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王氏家族”系指我的母系家族，因为几代成员间关系之密切不同于一般表亲，所以，不知是谁，从何时开始，便这样叫起来了。关于外祖父的社会成分、职业，一说是“做粉扑儿”，一说是“云锦织造”，反正都是把活儿领到家里来做，应该算是小手工业者吧。母亲姐妹三人王儒琦、王儒秀、王儒珍，依次出生于1894、1897和1902年。据说曾有两个弟弟（其一是收养的，哑巴），均夭亡。
记忆中，年轻时的母亲总是处于两个姐姐的呵护、照顾之下，一来可能是因为相互间年龄差距较大（二姨妈长母亲五岁，大姨妈长八岁）；二来由于父母离世早（据父亲日记记载，父母结婚时，外祖父已生命垂危）。母亲生病、哥哥出生，大姨妈必来照顾（据父亲日记）；我和姐姐出生，两位姨妈分别来“伺候月子”（据母亲口述）；蘅妹出生，二姨妈专程从南京来上海照顾（我亲历）。母亲年轻时，姐姐、姐夫都叫她“三姐儿”。
图1 20世纪20年代，母亲和舅舅
三姐妹各有四个子女，大姨妈二子二女：张启新，张启隆，张启秀，张启云；二姨妈一子三女：张乃英，张乃昌，张乃芬，张乃芳；三姨娘（南京习惯：大于母亲的叫“姨妈”，小于母亲的称“姨娘”），即母亲一子三女：秦文基，秦苏萍，秦苏云，秦苏衡。大姨妈中年丧夫，含辛茹苦，抚养四个孩子成人，家庭经济窘迫，四个孩子都无缘接受高等教育。二表哥启隆十四五岁时由我父亲带到上海，在药房当学徒，后来参加新四军，联系中断，直到南京解放；三表姐（我们习惯于按表兄、妹年龄大小排顺序）启云刚工作不久，就死于肺结核（俗称“女儿痨”），才二十一岁，正当青春年华；大表哥启新长年受胃病折磨，到四十岁才结婚；二表姐启秀命运多舛，40年代初与一下级军官陈斯杰结婚，南京解放，陈随部队去了台湾，她带着四个未成年子女，依靠自己制药厂工人的微薄工资，和母亲、哥哥一起生活。二姨妈家的大表姐于抗战前结婚，育有三个女儿，不幸丈夫患肺结核于抗战中期死于重庆，三个孩子在外婆家长大成人。南京解放，她经过军政大学的短期学习后，被分配至新疆博乐银行工作。她虽个性好强，业务也不错，只因生活不适应而患病，于50年代末，病退回南京，一直为女儿带孩子，于八十高龄，患肺癌离世。大表妹乃芬小我一岁，生性懦弱，加之身体孱弱，事无主见，读书不成，1946—1947年，我和她同上南京女二中，我高三，她初二，每天乘公交车，同去同回，我总向她“说教”：“女孩子要有自强心，学得一技之长，将来能自食其力，才能人格独立，不要‘当花瓶’依赖他人！……”她总是微笑不语。初中毕业，适逢南京解放，她参加了“西南服务团”，在成都工作、成家。表哥乃昌和小表妹乃芳分别毕业于中央大学和华东师大。表兄妹行中，多人有结核病史，追根溯源，可能与外祖母有关，据上辈人回忆，她老人家得的可能就是“痨病”。那个年代，结核病的患病率很高，被视为“绝症”“富贵病”，穷人没钱治，多半是等死。
图2 1947年，回龙街38号的娃娃们
基于亲情，也由于机缘，半个世纪以来，三姊妹及其子女们，多次长年集聚、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后来，子女们升学、就业，不约而同地又来到同一座城市，很自然地造就了“王氏家族”三代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1937年，“八一三”上海沦陷，我们一家逃离上海，落脚在南京水西门回龙街38号二姨妈家，避难数月，共同度过“跑警报”的动荡生活。南京沦陷前夕，三家一同乘民船逃离南京，抵达武汉，在此分手后，分别去了四川和山西。八年中，姨妈两家以二姨妈家为中心，齐聚在重庆，我哥哥在重庆上大学，当然以此为家，这里便成了“王氏家族”大部分成员的汇集中心，加上两家的几位单身同事，每逢节假日，熙熙攘攘地在此汇聚。当时还有个“五龙蛋”（老大启新、老三乃昌、老四文基三表兄弟，外加两位单身青年周应制、殷炳顺五个男孩）的笑称。
抗战胜利后，在重庆的外地人复员还乡。二姨妈一家回到南京回龙街38号，我们一家也离开陕西南迁，因为父亲去世，上海已无家可回，只得再次投奔二姨妈家。与第一次相比，此时已多了不少新成员：我家有了嫂子，二姨家多了小表妹和大表姐的两个女儿；二姨父江阴老家的堂叔一家四口逃避土改斗争也来此借住，还有被姨父收养的一个远房侄子（孤儿）。回龙街38号不过五十平方米的三间平房，加上11号不到二十平方米的两小间“洋铁房”，居住着老少四代约二十口人。50年代初，第二代人因家庭、工作变动等逐渐离去。二姨妈去了上海儿子家，但是大姨妈一家三代人随之搬了过来，有两个老姐妹在，38号仍不失其“中心”地位。上海有二表哥启隆一家和三表哥乃昌一家，二姨妈去上海后，大家出差、探亲，得便都要去探望，于是上海成了“王氏家族”的又一个中心。
图3 1946年的“五龙蛋”。左起依次为：张乃昌、殷炳顺、张启新、秦文基、周应制
从50年代末开始，到60年代，第三代人分别完成学业，分赴各地工作。朱延辰北师大毕业，夫妻二人去新疆大学任教。陈永宁农专毕业到了新疆石河子兵团农场。陈兆祺也到新疆兵团水利工程队就业。他们在那里成家繁衍了第四代。萍姐早已在新疆参加兵团初建工作数年，这里便形成了一个以萍姐家为基地的“王氏家族”集聚中心。
数十年来，“王氏家族”成员之间，频繁联系，相互关照，历经“三年困难”和“文革”动乱，不离不弃。50年代至70年代，母亲独自一人在南京生活，我们虽不时回来探亲陪伴，毕竟时间短暂，亏得启秀表姐与母亲同住，长期照顾她。母亲第一次突发脑梗，幸有表姐帮助，及时治疗，没有留下后遗症，表姐却因背母亲上楼，留下了腰伤。“文革”时期，萍姐夫妇被扣发工资，一家生活拮据，延辰夫妇慷慨解囊，每月拿出一个人的工资来支援，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文革”之后，八九十年代，曾经分散在外地的一部分人，因工作调动、退休或“落实政策”，陆续返回南京。小表妹乃芳从东北黎树调到南京粮食学校；兆祺、兆明因“台眷”政策之惠，分别自新疆、苏北农村调回南京并安排工作；延辰夫妇从广西师大退休后，来南京随女儿生活；陈永宁夫妇自石河子农场退休，来宁投奔女儿；二姨妈于乃昌哥去世后，来小女儿家安度晚年……加上一直在南京的衡妹的两个孩子晓红、海峰，南京重新又成了以第三、四代人为主的“王氏家族”最大集中地。只是，正如二姨妈生前常讲的：“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了！”相互间的亲和力、热乎劲儿已大不同于早前，随着二姨妈于1986年去世，就更没有凝聚力了。
“王氏家族”成员的最后一次聚会是在2010年春，由唯一的第二代成员——小表妹乃芳主持，参加者主要是第三、四代己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和外地凑巧在南京的。同年10月，她就突发脑溢血匆匆地“走”了。二姨妈去世后，乃芳始终热心于“王氏家族”成员关系的维系，夫妇俩常常送往迎来，接待我们这些外地成员。就在前一年的2009年，在半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她还往返、奔波于上海与成都之间，分别“送走”了姐姐乃芬和嫂子莫庆兰。冥冥之中，她似乎预感自己来日无多，急赶着把自己应尽的义务完美地完成掉。此期间，她起草了“王氏家族家谱”初稿（后来由妹夫潘光华补充、修正，表侄女张光平定稿、打印、分寄各地）。“王氏家族”还有一份“历史档案”，那是哥哥70年代初汇编的《八十年来王家亲属出生年、月、日备忘录》，彼时，还有两位老人在世，第二代中也有几位热心者，后来经过众人回忆、补充，于1974年10月完成，时值大姨妈八十诞辰，故名。2016年6月，接光平发来的《王氏近代宗谱》2015年5月稿，综合前两件，加以修正、补充，成员已经发展到了第六代。
图4 从重庆回到南京时的二姨妈
二姨妈为人善良、宽厚，体恤他人，顾全大局，上能和一位性情刁钻古怪的继婆母和睦相处，下可全心全意、不遗余力地为子女们服务。经过她手生长的孩子说不清有多少：子辈、孙辈、乃至重孙辈。二姨家中常年聚集着一批年龄大小不同、亲疏关系不一的孩子，对待这些孩子，她都是一视同仁地关切。记得1937年，上海沦陷，我家来南京，寄居在二姨妈家，一次姐姐不慎失足掉入“防空洞”（为应付紧急情况，在室内挖的地窖），卧床休养期间，每天清晨二姨妈都把一碗滋补汤送到床前，那是我母亲也没有想到和做到的。
二姨妈勤俭持家，个人生活极尽节俭。姨父为一般公务员，收入不高，但抗战时期在重庆也好，光复后在南京也好，家里常是聚集着许多人，或者长期借住，或者节假日来聚，她都是尽力热情地安排。记得1946到1947年我在南京时，家里人口众多，吃饭要开两桌或分先后两批，她总是在老、小都吃完，最后一个上桌“收拾”那些鱼头、鸭尾，还说什么：“鸭子屁股松子香”“鱼头越嗍越有味儿”……后来到了儿子家，表哥身体不好，当护士的表嫂工作忙难以顾家，她整日操劳，带大了三个孙子、孙女。没什么文化的她，还坚持记生活经济账，我出差经上海去看她，见过她的小笔记本，里面日期、菜名、单价、金额，一笔笔，一清二楚。这体现出为子女省钱的慈母心，和为别人做事的责任心。别人对她的好处也都记在心里，挂在嘴上。我们兄妹有感于她的慈爱，有时寄点保健品，生日时给她寄点钱……众多人长期生活在一起，总会有些矛盾、恩怨、闲言碎语，每遇这种情况她总是：涉及自己时，委曲求全；涉及他人时，一笑置之。正是因为一生总是保持着如此良好的心境，才得以安然应对老年丧子的打击，以九十岁高龄辞世，是“王氏家族”中最长寿的。
图5 1952年，昌哥结婚照
在表兄妹行中，表哥张乃昌和我们的关系最为密切。1946年，他陪哥哥到陕西接我们到南京，接着帮我联系、安排转学事宜（那年我高三）。他毕业到上海工作后，仍一直关心我们几个“学生”的学习、生活，“昌哥带回三支自来水笔，哥哥、我、乃芬各一”（我1947年给萍姐信）。1947年，我考上北京大学，那时内战已起，铁路交通屡屡中断，北平学潮风起云涌，母亲和哥哥很担心我的安全，在“是否北上”的问题上犹豫不定，最后是乃昌哥力挺，并积极促进，使我得以如期成行。我走时，他正好要参加朋友婚礼，不能和我同去上海，遂委托好友泉周接站、代办船票登记、直至送上船等一切事宜，不巧的是信息延误，导致无人接站，订好的船票被退掉等诸多不顺。我在上海等了三天，方弄到下一轮班的船票，才没有耽误开课时间。行前，昌哥赶回上海，到船上送行，为我安排好铺位，又添加了些用费……他在工作领薪水后，不时给我们以经济支援，“昌哥来信说，打算月初寄三十万来（他月薪一百五十万），你说，这个账以后怎么还？他说：‘萍妹走后，家中钱已用完，写信回去不要提你经济窘迫情况，有什么不适，除了忍以外，也是少说为好，免得家中担心’”（1947年冬我给萍姐信）；“你是否用钱？最近你的经济情况告诉我，上次不知你已兼任家庭教师，所以附给你五万元零用，你竟送回来了……我离开学校不久，当然在学校的窘苦我还记得，所以对你们在学校的几个人，我很愿尽力帮助……”（1948年昌哥给哥哥信）。解放以后，他每次来京出差，必来看我，还给引见他在京工作的好友，以便必要时去求助。
图6 1955年，老姐妹俩和回龙街38号的娃娃们
“文革”后，家人、亲友，多主张我调往宁沪一带，他是最热心的一个，四下托人，终于通过他在南京卫生系统工作的老同学胡树德联系到一个接收单位……昌哥的善良、热情应该是缘于二姨妈的遗传。他的另一优点是肯担待，表现在他一直把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视作自己的责任，这在1950年他和我的一次谈话中可以看出，昌哥还谈到他的工作问题、婚姻问题，说他背着一个沉重的家庭包袱，而这是他所不能也不愿放下的：包括延明姐妹，他认为他有责任照顾她们；在婚姻上，不是抱“独身主义”（如二姨父所担心的），问题是目前很难找到一个对象，他的要求很低，只是有劳动能力，可以自己独立生活。他的顾虑一是本身健康的缺陷，二是家庭环境不好，这是他过去碰钉子的原因，也是他严重“自卑感”的原因。他的身体状况确实不好，“结核菌在他身上到处窜！”从读书到工作，多次“住院”“疗养”，到三十岁才结婚。1977年10月，我去苏州开会，顺便到上海看二姨妈，他刚出院不久，在家休养，说是“恢复得差不多了”，准备上班。1978年1月，就接到他去世的讣告。哥哥在对昌哥的悼念文章中，历数数十年中，昌哥在学业、思想、前途等各方面对他的关心、帮助：“1937秋，抗战之故，我们投奔南京二姨妈处，昌哥一再主张我在他就读的镇江中学借读，不久，从镇江回来，又主张我和他同去安徽屯溪借读，此中不但关心着我的升学，还向往着革命，这时皖南已经在统一抗日的战线下，革命活动是频繁的”；“1939夏至1942年夏，我在陕西城固西北师范学院附中的三年中，他不断寄来《物理复习提纲》等，鼓励我作好选考大学的准备”；“1943年夏，昌哥因肺病在重庆金刚坡休养，我去他处约一周，借资一起复习《材料学》中，他劝我不要参与三青团的活动……1944年曾劝我不要参加三青团的‘夏令营’”；“1945年，他和乃英姐大力把我从青年军的海军中拉回来，并劝我温习功课，另考其他大学插班，终使我考入中央大学”；“1945—1946年，我和他同校、同系，他介绍我参加了‘白雪国乐社’，使我的闲暇时间用在无害身心的活动上；向我介绍了他的进步同学钟泉周，钟向我传阅《两个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1947年，他是‘反饥饿’‘反迫害’的积极参加者，并阻止我到‘国防部’报到，因此才没有误入歧途；1949年鼓励我参加了‘西南服务团’”；“解放以来，我十六次在上海与昌兄见面，聆教不少”。昌哥1954年入党。“文革”中，因和一个有“罪行”的三青团员同名而被栽赃陷害，遭隔离审查很长时间。（以上所引，俱见于1950年11月我给萍姐的信）
图7 老姐妹仨和董妈妈。前排：大姨妈（左）、董妈妈；后排：我妈（左）、二姨妈
二表姐张启秀于全面抗战初期经亲戚介绍，嫁给国民党某“学兵队”的下级军官陈斯杰。此人是“三代单传”的独子，据说性情骄纵，表兄妹们均不看好此桩婚姻。抗战时期，随军辗转于湖南、贵州各地，光复后回南京。南京解放前夕，陈一人随军去了台湾，留下四个未成年的孩子、“病秧子”母亲和性格乖僻的外婆。表姐以制药厂工人的微薄工资，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医疗和学习费用，其艰难可以想象。陈走后，音讯缈无，1958年忽然辗转寄来一信，内容无非是询致平安之类的家常话，信件经公安部门查获，据此认为二表姐与台湾“有联系”，成为派出所、居委会的“监控”对象。四个孩子进大学无门，入党无望（尽管大儿子学习等各方面表现都很好），高中毕业后，或去新疆兵团农场，或在本省“插场”“插队”。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仰仗“侨胞”“台胞”政策改变，方“坏事变好事”地陆续调回南京，并安排了工作。表姐性格刚强，自知政治上受歧视，各种福利排不上队，数十年中，虽身为“老工人”，却从不向单位申请住房，50年代中期以后，始终和我母亲住在一起，直到80年代后期，才住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我和那位陈姓表姐夫是否有过哪怕是“一面之交”，已全无印象，但出于对党无限忠诚，和避免“隐瞒历史”之嫌，我在第一次填写履历表时，就在“海外关系”一栏中把这个关系填了进去（还有曾就读于“政治大学”、南京解放时去了台湾的我哥哥的同学武维瑜），后来每次填表均照此办理。没想到，这一行为竟然构成我大半辈子的“政治麻烦”，每逢“审干”“忠诚老实运动”、工作升迁都会作为问题纠缠一番。
图8 1962年，“王氏家族”成员在南京回龙街
图9 1968年，“王氏家族”成员在南京回龙街
图10 回龙街38号的最后一代娃娃们。摄于1972年
“王氏家族”的历史，离不开南京水西门回龙街的38号和11号——四代成员中的多数生于此，长于此，或者曾经在此度过虽然短暂却是生命中重要节点的时光。它见证了五代人的生老病死，承载着他们聚集、分离的历史。38号、11号处于回龙街小巷西头末端，离城墙（西关头）不远的秦淮河下游左岸边，二者分处于小巷两侧。相传明太祖朱元璋因视察城墙修建情况行至此巷，遇堆放沙石挡于道中便折身而返，故名“回龙街”。38号最早是二姨父工作单位（中央工业试验所）的职工宿舍，好像从他父亲开始就住在这里了。回龙街其实就是个贫民区，昔日的38号，砖墙、瓦顶，在那里还算是最体面的一座房子。
图11 1975年，“王氏家族”成员在上海（母亲去世时）
图12 1986年，“王氏家族”成员在上海（二姨妈去世时）
“八一三”后上海沦陷，我家曾避难至此，度过了无数个“跑警报”的惊惶日夜；抗战胜利，1946年，我家从陕西回来，又一次落脚于此，一住就是三十多年；解放后，二姨妈一家、我们兄妹陆续离去，母亲把它买了下来，又把大姨妈和启秀姐邀来同住；母亲去世后，启秀姐继续住到80年代末；此后，成了拆迁户的临时过渡住所，房屋随之破落，沦为“危房”。2001年，我受萍姐委托，专程去南京办理房产善后事宜，半年时间，办完了遗产继承公证，房产证、土地证领取等有关的繁琐手续，从中学到不少东西。最后以6.8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将房产出售，结束了与38号的“缘分”。11号原属姨父朋友遗孀的董妈妈所有，是个以茅草作顶、洋铁皮为墙的“违章建筑”，“窝棚”而己。1946年，38号人口骤增，人满为患，借来此块宝地，略加修茸，以供人口疏散之需。解决拥挤问题的另一措施，是在38号的厨房顶上搭起一约六平方米的“阁楼”，那是我和凤妹的“闺房”（周末，昌哥回家，我俩让位，躲在这里）。在这个小屋中，我曾一身汗水，备战“高考”。解放后，大表姐乃英把11号买了下来，在她和女儿、女婿的苦心经营下，那加起来不到三十平方米的两间小破屋竟然发展成了三室、一厨、一卫，兼有一个小院子、具有上下水的“宜居”小宅院……
兴旺也好，破落也好，38号、11号都在新世纪到来后，随着城市改造永远消失了。
|
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143辑
王氏家族
——凡人琐事杂忆之三
文图 | 秦苏云
冯克力 主编
2022年6月 山东画报出版社
（点击封面或文末“阅读原文”可购买）
|
OLD PHOTOS
📖
定格历史
收藏记忆
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长按-识别二维码-加好友
商业合作或投稿
请发邮件至：laozhaopian1996@163.com
转载：联系后台 | 购书：点击“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