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只要一提起“国营上海第十八毛纺厂”，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上海人几乎无人不知。
然而，又有谁知道这个毛纺厂的前身名叫上海民治纺织染厂？而该厂坐落在上海杨浦区杨树浦路与军工路之间的那条小路，也由此被当时地方政府命名为“民治路”。
民治纺织染厂的创始人是一位留学英国的海归，名叫高士愚，出身于重庆一个实业大家。他的太太是其留学英国读大学时相中的一位漂亮的英国姑娘，原名叫玛菊瑞·斯考特（Marjorie Scott），嫁给中国丈夫来到中国成为高家媳妇后改名叫高施嘉德，从此她以该中文名一直生活在中国。
1938年秋，高士愚顺利完成学业，与洋太太高施嘉德完婚后，就双双踏上了回国之途。那是一段极其艰苦而又充满危险的漫长之路，他俩先从英国坐船到达法国马赛，再从法国乘坐邮船在大海上颠簸了一个月之后，才到达原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海防。
在那段航行中遭遇了多次海上的暴风雨和巨浪，使高施嘉德受尽了晕船、呕吐等身体不适的折磨。然而，这只是高施嘉德才刚刚开始遭遇的一点小波折。当他俩从越南坐火车进入中国云南境内后，高施嘉德在火车上看到沿途许多地方都是一片废墟，满目疮痍，而此时的中国真是烽火连天，灾难连连，到处都受到了日本侵略者飞机的狂轰滥炸，江山破碎，民不聊生。就在他们乘坐的火车快要到达昆明时，还遭遇了日本飞机的轰炸，好在火车正巧进入了隧道，避免了一场车毁人亡的灾难。到了昆明之后，高施嘉德又紧随丈夫一刻不停地乘坐邮政飞机向丈夫老家重庆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飞机在飞往重庆的半途上遇上了日本的轰炸机。从飞机上往下看，地面上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不一会儿，日本轰炸机飞临到了邮政飞机的上空。邮政飞机的驾驶员迅速采取了紧急迫降，为了乘坐人员的安全，飞机紧急降落在一条小河中，并迅速打开机舱门组织人员逃离。大家下了飞机躲进了庄稼田里，才逃过了一劫。
图1 高施嘉德与朋友合影。
在经历了一段生死攸关的长途跋涉，洋新娘高施嘉德与中国丈夫于1938年11月16日终于抵达陪都重庆，并得到德高望重的商界巨头、担任重庆商会主席的公公高秀山的亲自迎接，而且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接风洗尘典礼，高家的所有族人及社会名流都应邀参加。
这使洋媳妇高施嘉德非常感动，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婆家人的热情与温馨。
洋太太高施嘉德入门高家之后，恍然明白自己进入了一户中国的豪门。丈夫家开办有大型商行，主要销售染料、肥田粉、化工原料等，是英国卜内门公司（大英化学工业公司ICI前身）在四川全省的独家经销商。高家独资创办的“美趣时商行”，在四川省好几个县城都有分行。高家开设的另一家公司“慧苓商行”主要销售香水、甘油、口红及雪花膏等化妆品，同时还生产销售女袜和提花棉织毯等，生意做得很大很红火。
图2 高施嘉德夫妇（左一、左二）在留英学生会上同钢琴家李翠贞夫妇合影。
图3 高施嘉德（右）与两位嫁到中国的“洋太太”合影。
高施嘉德作为高家的大媳妇，理应享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优渥生活。但是，洋太太高施嘉德并没有这样想，她要为家里的姑姑叔叔当好大嫂。她深知丈夫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十六个弟妹，自己必须要学会关心和照顾好他们，使自己快速融入这个大家庭。高施嘉德为了同婆家人打成一片，她主动向丈夫的弟妹们学习中文，唯有掌握了中文会话，方能同上上下下、老老少少一家人交流与沟通，而受到良好教育的姑叔们都会讲英文，他们也都愿意教这位洋大嫂中文。洋大嫂在向他们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也教他们英文口语。在互帮互学中，高施嘉德的中文水平突飞猛进，不久就能同中国百姓交流了，而她的那些姑叔们的英语口语与听力同样得到了飞速的长进。
高施嘉德还每天跟着家里的姑叔或佣人学做川菜和点心，同时她也教他们学做各种面包、蛋糕等西式点心。每逢节假日她还教他们跳舞、唱歌、画油画。由于她的到来，姑叔们感到这个原本热闹的大家庭变得更加热闹，更加有文化和艺术氛围，一家人都夸高施嘉德是一位好媳妇、好妻子、好大嫂及好太太。
当高施嘉德生下第一个女孩时，全家上下高兴极了，纷纷表示要照顾好她们母女俩及请最好的奶妈与保姆，但被高施嘉德婉拒了。她要用母奶喂养，也不要请保姆照顾。高施嘉德生下女儿的第二天就下床为女儿喂母奶，她的这一做法在中国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但西方女性就是这样的习惯。
图4 高施嘉德一家人合影。
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是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因此这里几乎每天都要遭到日本战机极其野蛮的一波又一波的狂轰滥炸。洋太太高施嘉德每逢看到街上被轰炸的惨状，都会流出悲伤与愤怒的眼泪，她总是会在心中暗暗祷告：希望上帝伸出博爱的援助之手，早日把日本侵略者消灭掉。她痛恨日本鬼子，要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帮助中国人，帮助中国军民共同抗日。
于是，洋太太与丈夫同家人商量决定由高家出钱建立救火会，这样在遭到日军飞机轰炸时就能减少居民的财产损失，及时拯救伤患。同时，高家为了自己家属、店员及邻居生命的安全，还斥巨资挖建大型防空洞，并采纳重庆防空工程处的建议与有八个洞口的重庆水门市民用公共防空洞隧相连，大大方便了市民在紧急情况下躲避轰炸。
1941年9月初的一天，虽然节气已入秋，但素有“火炉”之称的重庆依旧高温不退，火球似的太阳流火喷金地炙烤着大地，让人烦躁不安。然而，就是在这样酷热的日子里，日本侵略者也不会停止对重庆的轰炸。到了下午3点钟左右，重庆市民都以为日机不会来轰炸了，就见缝插针地忙碌着各自的营生。谁知这时，突然防空警报声喧嚣四起，市民们赶快扔下手中的活儿，大人携着小孩跑向就近的防空洞躲避。高施嘉德与高家人迅速打开自家的防空洞大门，让左邻右舍的市民躲进洞内。不多时，日本轰炸机的轰鸣声在城市上空响起，紧随其后就是一阵接着一阵的炸弹爆炸声从外传入洞内，不一会儿炸弹在高家的防空洞附近炸响，高家有几座房屋被炸得粉碎。但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日本轰炸机这次对高家附近的公共防空隧道进行了重点轰炸，并有针对性地投掷了硫磺燃烧弹，将洞口用这种有毒的烟火封住，致使洞内的市民面临着窒息而死亡的危险。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紧要关头，洋太太高施嘉德带着高家人迅速打开自家防空洞通往公共防空洞的木栅门，并指挥恐慌的市民有序进入高家的防空通道，撤离被烟雾封口的公共防空隧道，并不断安慰每个受惊吓的人。由于人多，整个撤离耗时三个多小时，因方法得当，没有发生踩踏事故，没有一人因撤离不当而受伤。而高施嘉德冲在了第一线的洞口，致使左耳被炸弹震聋了，落下终生残疾。这一次，洋太太与高家人共计拯救了两千多名市民。
图5 高施嘉德的丈夫高士愚年轻时留影。
面对狂轰滥炸，她再也坐不住了，一直想要走出家门，为丈夫的祖国和自己第二个家园的人民做抗战后勤支援工作，为中国艰苦的抗日战争出一份力。
1941年秋的一天上午，高施嘉德经友人介绍参加并出席了由宋庆龄等发起的“保卫中国同盟理事会”会议。在座的有重庆市长贺耀祖夫人倪斐君及其他嫁给中国丈夫的洋夫人，几乎都是上层社会的名流。宋庆龄对高施嘉德的到来与加入同盟会表示热烈欢迎，并让她坐在了身边进行热情的交流，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保卫中国同盟的主要工作与任务，是为前线抗日官兵筹集资金、购买各类军需物品，制作衣服、鞋子、被子等，以实物支援前线士兵，同时也供给烈士孤儿及遭遇轰炸而一无所有的贫困苦难家庭，共度国难。
在募捐工作中，“保盟”人员采取了多种方法与形式：找银行和大小企业捐款，举办各种慈善捐款舞会、音乐舞蹈募捐表演会和戏曲募捐专场会、露天杂技表演募捐专场会等。高施嘉德的主要任务是利用特殊的洋人身份，到重庆的外资银行、工厂、商店及公司开展募捐活动，还专门联络在重庆的外籍夫人为“保盟”捐款和出力。经高施嘉德辛勤努力，“保盟”募捐到了一笔又一笔抗日巨款，为支援前线抗日官兵出了一份力量。
一个仲秋的晚上，“保盟”在一家大型舞厅举行慈善捐款舞会，高施嘉德表演了《西班牙女郎》独舞，引爆了台下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观众情绪高涨，踊跃捐款，使这场慈善募捐舞会收获颇丰。
图6 高施嘉德与女儿和宋庆龄合影。
图7 高施嘉德抱着三女儿合影。
高施嘉德在募捐筹款之余，发动生活在重庆的美国、英国、法国等领事的外籍夫人组成了国际妇女俱乐部，通过她们向自己国内外的亲朋好友宣传中国的抗日，去争取更多的捐款与物资。高施嘉德还时常组织义工人员及家里的保姆在一起打毛衣、做军鞋、缝军服等，她把中国的抗日事业当作了生命中的头等大事，大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气概。
洋太太高施嘉德为使“保盟”工作开展得更加方便，把高家开在市中心的商行大仓库腾出来，当作专门用于存放捐赠获得的物资中转站，以方便工作人员对物资的运转，大大节约了本已紧张的劳动力，而她则成为不挂名的“中转站”站长，天天忙于收货发货，乐此不疲。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家的重点放在了战后重建上，中国一些有眼光的商人把发展企业与经济的地点选在了“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高施嘉德与丈夫高士愚经过一番市场调查和深思熟虑，也决定把上海作为企业发展的主要投资宝地，并深信将来企业发展的前景远大，前途无量。
1946年春，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高施嘉德与丈夫偕孩子，赴英国和美国购买先进纺织机器设备。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和车马劳顿，夫妇俩花巨资在英国和美国买了全套的开办大型纺织厂所需的机械设备，同时还购买了成套家具和一辆别克小轿车，通过托运直接运送到上海，他俩要在上海大显身手，大干一番。
回国后，高施嘉德随丈夫把家落户在了上海江苏路237弄12号的一座漂亮的英国式花园洋房，房屋周围环境优雅，闹中取静。丈夫高士愚在安排妥当家里的一切事宜后，便全身心地投入选址开办企业的工作之中。通过多方考察，高士愚最终决定把工厂建在了上海杨浦区杨树浦路军工路之间的一条支路上。
在建造厂房的过程中，高施嘉德带着两个小女儿一直伴随在日夜辛劳的丈夫身边，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亲手煮饭烧菜给丈夫吃，当起了全职家庭主妇。
宋庆龄在抗战结束后，回到上海，由她创始的保卫中国同盟也由重庆迁移到了上海，并改称为“中国福利基金会”。高施嘉德仍是基金会的主要成员之一，负责募捐与捐赠物品的工作。
基金会在上海经常组织一些大型的义拍义卖会及各种义演，通过这些活动把捐到的钱与物品用于帮助穷苦家庭与孤儿。高施嘉德不但自己捐款捐物，还利用自己英国人的身份，出入英、美、法等驻上海领事馆及这些国家的商人开设在上海的企业，募捐到了许多钱款和物品，其中就有美国朋友捐赠的一大批童装等。内战爆发后，许多灾民逃到了上海，基金会为那些无依无靠的逃难者提供食品和衣被。基金会为上海穷苦大众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其中高施嘉德在基金会中的付出和她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为此，基金会创始人宋庆龄这样夸她道：“高施嘉德是一个真正热爱中国的好女士、好媳妇。”
洋太太高施嘉德与宋庆龄成了好朋友与好姐妹。
图8 高施嘉德与丈夫高士愚在翩翩起舞。
内战爆发后，社会动荡不安，高家的工厂运转和生活都出现了困难。不少人听信谣传，怕企业与家产被“共产”而纷纷撤离中国大陆。
1949年4月，战事逼近上海，物价飞涨，食物紧缺，不少企业家及商人开始逃离上海。丈夫高士愚在他人的劝说下，也决定举家离开上海。当年5月初，纺织巨头高士愚与高施嘉德偕全家人坐飞机去了香港。
高士愚夫妇到香港后，仍操老本行，并在雄厚资本的支撑下兼做其他生意，并很快做得红红火火。然而，就在这时，即1950年初春，高施嘉德收到了在上海的好姐妹宋庆龄的来信，告诉她新中国百废待兴，新政府充满活力地在大搞社会主义建设，迫切希望他们回上海为建设新中国而出力，并一再说政府会全力帮助和支持他们搞好企业，保护他们的财产与生命安全。
高施嘉德看了宋庆龄的来信后非常兴奋和激动，就积极动员丈夫高士愚重回上海发展事业，他俩深信宋庆龄信中所写的一切都是事实，深信人民政府会保护民族企业家的人身与财产的安全不受侵犯。1950年4月，洋太太高施嘉德与丈夫高士愚带着全部资产回到上海，欲为新中国建设大显身手，大干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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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149辑
一位“洋太太”的中国心
文图 | 孙孟英
冯克力 主编
2023年6月 山东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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