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山石窟盗凿之谜

太原天龙山石窟于20世纪20年代遭到“灭顶之灾”，石窟内佛像的佛首、穹顶的浮雕等艺术瑰宝被盗凿殆尽。这场空前劫难，集中发生在山中定次郎涉足天龙山之后，人们普遍指认他是荼毒石窟造像的最大祸首。天龙山的劫波往事又众说纷纭，扑朔迷离。这个日本古董商凭借什么瞒天过海，把大量古物掠往海外？又堂而皇之在大阪举办天龙山古佛展，继而拍卖牟利？云志艺术馆藏有山中商会拍摄天龙山的老照片五十余帧，为揭示真相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

山中定次郎的黑手是如何伸到天龙山的，需从20世纪20年代前后，众多日本学者考察天龙山石窟说起。

1918年，在华北考察古建筑的学者关野贞来到太原，通过地方志书查知石窟的确切位置，随即前往寻访。关野贞对佛教造像“天龙山样式”心向神往，当他得见艺术精湛之实物，大为震撼。十数年前，关野贞的前辈、写过《中国建筑史》的伊东忠太也曾游历三晋，却与天龙山失之交臂。关野贞将初步考察公之于众，使这处湮没无闻的石窟受到学界关注。1920年，先后有常盘大定、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等人到天龙山探访，同期也有不少西方人前来。1922年初，通晓佛教的田中俊逸经过充分准备，与在北京经营照相器材的外村太治郎和《顺天时报》照相技师平田饶赴天龙山，对石窟造像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查、测量、拍摄。田中俊逸的考察和记录尤为翔实，不仅发现了以往被忽视的石窟，还将二十四个石窟重新编号，回国后撰写了《天龙山石窟调查报告》。其他学者的研究论文也相继刊布，1922年10月，外村太治郎等人的写真集《天龙山石窟》由金尾文渊堂出版，使天龙山名声大噪，广为人知。

图1 天龙山位于太原市西南三十六千米处的群山之中。天龙山石窟现存二十五座，分列于东西两峰山崖间，始开凿于东魏，历北齐，至隋唐而达到极盛。造像神态高雅柔美，线条清新流畅，雕造技法精湛，世称“天龙山样式”，是中国佛教造像的巅峰之作

图2 时年近六旬的山中定次郎（右坐者）在晋祠客店与店主的留影。右立者为店主。穿长衫身材修长的左立者是临时被山中商会雇用，还是山中商会的中国籍职员，不得而知。其他二人是山中定次郎此行的日籍助手

图3 山中定次郎一行在牛家口村留影。此处是从太原方向进入天龙山的必经之地，附近煤窑众多，太原县煤厘局在牛家口设卡收税。交通工具为北方最常见的骡马车，大概是逆光拍摄，几个人的面孔不甚清楚

山中定次郎是何时、何处获知天龙山信息的，尚无明证。作为触觉灵敏且唯利是图的古董商人，他既不关注建筑研究，也不热衷佛教圣迹，兴趣全在网罗搜购古物。他死后编纂的《山中定次郎传》一书有去天龙山探访的记录：大正十三年（1924）6月，他又寻访了以北齐、隋、唐等朝代的佛教石刻为特色的中国山西省天龙山石窟。关于这次考察，他留下《天龙山石窟考察记》一文，并在本书最后收录了这篇文章，以供读者参考。在书中插入的各种手绘图，都是他亲自绘制的。文中提到的考察记，最早出现在1928年大阪天龙山古佛展，另有姊妹篇《天龙山古佛》写真集。这两本册子是私人印刷物，印数不多，目的是为抬高拍品价格做宣传。山中定次郎请关野贞作序，同时写了自序，这恰使这本所谓的考察记，留下了无法自圆其说的破绽，也暴露出此人惯于作伪、说谎的秉性。

山中定次郎的自序称：“天龙山石窟内佛龛、佛像等雕刻作品众多，实为佛教艺术的一大圣殿。对此敬仰已久的我，身临其境时也充满了惊讶与喜悦之情，怀着敬畏之心，我用手电筒多次察看了石窟内的各个角落，生怕漏掉一丝细节。”接着叙述了1926年10月二次探访时所见情景，“细看佛像我发现有几具曾经完整的塑像已经失去了头部，应该是被什么人割下来的，令我感到十分惋惜。在那个瞬间，我仿佛觉得失去了一位老友，同时，对于那些胆敢破坏如此名作的偷盗者们，我也很难抑制憎恨的情绪”。他还标榜自己因怀有对佛祖的虔诚，故在东西各方的遥远场所，不遗余力地收集失落的佛首，至1928年收集到数十尊。姑且不讨论他有没有“敬畏之心”，先看看他说了哪些谎话：对二次造访时石窟盗凿轻描淡写，隐瞒造像几乎尽毁的情况；故意把购入的佛首出处模糊为来自遥远的“东西各方”，以遮掩他从盗窃者手里直接购入的事实；对造像的损毁作痛心疾首、义愤填膺状，把拍卖交易竟说成是为保护，云云。这套说辞，活脱脱是他外示道貌、心怀诡诈的自画像。

图4 在窑口村与车夫的合影。山村的民居虽不是宽敞大院，却并非穷乡僻壤，太原绅士刘大鹏日记记载：“窑口村演唱秧歌曾经三日，由于山民充裕，家皆有余粟不忧饥馁也。”村边有天龙山流下的溪流，雨季形成瀑布，景色清幽。影像里出现了驮运行李的毛驴，我们可推断此行雇佣车马的数量

图5 山中定次郎与圣寿寺住持净亮和尚（居中坐者）等人合影，其中有同来天龙山的车夫及当地村民。此照被《天龙山古佛》收录面世，成了净亮勾结日本人的证据，也是追索天龙山流失古物的重要线索

图6 山中定次郎等人在西峰第八窟入口西侧的留影。第八窟是天龙山石窟群第二大洞窟，建造于隋朝开皇四年（584）。入口左右两侧各有一尊金刚护法，山中定次郎身后的造像后被盗凿，与窟内的佛像均遭劫难

从《天龙山石窟考察记》正文看，更是欲盖弥彰。只有高等小学正规学历的山中定次郎，沉浸古董行业数十年，虽有相当高的鉴别眼力和经验，但不具备考据石窟造像年代、流变及佛教仪轨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可他浑然不顾，无知者无畏，《天龙山石窟考察记》所涉及的这些问题，多是从学者们的研究报告中抄袭、拼凑而来，没有个人新见。尤为可笑的是，他的这篇“大作”丝毫未记考察的方法和步骤、参与人员等紧要事项，却在正文之始，不厌其烦地记述了从北京出发，中转几次火车、几时上车下车、太原住宿花费，甚至把从太原到晋祠，可供选用的人力车、汽车、轿子所需车资也都记录在案。唯一有点原创意思的，是插在文本中粗陋的手绘示意图。山中定次郎在展出、拍卖古佛前印制的两本册子，用来忽悠那些热衷“淘宝”的富豪巨贾，自然不在话下。他还诓骗以保护古建为志业的关野贞为他造势，其中内情确实值得去探究。

二

冗长的文字叙述总会让人乏味，从影像画面切回到当时的现场，历史的细节一一呈现。

山中定次郎从晋祠开始拍摄，定格了这几个文物盗贼的鬼魅行踪。遗存影像大致分两类：一是记录他们前往天龙山石窟的活动轨迹；二是专为拍摄石窟造像、石刻等古物。照片显示该“团伙”由四人组成，山中定次郎除外，从另三人的相貌、服饰判断，为两名日本人和一名中国人。前者可能是山中商会北京分店职员，此行他们充当助手；中国人或许是临时雇用的翻译兼向导。在记录他们活动的照片中，能发现一个有规律的现象，凡在平坦地点的留影，中国人总在其中，而位于崖洞处的留影便无此人。是否可以推想，石窟地点的拍摄由中国人操作，因为山坡地形无法使用自拍方式。

根据山中定次郎的文字记载，他们从太原坐人力车约三小时到晋祠，午间在客店歇脚、用餐，一行四人还与店主合影。奇怪的是，晋祠到天龙山石窟一段路程，照片显示乘用了两辆马车及驮运行李的牲畜。观察记中却写着：“再付钱给人力车夫，请他背负行李，顺便承担引路的职责。”一字不提马车之事，不知是因误记还是刻意如此，让人不解。午后续行，经牛家口村等几个村落，到窑头村再沿山腰北行数里，抵达了天龙山圣寿寺。圣寿寺是距石窟最便利且能提供食宿的落脚点，山中定次郎也借此与寺院住持净亮搭上了关系。至此，山中商会的黑手终于伸到了天龙山。

山中定次郎首次天龙山之行，总计拍摄了一百多帧影像，《天龙山古佛》收录了约有半数。从拍摄时间节点到外界获知石窟被盗凿，相隔一年左右。1925年暑期，常盘大定委托日本庆应大学留学生赵青誉，与太原美丽兴照相馆老板一道前往天龙山考察并逐一拍照，发现石窟造像已遭严重毁坏。若干年后，常盘大定与关野贞编撰十二卷本《中华文化史迹》时，痛心地写道：“惊闻天龙山石窟几无幸免，尽遭破坏，其状不忍卒睹，令人心酸。东方文化遭此荼毒，使人情何以堪！作者等人将此书刊行付梓，其旨在呼吁保护如此绝无仅有之文化遗产，让其免遭破坏，不受荼毒。”常盘大定等人不曾想到，最大祸首是他的日本同胞。直到今天，还有很多日本学者谈及华夏文物的厄运，把责任归咎于中国人，不愿面对他们先人的罪愆。

图7 从西峰第八窟位置拍摄的东峰石窟

图8 山中定次郎在西峰第九窟内的菩萨造像下侧留影。第九窟建于唐代，分为上下两层。关野贞认为此窟是天龙山石窟的中枢。佛龛上层一尊七米半高的弥勒佛端坐于须弥宝座之上。下层有三尊菩萨，中为观音菩萨造像，像高五米半；东侧为普贤菩萨造像，坐骑为象；西侧为文殊菩萨造像，坐骑为狮

图9 山中定次郎等人在西峰第十二窟前，两位当地人打扮的是他们雇用的村民，来协助他们攀爬石窟。第十二窟是唐代建造，入口处有两座单层覆钵式佛塔，此窟位于断崖处，进入此窟非常不易。1922年田中俊逸前来考察时，窟内已有三尊造像首臂俱失

图10 山中定次郎正在攀爬进入第十五窟内，他所借助的梯子看起来十分简陋，似乎高度不够，上端是临时拼接起来的。这个年近六旬的人，身如狸猫，为了“探宝”真是拼了

图11 这帧照片是山中定次郎（居中者）攀爬第十七窟的情形。有人拿此图作为日本人盗窃佛首的证据，甚至还有人说山中定次郎在日记中记录了此事，目前无史料表明他写有日记，实为解读有误，以讹传讹。田中俊逸考察时，曾对此窟内的造像之精美大为赞叹。但在山中定次郎探查后，石窟内外的造像就被盗贼扫荡一空了

抗战胜利之前是国内大量文物流散海外的高发期，当时社会普遍对天龙山造像被盗毁之事麻木不仁。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申报》也只在1926年6月6日增刊上，刊发《文艺漫谈》披露了此事：“据日人调查我国古来的佛教雕刻，次第为我华人自己破坏了。近来这一二年破坏得更厉害。……最近，天龙山的石窟也和龙门的石窟一样，受到同样的破坏了。”此文作者有激愤之语：“祖宗传下来的宝物，世界的珍宝却被子孙整卖或零卖给西洋人了，想起来真要令人痛哭。我们这种高贵的中国人到了现在的这一代，真不愧是‘猿类的不肖子孙’了。”

上述两例可知，天龙山石窟集中毁于1924年6月至1925年暑期。关于佛像究竟是谁起意盗凿、如何偷运贩卖，有多种说法，哪些才是真实可信的，仍有待解之谜。自古盗贼总是诡计谋划于密室、作奸犯科于暗处，罪恶与真相难为人知。当无法起获元凶时，人们只能附会真假难辨的传闻“断案”，随着年长日久，管窥蠡测遂成“正说”。天龙山石窟虽遭旷世劫难，所幸的是人们对这处文化遗迹的钟爱与保护，热情丝毫不减；对百年前盗凿真相的追索，也没有停下脚步。

三

天龙山浩劫与日本古董商人的光顾绝非巧合，从山中商会日后大量拍卖天龙山古物来看，他们难脱干系。山中定次郎觊觎天龙山之前，已在中国经营古董十余年，其最大“手笔”是把恭亲王府的珍宝古玩“打包”购走，曾引发巨大轰动。美国的纽约、波士顿，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都有山中商会开设的分店，西方富豪是他最大的主顾。1917年，他又在北京设立分店，亦有人称之为山中商会的办事处，专门收购中国古物。别看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如同鼹鼠在世界各地钻来钻去，山中定次郎在日本可是大名鼎鼎，天皇曾下颁赐绿绶勋章。他在欧洲也能呼风唤雨，1900年被英国王室赐予皇家认证，法国政府授予他骑士勋位，德国总统颁赐他勋章，瑞典王室邀请他观赏收藏的珍宝。当他不露声色地现身在天龙山，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心怀不轨的盗贼，将给天龙山石窟带来更大的灾难。下面分别缕析山中定次郎盗宝的几种说法。

图12 第三窟为东魏时期建造的石窟，方形布局，三壁刻有佛像和菩萨造像。日本学者木下杢太郎把中国称为“精神的故国”，他见到天龙山石窟造像时不禁赞叹：“在熹微的晨光中或薄暮的夕阳下从远处仰望，内心总是不由得被大佛那庄严而又慈悲的容颜所深深打动。”此窟被损毁的时间也是在山中定次郎探访之后

图13 第三窟穹顶精美绝伦的浮雕飞天，也没有逃过文物盗贼的黑手

说法一：山中定次郎以二十根金条买通圣寿寺住持净亮，得以进入石窟盗凿佛首四十多尊，随后运走。分析这一流行较广的说法，有不少疑点。比如，短时间内把如此数量的造像切割分离，几无可能；即使雇用手艺熟练的石匠，也非易事。盗割过程无疑费时费力，加之人多嘴杂，没有僧人、村民勾连相助难以成事。这对不谙当地民情的日本人，实有不测风险。其次，金条贿赂的说法不合常情，即使以当时最小规格金条计量，这也是一笔巨款。精于算计的山中定次郎，岂能“没见兔子就撒鹰”。对净亮等人金钱笼络或有之，未必初识就拿出金条，合伙分赃买卖没有这样做的。其后的秘密交易，净亮屡获赃款是毋庸置疑的，从他日后被太原县府追查、处理的情况看，因未能掌握此人深度涉案的证据，故只能以未尽管理之责导致石窟损毁，将净亮驱逐了事。至于一次盗走四十多尊佛首的说法，可能是后人由大阪古佛展的展品数量联想而来。此外，有人将日本人攀爬石窟照片解读为前去盗凿，并以此为证据。还有人说山中定次郎日记中，绘声绘色地记录了“盗宝”细节，也属子虚乌有。

说法二：1926年10月，山中定次郎第二次来天龙山，进行了大肆盗凿，手段过程与第一种说法相类，其实只是翻版。前文已述至1925年暑期时，石窟造像几乎全毁，从时间上此说不能成立。山中商会第二次到天龙山必有所图，与佛首等古物交易有关。可能是借上次与净亮等人结识，沆瀣一气，前来商谈收购被盗凿隐匿的文物。古董商欲购入“来路不明”的古艺术品，按一般规矩，是卖家送货秘密交易。1926年10月，山西已是兵荒马乱，石窟被毁也为外界知晓，很难想象山中定次郎会以身犯险，亲自去办理天龙山古物的外运。

说法三：1923年大规模被盗损毁说，此说亦不成立，列出是为说明因何致误。有学者采信这种说法，原因是最初来自常盘大定的粗略推断，他仅知1922年田中俊逸去天龙山考察之事，不知1924年6月间，商人山中定次郎也曾前去。1925年，常盘大定委托他人去石窟拍摄，大部分造像首臂俱失。故编纂《中华文化史迹》，只能借用田中俊逸拍摄的图片，痛心于造像被毁，他还刊用了1925年夏拍摄的造像损毁的八帧图片。并在书中写下：“天龙山石窟被如此大肆破坏，其时当在大正十二年（1923）。”后人不察，以为实据。

还有以下说法，村民和煤矿从业者中的不法之徒，将佛首等其他古物盗割，偷偷售于外国文物贩子。实际上石窟造像的损毁经历了久远的时空，日本学者考察天龙山时，已发现石窟造像的损毁相当严重，许多精美的佛像残缺不全。而1924年至1925年间，是最为惨烈的时段，千年石窟幸运避开了历史上的灭佛法难，却没有躲过中外盗贼“里应外合”的荼毒。作为佛教圣迹，圣寿寺历代僧人都有监护之责。对找上门来的东洋窃贼，净亮无疑是开门揖盗。若无这些贪婪之辈的默许合谋，山中商会也难能得手。把净亮列为毁坏石窟的主犯，并非虚诬。后人出于对盗卖国宝的义愤，编撰了净亮被时在晋祠的冯玉祥枪毙，人皆称快的故事。真实情况则是南京国民政府于1930年6月公布《古物保存法》，此后又陆续出台了保护文物的若干法规，太原县政府“保护文物委员会”成立，但查办石窟盗凿事件并无多少作为。直到1933年秋天，北平保存古物委员会查获古董商手里的天龙山古物，系日本人的抵押品，查知盗卖佛首之事与圣寿寺僧人有关联。1934年2月，在山西省政府督促下，太原县才把净亮逐出寺院。

图14 此造像是第八窟西壁佛龛内端坐于须弥宝座上的主佛

图15 第十七窟东壁左胁侍像，造像的首臂已经被损毁

山中商会在世界各地搜购古物，攫取手段各种各样，即便巧取豪夺，也要挖空心思使其“合法化”。从1928年大阪天龙山古佛展的品类、数量看，短短几年的搜购已相当惊人，不是山中定次郎说的“经年累月”办到的。综合推断，他先后两次到天龙山，与盗卖者私下谈妥，然后在某个地点或北京分店，坐等卖家送货，用合法买卖程序完成肮脏交易，把自己置于风险之外。当然也不排除猎取的天龙山古物中，有一部分是从其他古董商转手而来。

山中定次郎未透露两次逗留天龙山的时间，极可能是有意为之。需补充的是，按照《山中定次郎传》中的说法，1925年元旦刚过，他又从日本起身，漫游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佛教遗迹。但他漫游洛阳龙门石窟以及开封等地的影像显示，当在春夏之交。足以说明这些为他歌功颂德的文字，是靠不住的。当时龙门等著名石窟频发盗案，目前尚无证据证明与山中商会有关，但仍可将其列为嫌疑。能确认的是，山中商会继1928年的天龙山专题展览后，1934年5月，在东京举办了更大规模的“中国、朝鲜古美术展观”，中国文物包括青铜器、古玉、石雕、陶瓷等总计一千七百余件。其中佛教造像六十三件，内有来自天龙山石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的佛像，也有来源不明的佛像，标示天龙山石窟的有十七尊。这说明山中定次郎把石刻雕像一直列为猎取目标，太原天龙山、洛阳龙门、大同云冈等地的著名石窟在民国初期所遭受的劫难与苦厄，山中商会是难以撇清罪恶的。

说到天龙山遗失的大量文物，除山中商会为祸至深，是否还另有他人？答案是肯定的，在国家贫弱、军阀割据、社会失序的民国初期，但凡名胜古迹，外国盗贼必蜂拥而至，尤以西方人为多。至于地方官员、民间士民向外人出卖古物并非个案，那是纾解贫穷应急之法。天龙山造像被盗凿事件早有零星发生，1924年6月后出现大规模盗凿，向海外流失也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难以想象天龙山在惨烈的浩劫中，有多少不法之徒手持刀凿斧锤，疯狂劫掠。

时间来到2021年7月，流失在日本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第八窟北壁主尊佛首回归原属地，唤起了人们对天龙山之殇的记忆。此前，天龙山石窟文博部门就与国内外多家学术机构携手，对散落在海外九个国家、近三十座博物馆的一百余件天龙山造像进行三维数据采集，石窟佛像的数字复原工程正有条不紊地展开。利用高科技复原器物的状貌不再困难，但恢复合乎历史真相的群体记忆，平复民族的历史伤痕，仍需付出更多努力。

（图片由云志艺术馆提供）

|

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150辑

天龙山石窟盗凿之谜

文图 | 杨潜

冯克力  主编

2023年8月  山东画报出版社

（点击封面或文末“阅读原文”可购买）

|

📖

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长按-识别二维码-加好友

商业合作或投稿

请发邮件至：laozhaopian1996@163.com

转载：联系后台  |  购书：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