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河：夏周的“六城记”｜书评

——关于短篇小说集《戴王冠的白鹦鹉》及其他

出于忙碌和偏见，我很少看中国年轻作家的短篇作品，偶尔看到一篇，也觉得是在用有限的精力进行一场冒险，和沉浸在历史名篇、当世杰作之间相比，后者显然更为安全和划算。

所以当有一天夏周将他“六城记”小说集《戴王冠的白鹦鹉》交给我的时候，我其实有着本能的排斥，就像在毫无饥饿感的情况下被要求品尝一盘没吃过的菜。我自知不是一个好的文学评论者，和很多侍弄文学的朋友相比，职业里带来的习惯让我更像一个合格的编辑，虽然看得出优劣、体会得到文学共情力，但与其对他人的作品做出羚羊挂角般的评判，我更喜欢从欣赏中默默学习。

但我还是欣然应允，出于对他文字能力的了解和生活轨迹的熟知，这仍算一件有趣的事。十多年前我在英国担任《华闻周刊》主编的时候，在澳洲上大学的夏周不远万里跑去我们杂志社实习，我那时给他安排过艰巨的稿件任务，让他去给剑桥彭布鲁克学院的院长做一个专题访谈，而他做得很好，那篇访谈有着不亚于成熟记者和编辑的完成度。

作为一个多年的创作者，我深知文字功夫的可兹修练，所有的技术都是多年如一日的辛苦结果。这样的功夫文字往往不缺饱满，但大多可见匠气；而也有一些人天生就对摆弄文字有着强烈的直觉，所见所想靠本能便能恰当地落在纸上，像花朵的开放一样自有魅力。夏周显然属于后一种，这本短篇小说集令我打开便不能释卷，简洁而有力的行文，精准的人物把握和拿捏，丝缕的趣味与悬念一应俱全，而它并不止于此，每个故事虽小，却都清晰地包裹着深阔的人性回音。

《戴王冠的白鹦鹉》一书是写六座国际城市中发生的国人故事，落眼细微，故事像针尖一般细小。但作者却在这方寸各句中展开了细腻而丰富的存在，仿佛在云端用激光聚焦于大地的一帧帧像素点，并将之万花筒一般巧妙地放大在城市的上空。《自由与枪声》中的犹疑与矜持、《左手》中的宿命与怀疑，《比长跑更长》里的单纯和悔恨、《以黄昏为例》中的魔幻与清醒，《戴王冠的白鹦鹉》中的亲情与伤痕，《哀矜之时》里的无奈与不舍。这些故事仿佛我们自己的经历，抑或身边随时可能传来的叹息，它们悄悄发生，默默散去，像小说里那只白鹦鹉的影子。

开始我不知夏周为什么用一只白鹦鹉贯穿这些故事，它似乎是作者投射其中的玩笑，在构想世界的街角留下的路引，抑或作者意犹未尽的参与感，像希区柯克在自己影片中偶出的背影。但这只魔幻的鸟显然没有干扰我的阅读体验，直到我看到《以黄昏为例》这一篇，这是有趣的设计，它让这六个故事有了奇特的纠缠感，让你觉得这些故事被作者的选择并非偶然。

这种感觉其实很多人都会有，我回望半生，那些偶然的惊喜和难过其实更多刻骨，仿佛命运中避不开的魔障。我第一次站在剑桥国王学院的穹顶之下时，忽然就觉得曾经来过，不远处一位金发女子的笑脸也似曾相识。而在北京和一位韩国朋友喝酒时，惊讶地在闲聊中发现我们曾在某一日同在首尔，甚至在同一条街上来去相向；我在萨格勒布朋友家酒桌上听到一位老作家说起的曾经往事，而那件事中我正好在场——偶遇的陌生人之间恰好能够充分交换过往，就像海明威笔下小酒馆里的拳击手。我惊喜地看到这种有趣的写法贯穿了这个短篇集，趣味之外又不见生硬。当作者向不确定的读者讲述了一个故事，就像从自己身上撕下一片羽毛扔去风中。它飘到哪里自有理由，最终会找到对这些故事心有触动的人，他们便让这些故事成为传说。

开篇的《左手》其实是个复杂的故事，两代人的情感纠葛构成了奇特的轮回，命运的交错点在秘密的角落中闪闪发光。老去的人掩藏曾经的秘密，与情感有关的往事沉去海底。但它们总会在未来换个样子重回眼前，提醒你当年的羞愧与遗憾……你背着一座山离去，还是会背着一座山回来，没人能真正放下。夏周准确把握了两代人之间尴尬和温暖，它们无法在岁月中融化和逝去，也无法被谁的努力消灭，而岁月滚滚滚向前，直到你看着孩子渐行渐远、抱憾终生。

或许是因为刚刚人到中年，用来冠以书名的篇目《戴王冠的白鹦鹉》更让我心底触动，我既残留着年轻人对上一代的理解与怨念，也开启了父辈对子女的期望与审视，当我们终于觉得对上可以释然、对下愿意放手之时，又在岁月的重负中满身疮痍、沉淀如垢，像壶里熬干的咖啡渣，味道还在，咀嚼无味。于是白鹦鹉再度出现，替作者为顾红梅解答着她本就知道的答案。窗外的城市熟悉而又陌生，给你难得的安全感，却抹不去你心底的忧伤。当鸟儿飞走，雨过天晴，顾红梅便坐在这样的窗前，擦去眼泪，开始又一天的工作。

看到此处我抬起头，窗外的纽约正在下着一场迟来的雪，看着气势非凡，但因为气温不足，雪花落地便成冰渣，踩上去满是锋利之声——我想念北京的亲人，但已经半月没有打去电话。

《自由与枪声》属于年轻人，像安东尼奥尼老电影里的一则故事。当男女彼此一见倾心，他们便注定会再相遇。而当这一切真的发生，他们又会感到太过容易和轻薄，像安德列面对急切的娜塔莎一样手足无措。他们唯恐对方介意自己的刻意，于是幼稚地交谈，故作矜持地试探，并时刻在交手中小心翼翼地审视自我，就像端着一件精美昂贵的瓷器在月下行走。而理想主义者的爱情大多以悲剧收场，脆弱如舞者的脚踝，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但这也是爱情的动人之处，每一种爱各有方式，亦无错误可言，当理想主义被现实逼得烟消云散，曾经发生的一切就像漫画一样可资笑谈。

出于对伦敦的熟悉记忆，《比长跑更长》我看得更为缓慢，甚至在文中嗅到那座城市独特的气息。两个火车上的陌生男子交换着彼此的故事，沉重中充满无保留的信任，然后挥手告别。我承认我自己从没有这样的经历，也许是因为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伦敦在记忆中总是雾气朦胧，我穿着皮衣打着伞的记忆至今湿漉漉的。但伦敦的确是座容易发生爱情的城市，因为它太过冰冷和沉默，些微的亲近感就可能擦枪走火，这或许可以解释很多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正是发生在那些冰冷街头，还记得滑铁卢桥吗？我在那儿的雨中足足站了一个钟头。

卫一鸣的讲述令我动容，我便化身为他对面的歌手，脑海里想着另一个女子。恋爱中的人与他人交换秘密无非两种，一种是忍不住的宣告和炫耀，一种是无处安放的释怀。夏周很好地把握了这场对话，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脑袋里也许也在想着另一个姑娘。我对他写下故事的方式颇为赞许，没有特意的结局，也没有作者禁不住的倾诉，这种文字上的克制与成熟是很多中年作家所不具备的，至少我在他这个年龄还没有。

白鹦鹉在《以黄昏为例》里揭开了身世，像乐至终章时猛然出现的长号，但我没想到夏周会给这位地狱使者安排一场不伦之恋。围绕着这个艰难的创作命题，作者在东京展开了一场奇异的思想试验，他肆无忌惮地安排着另一个世界，却对现实世界中的冷暖一带而过。和光怪陆离的东京相比，那个看不见的世界更为真诚，连邪恶都是纯粹的。跨越生死的爱情总令我们动容，哪怕它阴阳两隔，也能阴间再见，这篇小说那浓烈的结尾似曾相识，我依稀看到白先生杵着镰刀等在桥上的样子，披风挂血，一意孤行。

我猜想这个故事夏周写得甚为投入，所有的铺垫似乎都在为最后的承诺铺土填石，以至于这篇作品虽然饱满浓重，反而欠缺之前几篇的那种形而上的轻灵震撼。当然了，它在这个集子中也并无突兀，对表面洋气现代、实则被传统深度捆绑的东京描写甚佳，和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几无二致。福岛大地震时我正好在东京，当时震得魂飞魄散，无处可去的我饥肠辘辘，信息断绝，便半夜钻进满当当的居酒屋。我至今还记得那个脸上有痣的日本姑娘，“您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她举着酒杯看着我，她的英语柔软生涩，却令我险些落泪。

当我还在纳闷为何白鹦鹉出现在第五篇，而非最末一篇，《哀矜之时》给出了这本书的创作者答案。当所有的故事变作主人公琴下的歌，无力与无奈感跃然纸上。飞速发展的人类社会就像反应堆，让城市中每个精神个体都处于不易觉察的重压之下，在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极大便利之时，人类也被动地交出了自由与爱。我们用效率消灭着情感留白的空间，在付出与回报间斤斤计较，商业世界已成吃人的怪兽，将所有的美好绞做廉价的肉馅。在这样的世界中，单纯的灵魂必定遍体鳞伤。主人公在聆听另一位歌者的悲伤故事时，虽然编出安慰之语，他的心里其实已经泪雨倾盆。他用歌曲记录下这世间悲伤的故事，却无人倾听和感动，就连向他吐露悲伤的歌者也是如此。

回首过去这几十年，我时常有早已过完一生、将来只是苟延残喘的喟叹，不管我身处何方，在这世界的哪一座城市，我都像活在一个窄小的牢笼之中。有人说这是自作自受，我的经历已经是很多人艳煞的存在，疫情三年的世界流浪，在很多朋友眼里更像自由的飞翔。如今蜗居纽约长岛，我总想以笨拙的坚持去对抗这蛮不讲理的时代，却知道成算极微。妥协，一定抑郁；不妥协，照样抑郁。我的世界里没有那耀眼的、可以随时蹦出来指点迷津的白鹦鹉，放眼看去，满天都飞翔着得意的黑无常。

掩卷一吁，是为一叹，仿佛在六座城市完成了一番人心的穿行。我还记得夏周第一次走进杂志社时的局促，因为那幢小楼里八成是来自英国名校的女汉子、见佛杀佛的老油条，进入报社的夏周就像一块慌张的鲜肉，对满屋的姐姐们点头哈腰。我欣喜于他竟能短短数年在文字上走得这么远，竟是报社孩子们中文字的集大成者。虽然笔力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是他那种把握敏感、勇于进入批判现实主义的写法和构建能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同龄者、甚至超越了很多传统作家和知名作家。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精神和勇敢是最大的文学性，哪怕这些故事无人问津，也好过那些印数惊人的庸俗之作。

记得十年前那个周末，我在伦敦金丝雀码头的小公寓里约夏周吃饭，他打着颜色嚣张的领带前来赴宴，夹菜和饮酒都悄无声息。我俩在小小的阳台上举杯畅饮，等候夕阳，那里没有蚊子，只有楼下印度朋友的大麻味伴随始终。我问他将来打算从事什么行业，他习惯地先笑才说话，说自己也不清楚，先走走看看吧。那时候的我不会想到十年后会和他在纽约重聚，也不会想到伦敦和纽约会以这种方式留在他的作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