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冷战与修正主义
冷战是二战后由两个对立集团间的深刻对抗，一个由苏联主导，另一个则是美国。在近二十年的紧张时期，这种对抗充斥着人类的恐惧，甚至曾让世界面临毁灭的边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冷战的界限逐渐模糊，旧问题的消退和新冲突的出现，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俄美之间的重大争端原因。
历史上每一场战争都会伴随着对既有信念的反思，关于冷战的质疑被称为“修正主义”。冷战的历史同样如此，特别是对共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许多人开始怀疑冷战时期的理论是否过于简单化。
在冷战时期，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后的多中心化现象，令年轻一代对四十年代的俄罗斯与六十年代的俄罗斯产生了不同的印象。对于经历越南战争的美国人来说，战争的扩张显得愚蠢无益，这引发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深刻怀疑。这些疑虑不仅反映了对历史的重新思考，也体现了人们对过去政策的反省。
过去的修正主义尝试并未形成广泛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冷战修正主义的探索不重要。修正主义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提出新问题，开阔视野，带来更丰富的理解。
随着冷战的绝对性逐渐消失，五十年代的道德观开始被重新审视。人们开始反思，在冷战期间，是否存在更理智的政策选择，以避免冲突并促进合作。尽管这些问题难以解答，但提出这样的疑虑是有意义的。同时，后代也有权向冷战时期的领导者索要解释。
二、重新审视冷战的观点
关于冷战的起源，主流观点认为这是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必要反应。一些人将根源追溯至二战前，认为俄罗斯的扩张主义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以及对欧洲和中东的渗透。地缘政治学家认为，这种扩张源于19世纪俄罗斯的战略野心，而意识形态家则指向《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认为这些因素促成了西方在二战后面临的挑战。
然而，修正主义观点则认为，美国在二战结束后故意放弃了与苏联的合作政策，转而展开侵略，试图消除俄罗斯在东欧的影响，建立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者主张，美国的新政策使得苏联感到被迫采取防御措施，最终导致冷战的爆发。
在重新审视1941年到1947年这一时期时，有几个要点值得关注。首先，外交中的沟通问题至关重要。理解对手的视角，思考俄罗斯如何误解了美国的信号，是分析冷战起源的关键。
其次，历史学家需要认识到，高位决策者并非能够完全控制历史。事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决策者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军事行动影响了战后的格局，决策者的疲惫与压力也影响了他们的判断。
最后，在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时，决策者往往需要在模糊性中做出选择。因此，历史学家不能轻易指责那些未能解决当时问题的领导者，因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们的选择和表态往往难以明确。
三、冷战背景下的两种世界秩序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建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复杂和不确定性。在理解冷战的背景时，有两个对立的世界秩序观念至关重要：一种是“普遍主义”，认为各国在全球事务中有共同的利益；另一种是“势力范围”，认为大国在各自的利益区域内应享有主导权。
普遍主义的观点认为，国家的安全应该由国际组织来维护，而势力范围则强调通过权力平衡来确保国家的安全。虽然这两种观点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结合，但在理论上却存在明显的冲突。
美国的思想传统偏向于普遍主义。罗斯福曾支持国际联盟，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希望通过雅尔塔会议结束单边行动和排他性联盟，推崇国际合作。
罗斯福的国务卿霍尔在这一点上也与他形成了共识。他认为不再需要势力范围的概念，强调广泛原则的重要性。霍尔反对在战后再次出现势力范围的错误观念，并在外交事务中始终坚持道德立场。
美国政府中尽管有少数官员对普遍主义提出异议，但总体上，普遍主义在舆论中获得了广泛支持。这种支持在《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宣言》和《莫斯科宣言》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认。普遍主义不仅反映了当时美国的法律和道德传统，也体现了公众对和平与合作的期待。
四、克里姆林宫的势力范围与安全考量
克里姆林宫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主要关注的是势力范围，特别是保护西部边界。这条边界在历史上遭受过多次血腥入侵，而俄罗斯的西部缺乏自然防御，周围没有大洋、崎岖山脉或密林。这种地理劣势加上历史上的侵略经历，使得俄罗斯对安全的需求变得异常迫切。
俄罗斯历史上经历了多次侵略，导致了惨重的损失，因此，克里姆林宫不断寻求扩大其影响力区域，以提升国家的安全感。这种扩张的愿望可以追溯到生活在开阔平原的民族特性。
在早期，沙皇们就曾追求建立缓冲国和海洋出口。比如，1939年苏德条约的签署让苏联得以在波罗的海国家、卡累利阿芬兰和波兰满足一部分安全需求，但这种需求并未消失，反而在1940年与德国的摩擦中再次浮现。
当面临纳粹的压力时，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对东欧的要求。尽管苏联政府曾遵循《大西洋宪章》，但附带了对各国历史特征的保留意见。1941年末，斯大林提出与英国达成势力范围协议，要求承认俄罗斯对波罗的海国家、芬兰部分地区及东波兰的控制，以换取支持英国在西欧的基地需求。这种想法并非仅出于共产主义的考虑，实际上是在延续沙皇们的古老梦想。
然而，英美对此的反应并不一致。在意大利投降后，苏联未被邀请参与处理相关事务，斯大林对此颇感不满，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随着战争的推进，苏联在东欧的单边行为日益明显，尤其是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询问苏联的领土利益时，斯大林的回答充满不安。
对于苏联而言，波兰不仅是荣誉问题，更是生死攸关的安全问题。历史上，波兰一直是俄罗斯的攻击走廊，因此，封闭这一走廊成为了俄罗斯政权的首要任务。波兰的反抗军希望通过抵抗行动，阻止苏联占领华沙，从而在未来的局势中占据主动。这一系列动态反映了冷战初期，势力范围的争夺与国家安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五、美国为何坚持东欧战略
首先，势力范围的解决方案本身可能埋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隐患。平衡权力的想法固有不稳定，历史上这种平衡总是破裂。各大国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往往会试图改变这种平衡，导致冲突的产生。因此，虽然俄罗斯希望保护自身安全，但美国认为，最好的方法是通过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和平组织来实现。
其次，势力范围的做法会妨碍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安全体系，使所有国家都有其一席之地。联合国被视为抵抗权力平衡的替代方案。在东欧，美国希望建立既能消除苏联疑虑又不至于成为独裁政权的政府。这种平衡期望能保障公民自由并支持经济改革。
第三，国际主义者担心势力范围的设定会为孤立主义者提供庇护。孤立主义者可能在不参与欧洲或亚洲事务的情况下，主张美国只关注西半球事务。此外，势力范围可能导致贸易区域的封闭，从而违背低关税、自由贸易的理念。
第四，势力范围的方案被视为对二战原则的背叛。例如，英国为保卫波兰独立而参战，不应轻易将其交给俄罗斯。因此，波兰的命运成为美国与苏联关系的象征。
此外，罗斯福也深知，任何对东欧的妥协都可能引起广泛的不满，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允许共产主义在东欧扩张，可能让更多美国人对政府失去信心。同时，许多分析人士担心，若俄罗斯在东欧肆意扩张，将不仅出于防御目的，也可能成为攻击西欧的跳板。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共同反对势力范围的解决方案，导致美国在战后积极主张维护一个公平的国际秩序和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命运。这一立场反映出美国对全球利益的重视，远超出其地理邻近的关切。
六、苏联领导人的视角
苏联意识到，国家的生存依赖于对关键地区的控制，尤其是那些曾遭受频繁侵略的走廊。苏联努力在其影响范围内遵循协议，同时也在积极扩展其在西半球的影响力。他们在看待西方的态度上有着微妙的差别：如果西方允许他们的行动，苏联视之为愚蠢；若加以阻止，则认为这是其权利。
在这场政治博弈中，苏联在观察西方的同时，也在进行自己的战略布局。例如，在南斯拉夫，苏联支持铁托维持当地的统治。尽管他们承认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但对于东欧的控制却是他们的底线。苏联希望在东欧建立一个保护性的缓冲区，然而，西方国家坚持的自决原则使得这种期待变得复杂。
1944年，波兰问题成为焦点。尽管西方理解斯大林希望在华沙建立“友好政府”的意图，但美国坚持自由选举的主权价值，造成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在战时合作的背景下，随着纳粹威胁的减弱，苏联开始感受到来自美国自决理念的威胁，并加快了在东欧施行其意愿的步伐。
这种紧张关系的加剧最终导致苏联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措施，尤其是在波兰这个关键国家。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反映了其对安全的高度关注，以及对西方自决理念的深切怀疑。这一切都在昭示着冷战的到来，双方的互信几乎荡然无存。
七、苏联的意识形态
到目前为止，对战时联盟内部的分歧的讨论，往往集中在国家间的意见不合。然而，根本原因并不只是沟通失败或信号误解。实际上，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美国的战后政策使苏联感到受到威胁，而苏联的极权性质和意识形态又导致了对外界的深刻不信任。
苏联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国家，而是一个极权国家，拥护一种全能的意识形态，视异议为叛国。这种意识形态认为，任何非共的存在都是对其安全的威胁。正如某些理论所表明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使得两国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敌对状态。这种敌意并不是因为美国的具体行为，而是由于其作为资本主义主要代表的身份。
尽管斯大林在二战期间可能试图与西方建立合作关系，但他固有的偏执和对意识形态的执着，使得任何合作都难以实现。甚至在战后，他的疑虑和残酷行为愈发明显，进一步加剧了与西方的紧张关系。这种意识形态和极权统治的结合，使得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合作几乎不可能，形成了一种持续的敌对局面。
八、多种力量的交织冲突
1945年，美国和俄罗斯在对待彼此关系上存在根本差异。许多美国人相信可以实现与俄罗斯的长期共存，而俄罗斯人则更倾向于短期的合作。尽管一些美国外交官警告与苏联的关系可能面临挑战，他们仍然认为如果美国能制定理性的政策，最终有可能建立明确的关系。
然而，苏方并没有显示出愿意寻求真正共存的迹象。斯大林的目标在于利用短期的停战来服务于其长期的意识形态利益，最终选择了孤立主义。在东欧，斯大林意识到民众对俄国统治的反感超出了他的预期，这促使他决定单方面扩展俄国的影响力。
在冷战的早期阶段，双方都尝试适应新的局面。美国国务卿拜恩斯进行了多次尝试，希望说服苏联接受在东欧建立友好的政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逐渐放弃了合作的希望，转而加强对外扩张。冷战的对抗化逐渐显现，双方开始简化对方的形象，并陷入了道德上的绝对主义。
悲剧的本质在于，双方都有有效的道德力量发生冲突。冷战有其悲剧性元素。问题在于，这是否是希腊悲剧，令人感到“真可惜非得如此”；还是基督教悲剧，令人感到“真可惜本可以有所不同”。
一旦事情发生，历史学家容易假设它是必然的，但这常常是非常不哲学的假设。实际上，这种对立源于双方对于意识形态的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逐渐认识到多元世界的现实，这为未来的合作提供了希望，或许这场长期的对抗能变得不那么紧张和危险。
Re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Fifty years after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by Arthur Schlesinger, J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