虽然难能可贵地提供了独乐寺更为古早的形象，但可惜只拍摄了山门和观音阁的近景，对于更多建筑细节，尤其是对阁中辽代的伽蓝造像并未驻足留影，不免留下遗憾和想象空间。但正当本文即将收稿之际，笔者偶然翻开一份 1930 年 9 月 4 日的《北洋画报》。画报第三版中赫然印着一幅观音像照片（图5），注释为“热河大佛”。经仔细比对，所印照片是独乐寺“十一面观音”无疑。考虑到民国时期热河已有著名的承德普宁寺大佛（俗称“热河大佛”），且当时蓟县未曾归属热河省管辖，所以极有可能是《北洋画报》采编人员误将“独乐寺观音”注为“热河大佛”，也由此令这张珍贵的早期独乐寺照片在历史中湮没无闻。试想，如果照片的注释没有写错，如果梁思成在 1930 年看到这份《北洋画报》，或许会更早起身前往独乐寺，独乐寺也可能更早“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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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156辑
旧照里的独乐寺山门与观音阁
文图 | 韩阳
冯克力 主编
2024年8月 山东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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