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舅舅的家藏照片

四十余年前，余光中作《蟋蟀吟》：

就是童年逃逸的那只吗?

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

流沙河唱和《就是那一只蟋蟀》：

就是那一只蟋蟀

钢翅响拍着金风

一跳跳过了海峡

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

落在你的院子里

夜夜唱歌

两岸的乡愁，牵动多少心怀。这乡愁里，有父母，有爱人，有兄弟，还有那三十多年的音信全无。

现今九十七岁的舅舅路士杰，在七十多年前因与好友认知不同，走向了决然不同的道路。命运使得他们隔海而望，友情却从未褪色。舅舅路士杰在他带到台湾的刘海风的照片背面，写下来令人动容的话：

这是我的朋友 

他走了  

我二人不知何时才能见面呢！

未说破的情愫，也能牵绊一生，舅舅路士杰和忠旻相约“台湾见”，可他们终生未再见。舅舅保存的照片中，依然保存着她的笔迹：

遥远的爱

留念

妹忠旻

1948.9.26

这蟋蟀划过的痕迹，变成一条细细的红线，一头牵着守候，一头连着期盼！

龙年（2024）初一，照旧与远在台湾澎湖岛上的舅舅视频通话，给他拜年。

想不到，镜头那边的舅舅，不光面容苍老了许多，而且还坐在了轮椅上。更让我难过的是，他的耳朵背得愈发厉害了，要靠表弟或妹夫把我的每句话向老人大声转达，他才点头并作答，至于听没听清晚辈的话，我则无从知晓。妹夫说，老人家已经不愿戴助听器，说戴着不舒服。有时他们只好把要表达的意思写在纸上递给老人看。

不过，舅舅精神尚好，底气也足，他大声告诉我：“我今年就九十七了！”他一如既往地关心时政，对他所在的“蓝党”赢得“立法机构”选举而欣慰。听表弟转达我说的“国民党内战内行”的说辞，他哈哈大笑。这话是他以前多次对我说过的，尽管他是加入国民党五十多年的老同志了。

照旧，舅甥的视频通话在笑声中结束。

我有意没有提及我妈故去的话题，舅舅也没说。不是我们忘了话及，实是彼此故意不提。表妹事先说过：“老爸早已知道了姑姑（我妈）的噩耗。”

放下手机，我忽感悲凉，预感再也不能去台湾看望舅舅了，因为他毕竟已是风烛残年，而且，即使见面，他也无法和我正常交流矣！

四年多以前，也就是2019年初秋，是我最近一次到台湾看望舅舅。但愿那不是诀别之晤！

我们兄弟从小就被母亲和姥爷悄悄告知：“恁有个舅舅在台湾，是解放前当了国民党的兵走的。”不过，母亲总是说舅舅是被国民党军队抓走的。若干年以后，见到了舅舅，才知道他被“抓壮丁”一说是母亲出于某种考虑而有意编造的说辞。

因为这个未曾谋面的舅舅，我们兄弟们从小就是内心很虚的“逃台家属”，在外从来不敢说有个舅舅在台湾。记得有个街坊老太太曾试探着问我：“恁还有个舅？”我赶紧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予以否认：“我没有舅！他不在台湾！”那时，我还没上小学。

家里本来有一张舅舅的照片，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姥姥、我大姨、我妈和我舅舅在中山路一家照相馆留下的合影。姥爷不在相片上。姥爷和姥姥关系不睦，原因后文再说。照片上的舅舅，立于姥姥的座椅旁边，年轻英俊，长发中分，一袭长衫，就像电影《大浪淘沙》里的知识分子的模样。只是，那张好像是六英寸的大照片，在1966年初夏被妈妈用爸爸的打火机点着烧了。当时，我就在父母结婚时置办的那张梳妆台旁边看着火苗变大，屋里顿时有了一股很难闻的气味。照片上的四个人像先是变成了略显银色的灰片，最后成了灰烬，掉在了痰盂里。现在想妈妈手焚其母亲与姐弟唯一的合影时的心境，真是悲愤又无奈。父亲曾是出身“剥削阶级”的副科长（科长是公方的入城干部），“文革”开始后他被下放到全厂最脏最累的三车间当了冲床工，天天疲惫不堪地回家后，又无时不惊恐地怕厂里的造反派会闯进来抄家并把全家遣返回原籍。我们同院的张家兄弟两家共十几口人，就都被造反派抄家并押回平度老家去了。父母担心，这张有“逃台分子”的照片一旦被抄家的造反派发现，后果真是不敢设想！

妈烧舅舅照片的时候，姥爷不在家。在青岛盐务局工作的大姨父溺亡后，姥爷就搬到了我们家。他在世时，多次对我提起他唯一的儿子。但每次提及，他只嘟哝一句：“恁舅，恐怕早就不在了……”就再也不往下说什么了。推算他们父子诀别时，姥爷五十一岁，舅舅二十岁。姥爷活到七十八岁，至死没见到他儿子。

迟至1986年，也就是舅舅远离家园近三十年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了活着的舅舅。那是他借去香港开会之际，跑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申明了在台湾发电厂任职的真实身份，才背着台湾当局，偷偷回到青岛。凭着上年他委托找到我们家的澳大利亚好友杨天成先生的一封信，找到了在东镇威海路上的我们家，与他想念了近三十年的二姐（我妈）相对而泣了好几天。

尽管第一次返乡他只在青岛黄海饭店住了三天，但正所谓“亲娘舅”，我与舅舅就如同父子失散后的重逢，彼此的亲情，难以言表。

之后，随着两岸关系的和缓，舅舅有了更多的回归机会。而我也曾于2017年1月和2019年9月两度到台湾看望舅舅。

两次在舅舅家，最让我动容的，还不是他的三层公寓住宅，而是他从大陆带去台湾的几张照片。这几张照片的每一幅，都有一个让人感泣的故事。

图1 我们兄弟从未见过的姥姥

先说第一张（图1）。

舅舅的卧室在二楼，房间里摆放的最大一幅照片，即我姥姥的黑白写真。他说，他到台湾以后，把从青岛带来的姥姥的两英寸照片放大，摆在了家里。

姥姥姓郑，叫路郑氏。按母亲所述：姥姥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年（即1948年）就病故了，才四十九岁（虚龄）。因为我知道姥爷属鸡，是1897年出生，所以我推算比姥爷小三岁的姥姥是1900年生人。

母亲说起姥姥，总说“俺娘很漂亮，也很利索”。照片上的姥姥，印证了母亲所言。

姥姥的身世很苦，需要写很多文字才能讲完她的一生，此不详述。简言之，她因童年丧母而被父亲送到了梁家桃园村的路宪林家当了童养媳，成人后，与路家二儿，即我姥爷完婚，却因婚后连接生了两个“小丫”（女孩儿）而被婆家所不容。在清末民初的山东日照，重男轻女的习俗骇人听闻，她甚至因犟嘴而被路家吊在房梁上抽打。万般无奈，她动员我姥爷和她一起到青岛闯荡。她已经打听到了：她爹已经在青岛海关后的邱县路上有了自家的店铺。不料，我姥爷不敢违背其严酷的父亲的意旨，拒绝与她同行。于是，坚强的姥姥，独自带领两个女儿——四岁的我大姨和刚满月的我妈——来到青岛，找到她的父亲。然而，当破衣烂衫的小脚姥姥抱着、领着俩女儿找到其生父以后，却被父亲所不容。走投无路的她欲扔下两个女儿投海自尽时，被一个拉洋车的日照老乡察觉，并不由分说地拉着她和两个女儿回到西镇挪庄，让母女三人在他家住下。姥姥就与那位大哥、大嫂和孩子同居一间陋室，以一道布帘分割各自生活空间。

早期闯青岛的日照人，大多集居于西镇，他们以乡情为重，穷帮穷，心连心，非常抱团。

不得已，姥姥到大街上求人代笔写信给老家的我姥爷，让他马上做出选择：或速到青岛团聚，或今生不复相见。于是，姥爷总算离开大家庭，匆忙赶到青岛。稍后，一家人就随闯关东的日照同乡一道远走东北。大约一年以后，他们在朝鲜新义州立足，有了自己的小饭铺，而且，终于有了一个男孩儿——我舅舅路士杰，时为1928年。

母亲生前说，她家是她五岁那年，从高丽（朝鲜）逃难回国的，那一年，舅舅三岁。也就是说，姥爷和姥姥带着俩女一儿在朝鲜侨居了三年，才返回中国的。

推算母亲所说回国之年，是1931年，正是中国东北长春地区发生“万宝山事件”的那一年。“万宝山事件”导致了日本所统治的朝鲜境内的排华惨案。朝鲜排华事件又激化了中朝与中日矛盾，最终成了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间接导火索。亲历那场惨案的母亲，常说起当年高丽人“大铁尖绑在长木棍上，见到中国人就攮，一攮就倒下一个”的童年记忆。

回到青岛以后，一家人在日照人聚居的西镇贫民院安身，并最终在东平路59号的泰昌里租了一间小房住下。母亲说，因为害怕再有身孕，姥姥硬是拒绝姥爷在家居住。于是，倔强或曰懦弱的姥爷竟然真的离家，在东平路上坡与云南路交会处借房而居。心灵手巧的姥姥在北京路“五起楼”的某家针织厂做了缝纫工，手巧随母的大姨和家母则在家里昼夜为该厂做加工活，以维持家用。

在传统社会，作为家中的独子，舅舅受到的优待是可想而知的。为了保证他读书，姥姥硬是把好学的小女儿（我妈）从学校里拽出，以保证有限的薪水供应舅舅的学业。没有男主人的一家人在泰昌里住到1948年春，容貌姣好的大姨嫁给在西镇有些势力的闵家，姥姥却不幸因痨病而殁。

姥姥四十九岁（虚龄）就撒手人寰，让自幼娇生惯养的舅舅的悲怆无以释怀，而对动荡时局的厌恶又让他有了很强烈的逃避感。于是，借国民党青年军进驻青岛并招收知识青年之机，他远离了家乡。抗战时期，青年军在大后方的招兵口号让人血脉偾张：“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舅舅虽在沦陷区读书，但对青年军还是暗中向往的。他留给相依为命的二姐（我母亲）的，只有几张写在信笺上的祭母诔文。

舅舅用蝇头小楷写的诔文，母亲倒是一直珍藏下来了，我懂事以后，也曾看过，但因行文文白相间，看不太明白。后来，舅舅第一次回青岛时，就把这篇祭母之作带走了。

舅舅对姥姥的怀念之情，感人至深！这张姥姥的照片，一直摆在他内室，陪着他度过了漫长的七十多年，并且注定要陪他走到生命的终点。真不知道世上还有哪个儿子像他一样，让亡母的遗照陪伴了自己一生！

图2 舅舅的二姐，我的母亲

再说图2。

舅舅卧室的另一张大幅肖像，就是他亲爱的二姐——我亲爱的母亲在1957年初秋拍摄的那幅照片了。之所以我清楚地记得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因为母亲生前老说：“这是有了你以后，我在照相馆照的。”那一年，我妈三十一岁，刚生下我。她最疼爱的弟弟已经杳无音信九年矣！

姐弟分离那年，姐姐二十二岁，弟弟二十岁。旧社会，嫁出的女人不可以随时回家，所以大姨也顾不上我妈和我舅了。痛失慈母的姐弟俩，都没有工作，天天泪目以对。临别时，弟弟一再叮嘱姐姐：“二姐，我去一两年就回来，你千万别离开咱家！等时局平定了，我就回来了！”

泪水婆娑的小姐姐把对弟弟的爱怜，后来都编织到了弟弟最好的朋友的身上——她连夜为那个小弟织了件毛衣。

关于这位刘姓小弟的故事，最后再说。

舅舅说，到台湾以后，他老是忧心二姐，不知二姐过得怎么样，是否嫁人了，丈夫好不好，有没有孩子。直到骨肉分离近三十年以后，舅舅第一次回到大陆，才见到了他念念不忘的二姐，才如释重负地笑了，并执意把二姐的这张照片带回了台湾，放大着色以后，摆在了自己卧室里。

其实，舅舅一直珍藏着一张我妈年轻时的照片。

图3 身着“列宁服”的我的母亲

是的，就是图3，这张我只在台湾见过的家母的照片。

照片上的母亲，衣着整洁，但表情木讷。她失神地望着镜头，把无限心事定格成了黑白记忆。

从照片上看，这应该是青岛解放以后我妈在照相馆里拍的照片，因为她穿的是新社会女子的标准装“列宁服”。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妈靠到处打零工赚钱养活自己。从时尚的“列宁服”看，她似乎过得挺不错。这张照片，应该是姐弟分离以后，我妈应舅舅的要求，到照相馆拍摄后寄往台湾的。

其实，妈说过，那几年她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失业的时候比上班的时候多。刚开始，她还能给舅舅写信。抗美援朝开始以后，两人就断了音信。

让人怅然的是这张照片的背面，有舅舅当年留下的笔迹：

遥隔天边的二姐

正因舅舅抵达台湾之初还能往大陆寄信，所以，家母知道舅舅部队驻防的地方叫高雄，也知道他后来和一个青岛同乡相约当了逃兵，在被追捕时，两人各自逃逸，舅舅靠深夜躲在一座小学的教室里才逃脱。

姐姐收到弟弟的最后一封来信之后，美国第七舰队和国民党军的所有舰船都从东平路下头的后海（胶州湾）载着大批军队官兵与青岛公职人员、国营工厂员工，以及山东其他地区来青的师生与百姓撤走了。紧接着，1949年6月2日，解放军解放青岛。

彼时，整个山东省，除了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的青岛特别市，都早已成了解放区。之前，南京和“远东第一都市”上海也已经被解放，青岛是华北地区最后一个被解放的大城市。

新政权布告市民：凡有“台湾关系”的居民，均须到指定地点登记。至此，姥爷、大姨和母亲，像西镇乃至青岛的许多人家一样，成了低人一头的“逃台（人员）家属”。“文革”初期，舅舅的所有来信自然和有舅舅影像的那幅大照片一样，被我妈亲手化为灰烬。

舅舅还珍藏着一张有我妈的照片，却是我妈与另一位女子的双人照。是的，就是下面这张定影不佳的老照片（图4）。

图4 风雨飘摇时代的闺蜜合影。右为我的母亲

照片上的我妈，辫子上扎着白头绳，以示有孝在身。

另一位女士，则像我母亲一样神色凝重，盯着镜头，留下了这张双人合影。

关于这位女士，实在要多写几句。

好像是十几年前，妈还很健康的时候，夏天某日，我从报社回聊城路探看她。母子正聊着，忽然有女人在铁门外喊：“请问这里住的是不是姓路的大姨？”

“大姨”是青岛人对女性长辈的通称，如普通话里的“阿姨”。

我赶紧开门迎客。只见这个青岛口音的中年女子的身后，立着一位气度不俗的老太太。中年女子自我介绍说：“我是开出租的，在齐东路上拉上了这个大姨（她手指身后那位老人），说要到这一带找个姓路的大姨，我拉着她到处转着打听，就找到了恁家。”

我赶紧谢过女司机，并告诉那位老太太说：“俺妈叫路士贞，大姨您从哪来的？”

这时，母亲也走到了走廊，盯着来客，突然失声叫道：“你是忠旻？”

那位阿姨握着母亲的手，大叫了一声：“二姐！”

顿时，两位八旬老人就相对着抹起了泪。

说来真是缘分！原来，老太太从美国来，说是要最后一次看看家乡青岛。不可思议的是，她根本不知道我妈现在的住址，随手打上了一辆女司机开的出租车，在市区转来转去地打听，愣是找到了她要找的人！

我赶紧烧水沏茶，听两位老人畅聊。听着听着，我就想起来了，这位美国来的大姨，正是舅舅的初恋情人忠旻！

妈和舅舅都和我讲过忠旻的故事，只是我现在已经忘记了这位大姨姓什么。她本是舅舅一个好友的妹妹，其父是有身份的人，母亲是朝鲜人，“忠旻的日本话说得呱呱儿的！”（我妈的原话）。她在市政府下属的某机构任职，和舅舅同岁，随舅舅叫我妈“二姐”。想必因为暗恋我舅，所以她一有空就找我妈聊天。按现在的话说，她俩是闺蜜。舅舅当兵后，她也要随机关南下。于是，两个尚未说破情愫的年轻人相约：台湾见！临别时，她出钱请我妈到照相馆留下了这张合影。三张照片，一张留给自己，一张寄给了我舅，一张给了我妈。

那天，她告诉我妈：到台湾以后，她一直没打听到路士杰（我舅）的部队驻在哪里。她哪里知道，她亲爱的士杰早就成了逃兵，且一气逃到了远离本岛的澎湖岛上，洗白了身份，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并在三十大几的时候，才与当地一位美丽的村姑结婚，而且陆续有了二男一女。

图5 我在舅舅家翻拍的舅舅与舅母结婚的照片。当时，舅舅已经三十四岁。在约二百万南下台湾的大陆男人中，能在当地找到配偶是幸运的

那天，她听我妈讲完我舅的经历后，平静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因为没找到士杰，她后来与一个青岛人结婚。台湾“解严”以后，她随丈夫去了美国。现在，丈夫已经过世多年，她一人生活。这次回青岛，就是想看看故土，还想找到二姐，问问士杰到了台湾以后究竟去了哪里，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当时手机尚无拍照功能，但巧的是，我的挎包里恰好装着当时很时尚的数码相机！我摸出相机，瞄准两位老人，却怎么也按不下快门按钮！原来，我把数码卡放在了报社！当时我那个懊悔啊，就别提了！

那天，忠旻大姨没在我妈家吃饭，执拗地告辞了，且连在美国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也没留，就永远地离去了。

我在母亲保存的几张老照片里，见过她和忠旻大姨的这张合影，却没想到，在台湾舅舅家见到的这张照片的背面，竟有几行文字，显然，是这位当年的美少女写给舅舅的：

遥远的爱

留念

妹忠旻

1948.9.26

现在，该说说舅舅最好的朋友刘海风舅舅的故事了。他就是前文所述我妈连夜为他织了一件毛衣的那个人。

图6 海风舅舅两度参加解放军，终于如愿               

图7 血气方刚的海风舅舅

我从小就知道有位“海风舅舅”，因为他穿解放军军装的两英寸照片一直插在我家镜框里（图6）。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不止缘于我妈对这位街坊老弟的思念，更是她对最疼爱的胞弟的隐性的思念！因为，刘海风正是我舅最要好的朋友！

海风舅舅的父亲是在后海开杂货铺的商人，家境比较好。他比我舅大一岁（1927年生人），两人整天在一起，连打架也一块儿上。西镇日照籍的半大小子爱打架，是“港儿上”出了名的。“港儿上”是人们对青岛的别称，如同现在的“岛上”。

但是，我妈并不知道，到了国共内战开始以后，特别是到了胶东半岛各县都成了解放区，解放军又将青岛市区团团围住以后，两个好友对中国的命运就有了不同的认知。舅舅决意参加青年军，而刘海风铁心要去投“八路”。两个好友约定：两年后见输赢，谁输了谁就投奔对方。分别时，海风舅舅脱下了自己的皮靴送给了我舅，他自己则回家偷出父亲的毛衣，求我妈连夜拆了，按他的身材另织了一件。之后，他便背着家人去了平度南村——那里已经是最接近青岛的解放区了。

到了风声越来越紧的时候，某一天，刘海风突然出现在我妈眼前，手里拎着个小黑板，兜里揣着粉笔。关上门后，他大声告诉我妈：“二姐，我成聋子了，被打的！他们不信我一个大青岛的剥削阶级的儿子，最好的朋友还在台湾，会投奔他们！”

我妈震惊之余，劝慰了他一番，他便回家了。

不过，稍后，他又一次离家出走，直到1949年6月2日以后，他穿着解放军的军装回到了市里。他嚷嚷着告诉我妈：“我已经参加了革命，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干部，士杰输了！”不过，他又有些难过地小声说：“组织上还是不太信任我，安排我留在后方照顾伤残军人。”

我所知道的是，他最后的职务是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的一名中层干部。这所病院，起初是解放军所属的鲁中南疗养院，后改为山东省精神病康复医院，曾专门收治从朝鲜战场送回来的患了精神病的军人。他在世时，我到济宁去看望过他。他所在的医院，曾是德国传教士募款兴建的戴庄大教堂，因而也被称为山东省戴庄医院。“文革”时他再度因“历史问题”而蒙难，耳朵已经全聋，所以，他只能高声嚷着和我说话，又推给我厚厚的一本过时的大日历和一支圆珠笔，让我在日历反面写下我想说的话。

图8 1997年秋，在青岛热河路上的我的新居，分别近

五十年的姐弟俩又一次相见，多么开心啊

图9 那一年，我妈七十一周岁，我舅六十九岁

图10  在我二哥家，先严与先慈设家宴款待我舅和舅的两位少时好友刘海风（右一）和李涵先生（右三）。刘海风舅舅是专程从济宁赶来的

图11 两位少时好友与他俩亲爱的二姐合影留念。两位舅舅的衣着，披露了改革开放之初的风貌——大陆人穿的是整套的中山装，台湾人穿的是休闲西装加方格衬衫

图12 2019年9月初，是我最近一次到台湾澎湖看望舅舅。抵达当晚，舅舅便在当地一家人气很旺的海鲜酒店为我这晚辈设了接风宴。那天，舅甥二人边啜边聊，喝了大半瓶金门高粱酒

我舅第二次回青岛时，我提前通知了海风舅舅。海风舅舅乘火车从济宁赶来，在我爸妈家，和我舅通宵未眠地笔谈不停，一会儿就把我家的信纸、旧挂历全用完了。

过后我妈说过：“那天他俩一直在外屋的纸上划拉。半夜，我和恁爸爸突然听到外屋怎么桌椅乱响了？他俩打起来了？恁爸爸赶紧掀门帘去看。原来，他俩在掰手腕，还是谁也不服谁呢！”

记得那次，海风舅舅回程时，我舅执意把自己的西装送给了他，西装的内侧口袋里，有一个装着一叠美元的信封。

之后，舅舅回来，海风舅舅还来过我家。我舅曾四度去济宁看望海风舅舅。头一回舅舅要去济宁时，我陪同，我弟弟开的车。但车到即墨境内时，突然天降大雪，道路湿滑得要命。舅舅便让我弟弟调转了车头，回了青岛。第二次是我二哥开的车，他拉着我妈和我舅去济宁待了三天。回来后，二哥告诉我们：舅在济宁最豪华的大酒店请了刘海风舅舅全家十几口人团聚，而且像对咱家的女人们一样，他给刘家的每个女人都送了一个金戒指。之后，还有两次，都是我二哥送舅舅到的济宁。

和海风舅舅有了联系以后，每年正月初一，我遵母训，都要打长途电话给海风舅舅拜年。那边，也都是他大儿接的电话，然后，是海风舅舅爽朗的喊声：“李洁啊，快叫恁妈接电话！二姐，过年好！……”他尽兴说完后，我妈再和他儿子说一通嘘寒问暖的话，由他儿子负责转告他。直到有一年的大年初一上午，他儿子接电话时音调低沉地对我说：“告诉俺二姑（我妈）吧，俺爸爸已经过世了……”那一年，海风舅舅应该年逾九旬。

图13   第二天，舅舅在家门口骑上他的机车（台湾人对电动车人称谓），带我去海边转。那一年，舅舅虚岁九十二。路途中，有警察笑吟吟地提醒说：“路老伯，慢点骑噢！”老舅则很有底气地告诉人家：“这是我大陆来的外甥！他喜欢探究历史，我带他去看‘七一三澎湖惨案’的纪念碑！”那场惨案，久不为人所知，迟至20世纪90年代才被台湾官方公开承认并建碑纪念

在台湾舅舅的卧室里，我见到的海风舅舅，是从没见过的模样（图7）。照片上的凸字显示，这是他在青岛天真美术摄影照相馆留下的照片。

照例，舅舅在这张从大陆带到台湾的老照片的反面，留下了令人动容的笔迹：

这是我的朋友

他走了 我二人不知到何时才能见面呢！

舅舅卧室里的老照片的故事讲完了。

在吾邦，民族分裂、骨肉分离、朋辈诀别的人间悲剧，当然是讲不完的。

呜呼！人生易老！除了舅舅，本文照片上在大陆的诸位前辈均已作古，远在美国的那位忠旻大姨若还在世，也是接近百岁的老者了。唯祈亲娘舅长命百岁，等我再去台湾时，引我三转“舅舅的澎湖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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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154辑

澎湖舅舅的家藏照片

文图 | 李洁

冯克力  主编

2024年4月  山东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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