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中的家史

图1  爷爷20世纪60年代摄于南京。

 爷爷是老农

这是我爷爷（图1），一个地地道道的苏北老农，这张照片是20世纪60年代“文革”之前他来南京我家时拍的。按照老家的习惯，我们孙子辈的把爷爷叫老老，不知道就是这个“老”字呢，还是加上单人旁的那个“佬”。奶奶呢，还是叫奶奶，但是连我这个长孙都没见过奶奶，她死于20世纪50年代初，我出生之前。据老家的人说，爷爷种田是一个好把式，但生活中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即便在他钟爱的孙子面前，也没有很多话，远不像我那老顽童外公能和我们打得一片火热。大概是在城里住不惯，没多久爷爷就回乡下去了。

1967年“文革”最乱的时候，南京闹“五湖四海”，那时爸爸被关在他的单位里回不了家，妈妈在单位一边受批斗一边还要干那些造反派们撒手不干了的日常工作，实在管不了我们三个孩子，正好学校也不上课了，就把十二岁的我送回老家住了三个月。从夏到秋，我和爷爷及叔叔一家相处了三个月。那时爷爷六十七八岁，在乡里已是年高望重的长者，一般的农活已经只动嘴不下手了，但我还是跟着爷爷赶牛犁过田。农村毕竟受“文革”的影响要小些，农民们过着相对安生的日子，而爷爷那时最大的享受，就是每天一瓶二两五的白酒，早上喝一半，晚上喝一半。只要不下雨，他的早晚饭都在堂屋门前的空场上吃，下酒菜不过是小葱拌豆腐或者拌百叶丝。豆腐和百叶都是村里人自己做的，每天挑担出卖前，先到我家门口把爷爷要的那一份放下。而爷爷不时会招我到身边让我也享受一下他的待遇，吃一口下酒菜，抿一口酒。等到“复课闹革命”时我要回南京了，告别时爷爷除了摸摸我的头，也没有什么更亲热的举动和话语，倒是家中的大黄狗依依不舍地跟在送我的自行车后面跑了好几里路。

爷爷去世于1977年，记得有一天夜里老家电报发来后，父亲一言不发地踱了半夜的步，但最终还是决定不能回去。因为爷爷是要土葬的，我回老家时，爷爷的棺材就备在堂屋里。父亲虽然官职不大，却是那个村子里出来的最有脸面的人物了，如果回去奔丧，惊动了公社里的人，可能导致土葬不成要火葬；而父亲不在葬礼上露面，叔叔和姑姑们悄悄地埋了就埋了。所以为了达成爷爷土葬的心愿，父亲只能以一种不孝的方式来尽他的孝心。爷爷和奶奶的坟就在老家的屋后，两位老人家生了两儿两女，他的长子给他们生了三个孙子；他的次子给他们生了六个孙子，居然全是男丁，无一女孩；这九个孙子又生了十个重孙，其中只有一个是女孩，故名“添彩”！

父亲与枪

图2  1949年，父亲（右）与战友摄于上海。

这张两个军人背着枪的合影（图2），是父亲当连指导员时照的，个头稍高些的那个或许就是他的连长。这是家里照片簿中小时候最让我心仪的一张，老爸腰间挎的是什么？二十响的盒子枪啊，叫盒子炮也行！电影上，八路军游击队打鬼子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它！李向阳、节振国，一枪在手，所向无敌，鬼子汉奸，根本不在话下，而且那枪不光可以正着打，还可以平着打，斜着打，有时候根本无需瞄准，挥手即中，那叫一个神气！

记得有一次看完电影《平原游击队》回来，我兴奋地问父亲：“爸，你用那盒子枪打过鬼子吗？”回答却是没有，令我极度失望。很多年之后，回想起这件事，我认为父亲的回答是诚实的，没有用“打过鬼子”来哄小孩高兴。想想也对，父亲是新四军，新四军虽然也打过鬼子，但作战次数和规模远不能和正面战场的国军相比，甚至也不能和八路军相比。而且父亲参军时只有十六岁，干的是通信员文书一类的工作，一年之后抗战就结束了。照这张照片时，已是1949年进城到了上海，背着盒子枪和战友到照相馆去合个影，纯属保留一下战争年代的风貌。

图3  20世纪50年代，父亲摄于南京。

另一张父亲戴着钢盔挎着冲锋枪的照片（图3），是父亲调到了南京，在军区运输部任职期间照的。这样的持枪照也就是摆一个军人姿态，枪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装饰，离用枪去打斗的战场已经很远了。但是父亲真正与枪最接近，并且险些酿成枪林弹雨的场景，却是在他从军队转业之后。1967年，江苏的造反派夺权后，分裂成“好”“屁”两派，武斗也随之展开，那时我就在下关车站前目睹了“好派”一方攻打“屁派”“铁联司”的战斗。那一场战斗还好没有用枪，攻方用的是长矛和大弹弓，守方在房顶上向下扔砖头瓦片。在武斗那个时期，父亲在单位里有数月没有回家。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在单位的楼顶上，为了防止对立派来进攻，一个人看管着几十支步枪还有机枪，这些枪是从南京军区借来的，或许因为父亲是军人出身，所以担负起了照看这些枪支的任务。为了防止枪被抢走，他在顶楼的两侧各架了一挺机枪来警戒。好在他所在的单位大楼没有遭到攻打，那些枪后来又还给了部队。如果在父亲照管那些枪支期间，敌对方的造反派真的来攻打大楼并抢夺枪支的话，那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图4  “文革”中，父亲（左一）参与接待阿尔巴尼亚来宾，在南京玄武湖合影。

而在这一张多人合影上（图4），父亲已经彻底与枪告别了。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五一六”，关了很久，吃了不少苦，好在后来还是结束了审查放出来工作。这张合影是父亲与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接待阿尔巴尼亚客人时所摄，背景应该是玄武湖。在“文革”时，中国几乎得罪了原来所有的朋友，只剩下了一个铁杆哥儿们，就是阿尔巴尼亚。但是风水转得快，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抓，紧接着改革开放，阿尔巴尼亚这个用中国人血汗钱供养着的铁哥们儿就翻了脸，说是中国党背叛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实在“四人帮”还没被粉碎之前，不少中国人就已经在心中背离了那个“路线”，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记得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来，大家似乎都很悲痛，但是悲痛的程度，却和周总理逝世时不一样了。因为前面有了天安门事件，毛主席逝世的悲痛在我心中已经打了折扣，但是从小就被毛泽东思想灌输长大的我又觉得不那么悲痛是不对的，所以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敬重和怀念，那天下班后我到新街口的中央商场去买了两幅丝织的毛主席像。没想到晚上回家，父亲看到我买了这两幅丝织画像，脸上却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悦，但在孩子面前又不能表现得太明显，于是皱着眉头说了句：“花钱买这东西干什么？”“文革”以来在“三忠于”“四伟大”的声浪中，我从未在身边人脸上看到过对伟大领袖的不敬的表情，在父亲脸上，我却看到了。这或许是我从传统教育的红色迷雾中走出来，开始独立思考的开始。仅仅一个多月后，“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还没有在社会上公开，父亲已从内部的“小道消息”得知了，他悄悄告诉我时脸上那种情不自禁的喜悦，让我在父亲那从“文革”开始后就一直阴郁着的脸上，看到了灿烂的阳光！

可惜的是，父亲的这种阳光心情只持续了一年。1977年9月的一天，没有征兆的心肌梗死在睡梦中带走了父亲的生命，时年仅四十九岁。

父母结婚照和上海的家

我的父母没有穿西装和婚纱的结婚照，最接近结婚照的，就是两个人穿军装的这一张了，或许这就是他们的结婚照（图5）。

图5  父母的结婚照。20世纪50年代初摄于上海。

母亲的儿时，是在杭州度过的。她依稀记得那是一个大宅院，院外有一个荷塘，她和她的阿明妹妹的童年就在那里度过。院里有多种果树，桃、杏、柿、白果等，每到收获季节，果实都用筐装着，吃也吃不完。还能记得清的，只剩一个地址：杭州艮山门外湖墅里大浒弄。母亲儿时的家毁于日军侵略的战火，她和妹妹是一人坐在一只筐里被挑着逃难到上海的。几经沧桑之后，到1949年我外公外婆带着我母亲、四个舅舅和一个阿姨八口人挤住在瑞华坊一间亭子间里。好在不久大舅舅、二舅舅离家工作，第二年我妈妈也就地参加了华东军区防空军，亭子间才算稍微空了些。

那时候我妈妈和我爸爸这两个军人正在谈恋爱，谈到结婚时自然也就谈到了房子，于是他们并肩走到房管所去问哪里有房子可以住？房管所的人说不太清楚，你们自己去找吧，如果找到空房子，到房管所来登个记，就可以搬进去住。或许那时上海的房子还不太紧张，或许那时对军人特别优待，我的父母边逛马路边谈恋爱边找房子，居然在顺昌路419弄1号的楼下找到一大间空房子，回头再去房管所，人家说话还真算数，于是他们凭空便有了一所新居。不久父亲调到南京，我出生后母亲也随父亲调到南京，于是外婆家便从小亭子间搬进了这个大房间。我小时候常在外婆家，于是这里也就是我的家。

照片（图6）上是妈妈和大约一岁的我坐在前门的台阶上。

图6  1956年，妈妈与我在上海居家门前。

外婆、妈妈和阿姨

说起我童年的快乐，不能不提我的外公和外婆。外公的事，我将另写一文，这里仅说外婆。那时外婆的六个孩子有五个已经离家自立，占领空间的主要人物已经成了我、我弟弟和我表弟以及邻居家来玩的孩子。外婆对我们生活上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暑假里，当我和小伙伴们在弄堂里外疯了一天之后，傍晚时分门前便会飘起外婆悠长的呼唤：“海南——回来汰浴了——”然后我便回来，坐在外婆为我准备好的大木盆里美美地洗一个澡。洗完澡，门前的水门汀地上一张方凳、一把小竹椅已经放好，方凳上是为我摆好的饭菜。我边乘凉边吃饭时，弄堂口布店的老伯伯便会踱过来故作惊讶地叫上一声：“噢哟，今朝小菜丰富来！”

外婆烧得一手好菜，我的大舅、二舅、我妈妈继承了她的家风，都烧得一手好菜。就是我那个性格有点像假小子、后来当了体育老师的阿明阿姨，也烧得一手好菜。但我的外婆身体不好，时常生病。出于对外婆的感情，我十六岁到宁夏当兵不久，就买了两斤宁夏特产枸杞子寄给她补养身体，那时一斤一级枸杞八块多钱，比我一个月的津贴还多，但我一点不心疼，只希望外婆吃了身体能好些！但外婆还是在我十八岁那年去世了，但连里不会批准我从数千里外赶到上海为外婆奔丧的。收到电报那一天我很难过，当时想：今天晚上因为哀痛之情，应该吃不下饭了。但那天晚饭我还是吃了两个大馒头，因为战备施工体力消耗很大，不吃饱根本顶不住的！

我外婆去世的时候是七十多岁，我妈妈比外婆寿命长，现在已经八十五岁了。但是我妈妈七十多岁的时候就得了阿尔兹海默症，记忆力每况愈下，到现在有时连身边亲人也叫不出名字了，也不时搞出把老大当老二，把孙子当侄子，认为二十多岁的孙女依然两岁，而自己只不过五十多岁这样的笑话。虽然越老越忘事，她的妈妈和妹妹在她那已经不灵了的大脑中所占的比重却越来越大。我带她到公园散步，她时常会停住脚问：“我姆妈呢？她在家里烧饭吗？阿明妹妹呢，她也在家帮姆妈烧饭吗？怎么没有和我一起出来玩？”

图7  20世纪50年代初，外婆与她的两个女儿摄于上海。

图8  20世纪50年代初，妈妈姐妹摄于上海。

图9  妈妈年轻时。

唉，老了，衰了，痴呆了，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脑海最深处漂了起来。不过念叨归念叨，真和比她小五岁的阿明阿姨见面时，妹妹认得姐姐，姐姐一时却认不得妹妹了。过了一会适应了，认得了，拍拍打打的真高兴。可等她去上个洗手间，回来时看到我阿姨，虽然还认得，但又很惊讶：“咦，这不是阿明吗？你怎么会在这儿？”

看看我妈妈年轻时和我外婆、阿明阿姨的合影（图7、图8），特别是她头发被风吹起的那张（图9）老照片，极具那个年代的风采。而现在就算用再新再好的相机给妈妈照相，照出的也只是一个快要走到生命尽头的衰朽老妇，让人不忍目睹，更不忍对比老照片上的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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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103辑

老照片中的家史

文图 | 邓海南

冯克力  主编

2015年10月  山东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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