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只参加过一次正经八百的考试，那就是1979年的高考。
1978年5月10日，在外漂泊了十年的我怀里揣着沉甸甸的病退回乡证明，满身疲惫又兴奋异常地病退回京了。正像十年后被费翔唱红的那首歌《故乡的云》：“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
不懂数理化又没有一技之长，身体还不太好，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出路在哪里？回到家里激动几天之后，脑子里便整天想着这个问题。
我在开头说过，这辈子只参加过一次考试，那是因为我根本没上过高中，挂名是1969届初中毕业生。但自从1966年“文革”开始便不上课了，一直到1968年1月份“复课闹革命”才又进入学校，再后来1969年9月份就“上山下乡”去了北大荒。在这一年多的初中阶段没上过一天文化课，下了三次农村、两次工厂，其他就是搞运动、政治学习大批判，不上课当然也就不必考试了。
所以，我的实际学历就是小学五年级，因为“文革”停课的时候我只上到五年级。在小学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考试，顶多有个测验，发一张卷子，做完拉倒，也不太在意得了多少分。年级升学也是这样，不记得有什么兴师动众的考试，也没有期末考试复习这个概念。到学期末了老师发一张卷子说今天测试，做完就回家玩去了，不太当回事。
要不说是“福祸相依”呢，小学五年级按当时的算法应该是1970届。但我们景山学校是个实验学校，课程比较超前，所以就把我们统一划到了1969届，这一划就赶上了大拨的“上山下乡”，1969届基本都下去了。这一划就把我划到了北大荒，一去十年。
那时，我只有十五岁！
图1 作者在北大荒
虽然小学都没毕业，但我心里总有个大学梦，不知怎地就是想上学，感觉只有上学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1977年底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深深地触动了我的那根神经，或许这就是转机了。那几年政治运动不断，建设兵团也不例外，什么“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经常参加政治学习，我多少也接触了点政治经济学、中国历史、古代汉语什么的，再加上平常也自学一点数学语文之类的功课，还有点小小的底气。再说咱平常百姓家也没个关系，能找个什么样工作一点没数，如能上大学那当然是最光明的前景了，前提是你得能考得上，努力一把呗！
但我却没能参加1978年的考试，报名时得知当年国家有政策规定，病退回城不满一年者不得参加高考。没辙，也好，努努力补习一年，来年再说，也许把握更大一点呢！
图2 作者的病退通知书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赶紧找工作养活自己。
身份一变，知识青年成了“待业青年”。虽然当时有街道办事处负责安排工作，但工作机会很少，除非你自己有门路，所以有事没事都要去办事处报个到，打听打听有什么工作信息。办事处也安排我们学习，呼啦啦好几十人能坐满半个篮球场，都是从各地“病退”“困退”回城的知青。办事处给我派过两次活，一次是“风机厂”，是个街道工厂（现在人们大概不知道这个概念，就是集体所有制小工厂）。工厂的产品是把白铁皮切割铆焊成通风的烟道，然后在外面喷上红砖色的油漆，这物件很大，成品就码放在厂子旁边的小马路两侧，老远就能闻到一种很刺鼻的味道。管人事的领导指着一个带斗的小三轮车，很和蔼地对我说：“我们看过你的档案，你在连队时做过保管员，这个工作比较适合你。”——分配给我的工作就是蹬着这个小三轮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拉回到食堂，当然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事就不细说了。谢过领导之后，我说回家考虑考虑。当时大家都想去全民所有制的大企业，工资待遇要好些，一段时间之后可能还能学点技术。第二次分配的工作是卷烟厂，就是北京出“香山”“八达岭”牌香烟的厂子，我和胡同里一大帮待分配的知青都去看了。卷烟厂和一个大学在同一个院子里，大概是70年代建厂时占了学校的一半地方（好像是财经学院）。一进门就看见院子里一座座的烟叶垛，就像农村的柴火垛一样，上面用大苫布盖着。负责招工的同志说——我们是国营大厂，北京著名的烟卷就是我们厂生产的。大家看到了那些烟叶，要定期地翻垛，以防发霉。你们要干的活就是把烟叶垛打开翻晒，然后重新码好。他顺手指了指桌上一个个盘子里散放的烟卷说，我们这的烟大家可以随便抽——不大的屋子里一阵吞云吐雾以后，人们便散去了。单位不错，但这工种不是什么人都干得了的，首先我这慢性鼻炎就受不了。此外，一边翻着烟叶垛一边看着旁边大学生上课念书，那滋味估计也不好受。
图3 回京待业时的作者
当时我想，有合适的工作就干，没有也别凑合。其实什么是合适的工作，我心里也没谱，不行就在家里继续补习功课，等等再说。一直等了差不多半年，我家门口的一家街道医院找到我妈说，医院可以给我安排个工作，我没半点犹豫立马去报到了。先在办公室干了几天，后来我和领导说想学点技术，就让我去了药房，抓药发药。
医院离我家几百米，从此，我开始了边上班边补习功课准备高考的日子。
我怀念院里那棵丁香树。我们医院叫福绥境医院，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四合院内。现在大院早已拆除，在原址盖了一座楼，医院也改名叫做平安医院。原先医院大院天井里有棵丁香树，我每天早上在树下读书，背成语字典、数学公式、历代年表、人名地名，换算时差，等等等等，嘴里总是不停地嘟嘟囔囔，凡是能和考试挂点边的都在每天的功课之中。
医院的情况是这样的，早晨最忙的是挂号室，然后是内外化验等各科室，等患者看完病以后就该药房忙了。所以我每天上班后总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可以复习功课，一看药房窗口排队的人多了，我就几个大步蹿进屋里换上白大褂赶紧干活。药房的同事都很照顾我，只要不太忙他们总是说——小吴，一边念书去吧。同事们照顾我鼓励我，还有来医院看病的患者也乐意帮助我们想要高考的人。一次我们几个小青年在药房里讨论一道数学题，题目好像是如何证明根号2是“无理数”。我没好好上过中学，哪知道什么“有理数无理数”的，别说那会儿了，就是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是“神马”东西。我们几个人东一嘴西一嘴地不知道胡乱说了些什么，一个患者从缴费的窗口听到了我们说话（我们药房和缴费在一个大房间里），便走到门口敲门，说听见我们在讨论数学题，他说自己是某个学校的数学老师，可以帮我们解答一下，然后三下两下就给我们证明完了。后来我知道他是九十八中的数学老师，叫马骏。马老师了解一下情况后表示，如果有问题可以到他家去问。我后来也去过几次，他家里非常狭窄，还有几个应届生也在他家复习，看样子都是理科生。我在旁边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差距太大，不好意思跟他们掺在一起，再加上我对数学基本就是放弃的，后来也就没再去了，但我始终记得马老师乐于助人的善良与师德！
图4 作者在福绥境医院（今平安医院）药房工作时。
人家读过高中的叫复习，我们小学生学都没学过叫什么复习啊！那么多初高中的内容要在短时期内学会，自学太困难，也来不及，于是赶紧报名参加夜校之类的补习班。
自此，每天五点半下班后，赶到十多里地外的北京六十五中上补习班，九点多钟下课后回家吃晚饭，休息一会儿就做各种各样的卷子，语文数学地理历史政治，一般都是做到夜里两点睡觉。早上七点五十起床，八点上班。好在医院离我家很近，只有几百米。就这样暑往寒来一年多，终于等到了1979年，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三次全国统考。
关于高考，这一年有两件好事儿。一是市里通知，单位给考生放假十五天准备考试，第二是分数出来以后再填志愿。
放假了十五天，其实就是准备冲刺了。不过那会儿高考好像没有现在这么大阵势。像这几年考场临边街上连汽车喇叭都不许按，小区装修都得停止，那会儿没这么多事儿。除了考生自己有点紧迫感，整个社会没那么敏感，神经兮兮的。其实临近考试的时候也没心思再复习什么，反正是什么水平那会儿基本上就已经定了。能休息好别生病就是了，但那几天天气特别潮湿闷热，很难受。关于填志愿，那事更不用想了，分数先够了再着那个急吧！
那时高考日期是7月7日至9日三天，后来，因为大家反映那几天天气太热，所以才提前到现在的6月进行。
图5 作者当年的准考证
又盼又怕的那一天终于到了。考生们进了学校以后先在操场上集合，按照你准考证上的号码在相应的标牌下面排队。打眼望去周围一个人也不认识，都是比我小好多岁的中学生，叽叽喳喳地讨论一些什么题，感觉他们说的我一点都不懂，越发觉着心里没底……
十多年没进过教室了，说实话真有点儿惴惴不安。我坐在第一排，把笔和准考证放在桌上，深呼吸，呆坐着。一会儿试卷发下来，扣在桌上。那学生课桌很小，感觉手脚都没地儿放。
铃声一响，考试开始，第一场考语文。我翻开试卷名字考号还没填完，奇怪的事情就来了。呼啦啦教室里进来好几个人，扛着摄影机。电瓶灯一开照在我脸上，天气本来就很热，感觉要被灼伤。我抬头看看怎么回事，摄像的冲我摇摇手示意别看镜头，做你的题。可我哪写得下去啊，哆里哆嗦半天没写出一个字。拍电视的走了，我半晌才缓过神来，开始做题。补习时老师说了，不会做别憋在那，往后看把会做的先做了。
其实语文是我长项，静下心来以后做得很顺很快。但后面的一哥们做得更快，不停地听到他翻卷子的声音，我当时还想了一下，这人可真厉害。没成想刚过半小时规定可以离场的时间，他就交卷走人了。
第一场考试结束，回家吃饭，想睡会儿，哪睡得着啊，早早又奔了考场。后面一场接一场，没什么故事，就不写了。
第二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关于恢复高考以后第三次全国高考的新闻，第一个镜头就是我考试的镜头。我的家人、医院同事、朋友很多人都看到了，大家起哄地说：“小吴，你一定能考上。”
图6 作者被北京广播学院录取后，在校门前的留影。
图7 校园生活一瞥
“命运”这个事真是说不清，大学毕业以后我进了电视台，人们都说当初全国高考那么多考场，一个考场那么多教室，一个教室那么多考生，怎么就拍到了你呢？
我也觉得奇怪，我们寻常百姓人家和新闻界没任何瓜葛，不但拍到了我，我后来还进了电视台，这中间果真有什么关联吗？这是命吗？我无法回答，谁知道呢！
刚才说过，那一年考试是分数出来以后再填报志愿。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高考分数来填报相关档位的学校，这样可以避免乱填志愿，影响提档录取。尽管如此，我还是乱填了一番，除了重点院校第一志愿填了广院，其他二三四几个志愿也都填了复旦中山厦大之类的重点院校，想想真的好笑。
1979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468万，录取人数28万，录取率约6%，文科重点分数线310分。我以超出重点线30分的成绩被广院录取。多年后才知道并理解“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并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录取率才6%，能考上肯定是幸运儿。看现在大学这么个扩招法，大多学生差不多好歹也有个学上了吧！但招的人多了，文凭的含金量也就低了。
进了大学以后的一切便比较简单了。外国的大学是宽进严出，我们正相反，学到多少真才实学不打紧，也不必担心，到时肯定能毕业。幸运的是那几年国家还管分配，而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人手，找一个好工作单位才是大事。
几年的大学生活只干了两件正经事，一是为今后的职业生涯打下了专业基础，注意，只是基础而已，工作以后一切都要从头再来；二是认识了一位女同学，后来成了孩儿他妈！
我只参加过这么一次正经八百的考试，真正改变人生命运的考试。
需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十年“文革”导致的人才断层至此才得以逐渐接续弥合，各行各业才能在这之后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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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140辑
“道阻且长”——我的高考之路
文图 | 吴玉仑
冯克力 主编
2021年12月 山东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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