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母邓映易生于1920年。她的童年，是在北京城郊的长辛店火车站度过的。
祖母的父亲邓寿佶，是京师大学堂首批留学生中的一员，清末留学法国，民国初年归来，任京汉铁路机务段长、总工程师，在长辛店火车站负责机车的检修和调度。祖母的母亲周颖，生在书香之家，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中国近代较早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
曾外祖父母于1919年结婚，婚后一年，生下我的祖母；两年后，生下祖母的妹妹邓映时。姐妹俩前面，还有大哥邓映晖和大姐邓映普，是曾外祖父同前妻所生。
祖母晚年留下了一本诗文集，其中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最富色彩。曾外祖父的收入相当可观，一家六口连同几位佣人的生活，全赖他一人负担。早年间，京汉铁路曾向法国银行借贷，技术上也依赖法国工程师的指导，长辛店车站一带因此有不少法式建筑。祖母一家就住在一所宽敞的洋房里，屋后庭院开阔，种植着各类花草树木，满园飘香，荷花池中有金鱼游荡。在园中采摘水果，欣赏花木，成为祖母兄妹童年里快乐的记忆。
图1 20世纪20年代，曾外祖父母在长辛店故居后园
图2 约1935年，曾外祖父（左一）、祖母（左四）与友人在长辛店故居旁
图3 20世纪30年代，祖母（中间着花旗袍者）与姐妹们在长辛店
祖母的诗文集里，记录了童年的许多见闻。比如，1925年后不久的某年冬天，曾外祖父和同事们在职工的篮球场上泼水成冰，举行了一场化装溜冰舞会。长辛店车站的工程师们多有留洋背景，视野开阔，他们把留声机搬到冰场上，并化装成当时的世界各国政要。祖母和小朋友们则戴着孙悟空、唐僧、白娘子的面具站在场边，看着“英国女皇”和“阿比西尼亚国王”在冰面上随音乐翩翩起舞。
许多年后，古稀之年的祖母在诗中写道：“有过我这样的几年童年生活的人能有几个？人生没有白活，就算以后的生活中苦难重重。”
孩子们在好奇地打量世界，历史风雨却从未间断。1920年前后军阀混战，长辛店火车站汇集了自西南输入北京的各条铁道线路，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自那时起，曾外祖父就不得不夹在各路军阀中间左支右绌，维持铁路的正常运转。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坐落于永定河西岸的长辛店距卢沟桥不过两公里，日寇冲过桥来，攻入长辛店，占领了机车修理厂。祖母家的洋房被强征为指挥部，幸而祖母兄妹四人当天都在北平城里上学，躲过了一劫。
图4 1938年，1938届贝满女中同学与老师合影（二排右一为祖母）
图5 20世纪90年代，祖母（左）与贝满校友冰心互赠作品
图6 约1999年，祖母（右）与辅仁校友王光美女士（中）
图7 1942年，祖母（前排左四）在辅仁大学女声合唱队
祖母20世纪30年代就读于北平贝满女中。贝满和育英，是北平城内最好的两所中学。祖母的同班同学里，有后来的复旦大学校长、物理学家谢希德。
著名作家冰心也是贝满校友，晚年时曾与祖母有过一次融洽的会面。1938年，祖母自贝满女中毕业，考入辅仁大学社会学系，1943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晚年时的祖母曾与辅仁校友王光美女士有过一面之缘。
在辅仁大学期间，祖母在燕京大学兼修音乐，这大概是祖母音乐事业的起步阶段。
自辅仁大学毕业后，祖母进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跟随几位白俄音乐家学习声乐，同学中有日后著名的指挥家李德伦先生。
自国立音专毕业后，祖母考入上海音乐工作团，自此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在此期间，她与第一任丈夫结婚。我的伯父和姑姑相继于1948年和1950年出生在上海。只可惜，祖母的婚姻不久便破裂了，她争取到了孩子的抚养权，伯父和姑姑随她姓邓。此时，曾外祖父罹患肝癌病重，祖母萌生了回北京的念头。
图8 1985年5月，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祖母和上海国立音专同学、指挥家李德伦先生合影
图9 约1950年，在北京西口袋胡同四合院拍摄的全家福。从左至右依次为：祖母、祖母二姐邓映普、曾外祖母周颖、曾外祖父邓寿佶、祖母大哥邓映晖、祖母三妹邓映时
图10 1953年朝鲜前线，祖母（二排左四完整露脸者）和志愿军战士在一起
图11 1955年，祖母（一排左二）在波兰
1953年，祖母正式调回北京工作，先加入中央歌舞团，后转入中央乐团。同年，她随团赴朝鲜演出，慰问前线的志愿军。1955年，赴波兰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顺道游览了苏联。两次出国的经历，为祖母日后津津乐道。在晚年的诗集里，她也多次提到环游世界的梦想。
姑姑后来告诉我，祖母回北京几年后，有一次带伯父和姑姑两兄妹到京郊踏青，同行者中，有一位高大英俊的叔叔。不久后，祖母和这位“叔叔”结了婚，他就是我的祖父齐兆武。祖父毕业于武汉大学，曾在民国时担任法官，审判过日本战犯。由于军事审判须由军人执行，祖父还曾被民国政府授予军衔。他大概是在北京处理公务时与祖母相识的。
回北京工作后，祖母的事业蒸蒸日上。祖母在贝满女中读书时，打下了坚实的英、德文基础。卓越的外语水平，赋予了她一项重要使命，她开始大量地做外文歌曲译配工作。歌曲的译配不同于一般文字翻译，除了“信达雅”，还需与乐曲旋律高度契合，能让歌者发声顺畅，朗朗上口。祖母既掌握外文，又通晓声乐，因此可以做到游刃有余，此项工作日后成为她事业的重心。祖母翻译的作品，比较著名的有《铃儿响叮当》《友谊地久天长》《美丽的磨坊姑娘》《冬之旅》《天鹅之歌》及贝多芬的《欢乐颂》等。其中，《欢乐颂》合唱在1959年成为中央乐团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重要节目，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到场观看了演出。
图12 1959年10月1日，人民大会堂落成后举行国庆十周年庆典。此为《欢乐颂》大合唱
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大公报》《新晚报》对祖母均做过报道，称她为“中国第一流的音乐翻译家”。父亲至今对祖母译配的歌曲《我的家庭真可爱》中“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两句歌词记忆犹新。他说这样的文字既合辙押韵，又带有古典气息，是祖母一贯的风格。祖母晚年接受采访时曾说，这首歌是与祖父共同翻译完成的，它见证了他们短暂婚姻里珍贵的幸福时光。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祖父因言获罪，次年被划为“右派”，并联系其“旧法律分子”的历史问题，判处十五年徒刑。为避免祸及家人，祖父与祖母离婚，自此音信全无。直到1994年，祖母才从她的兄长的信中得知：祖父已于1978年去世，1983年获得平反。我的父亲生于1957年末，也随祖母姓邓，对亲生父亲齐兆武完全没有印象。
祖父的入狱给整个家庭，尤其是祖母，带来了难以治愈的伤痛，但生活还得继续。此时，曾外祖母、祖母、伯父、姑姑、父亲一家五口的生活全赖祖母一人的收入。祖母时任中央乐团女高音声部长，业余时间翻译外国歌曲，赚取稿费。依靠她辛勤的劳动，一家老少平安度过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三年自然灾害”。父亲还记得，那时中央乐团给音乐家们提供营养餐，祖母常带他去，可吃几块面包。有一天，祖母竟然买回一只兔子，全家美美地吃了一顿。困难时期的生活是艰苦的，伯父和姑姑个子不高，与成长阶段营养不良有关。
图13 1958年，姑姑（左）、伯父（右）和我父亲（中）
图14 1965年的合影。前排从左至右依次为：父亲、祖母、曾外祖母、姑姑；后排右一为伯父，其余三人为祖母的学生
度过了饥荒，祖母已年过四十，作为文艺工作者，能够活跃在舞台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国内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受祖父的影响，祖母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人民音乐出版社本想留祖母做编辑，但祖母醉心于翻译，认为当编辑等于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难以维持公正。恰在此时，山西大学音乐系的一位教师来北京挖人才，拜访祖母时，她将山西太原夸为世外桃源，并承诺祖母，若来任教，待遇从优。祖母天真地问她：“支援教育自然是好事，只是山西太原可有螃蟹吃？”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祖母便下了决心，1963年，祖母将两座四合院卖了六千元钱，然后收拾细软，举家迁往山西。那一年，伯父上初二，姑姑初一，父亲六岁，尚在学龄前。
然而山西太原并不像那位教师描述得那般美好。初到山西大学，祖母一家被安排在附近的建筑工程学校临时落脚，住所是两间大教室。据父亲回忆，那是两间宽敞的平房，屋顶里侧是纸糊的，家中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口水缸，打水、如厕都要到屋外。屋内生火也极为不便，冬天寒冷异常，无法煮水做饭，全家只能去学校食堂吃“和子饭”——那是一种当地的粥类食物，用土豆、菜叶、面条和小米熬成。此外，大概还能吃到窝头。祖母惦记的螃蟹，是吃不到的。
直到1964年，家里才有了像样的炊具。曾外祖母厨艺极好，烧出的菜肴满院飘香。每当此时，山西大学的一些学生就蜂拥而来，帮助曾外祖母拾些柴火，借机蹭上一顿。这样的情景，在1965年全家搬进校园里条件较好的住宅后，就更加常见了。
图15 20世纪60年代，祖母在山西大学音乐系指导学生
同年6月，“四清”运动全面展开，祖母与几位老师被派赴原平县搞运动。祖母负责会议笔录工作，为了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中保持精神，不得不时常吸烟。高强度的工作持续到1966年5月，身体终于支持不住，她患上胸膜炎，住进山西省人民医院。当时病人们自发组织学习《毛主席语录》，祖母文化程度高，自愿带领大家学习，空闲时还教病友们学唱革命歌曲，甚至包揽打水、扫地等体力劳动。病友们都很喜欢祖母。不久后，“文革”开始了，医院一名“造反派”称祖母的行为是打着革命旗号宣扬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群众，属于“假革命”。“牛鬼蛇神邓映易”的标语从医院三楼直挂到一楼，祖母被赶出了医院。
几天后，年幼的父亲和同学游玩归来，发现房门开着，家中碎纸满地，家具东倒西歪，祖母和曾外祖母正在收拾。原来，这一天红卫兵来抄家，把家里的西洋餐具、绘有花纹的瓷器、带镜子的梳妆台，以及祖母的译作手稿和出版的书籍尽数带走了。
祖母成了山西大学第一个“牛鬼蛇神”。批斗会上，她被画了花脸，戴上高帽，胸前挂着写有“牛鬼蛇神邓映易”字样的大牌子。祖母有件黄绿相间的条纹衫，造反派勒令她每次出门时必须穿着，以体现“蛇神”的特征。那时祖母的病尚未痊愈，每隔几日就要到人民医院取药，因此还不时遭到医院方面的批斗。在不开批斗会时，祖母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如拔草、刷树、搬运水泥管道等。
好在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1966年8月，中央指出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派”，而非挑动群众斗群众，祖母自此得到平反。人民医院专门为祖母召开了一次平反会，向祖母赔礼道歉。祖母的孩子们也终于摆脱了“红外围”的身份，获得了成为红卫兵的资格。
来到山西后，祖母的工资是每月一百零八元，这在当时是可观的收入，加上翻译赚取的稿费，家中生活并不拮据。父亲记得当时家里的桌椅都是结实的钢木家具，书柜、衣柜装有玻璃门。娱乐设备，有一台电动留声机，一台“上海”牌收音机，还有一架产自19世纪的德国钢琴。那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被称为“三大件”，产量极小，实行配给制，极难购买。在1968年前后，祖母从旧货店买进一辆二手自行车，虽然常常出故障，尚可勉强用作代步工具。祖母早先就有一块瑞士手表，曾外祖母也将曾外祖父留下的一块“欧米茄”怀表改作手表，一直戴到改革开放前。
图16 1967年全家福。一排从左到右依次为：父亲、祖母、曾外祖母、祖母三妹；二排从左到右依次为：姑姑、伯父、祖母三妹的两位后人
图17 20世纪70年代，祖母和家里的老钢琴
不过，配给制下，粮、棉、油、肉、蛋、奶等基本生活用品，却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到的。当时的普通干部每人每月可领到三两油、二十八斤粮食，其中百分之三十五是细粮，又分作标准粉和富强粉（掺麸子较少）两种；另外百分之六十五是粗粮，主要是玉米面、高粱面和红薯。一般粗粮，可以一比五的比例换成红薯。这些口粮只够一个五口之家勉强填饱肚子。好在伯父和姑姑就读过的中学里有不少肉联厂子弟，祖母也因此与一些学生家长熟识。通过这层关系，祖母一度买到几十颗种鸡蛋，请人帮忙孵化。几十只种鸡尽数成活，均为九斤黄、白洛克、来亨鸡等优良品种；此后，又购进八九只鸭子。这些鸡鸭每天产蛋数颗，成为家中稳定的食物来源。这一举措，在日后被证明是英明的。
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交恶。为响应中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11月，山西省革委会决定将山西大学战略疏散到大寨所在的昔阳县。年近五十岁的祖母背着行李，骑行数天，到达百公里外的昔阳县，参加“一打三反”运动。父亲则与曾外祖母留在校园里，挖起了地道。父亲回忆，这种地道是先在地面上挖出一口约两米宽、七八米深的竖井，再横向挖掘，从地下连接各个单位，以便在苏联投原子弹时充当避难所。“深挖洞”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遗留下来的地道在今天被称为“人防工事”。这些地道在日后部分被用作仓库、商场、招待所，甚至咖啡厅，废弃的则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时常发生塌陷事故。十几年前，在我读高中时的一天，山西省人民医院那栋曾经贴满批判祖母大字报的门诊楼，轰然沉入地下，那正是人防工事坍塌所致。
山西大学在昔阳县的战略疏散持续了一年，之后迁回原址。在这前后，祖母又遭受过短暂的批判，原因与祖母翻译西洋音乐有关。祖母在日记中对此事做了简短的记录：“我与贝多芬、舒伯特一起被批。”其时，“舒伯特”被译作“修伯特”，取“修正主义”之义，但祖母在日记中仍写作“舒伯特”。这次批判较1966年时远为温和，且很快结束。
1970年，祖母一家搬进楼房，此后四十余年，一直居住在此。这间房屋是早先苏联援建的老建筑，曾是山西大学面积最大的住宅，内有一条走廊、四个房间，厨卫一应俱全。当时，这座房子由三户人家合住，另外两户也都是音乐系的教师。几位音乐教师聚在一起，能编排出极美的和声，大家常常聚在祖母家弹琴唱歌，祖母家逐渐成为音乐系教师举办派对的地方。当时文娱活动匮乏，“三战八戏”是仅剩的消遣，而祖母挑选了一些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等国的外文歌曲供大家合唱，歌声传到屋外，常引起路人驻足聆听。人们聚在祖母家的院子里欣赏音乐，成为校园里的独特景致。有人对此看不惯，亦无可奈何，因朝鲜等国在当时被视为社会主义盟友，这些歌曲也就属于革命歌曲。有时大家弹些肖邦、李斯特的乐曲，外行人也无从分辨。祖母家的音乐派对，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音乐教师们的歌声为荒凉年代染上了一抹亮色。
图18 1979年，祖母（右一）与老友夏松岚（右三）
1978年后，国内外的空气重新联通起来。1979年，祖母的同学夏松岚回国探亲，祖母带着父亲去北京民族饭店探望旧友。夏先生时任美国夏威夷大学终身教授，在美国娶了位中国台湾籍妻子，每月工资三千美金，过着与国内天壤之别的生活。这次回国，他特地为曾外祖母买了中华烟，还送给父亲一件美国产太空棉服——这件衣服轻便舒适，保暖性能极佳。父亲当时在山西省测绘局工作，穿这件衣服参加野外勘探时，同事们争相试穿。
图19 约2000年，祖母工作照
祖母的成就在晚年得到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和认可，各类活动、报道不断。中央电视台《夕阳红》《艺术人生》、凤凰卫视《天地人和》等栏目，相继为祖母做过专题节目。祖母的不少弟子，此时也成了业内顶尖人才，很多有名气的歌唱家都认为祖母译配的歌曲是最好唱的。众人拾柴火焰高，祖母的声誉在业内日益耀眼起来。
祖母一直笔耕不辍，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分。祖母病逝于2004年，之前的两年也在医院中度过。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和祖母在一起的最后时光，我用轮椅推着她，在人民医院住院部空旷的走廊里走，祖母让我推得快些，高兴得像个孩子。祖母出殡那天早上，山西文艺广播电台专门停播其他节目，按祖母追悼会的流程，介绍了祖母的生平，并在接近尾声时播放了祖母译配的《欢乐颂》。祖母去世没有播放哀乐，而是在壮美的合唱声中被合上棺盖，家人为此深感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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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151辑
我的祖母邓映易
文图 | 邓一丁
冯克力 主编
2023年10月 山东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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