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琐事杂忆：父亲与母亲

父 亲

父亲名秦冈，又名秦万冈，字枕山，丁亥年（1887）农历八月二十三日生于山西万泉（今万荣）柳林庄。六岁入本村私塾、小学，继而在蒲城中学、运城二中、太原农校读书。1912—1916年就读于天津军医学校（南京军医大学前身）药科第五期。

军医学校毕业后，在齐燮元部六师二十三团任司药，后在南京某部队三十五团任司药官，兼任南京警察厅（或卫生厅）牛奶、肉类检验卫生顾问。后因不满军阀混战和军中混乱、生活动荡的局面，转而弃军从商。此后一直在友人所开的上海华洋药房从事药剂工作。1934年，药房改股份制，老板将店员的红利转为股份，父亲从此开始拥有少量股份，同时改任副经理职。在工作稳定、经济状况有所改进后，父亲将家眷从南京搬到上海，在南市区租房安家。自此时开始，直至1939年底，我们与父亲朝夕相处，直接领受他的关爱和教诲。

图1 父亲在军医学校时

1937年8月13日，日寇对上海狂轰滥炸，继之占领上海，父亲先是将我们安置在位于上海租界内友人的医院中暂避一段时间。后来离开上海，移居南京二姨母家。日寇逼近南京前，父亲偕我们随最后的逃难大军，乘木船逃离南京到汉口，再由汉口沿陇海铁路返回故里，记得那时到山西境内乘的还是一种窄轨火车。在老家住了大约一年光景，开始一段时间还比较平静，过了一个祥和的春节，经历过一次麦收农忙盛况。父亲还将他两个同学的家眷接来，安置在我家避难。后来，社会开始骚乱，先是散兵、游勇、兵匪猖獗，明火执仗地抢劫，继而日寇铁蹄践踏而至，老家再也不能存身，父亲只好偕妻儿，辞别祖父母，离开故土逃向陕西：取道乡宁、吉县，西渡黄河，经宜川、洛川、耀县达西安。因为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晋西南地区，为了躲避日寇，这一路都是迂回、绕道而行，行程十分艰难。开始我们还能乘坐自家的马车，后来只能弃车，骑驴或步行，穿行于悬崖峭壁和激流险滩之间，一路尝尽了“风餐露宿”的滋味。

由于战争，陆路交通中断，无法回上海，父亲经老同学介绍，暂留陕西泾阳第一〇六后方医院任药局主任。在泾阳任职不到半年，上海华洋药房来电：因战争导致陆路交通阻断，药品进货只能靠海运，所以让父亲直接飞香港，在那里设立办事处，通过海运进货，再发往上海。于是父亲将我们安置到陇县（有他的老同学可以依靠）后，只身离家，由西安转昆明，乘飞机赴香港。清楚记得，临行前的那个晚上，父亲依依不舍地揽着他的爱女“好娃娃”，一家人围坐在炕上，凄然相对。我们一家，在1934年以前，一直是与父亲分居两地；搬到上海后，父亲也常常出差，每次分别都很坦然，这次却不知为何，竟是一种“生离死别”的心境。母亲问父亲：“何时能再见‘娃娃’？”父亲回答“至多八岁”，不想此话“一语成谶”：父亲去世那年，正值蘅妹虚年八岁，但不是“重逢”，而是“死别”。

图2 小宁保和父亲、母亲合影

图3 1934年的全家福。时值父亲为友人子证婚，摄于婚宴后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父亲回到上海。其间，家乡为日寇占领，祖父母相继去世，老家祸事不断，父亲思乡心切，同时为儿子早日完婚，遂决定在战事不断、路途受阻的情况下，不顾友人劝阻，与一同乡结伴，经安徽等地冒险返里，不幸于蚌埠之常家坟等候车船时，突发疾病弃世。地处日寇占领地，因被视为“暴病身亡”，随行者与驻地主人被迫代行草草殡葬，事后方通知上海药房派人处理和通知家属。

噩耗传来，家中只有母亲和我们姐妹三人，哥哥正值高中毕业备考大学中，只好暂时不告诉他，只说“父亲已到家，身体不好，休养中”，只通知了老家的两个姐姐和四叔。当时，两地各设灵堂遥祭。灵堂的挽联是姐姐所写：“一意叙天伦，孰料中途卒仙去；三处凝血泪，共对白云空相思。”身前故交闻讯后纷纷来信表示哀悼，其中有悼词为：“忆当年，磋磨一室，患难相扶，回念陇塞唯有月；在今日，生死殊途，痛思永别，遥看松古渐无烟。”父亲墓地“葬于常家坟，坟西北官地之处”（驻地主人函语），“葬于尽河之处，恐望夏天大雨，河水陡涨，即有水患……”（华洋药房函语）母亲于同年冬专程前去，将坟地迁至较高处，并立碑标记。抗战胜利，继而内战，加之我们母子生活动荡，无力实现移骨故里的愿望。1959年，姐姐曾于探亲途中专程去常家坟寻访，尽管当地故人还在，曾领着去辨认，无奈沧海桑田，只能说大概的方位，却未能找到确切的位置。多年来，让“父亲魂归故里”的愿望一直是我们兄妹的一桩心病，遂成反复提起的话题，却始终未能实现。每逢清明寒食，别人家祭奠亲人，我们却连个焚香烧纸、聊以寄托哀思的地方都没有。多年来，母亲总是以“你们学业、工作上进，父亲就安然了”来减轻我们的负疚心情，我们也只好将对父亲的愧疚转为对母亲的加倍孝顺聊以自慰。

父亲一生，崇尚中国文化，富有生活情趣。毕生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史书，最大的乐趣是藏书。休息日或出差路经各地，经常流连于书肆、旧货市场之间。工资收入，除上海家用、寄回老家偿还祖父贩卖小麦生意亏损之债务外，剩余的全部用于买书，得便时也会“淘”上一些印章、古钱币之类的小文物。战前曾将部分藏书寄回老家，战乱中与房舍一起被烧毁，父亲来信叹息不已，尤其可惜“《二十四史》已经不全了”，表示“当尽力补齐”，果然，后来信中就说：“《二十四史》之所缺部分，业已补齐。”我近日在旧家书中发现夹有一本父亲部分藏书的目录。由书目看，其中不乏稀缺版珍本、善本，父亲藏书的品位，由此可见一斑。

父亲去世后，所有珍贵藏书都被陆续变卖，用来维持母子五人的生活和兄妹四人的求学费用。1943年母亲去上海清理父亲遗物，分别保存在租居屋、药房库房、友人医院数地的书籍有数十箱之多。在1943年1月10日父亲同事王叔垣给哥哥的信中说道：“令先君遗书除有一部分四箱已由启隆亲检外，其余仍存生前寓居之房内……令堂因书太多，拟摘其精要者保存，其余售出。”当时多是将书商邀来，就地挑选收购的品种，可以想象，最早失去的都属最有收藏价值的，最后剩余的则按普通旧书论斤卖掉了，今天看来，这些论斤卖掉的书籍中也不乏好书。无价的“精神食粮”化作“物质食粮”被消耗掉了，那可是父亲的毕生心血啊！我仅存留一本《汉隶曹全碑》作纪念，此书末页留有父亲有关收藏过程的手迹：“此石拓于丙子春由族叔尧臣得之秦中宜川县装潢后正值中日交恶一夕数惊予携此避难羊城故赖以保存。”

图4 1938年秋，父亲初到香港

父亲一生喜欢游山玩水，出差探亲得便总要沿途探访一些名山古刹，除摄影留念外，总要买一套景区风景照片收藏。在我家的老照片中，仍可以看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湖、庐山等地主要景区的照片，对比今日经过人工包装后的景色，这些原生态的景致别有一番情趣。

从南京搬到上海后，家里有了留声机和各种唱片，戏剧唱片以京剧为主，其次有绍兴戏（越剧）。这些东西大大吸引着我们兄妹，放学回家，写完作业，我们就与留声机为伴，从不去参加孩子们在弄堂里的“跳房子”、“邀朋友”、追逐等游戏。父亲会抽空带全家去看戏、看电影，从早期的无声电影到《渔光曲》等早期音乐片；去“天蟾大舞台”看连本演出的《火烧红莲寺》，到“共舞台”看《西游记》中关于玄奘身世的戏。如果有山西的戏班来上海演出，父亲必定会带我们去看。记得曾看过筱氏姐妹演的晋剧《满床笏》《乾坤带》等。

父亲自幼受孔孟儒家学说的教育，传统道德观念极深，爱国、爱家、孝敬父母。他时刻牵挂祖父母，一向顺从，从不违逆。祖父从事贩运小麦生意亏损，留下大笔债务，父亲要用收入中的相当部分为之偿还。有次查看祖父账本时，发现债务这么大，只是流着眼泪，乞求祖父不要再干了，毫无抱怨责怪之意。20世纪40年代初，在日寇“扫荡”中，祖父母相继去世，老家惨遭涂炭，祸事不断。为铭记这国仇家恨，父亲留发蓄须，闭门守孝一月；曾在定制的小茶壶上，烧上“勿忘国耻”的字样。

图5 父亲守孝照

传统观念的另一表现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范氏妈妈在生了两个姐姐后，就因病不再生育，父亲于二姐五六岁时和小他十五岁的我母亲结婚。出于同一观念，在哥哥还在高中时，就在同乡老朋友的介绍下为哥哥定下一门“门当户对”的亲事；同样出于孝心，哥哥虽不情愿，却没有极力反对。祖父去世后，为了完成老父遗愿，父亲决定为哥哥完婚，专程从上海赶往陕西，不幸中途去世。哥哥背着“父亲是为自己婚事去世”的负疚心情，违心接受了这一婚姻安排。嫂子性格温顺，贤淑善良，对家庭成员无私地关心照顾，是个极好的人。结婚后，哥哥始终竭力维持着这段“无爱”的婚姻，一生从无移心他念，但由于性格不同，生活情趣的差异，在精神上一直不快活。这一婚姻给哥哥造成了终生缺憾。我认为在父亲而言，这应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一大错事。

我们兄妹四人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前后加起来只有五六年，但对我们的影响却极为深刻，我们欣赏记忆中的他的一言一行。父亲的性情、人品和生活情趣，通过遗传基因，不同程度地传递给了我们，并在共同生活中潜移默化。我们虽然没能保住父亲身后留下的物质财富，却不同程度地继承了他的精神遗产，受用一生。

图6 母亲和闺蜜，怀中的男孩是长子秦文基。20世纪20年代摄于南京

母 亲

父亲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1908年与范氏妈妈结婚，育有二女。大姐淑惠，小名“雀儿”；二姐淑琴，小名“苗儿”。此后，范氏妈妈便不再生育，且长期病体恹恹。出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传统观念，父亲于1921年在南京与我母亲王儒珍（后改名王席青）结婚。母亲很“争气”，第一胎就生了我哥哥秦文基，祖父亲自为孙子起名“宁安”，南京的老人则循同义，叫“宁保”，昵称“毛团（tuo）儿”；后来的我们，就是一色的女孩了：姐姐苏萍，小名“黑皮”；四年后，我出生，小名“丫头”。听母亲说：我出生时，父亲在外地，闻讯后，来信说：“正愁没钱用，又来一千金！”言下有女孩太多之憾。妹妹于七年后在上海出生，我当了七年“老小”，受到父亲的分外疼爱，昵称“好丫头”。我们兄妹三人都出生在南京的游府西街（1921—1928年），后来，多次搬迁，住过胪政牌楼（1929—1930年）、二郎庙（1930—1931年）、水斋庵（1931—1933年）。

母亲王席青，壬寅年（1902）农历十月初八日生于南京。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据说还有个收养的哑巴弟弟）。弟弟于近成年时夭亡。母亲没有上过学，婚后，在父亲帮助和自己努力下，可以看信、阅读章回小说、记简单的生活流水账。母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人很聪明，加上性格爽朗、豁达，对大事小情都有明确的是非判断，能够理性地对待和处理问题。与父亲结婚多年后，第一次回到老家，发现家里还有一个原配范氏母亲时，痛感受骗上当，当即大哭大闹了一场，但想到那时已经有了我们兄妹三人，也只好面对现实，理智对待。

图7 母亲逃离敌区后，1938年摄于西安

范氏妈妈去世后，母亲一直善待她留下的两个女儿（我们的大姐、二姐）。1935年回老家，已婚的二姐患胃病，婆家经济条件不可能给予治疗，她就向父亲建议将二姐带回上海治疗、调养。多年来，我们同父异母六姐弟兄妹之间，即使在父亲去世之后，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亲情联系，互相牵挂，互相关照。直至今日，虽其中五个人已先后去世，但子辈、孙辈之间还常有联系。

母亲为人正直，有正义感，对邻里、亲友中发生的“不平”事，喜欢去“管管闲事”。我有一个堂兄，民国时在国民党军中做医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被安置在南京的区里做医疗防疫工作，堂嫂背着丈夫“蒋军历史问题”的思想包袱，精神忧郁。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观看枪决反革命犯时受到惊吓，导致精神错乱，后被送南京精神病院治疗。堂兄嫂没有子女，这期间母亲少不了对堂兄嫂给予多方的照顾、帮助；后来堂兄退休，决定回老家投奔前妻及子女，意欲将病妻丢在精神病院，一走了之，母亲大为不平，力劝堂兄将病妻带回老家照顾。可能因为性格中的这种特点，母亲得以长期在街道里担任治安委员。

从小到大，母亲在对我们的养和教中，没有刻意的呵护，也没有严厉的束缚，但是，如果发现有小偷小摸或逃学撒谎等毛病，那是要鸡毛掸子伺候的，好在那个鸡毛掸子插在帽筒里很少派上用场，因为她那紧抿着嘴唇的一脸严肃，使人不敢造次。母亲生性好强，要面子，尤其涉及子女，总喜欢用自己孩子的优点和别人家孩子比。母亲虽然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却一定要让子女个个读大学，即使在父亲去世以后，家庭经济情况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这个目标也从未放弃。记得1944年，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运动中，得知我要报名参军，母亲来信阻止说“你哥哥姐姐都上大学了，你一参军，就不能上大学了”。

图8 我们一家和“干老子”一家在南京。前排左一为作者，二排左一为父亲，左二为姐姐，左三为母亲，左四为哥哥

图9 母亲和小女儿在陇县。摄于1944年。

可能因为婚前有两个姐姐的担待，婚后有年长丈夫的呵护，年轻时的母亲是个诸事不烦心，很会自得其乐的人：和干姐妹们聚会闲聊，与邻居打打麻将，到附近小戏坊听听小戏“滩簧”（沪剧）。在陕西陇县时更是如此，经常到东北军军人家属家中打牌，有时甚至通宵。为此，委屈的姐姐写信给在上海的父亲诉苦告状，父亲回信中劝母亲说：“终日忙于打牌，天天劳筋骨于雀，其损失精神未免可惜。”她当年对麻将的痴迷程度非同一般。2014年，二姨妈的孙子光中来看我，还说起：“奶奶给我讲，三奶奶爱打麻将，坐月子都要打……”记得那是在1935年生蘅妹时，二姨妈从南京来上海照顾她月子，母亲熬不住“牌瘾”，便将一张方桌放在母亲卧室门口，母亲坐在门槛里边（按风俗产妇不能出门见风），房东婆媳三人坐在门外打牌不误……年轻时的母亲生活上也有点“娇气”，南方饮食习惯不易改变，每次回老家，都要在路过运城时，带一些大米回去，我们父子随大家吃饭，她独自“开小灶”，用煤油炉烧米饭吃。

1942年，父亲去世后，母亲一改往日作风，一手擎起了塌下来的天。那时哥哥远在城固，正值高中毕业、冲刺大学入学考试的关键时刻，不得不对他封锁消息，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十八岁的姐姐。面对人生三大不幸之“中年丧偶”的母亲挑起了五口人吃饭、读书等负担。父亲去世那年的冬天，母亲将十四岁的我和七岁的妹妹委托给同院居住的一位河南老太太，登程南下，重新安置父亲的坟墓，了解父亲身后遗留财产状况，落实我们母子今后生活的经济来源。战时的交通遭到严重破坏，陕西至上海一路，要频繁更换交通工具；途经敌占区，劫匪抢物、伤人事件时有发生，面对这艰险的历程，真有一种有去无回的担心。

母亲此行共用了半年时间（1942年12月—1943年6月），弄清父亲身后财产情况，为母子们今后的生计作出安排：1.厘清父亲在华洋药店占有的股份及红利；2.查访父亲生前藏书及其存放处；3.为今后生计考虑，购买了一批药物，分存各处。战争时期，社会秩序处于极度混乱状态，邮政汇兑渠道不通畅，从上海汇款给我们可以通过两种办法：一是西安的树东药房（老板陆树东是父亲同学兼老友）在上海从华洋药房批发进货，然后将货款在西安兑给我们；二是西安有人在西安、上海之间跑生意，也是在上海进货，回西安再将货款兑换给我们。母亲对这两个渠道的当事人进行了委托落实，又专程去安徽将父亲坟墓迁离水渠低洼地，改葬于较高的地方，并托人立碑留标记。在母亲离开陇县的半年时间里，我和妹妹寄人篱下，孤独相伴。河南老太太是个嘴上甜言蜜语，实则很势利的人，对我还不敢怎么样，对妹妹却常以冷馍、开水打发，毫无怜惜之情。多年来，每当回忆起那段凄苦无助的生活经历时，仍然心酸不已。

图10 母亲和三个女儿合影。1946年告别陇县时拍摄

从上海回来后，母亲除经常往返于西安、陇县，取回上海兑来的生活费外，还必须学会“理财”，以应对急剧上涨的物价，避免“救命钱”贬值，为此，从“囤积居奇”到“跑单帮”、放高利贷都曾尝试过。记得那几年中，家里经常存有大五幅（未经漂染过的本色白布）、小麦、染料、666（治疗性病的药）等物资；参加过“摇会”（一种高利贷性质的民间互助组织）；随别人在甘肃、陕西之间跑过“单帮”……抗战胜利前后，我们兄妹先后考入国立的大学或高中，享受公费，伙食费不成问题，家庭经济压力有所缓和。那时父亲的存药已经卖完，遂开始卖藏书——父亲的心血，这是一个撕心裂肺般的痛苦过程。

1946年夏秋间，我们迁回南京，和二姨妈一家住在一起。有在上海工作的表哥帮忙，代办一些事务，母亲免却不少奔波之累，但还是要为应对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而呕心沥血。那段时间，采取过的保值手段是存香烟、银元、黄金首饰、鹧鸪菜（小儿用药）等物资。1947年我离家去北京大学时，母亲交给我一枚金戒指，以备不时之需。1948年夏，我衣物不幸被盗，继之，大姐的儿子随学校“逃亡”至北平投奔我，这期间我们的生活就是靠这枚戒指维系的。

图11 母亲在西安姐姐家。摄于1952年

图12 母亲和乃芳表妹在颐和园

母亲是个思想极开明的人。新中国成立后，她很快就融入新社会，多年来一直是街道工作的积极分子，从蘅妹给我的信中可见一斑：“妈现在很忙，因为是军属，又是模范，又是地方干部，数了数，五个头衔，我来家几天，平均每天有一个会，甚至连家务都顾不上”，“妈现在除担任卫生委员外，还担任妇女委员……回龙街给表扬了，妈现在工作很积极，也开始看报了”，“妈现在很忙，自从被评为三区二等军属模范以后，更忙了”，“妈学写字啦”，“今天接到妈的信，她老人家已能写很多字”……在观念变化方面有两个例子：一是在对待子女与家庭关系方面。在1950年抗美援朝、参军参干运动中，我报名参军，母亲知道后十分生气，要我还她的“臭皮囊”。1952年，我参加工作，在薪金制和包干制中选择了包干制，当我告诉母亲，以不能在经济上帮助家表示歉疚时，她反而安慰我“家里还过得去，不必在意”。另外一件是对身后事的处理。50年代末，社会上一度盛行水泥棺材，传说有途中棺材断裂致尸体暴露……蘅妹信中报告母亲的反应：“我向她提到给她什么样的棺材，她口气是不想要水泥棺材，现在木材不好买，所以就来探我的口气了……”后来，当我们动员她随子女生活，以免有三长两短时没人在身边，她竟说：“没关系，死了有殡仪馆，来得及，回来看看，来不及也没关系，也不用坟，火化就完了。”

50年代后，我们兄妹或走上工作岗位或进入大学后离开家，子女有了工资收入，母亲不必为生计发愁，但开始了孤独一人的“空巢”生活。我们劝她：在几个子女家轮流住，觉得哪里合意，就在那里安定下来，她却执意不肯离开她那个“老窝”，即使需要她帮忙照顾孩子，也都是去住上一年半载就回来，或干脆把孩子带回南京，她宁愿将大姨母、大表姐及其子女一家邀来同住。

图13 作者儿时在公园

1964年，我考虑到单位就要迁离北京去太原了，请母亲来北京小住。那次她带着十五个月的小红，我陪她去了天安门、颐和园等地，还巧遇乃芳表妹等。同事们热情照顾、接待，虽时间不长，母亲却住得很开心。1969年，在外孙刘谊的鼓动、陪伴下再次来太原。那时“文革”已开始，比较乱，生活条件也不好，住得不是太舒心，难得的是和大姐、二姐相聚了三天，其间，与母亲年龄相差无几的老姐姐极尽人子之孝道。

母亲与人相处，真诚、慷慨，乐于助人，总会给相处久了的人留下无尽怀念，由旧日来往信件可见一斑：“尔兄年幼、伯父母教养成人” （堂嫂给哥哥的信），“嫂对弟之良规，感铭在心”，“嫂对弟之好处，使弟没齿难忘”（在陇县时，一位东北军的下级军官，长期闲居在家，依靠组织牌局、“抽头”为生，母亲常规劝他：找个稳定职业！并在经济上有所帮助），“月前曾接萍姐所寄之钱，使弟感激涕流，唯有长跪以谢大恩”（在陇县时，房东的孩子，父母双亡，与祖母相依为命，祖母去世，母亲让萍姐给寄去丧仪和学费）。

1971年11月，母亲在生日那天突发脑中风。那时我正在湖北钟祥干校，因属“跟队劳动”，不是“五七战士”，故请假未准。直至1972年2月，干校临近收尾，我才得以回家探母。那时的母亲已远不是1968年时的状况了，浓密的黑发变得苍白、稀疏，一见面，立时老泪纵横，痛哭失声。假满离家时，又是如此。表姐告诉我：因为我“文革”中受冲击，又是单身的处境，母亲这几年对我的牵挂和担心，更甚于对其他子女……母亲脑梗留下后遗症，一侧偏瘫，生活不能自理，语言表达不清，但头脑仍清醒：外孙女生日那天，交表姐十元钱，让“给小红买条裙子”；有老邻居来探望，嘱咐保姆：“多淘点米，留吃中饭。”1975年元月，母亲去世。弥留之际，子女中有我和妹妹在身边。骨灰葬于雨花台半山腰，后因公路扩修，公告迁坟，与萍姐商议，遵照母亲曾经的遗言，不再留坟。1997年，将母亲骨灰撒于长江之燕子矶江段。

儿时点滴

我家于1933、1934年之交离开南京，那时我刚满五岁，对南京的记忆不是太多，留有深刻印象的是：哥哥和姐姐开始进“学堂”，校名“荷花塘小学”（有意思的是，后来在陕西武功和姐姐恋爱结婚的姐夫刘宗岳和姐姐竟是该校的同班同学）。他们放学回家，我就跟着他们唱：“功课完毕太阳西，收拾书包回家去……”，“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还记得夏日的晚间，在“天井”乘凉时，叫“卖唱的”来唱扬州小曲儿的情景。在水斋庵住时，母亲认邻居王家老太太为“干妈”，老太太的儿子后来成了哥哥的“干老子”。

图14 1936年的全家福。后排右一为二姐淑琴，右二为堂哥文圣

1933年冬，我家搬到上海，结束了一家人在沪、宁两地分居的生活，住南市静修路永业里的石库门，先后住过1号、2号和12号。住1号时的“二房东”姓顾，老太太和已婚的儿子、女儿分住在楼上和楼下一部分，我家住一层堂屋旁的套间。顾老太太和女儿、媳妇都酷爱打麻将，母亲恰好和她们凑成一桌，经常在一起打，母亲从此染上了“牌瘾”。后来，顾老太太去世，我家也迁居到12号。那是一座独门独户的二层楼宅院，我们一家住，居住环境改善了许多。

1935年秋，妹妹出生，我们三人先后入中小学。哥哥、姐姐从梅溪小学毕业后，分别考入清心中学和中国女中；我进了爱群女小。到上海后，我们的文化生活变得丰富了许多，家里有了留声机和很多戏剧、歌曲唱片。父亲常带我们去“天蟾舞台”、“共舞台”、“大舞台”观看有“机关”、布景的连本大戏；随母亲到附近的“蓬莱市场”看“滩簧”；从无声电影看到有声电影……父亲晚间在家，或茶余、饭后，为哥哥讲述史书中的故事，诗词、楹联的出处；督促哥哥、姐姐写大字……记忆中，上海三年是全家齐聚（其时有二姐从老家来上海治病、三叔的儿子文圣哥在上海学习）、最充实、最幸福的时光。这一段生活对我们兄妹的文化修养、兴趣爱好的养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图15 父亲最后印象。父亲于照片背面记有：“念七年十月，自故里逃出后，一路事多食少，精神大减，于西安留影以作纪念焉。”

全面抗战爆发后，历经磨难，辗转回到老家。初到老家、鬼子还没有来的那段时间，我们过了一段祥和、平静的田园生活：父亲带着我们参加农业劳动，熟悉生产知识、技能；领我们骑牲口或乘马车去赶庙会、看社火，到外村去拜望同族或亲戚中的老人……赶集时观看小戏班的“蒲剧”“郿户”，吃小摊上热气腾腾的醪糟泼鸡蛋……那一段生活，充溢着浓浓的乡情和亲情。父亲终日忙于为乡亲诊治伤病，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移风易俗、爱国抗日的宣传，组织寻找水源、改善民生的公益活动……麦收以后，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兵匪猖獗，翻墙越户、明火执仗地抢劫、杀戮，乡亲们夜间不敢在家睡觉。父亲将青壮年组织起来，成立“民团”，终夜巡逻，护村、护院。再后来，县城里的鬼子频繁下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家再也不能停留了，只好举家出逃，避开阳关大道，绕行在崎岖山间的小路和怪石浅滩之间，一路备受艰辛，险象不断。姐姐搂着两岁的妹妹，父亲带着我，母亲、哥哥各乘一骑。一次过河时，马蹄被河中石块所绊，妹妹被颠入河中，姐姐吓得哭喊道：“娃娃没命了！”所幸河流不急，有惊无险，妹妹并无大碍。从万泉出发，经乡宁、吉县，于壶口过黄河，经宜川、洛川，到西安。如前文所述，其时经友人介绍，父亲在泾阳县的一〇六后方医院任药局主任，以作为暂时落脚之地。图15即此时所拍，经过一路的颠沛流离，五十多岁的人，苍老得像个古稀老者。

1942年，一家人满怀着四年后再聚首、重温天伦之乐的热望，却接到父亲途中暴病离世的噩耗。父亲走了，他没有兑现他临行时所作的：“四年后”回来看他的“好娃娃”的诺言。

没有了父亲，我们的“家”从此不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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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142辑

父亲与母亲

——凡人琐事杂忆

文图 | 秦苏云

冯克力  主编

2022年4月  山东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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