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1年1月，约翰·肯尼迪就任总统，带着他的妻子杰奎琳，期待将白宫打造成了一个充满魅力和活力的场所。此时，电视作为新兴媒介，已经进入了几乎每个美国家庭。新闻节目通常在晚餐时间播出，起初时长为15分钟，后来扩展到半小时，并接着播出以西部片和家庭情景喜剧为主的“黄金时段”娱乐节目。这些经过审查的节目为观众提供了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肯尼迪及其家庭则展现了如同好莱坞明星般的魅力和戏剧感。肯尼迪在组建内阁时，从全国精英大学和大型企业中汇聚了许多顶尖人才。他的就职演说文辞优雅，唤起了古代演说家的风范。白宫的晚宴上，他邀请了诺贝尔奖得主和文化界的杰出人物，摄影师也被允许进入白宫，记录总统与家人的生活片段。这样的场景营造了一种亲密而又充满活力的形象。他还成立了和平队，鼓励年轻志愿者放弃富裕生活，前往发展中国家参与建设。肯尼迪与宇航员们建立联系，参与美国与苏联的太空竞争。与前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记者招待会不同，肯尼迪通过机智的应对，成功吸引了直播观众的好感。尽管他在执政初期经历了失败的猪湾事件（也称吉隆滩之战，是美国从古巴猪湾地区长滩和吉隆滩登陆，入侵古巴，但在72小时内被古巴武装击溃），但他选择承担责任，这反而增强了公众对他的支持。他在与苏联的太空竞赛中承诺到本世纪末实现登月，并推动国会大幅增加太空计划的资金。在60年代，肯尼迪将这一时期视为“最大危险的时代”。他将棘手的问题塑造成电影般的危机，通过果断的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一模式不仅体现在他与苏联围绕柏林的对峙，还体现在与美国钢铁公司高管关于钢价上涨的对话以及对抗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古巴导弹危机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在这十三天里，全球目光都聚焦在肯尼迪要求苏联撤回在古巴秘密安装的核导弹上。电视的影响力不仅限于白宫。民权运动在50年代蓬勃发展，通过法律挑战和非暴力抗议，1960年的总统竞选成为黑人民主学生首次在南方进行“静坐”抗议的一年。民权领袖利用电视揭露种族主义暴力，令整个国家为之震惊。肯尼迪在最初的犹豫后，最终选择发声，将非裔美国人的处境定义为道德问题。在当时的背景下，肯尼迪对美国的愿景充满信心。他相信美国正处于实现理想的关键时刻，积极面对来自旧有欧洲帝国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的新挑战。在这一过程中，绿色贝雷帽成为新的象征，代表着一种高技能的战士，他们被描绘成能够在丛林中生存、提供医疗和组织地方自卫队的英雄形象。越南战争成为展现这一愿景的新前沿。美国最初支持南越的天主教徒政权，但随着局势的发展，肯尼迪决定派遣越来越多的“顾问”，并最终将驻军扩大到超过16000人。尽管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让人觉得美国在开战，媒体却开始广泛报道美国士兵在丛林中的冒险和牺牲故事。然而，1963年6月11日，西贡的一名僧侣在抗议压迫时自焚的画面被全球媒体广泛报道，这一情景揭示了美国政府对南越政府的支持与其所面临的民众抵抗之间的矛盾。这一事件深刻影响了公众对战争的看法，反映出越南作为美国前沿的美好愿景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与越南
新任总统约翰逊上任后，迅速采取行动，确保美国民众相信国家的形象只是在屏幕上发生了变化。他承诺建立“伟大社会”，同时增强美国在国际上的实力和声望。尽管约翰逊没有肯尼迪的个人魅力，但他在推动民权立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成为自南北战争以来，黑人美国人权益进步的重要推动者。在1964年与对手戈德华特的选举胜利后，约翰逊迅速推动了一系列法案，开启了一场“抗击贫困的战争”。他在外交上同样采取强硬立场，声称不会将美国士兵派往遥远的地方，让其他国家的人来承担责任。然而，他却利用了一份关于北越攻击美国驱逐舰的可疑报告，向国会请求授权对北越进行轰炸，随即得到了压倒性的批准。1965年，随着越南局势的恶化，约翰逊决定派遣大量美军进入南越，并对北越实施持续轰炸，这使得原本的反叛乱政策变成了一场常规战争。美国军队依靠技术优势进行“搜寻与摧毁”行动，目标是消灭尽可能多的敌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大量乡村被划定为自由火区，任何非军人都被视为敌对人员，同时，喷洒化学除草剂以剥夺敌人的生存资源。约翰逊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迫使北越领导人意识到抵抗的代价太高，并承诺如果敌人停止进攻，美国将提供经济援助，帮助整个东南亚现代化。然而，北越和南越的解放阵线并不认为自己是侵略者，他们为争取独立而奋斗了几个世纪。随着美国军队人数的增加，北越也通过“胡志明大道”不断增派兵力。约翰逊试图用美国的慷慨赢得南越民众的支持，但美国的武力和经济援助反而让一些村民更加倾向于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结果，四分之一的南越人口被迫迁移到城市贫民窟，生活手段转向乞讨和黑市交易。在这种非传统战争中，美国士兵难以分辨敌人和“无辜平民”，心理上也感到任务与现实经历之间存在矛盾，产生愤世嫉俗和困惑。在一些回忆中，士兵们发现自己对待当地民众的方式与历史上英军和纳粹的行为相似。这种消耗战让他们在重复争夺同一片土地时感到成就感微薄。1965年，随着战争的加剧，美国民众开始通过电视看到战争的残酷场景，这些画面颠覆了他们对越南的理想化想象。CBS记者报道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火焰点燃村庄的情景，画面中痛苦的老人和儿童让人感到不安，成为人们对越南的印象之一。随着战争的延续，美国人每周看到的“伤亡人数”统计让他们逐渐习惯了死亡的现实。新闻报道中，越南年轻女性为美军士兵提供性服务，年轻男孩在街上乞讨，显示出越南人民沦为美国生活方式的悲惨模仿。1968年，随着北越围攻美国基地的事件，许多美国人开始怀疑政府和军方对战争进展的描述，媒体提到的“可信度差距”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领导层产生怀疑。春节攻势的画面深刻动摇了美国人自我形象的根基，越南的局势变成了一场无法实现的噩梦。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国内出现了激烈的社会动荡，尤其是黑人群体的反抗运动逐渐兴起。尽管《民权法案》的通过标志着民权运动的进展，但经济不平等加剧了愤怒，导致一些黑人开始拒绝融入以白人为主导的社会，甚至爆发了多次暴力骚乱。年轻的黑人活动家转向激进主义，成立了“黑豹党”，强调黑人自豪感与文化，反对白人主导的规范。与此同时，黑人士兵在越南战争中面临高风险，许多人在战争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马丁·路德·金和穆罕默德·阿里等知名人士对战争表示反对，呼吁关注黑人社区的利益。这种反战情绪也蔓延到了白人群体，年轻的学生激进分子通过组织示威，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和社会不公。到1967年，数万名反战人士聚集在五角大楼前，反战运动逐渐扩大。1968年总统选举前，反战运动成功促使参议员麦卡锡挑战现任总统约翰逊，标志着反战声音在政治中的崛起。随着事件的演变，反战运动因不断的暴力和分歧而陷入分裂，但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深远，推动了对种族与和平问题的持续讨论。在1960年代，美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反文化运动逐渐兴起，许多年轻人开始自称为“嬉皮士”，以表达对当时社会的广泛不满。他们穿着长发、珠子和凉鞋，生活在反传统的社区中，倡导实验性群体生活，并使用迷幻药物。这些人常常讽刺传统的核家庭，提倡自然与自由，虽然真正过着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并不多，但他们的影响力通过媒体迅速传播。嬉皮士文化与黑人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相交织，共同形成了一种新兴的年轻文化。在这一文化中，摇滚乐队起到了关键作用，披头士乐队和鲍勃·迪伦等音乐人通过作品反映了年轻人的心声，激发了更广泛的社会讨论。1967年的蒙特雷流行音乐节和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更是成为这一文化的象征，数十万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尽管社会动荡，但他们展现了无暴力的共享精神。然而，随着理查德·尼克松的上台，公众对激进分子和嬉皮士的厌恶开始上升，尼克松在竞选中强调“法律与秩序”，对抗文化的挑战也愈发明显。在这一背景下，女性解放运动和其他身份运动如美洲原住民和同性恋解放运动相继兴起，推动了对社会不公的进一步关注。随着1969年结束，美国在越南战争和社会变革的斗争中感到深深的分裂。尽管人们见证了美国成功登月，但与此同时，对和平与自由的追求却在不断受挫。越南战争的残酷现实加深了社会的分歧，这些事件最终将导致未来几十年的更多冲突与动荡。Ref: Vietnam and the 1960s by John Hellma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