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力：不期而遇 | 新书推荐《老照片》第154辑

《老照片》第一五四辑

冯克力 主编

字数：142幅图 120千字

页数：188

出版日期：2024年4月   

定价：25.00元

（点击封面即可购买）

旧影钩沉

晏 欢    一座战时兵工厂的影像记忆

私人相簿

李 洁    澎湖舅舅的家藏照片

王晓革    外公曾是志愿军铁道兵

邵尔辉    母亲的眷恋

秦庆武    有独立人格的父亲

郑世鸿 口述  孙易平 整理

           往 事

冯伟山    1985 年的哥哥

事件写真

杨 潜    阳夏之役中的荫昌

旧事重温

赵 捷   金苏豫    野营拉练纪事

小 非    广仁路闲话

陈国泉 口述  龚玉和 整理

           我的“小三线”记忆

人生况味

王端阳    母亲相册里的友人（下）

祝 杰    与藏族青年结婚的兵团战友

邓海南    诗人的合影  

名人一瞬

黄豆米    一面永恒 ——惜别戴逸先生

逝鸿片羽

万昌文    一本民国复旦生的日记

书末感言

冯克力  不期而遇

封 面   抗战时期地下兵工厂工作中的学徒工（晏欢）

封 二    荫昌在汉口前线（云志艺术馆）

封 三    民国时期的结婚照（小非）

不期而遇   冯克力

与历史现场的不期而遇，在《老照片》里，每每有之。

两年前，李宾于一四二辑《老照片》披露了自己收藏的一份“审讯记录”及随附的十几张照片。从主人公程箴的“交代”和随附的照片里，读者除了得以感知彼时一代“热血青年的人生”，还多少知道了，在抗战时的昆明曾有过一座规模可观的“第五十三兵工厂”。虽然作者通过检索文献，对兵工厂的情况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介绍，惜随附的照片多为主人公程箴及同事们当年的各种合影，并且多是在照相馆里照的，从中自然也就很难窥见这座战时兵工厂的风貌。

就在读者对这份“交代”和这些照片已逐渐淡忘的时候，中国抗战远征军历史图像研究者晏欢却很偶然地与之不期而遇。便有了本辑的《一座战时兵工厂的影像记忆》。这些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高清影像，让我们与那座享誉大后方、深藏地下的现代化兵工厂蓦然相对之下，恍若身临其境，极感震撼。

当年的战地记者，为藏在山洞里的轻机枪生产车间照片所起的标题是：“枪支从地下‘生长’出来。”可谓生动而形象，颇引人遐想。而今，伴随着这张八十多年前在山洞里诞生的照片，其所定格的那段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也是从地下“生长”或曰“浮现”出来的吗？

有言道：历史有其自然呈现的力量。难道不是吗？那些历史的痕迹，哪怕是一宗档案，一张照片，一束信札，一篇自述，一本日记……常常会由于某种特殊的机缘，与人们不期而遇，或丰富或校正着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本辑杨潜《阳夏之役中的荫昌》，其中一张罕见的荫昌督师抵近前线指挥的照片，原与众多的照片一起贴在一本名为“阳夏之役”的相簿里。此照一经跃入作者的眼帘，便引发了其对荫昌史述的一些辨证与思考。而万昌文《一本民国复旦生的日记》，也见微知著，以个人亲历，留住了一·二八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鲜活片段。

显然，只要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保持着与历史“不期而遇”的敏感，它或迟或早，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到我们面前。所以呢，也就大可不必为所谓“历史虚无主义”而忧心忡忡了。

阳夏之役中的荫昌   杨 潜

在辛亥革命的历史叙事中，荫昌被“定妆”为平庸至极的人物，“临阵怯战，纨绔无能”是长久以来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又有所谓知情者言之凿凿的口述回忆加持，以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荫昌成了一个让人奚落嘲讽的“丑角”。荫昌在阳夏之役（“阳”为汉阳，“夏”为夏口，乃汉口之旧称；所谓“阳夏之役”，是指辛亥首义后，湖北革命军同南下镇压的清军之间的战争）中的种种传闻是否可信呢，云志影像馆收藏的相关老照片，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佐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迅即调派军队，进行武力镇压。10月12日发布谕旨，令陆军大臣荫昌督师，并由其节制湖北军队及河南等地的援军。正在直隶永平府举行秋操的北洋新军中止演习，进入战时状态，首批南下部队星夜就道。1911年10月14日《上谕档》专旨：“现在派兵赴鄂亟应编配成军，着将陆军第四镇暨混成第三协、混成第十一协编为第一军，现已派荫昌督率赴鄂。”同时，清军另有筹划编组第二军和第三军的计划。随着战事的发展与政局的变化，南下作战的清军，其部署也做了相应调整。其中以“临阵换将”，由袁世凯接替荫昌执掌军事指挥权最为扑朔迷离，当时对其中内幕有各种臆测，以致后世对此也众说纷纭。随着清朝的覆灭，在辛亥之际被推上历史风口浪尖的荫昌，为前朝遗老所不谅，甚至视他为葬送清朝的罪人之一。朝野上下风传他的“八卦”，如“设司令部于火车，车前后各置一车头，胜则进，败则退”“收棉花的农妇吓退荫昌”等，让人发噱。至于“不敢身临前敌，止步于孝感遥控指挥”“北洋军不听荫昌调遣”等一些说法，人们也信而不疑，似乎坐实了荫昌战场上的怯懦表现。

由驻武汉外国记者拍摄的阳夏之役影像，既是南北双方战场对决的记录，也是破解荫昌“怯战之谜”的物证，虽然早有学者依据文献重新探究与考证，基本还原了真相，但阳夏战役之初，荫昌及行营司令处的行止仍说法不一。对阳夏战役老照片择要释读，可以直观历史现场中的荫昌。

先略说荫昌其人。荫昌出生于咸丰九年（1859），虽为满洲旗人，但家世并不显赫，同治十一年（1872）入北京同文馆习德文。光绪三年（1877），派任清朝第一批赴德随使翻译，得以在驻外期间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在天津创立陆军武备学堂，仿照西方军事学校办法，且多聘用德国军事教官。因缘际会，荫昌出任学堂提调，主持学堂章制课程的制定。因军事变革之需，荫昌由此进入日渐崛起的新军系统。庚子事变后，荫昌的仕途进入快车道，历任驻德国公使、江北提督、陆军部侍郎、陆军部尚书、陆军大臣等职，成为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进入民国，荫昌继续高官得坐，尽管充当的是“帮闲”角色，仍被清朝遗老视为“贰臣”，多有抹黑诋毁。

这是荫昌抵近前线指挥清军进攻的一张照片（见图1），地点为汉口大智门车站。这帧照片确证了荫昌在战役的初始阶段，一度将行营推进至作战前沿，并非不敢以身犯险，让以往旧说不攻自破。为了厘清荫昌此次督师的行迹，以及被召还的真实原因，先按时间链条梳理他出征后的重要活动。

荫昌于10月15日傍晚离京，次日下午专车过彰德，前去洹上村拜访袁世凯。荫昌离京的前一天，袁世凯简授湖广总督，会办剿抚事宜，因而荫昌访袁既是官场礼仪，也有会商用兵方略之意。两人原本就渊源很深、私交甚笃，在清末新军编练中多有交集。1899年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荫昌也随后前往，襄助军务和处理对德外交事宜。1908年末，在袁世凯被斥退之时，主张杀袁的皇室成员未能得手，与荫昌从中转圜大有关系。关于会谈内容，时人虽有记述，不过都是一些场面上的话，自然不能揭示袁世凯真实的心思。荫昌副官长丁士源的《梅楞章京笔记》载：“袁曰：此次革命不可小觑。荫大臣曰：当然。度（指杨度）曰：恐响应之省不鲜。”袁世凯还询问了行营人事安排等问题，他俩单独密谈的内容则不为外人所知。但事后袁世凯给冯国璋、盛宣怀的信函中，均提到荫昌“踊跃前进”。此时的荫昌尚未意识到武昌的星火即将燎原的棘手局面。

图2 行营司令处人员抵近双方交火的前沿察看敌情，此时所处位置，仍在民军炮火射程之内。画面中的西方人，或是各大通讯社派驻武汉的记者，或是领事馆外交人员，以中立者身份穿梭于交战的两方，可谓左右逢源，无孔不入。尽管西方各国对中国发生的政治危机态度并不一致，却对战争走势、政局变化表现出高度关注，无论是发往世界各地的战地报道，还是为本国收集报送的情报，多有同情或支持革命党的声音，影响了西方外交官对辛亥革命的立场，对于促成南北议和起到了正向作用

荫昌与袁世凯匆匆一晤，连夜南下。10月17日夜抵信阳后停车，河南巡抚宝棻已派人在此开设了兵站。荫昌次日电奏北京行营暂住信阳，这与当时的清军兵力输送、铁路混乱失序及前方敌情未明有重要关联。信阳以南的武胜关，尚有湖北新军把守，守关将士是否倒向了革命党人并不明了。荫昌到信阳即派参谋官徐孝刚等人，赴汉口联络先行南下的清军并侦察敌情。随后，荫昌又从前来催兵的鄂军人员口中，获知了前线战况，再派丁士源及二十余名宪兵，携带饷银、军粮火速赶往汉口的滠口站，整理布置尚处于集结状态的南下援军。汉阳兵工厂已为民军占据，湖北的军火储备大多被湖北军政府掌控，就地补充已无可能。此时，荫昌不得不把筹措前敌所需的军械弹药、军饷粮秣作为急务。自10月20日起，前线战况改由荫昌奏报。10月21日，行营司令处前移至孝感境内的花园站，全面接手了湖北前线的作战指挥。据《陆军部征鄂阵中日记》载，直到本日，先行抵达汉口的援军所需火炮弹药尚未运到。次日继续南行至孝感城。双方初战时，清军火力不足，是导致要地刘家庙失守败退滠口的重要因素。

图3 10月18日，民军沿京汉铁路线，再向困守刘家庙一带的清军发起攻击。从武昌退出的张彪残部及河南援军，以江岸车站为支撑点进行防御，以待荫昌率部前来。经两日激战，民军夺取了这一保卫汉口至关紧要的门户，并调动兵力伺机向滠口方向进攻。图中显示民军新招募的兵员，身穿各式服装且未戴军帽，为辨识敌我，左臂缠有白布条。当地民众热情支持湖北军政府，踊跃参加民军，作战虽勇敢，但多数新募兵员缺乏军事训练，御敌能力不强。当清军主力投入战斗后，造成了汉口战斗的溃败

图4 南下清军沿铁路线开设的宿营地。现场似乎缺少大战来临前的肃杀与紧张，倒是那些或忙碌或慵懒的士兵身影，让人油然生起探究的好奇。始自甲午战后的编练新军，至清朝终结前历经三轮，从小站练兵到编练武卫军，经庚子之变，又是自强未果，一败涂地。庚子后清廷颁布变法新政诏书，新军改制成为新政急务。清廷腐败彻底，仅靠新式军队来拯救走向末路的王朝，是无法实现的。原本被冀望强化其皇权的新军，却成了倾覆清朝的主力军

清廷调兵之初就措置失当。军咨使良弼以为用兵南方，水网交织，重装武器不便机动，未调度炮队同时南下。北洋新军的步兵虽配备火炮，但数量有限。尤为致命的是，炮弹在输送中被负责枪弹供应的蒋作宾做了手脚。任职于陆军部的蒋作宾留学日本时就与黄兴等人交往，他故意把装弹的火车序列编在最后，导致炮弹迟迟不能运抵前线。清军曾凑集了七十二尊山炮，而实弹数量仅有二十五枚。

阳夏之役战前的清军窘境，远在北京的清廷并不知情。许多官员认为叛军不过是乌合之众而已，大军一到即可指日荡平，而荫昌停留信阳数日，在他们看来纯属贻误战机，不可理喻，应尽快对民军发动进攻。其中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最为急切，因他在武汉有巨大的家族产业。丁士源记述：荫昌率幕僚离京“方开车间站长忽报告邮传大臣盛宣怀即时莅站恭送，并有要事与荫大臣面商。因之欢送军号吹而复止。盛旋至站登车，持汉阳地图一纸，请荫大臣下令，全军攻汉阳时，如汉阳铁厂少受损失，即赏银十万元。荫大臣笑颔之。盛即退至站台，向车窗高声曰：适所言，诸君勿忘。荫大臣曰：君备款可耳”。大厦将倾之际，盛宣怀念兹在兹的还是一己私利。盛宣怀算是晚清能臣，掌邮传部后，或因私心作祟，将众筹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保路运动”，导致人心离散，成为武昌起义诱因之一。

盛宣怀曾联合度支部大臣载泽，向摄政王载沣请旨令荫昌迅速南下。留存下来的面奏节略中有“惟自来用兵，未有统帅畏缩不前而能使将士用命者也”“荫昌若再逡巡不进，贻误事机，岂能当此重咎”。盛宣怀的这番操作，反映出当朝高官的焦灼心态，也成为荫昌日后被斥为“徘徊不前、怯战观望”的口实。最终，盛宣怀还是做了替罪羊，被革职，永不叙用。

图5 清军派往湖北前线的宪兵，负责监察战场军纪并执行军法。行营司令处设总执法官，由陆军部军法司参领、行营副官长丁士源兼任，从陆军部直辖的京畿宪兵营抽调人员，组成行营卫队和执法队。清末宪兵的创建始于1908年，由直隶总督奉旨先在大沽成立宪兵传习所，聘日本教官，仿日本宪兵编制，通过速成培训，随即编成北洋宪兵一营，次年又编成京畿宪兵一营，前者归直隶总督管辖，后者由陆军部直属。照片上的官兵换上了有新式军衔标志的军服，这些从新军中挑选出来的身材壮硕威猛、手捧长柄砍刀的军人更让人感到一丝寒意。清军颁布的《陆军大臣行营司令处临时军法令》（第二号）详列十八条军纪，军人若触犯其一即处死刑

阳夏之役是以民军率先进攻清军揭开序幕的。10月18日凌晨，双方在刘家庙铁路沿线一带展开激烈攻防。民军一度占据江岸站，但遭清方军舰的炮击，被迫撤出，清军失而复得。次日，民军再攻，拨一路炮队同时炮击军舰，当天下午三时，完全占领刘家庙的江岸车站，控制了汉口的重要门户。而清军撤至滠口，以待援军。刘家庙至滠口路段有大片湖泊沼泽，靠三座桥梁贯通京汉铁路，此地得名三道桥。民军试图夺取这处兵家要隘，连续两天猛攻三道桥，虽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进攻均告失利，不得已在三道桥以南转入防御。清军方面，则有大批援军陆续前来，10月24日，由禁卫军抽调的野战炮营也抵达滠口，清军士气大振。10月27日拂晓，荫昌下令，清军分三路反攻，沿京汉铁路渐次向汉口市区推进。作战经过史述甚详，此不赘述。但对于攻占大智门的具体时间，则记述有异。

图6 清军的炮兵在阳夏之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南下清军的各镇、协均配属炮兵之外，又从禁卫军中另调一个炮兵营。图为清军列装的75毫米克虏伯野战炮，而民军主要装备的是57毫米过山炮，为汉阳兵工厂仿制的国产炮。清军火炮射程及威力远在民军火炮之上

图7 民军弃守大智门车站，是在清军攻占刘家庙江岸车站后，此后清军又向汉口市区推进了数公里，此后双方转入巷战。从图片现场可见尸体横陈，至于在大智门站外双方拼死交锋，乃至肉搏，更是伏尸遍地，战况惨烈。清军随后在大智门站开设了救护所，战伤救治相较民军更得力。据熊秉坤述：刘家庙附近的古德寺住持昌宏法师，带领僧众救护民军，战后又在寺后菜园掩埋战死军人的尸体三千多具

《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五册收录的王树枬《武汉战纪》，大智门车站是在10月28日为清军夺取。张国淦编著的《辛亥革命史料》所记：“初七日（28日）午前七时，民军在大智门新停车场一带防御，清军由刘家庙进攻”，“是晚，清军仍在刘家庙，民军仍在大智门新停车场，各在原阵地宿营”。次日下午民军弃守，退却至歆生路及刘家花园一带。《国民革命战史·建立民国》第二卷记载：10月28日“上午七时许，民军由大智门向洋商跑马场清军反攻失利。午后二时三十分，清军第四镇攻占大智门车站”。而清军档案的一份《九月初六日陆军大臣荫昌致军咨府陆军部电》中称：“我军今日由滠口进攻，通过三道桥后，匪势败却，我军奋勇攻击，毙匪甚多，夺获炮械多件。既得刘家庙，乘胜前进，遂占领汉口大智门。”由上可知，关于清军攻取大智门的时间竟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说法。按说应以荫昌电奏为权威，他是断然不敢谎报军情的。爬梳史料，在武昌起义发起者熊秉坤撰述的《阳夏战争日记》中找到了答案。10月27日日记载：“自午前由刘家庙败退后，各协在大智门集合，收集残余兵士，五协有三百余人。九标统带杜武库为前卫，炮队统带姜明经为临时总指挥，分两路进攻：一顺铁路而下；一由竞马场西南端小道前进，与敌遭遇于竞马场，互有胜负。但敌之地势较优，又有机关枪之利，我军死伤甚多，不能支持，且战且退。日暮停战，在歆生路集合检点人数，所剩无几。”熊秉坤是此次战斗的亲历者，他记述了27日下午，大智门车站弃守，民军退至歆生路。当夜，清军在大智门设置了警戒线。10月28日日记：“早六时，见总指挥（指姜明经）潜逃，各将其属带攻大智门停车站一带敌兵。九标一营督队官及十标一营管带均受重伤。因见敌兵伏于民房内，便即纵火焚房，敌便退至竞马场，我乃占据大智门。坤即欲进攻竞马场，无如总指挥已逃，诸队伍不归调遣，兼无粮食，兵士多不乐从。移时，见敌兵以一部由后小路向硚口进攻，以一部由法租界后方顺铁路向大智门停车站进攻，我军败退，复又占领，但兵士纷纷逃散，不能任战，是因总指挥逃走故也。”民军一度反攻得手，当日，大智门车站再次被清军夺回。

图8 被清军捕获的民军一方人员。这几名没有穿着军服的壮年男子，是否为新募的民军难以查考。在清军看管下，他们被捆缚在候车站台的柱子上，面对外国人的镜头，是一种毫不在乎的表情，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清朝灭亡前的人心向背

图9 被炮火击中的车站附属建筑冒起滚滚浓烟。双方交战中火炮频频误击，夺走无辜生命，包括涉外的建筑、油厂等商业财产也遭重大损失。但在战中和停战后，清军与民军均各执一词，指对手为肇事方。汉口大火造成的人道灾难，冯国璋始终否认纵火所致，袁世凯也百般遮掩，以致追责冯国璋之声不绝于朝野。袁世凯后以段祺瑞替代冯国璋，或也有平息舆论的用意

不厌其详地考证这个时间节点，是为确定荫昌在大智门的具体时间。最大的可能是在第二次夺取大智门车站的10月28日。因为在前一天的上奏电文中有“俟得详报，立即驰陈”语，当时，荫昌还在滠口。另任职内阁承宣厅的许宝蘅日记载：“初七日（28日），十一时到内阁，知荫大臣有电到，得一胜仗，北军进驻大智门。”亦是佐证。荫昌与冯国璋交接指挥权，发生在10月29日的午后。行营司令处总参谋易乃谦致陆军部电称：“是日午后，冯军统抵汉，奉荫大臣命令，第一军军队遂遵旨归其统帅，章京（指本人）即晚回至孝感。”荫昌交卸后，随即离开汉口前线。并在返京途中的信阳，和正在南下的袁世凯会面，于11月2日回到北京。

报效清廷心切的冯国璋，接掌兵权后率部发起猛攻，迫使民军转入汉口市区，利用街巷、房屋伺机阻击清军。在双方巷战缠斗之时，冯国璋下令火攻，10月31日纵火焚烧自硚口至蔡家巷一带，大火三日不熄，民众死伤无数。他在奏报战况时，谎称汉口大火是由炮击所致。外国驻汉口各领事馆收集的情报，在报告本国政府时，皆认为是清军纵火所致。11月2日，汉口战斗阶段结束。到11月27日，这场历时四十余天的战役，以清军攻占汉口、汉阳而结束。而湖北军政府虽在军事上失利，却促成了南方多数省份的陆续独立，革命党人与清廷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由此形成南北对峙、开启议和之局。

图10 从直隶调派的清军兵力投送，是靠京汉铁路输运完成的。受到运力不足、调度失当，以及铁路沿途混乱等因素制约，清军行动迟缓，不能迅速抵达前线。似不便以此视为荫昌“颟顸怯战”的证据。后人论史，以现代军事投送标准，审视百年前的军事能力，以今律古，岂不谬哉？

图11 汉口法租界仅距大智门车站二百米左右。铁路修建之初，勾起了法国人的贪欲，1901年5月起，驻汉口领事屡次要求拓展法租界，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事关路权，称“若与一国租界毗连，则平日官民商旅搭车运货，固多不便。一旦有事，转运兵械粮饷，尤为外人所挟持”，因此坚拒不允。阳夏之役中，五国租界均拒绝交战双方人员进入其区域，并设置壁垒。其中，俄国人反应最为激烈，以保护侨民为由，增调二百名士兵来到汉口

图12 阳夏之役期间，汉口的外国租界高度戒备，各领事馆通报南北交战双方，严禁中国武装人员进入租界区域。英德美俄等国有近二十艘战舰，云集汉口一带，以护侨为名，派海军陆战队员登岸，与汉口常驻外军共同协防

图13 西方列强对武昌起义态度有别，但各国驻军却打破畛域，协调行动，视中国军人为最大威胁。图为英军在租界入口修筑街垒，严防死守

回到荫昌在阳夏战役中途被召还的话题，最主要原因是，清廷在武昌起义事发之初，一面匆忙委派荫昌督师南下，一面催促袁世凯出山，因袁世凯有待价而沽之意，从而形成“一军两帅”之局。袁世凯自然不会满意，故在上谢恩折的同时，又详尽提出了用兵的“节略八条”，其中有“用兵之道，因时变化，未可绳以文法，遥为牵制”，换言之，所赋予的军事权，不宜受到军咨府、陆军部的遥控和掣肘。这八项条件，在拥袁派的推动下，清廷很快接受，为统一事权，便决定调回荫昌。至于荫昌受命出征后，未能挥师“速剿”，既有军事上的诸多制约，更因清军首战失利后，采纳了袁世凯提出的先“固布守局”的建议，并非因为南下的清军不听号令，也不是怯懦畏战，以往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其中曲折复杂的内情，读者可参阅王庆帅《荫昌南下督师及袁世凯出山内情考》一文。袁世凯无疑是阳夏战役的最大的获利者，阳夏战役为他重新崛起创造了绝佳机会。

（图片由云志艺术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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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154辑

冯克力 主编

字数：142幅图 12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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