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时期，中情局通过文化赞助在西方知识界施加了影响力，但这一过程并非完全可控和主导。首先，中情局资助的音乐家、作家和艺术家的行为往往难以预测。例如，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在南美的极端行为，显示了个人情感与中情局意图之间的张力。同时，文化自由大会内部对于麦卡锡主义的态度分歧，进一步表明参与者并未形成共识，中情局在这方面的干预也未能奏效。其次，外部知识分子对中情局的文化赞助反应冷淡，尤其是在1952年的杰作节上，法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文化插手表现出轻蔑态度。这表明，尽管中情局提供资金，但它在文化活动发展中的主导权十分有限。许多知识分子将资金用于与冷战无关的项目，尤其是在英国。总的来说，虽然中情局通过资金支持某些文化活动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文化冷战的故事充满了抵制和意外的结果。英国的现代主义知识分子在中情局的帮助下巩固了文化地位，却也保持了对文化自由大会的支持，这种双重关系使得他们在国际舆论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更有评论指出，冷战初期的这种文化合作可能影响了后来的国际政治态度，如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问题。四、中情局对美国国内文化的影响关于中情局对美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其赞助带来的“反噬”现象，有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观点。1978年，一位诗人提到，虽然著名诗人T.S.艾略特认为中情局的文学阴谋并不重要，但这种阴谋实际上滋养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职业生涯，也支持了影响西方知识氛围的学者。中情局通过各种基金会资助了一批被称为“战争学者”的知识分子，并支持了如《Encounter》这样的杂志，使其成为文化领域的“权威”。然而，这种赞助并没有促成自由和多样化的文化，反而导致了更糟糕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种说法虽有夸张，但实际情况也不容忽视。在《Encounter》首次出现时，艾略特保持距离，认为其受到美国支持。而在纽约，一些知识分子拒绝参与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认为该委员会并非真正的文化自由组织。即便是那些留在委员会的人，他们的政治信念往往比中情局的资金更能影响他们的选择，知识分子与政府官员在塑造文化冷战的思想中都有重要角色。此外，现代主义与中情局中情局的关系并不总是积极的。在表演艺术领域，中情局的审美观相对狭隘，未能支持一些最具实验性的作品。虽然中情局与现代主义的联系在文学领域较为明显，但这种联系并不意味着中情局完全控制了当时的文化动态。中情局的文化赞助虽然对美国文学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并不能完全解释1950年代和1960年代现代主义的持续主导地位。如果没有这种“金色脐带”将间谍与艺术家联系在一起，冷战时期的文学创作将会走向何方，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f: Secret America: the CIA and American Culture by Hugh Wilf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