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39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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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注定是一篇读起来让人痛苦又挣扎的小说。人在生病的时候如同面对凌迟，迷茫中时而希望、时而绝望。贾平凹说他生病的时候时而万念俱灰、时而文思泉涌；鲁迅生病时发誓“一个也不宽恕”！这篇小说的作者真的就经历了一场关乎生死的大病，于是他写出了一场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之间的天人交战，写出了那个难以评判的叫“曹一刀”的人。“系红”显然是一种象征，是脆弱的生命在幻觉中的盼望，那条腰间“红绳”的最终消失，其实是预示着主人公精神深处的解脱。
陈瑞琳
文 | 武陵驿
我看着诊所窗下按摩床上的另一个我是完全平躺着入睡的，这真是个神迹。正午的白光如水，洇湿左右两边的黑色窗帘，睡意抵达四肢百骸，但头脑清醒得很。肚脐周围插着蓝色粉色红色尾的银针，暖融融的，皮下有个活物跳动着，一颤一颤，颇有节律。闭上眼睛，窗帘下垂，在黑暗里，随万物一同均匀呼吸。我思想。长期弯腰半坐着睡觉，累断了腰，白天我尽量站着，站在窗前的我看着躺着做梦的我。曹医师用几个枕头毯子垫高我的枕头。我连续打了数个很深的呵欠，浑身肌肉神经松弛下来，身心露出疲态，我叹息。耳边环绕的全是浩渺悠远的诵经声。这些佛号吟诵再没有引发宗教抵触。在曹医师诊所内精心为我预留的阳光房，音响里的佛教音乐完全不属于这个世界，似睡非睡让我体内走出去另一个我，仿佛同时站着又躺着，有多久没有流水般温暖细腻的梦了，感谢上帝送来这样一位神医，也许得以避开吓死人的开胸术。在中医所述的“子午流注”之时，困扰许久的频繁打嗝现象突如其来地消失了。但，我不明白为什么神迹要出现在这个布满佛像佛经高颂佛号的中医诊所里。起床后，醒来的我缓缓拉伸肢体，与站立的我合二为一，刚随着医师进来的妻未察觉出异常，恢复元神的我当着妻的面赞叹不已：“曹医师真是神医。一下子就治好了我的打嗝。”素来沉稳自信的曹医师停住手里麻利的动作，对于赞美，第一次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我正半卧在床，脑后堆砌四个枕头，我不能平睡快一个月了。他的双目就是武侠小说中所述的精光四射，他从口罩上沿注视着我，目光又像扫描仪闪过一道绿光，来来回回，直到找出症结所在。即使武僧一龙扮成医生，目光也不会这么精确瘆人。当然，他不是少林寺出来的，初见面，眉清目秀的长相短小强悍的身材精光四射的眼神给人以民国技击家的印象。他不露身手，但从长年练武致椎间盘粉碎，可推知他是武林高手，他差点瘫痪，是神奇的中医救了他，他从此弃武，拜名医为师，研习易经针灸。从西安到北京，再到香港，从香港到奥克兰，再到墨尔本，他的从医传奇在网络上到处都可以读到。曹一刀是不废话的。我从奥斯汀医院出院后，右胳膊深静脉植入一根数十厘米长直通心脏的PICC导管，每天需要护士上门灌药，清洗创口，更换敷料，行动十分不便。曹医师闻听不嫌远，百忙中抽一个周末，驱车来到我家施诊。他一出手搭脉，手法颇为古怪，左右手一寸寸反复搭，直搭到肘弯，再从肘部搭到肩头，使我中医出身的妻子看得目瞪口呆。他从小布袋取出尾部五颜六色的银针，在我肚脐周边施针，四针插完，一气呵成，施针部位也不同寻常。他说要从肾虚治。病人八字好，元气足。他郑重地同我妻说没必要开刀。妻尚在震惊中，没有反应。我感激地望着曹医师，他朝我点点头，我好像大罪得赦，安然闭上眼睛。他极为自信，从不模棱两可，他确认我不用开刀，轻轻给我盖上被子，拉上窗帘，在我枕头底下塞入一张小纸片，写着14位数：382600 5400 3300 。那是根据病人的生辰八字按易经推算出来的，要我每天默念，随身携带，晚上压在枕下镇邪。妻在惊悚中熬过最初的心悸，欢喜连天，嘱我每天出门散步必须系红。按华人说法，墨城的风水宝地是龙头所在的唐卡斯特Doncaster。出城往东北10公里，雅拉河右岸，俯瞰唐卡斯特龙头的那个制高点便是鹰山Eaglemont。每逢天气晴朗的午后，可以看见一个红衣男子在鹰山散步，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缓步走来，不疾不徐。那是欧洲战争搅乱世界、中东战火尚未燃起的时候。绕着鹰山盘旋的大路小路成千上万，信步其间，如入乡野，浑然不觉身在四五百万人的维州首府。上班时间，行人寥寥，他可以选择与猫狗相遇，选择在大白天与半空中晃晃悠悠倒抱着电缆穿马路的袋貂相遇，偶尔会撞上机警的野兔和狡猾的狐狸这一对冤家。这里的秋天，与兵荒马乱的外面毫不相干。红衣人常去的是鹰山火车站一带，他后来在一篇文章里把这里写成“世界上最荒凉的鱼薯店”，他感受到的是世上最特殊的孤独。红衣，仿佛救护车的红色爆闪顶灯，既像警报，又像呼救。他走得犹犹豫豫，迟疑不决，他不是迷路，像是在找路。红衣人是我，惹眼的FILA运动衣，大小合身，得赠于教会姐妹派蒂。红衣是一味药，易经药，处方出自墨城神医曹一刀。有时候，在家人陪同下，我们经过许多植物许多云彩许多煎熬许多盼望。年轻时候，我觉得孤独是可耻的，现在，我觉得孤独来自于疾病。本命年。我红衣加身，腰上还系了一根鲜红飘忽的红绳，神医曹一刀亲自给我剪、给我系。信不信由你，红衣红绳，甚至阿拉伯数字全是药，易经药，懂吗，我不懂。他说：“不懂易经，是不能成为名医的”。说完，他特别意味深长地看了我妻一眼。后来，妻似乎是领悟到了什么，对我说：“曹一刀那种手法我在医学院没见过，在儿科当医生也未见过。听一位有奇遇的师兄讲，民间有一种神奇的古典把脉手法，早已失传，曹一刀一使出来，我觉得太像了，不，不是太像，就是出神入化，我真想学。”世上有两个国。健康国是承认双重国籍的，健康与亚健康。而疾病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只接受病人。长期以来，我都是生活在健康国，对健康或亚健康国籍无所谓。然而，人一旦沦落到疾病国，失去双重国籍，真相就袒露出来，病人就是病人。病人遇见的常常也是病人。奥斯汀医院主体大楼建在山丘上，前门在大整修，得从相邻的癌症中心搭电梯到三楼，由天桥绕着去奥斯汀的疾病国。疾病国的天桥很长，光线半睡半醒的，来往行人都是心事重重。在我还没有遇见曹一刀的时候，我的病况极不稳定。三天两头入院，从家走到奥斯汀医院是十分钟，我也就反复走这条十分钟的路。走下鹰山，爬上海德堡山丘，走得很慢，步履艰难，我已出现了二期心衰症状，上坡非常吃力，伴有胸闷心悸。我走得太慢，在熙熙攘攘的病人中间，一眼认出了本地作家三木。他比疫情前老了，慢了，个头由于脊柱弯曲比以前矮了，头发花白了许多，背依然厚实，脚头依然有劲，眼镜耷拉在鼻头。他朝我招招手，等我走近，笑得不太流畅，说话喑哑无力。我无暇细想，直截了当告诉他我来看病的始末：在马来西亚旅行中，病菌感染了我的心脏瓣膜，这种情况是1%的比例，我就是那个1%。情况不太好，有可能要做开胸大手术。“Endocarditis”他从眼镜上面盯着我，念着冗长拗口的拉丁医学名词“心内膜炎”，英语发音也像是生病之人惯有的破音，疲惫麻木改写了他从前神采飞扬的脸容。我猜他有事。结果比想的严重，他也刚出院，做完一期化疗。疾病不如他所描述的那么轻松，强壮如牛健步如飞的旅行家三木，去年尚在北欧的冰天雪地长途跋涉，如今却像我一样老牛破车，把医院当作了目的地，他被诊断出胃癌中期，经过半年化疗，医生说疗效不错。三木好像没把癌症当回事，他说：“我跟儿子说要是你们把我送进ICU，千万不要拔管，只要我的嘴唇在动，不管听不听得清楚，你都要告诉医生，老爸说的是‘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三木的笑话我笑不出来。两个病人在疾病国的天桥上偶遇，没有劲头说笑话，也不想谈文学或旅行，我们谈的是疑难杂症，聊的是替代治疗。三木熟门熟路，大拇指划拉着手机，给我找出一个电话号码，他推荐给我本城一位著名中医，据说该医师常能妙手回春，教危重病人躲过手术刀。 墨城，也像世界各地的文学城市一样，阿猫阿狗龙蛇混杂。在所谓的作家当中，我尊敬的是三木那样特立独行的人。不仅仅因为他退休后花十年时间游历考察东西南北中，亲历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去过危险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废墟，到过人烟荒芜寒冷彻骨的极地，荷枪实弹刺刀闪着寒光的革命丛林等等，更为重要的是，我敬佩他的低调为人和独立思想。记得以前妻也曾讲起教会的派蒂姐妹推荐过什么神医，我并未留意。然而此刻，病人的神经是极纤细极敏感的，连三木也推荐了曹医师。听得多了，渐渐领悟到，这么多人推荐同一个人，不是他们集体得了同样的病，不是他们迷信崇拜某一位神，很可能，是那个人有什么神奇而神秘的治病能力。我第一次拨通了曹医师手机的那天，也是在散步当中，墨尔本秋天阳光疏淡，风追着我和妻乱走，刮得信号忽闪，断了数次，到家门口才重新接上话。曹医师措辞很客气，但话锋尖锐，他根本不认识我，却在电话那头冷冷地警告我：“本命年做大手术就是寻死。”妻转去看篱笆上开得艳紫的花，耳朵却立起来，她听得认真，眉心紧锁。当天晚上，妻开始与我认真讨论替代医疗方式。无论如何，传统医学免去外科一刀之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实手术之苦无所谓，病人能吃苦，病人天天在吃苦，关键是险。切开胸骨，心脏停跳，体外大循环，等于病未愈先尝死的滋味，病人口上不说，心里都懂：最难的是漫长的术后恢复期，以及高达50%可能性的十几种手术并发症。外科医生认为大手术势在必行，但病人为难的是没有一种这么大的手术是安全的、有保证的。术后只要有一种并发症，其后果不亚于我现在的心脏病。以一种或几种并发症去换一种现有的心脏病，很可能是治好了胃病出现肾病，治好了肾病出现胃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后遗症出现再医后遗症，反反复复，如果不治标，几时才是尽头，我们委实难以决断。促使我们下决断的是本城的盖布瑞拉教授，她是大学人文学科带头人，也是富有爱心的社区志愿者领袖。作为朋友，她极力劝阻我做开胸手术。她先生刚在数月前的一起潜水事故中去世，也是心脏病。她的好友，一位澳洲名导演开胸，上了手术台没有下来，主刀的是澳洲著名的心脏外科一把刀。而她另一位好友开胸后，好歹挨过了漫长术后恢复期，却不得不以与妻子离婚收场。心脏停跳将无可避免地急剧改变一个人的性情，往往导致精神疾患后遗症，她讲的都是实情。最后，她郑重其事介绍一位擅长针灸气功的神医给我，据她说许多病人都悔之晚矣，如果早些去看神医，就不用挨一刀。我心头一动，随口报出了曹医师的名字、诊所地址。南半球很大，墨城很小，中医圈更小。你可想象出教授的惊讶，她说的跟我报的是同一人。从此，我们管助病人免于一刀的这位曹姓神医叫曹一刀。第二次就诊，妻驾车送我去城东南的诊所。曹一刀给我预留了阳光诊室，垫高了枕头，再给我加上一床毛毯，把窗帘拉严实，有事打铃叫人。当我在阳光房里小睡时，他照旧请妻在客厅里喝茶。给她详细解释易经原理：“按你老公的八字命理，阳气充足，明年一定可以逢凶化吉，即使他要做手术，起码也要挨到明年三四月份，才有平安。”曹一刀在病历纸上写写算算，写的不是病情，而是一连串奇怪的数字。我起床后，看到他在纸上为我数算清楚的未来，不禁面露尴尬。基督徒岂能接受算命之类的玩意，虽然我们已接受了很多奇怪的药（诸如红绳红衣数位等等）。我看向妻，她也正看向我，目光的含义很复杂。她开口说起奥斯汀医院所做的手术指征。只要讲到西医，曹一刀便控制不住愤怒。他打断妻的话头，直言西医治坏了不少人，他的不少病人都是西医的受害者。西医凭借所谓科学地位，不光明不公正地垄断了整个医疗行业，中医长期受歧视受压迫受排挤。西医在他看来，简直就是当代十恶不赦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海外华人迫切需要树立信心，振兴祖国医学。他要求我尽快停掉西药，比如，我也非常讨厌的呋塞米（Furosemide）。妻心中没谱。每日服用呋塞米，有助于心脏排水功能，但长此以往势必致体内电解质失衡。她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当然是支持中医的，她大舅还是很有名的中医大夫，在上海有过不少成功医案。她也相信曹一刀的医术。然而面对我这个医案，重大病情，陌生挑战，加上至亲关系，一时间，素来大关节把持果断的妻也乱了阵脚。回家后，她跟送我红衣的派蒂姐妹讲了一晚上电话。派蒂的个人医案听起来很有意思。一次腹痛急发作，她深夜致电曹医师，得到指点，去找一块明黄色的布，急切中，她剪坏了一件她祖母传给她的贵重旗袍，将扯下的黄布裹在腹部，不久，腹痛消失了。这样的神奇事例在曹一刀那里数不胜数。他医好了派蒂的偏头痛和便秘。但，医学训练背景让妻始终不满足，因为曹一刀缺少令学医之人信服的资料化实验化的医案。“你能要求中医提供什么样的医案呢？”我反问她。为了安慰妻，我说：“古代没有现代科学，当时的人要解释医学现象只能用类比，例如，风寒暑湿燥火来解释，这是古人听得懂的语言。今人难以理解古人说，有什么奇怪。”妻挣扎了两天后，才表示可以试一试停药：“西医的四液说不见得比中医易经说阴阳五行说更科学，炼金术不见得比中草药更高明，放血疗法也不比针灸更先进，中医虽说是黑箱运作，它的医理是不可思议的，也许，不能因为不可思议排除它的有效性，毕竟无论东西方，医学起源本身就含有一些巫医成分。”在思考问题方面，有时候，她比我理性全面。不过，我们天天期盼着奇迹发生，宁信其有，于是决定妥协，将每天呋塞米剂量先减半，两天后，完全停药。神迹，事实上仅仅维持了数小时。打嗝现象从未真正消失，在施治脐针后消失，过三四个钟头重新出现。停药后，我重新出现了痰中带血，在不得已情况下，我恢复了服药剂量，而我一时间竟忘了系红绳出门。曹一刀发现后很生气，背着我把妻训斥一番，妻很委屈，但撅着嘴气鼓鼓地顺从了，她再次减少了我的服药剂量，并每天督促我系上红绳穿上红衣。我感到特别疲累，起初以为是病弱体虚，但，不同寻常的疲累伴随着每次治疗一再发作，愈演愈烈，叫人不得不怀疑起两者间的关联。我不是一个疑心病特重之人，然而每次治疗，带着脐针睡两小时，之后四五小时精神焕发，到晚上六七点钟，却又被妻发现累得晚饭也吃不下，必须回头补睡。曹医师告知正邪交战正酣，身体出现疲劳症状是正常现象。然而白天睡多了，晚上反而睡不着。失眠症不曾改善，越来越恶化，而且，我的左脚面忽然红肿。曹一刀验看完我肿得老高的脚背，一言不发，在我的右手背（他认为有效的对称治疗位置）上做针灸，便拿起蓝色记号笔，在我胸口心脏部位画上一连串星状符号，又用手指在我胸腹部不断凌空书写符咒，口中念念有词。画完符，他叮嘱我继续观察失眠症，并拉上窗帘，加上毛毯，塞给我一个呼叫器，带上房门，出去与妻坐在客厅喝茶。当我在阳光房小睡之际，曹医师在外间谈兴正浓。他似乎很满意妻的每日督促，夸奖她天天发短讯汇报病况，整齐得像写病历，他的医嘱妻都懂，非但懂，且能有所发挥。这其实并不奇怪，她中医本科学过全部中西医基础理论，出国前，在上海三甲医院当医生的日子天天写病案。曹一刀鼓励妻重拾中医，妻犹豫了，她推说不行不行，十来年不从医了，学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曹一刀兴奋得双手直搓，他更满意于她的谦逊，要立刻收她作徒弟，妻坚辞不就。妻后来把这经过告诉我，她十分不解，曹一刀是本地名医，完全可以从众多有才之人当中选择可造之才，不必盯着她这样碌碌无为的家庭妇女。我想起这次我们离开诊所前，曹一刀的确是满脸惋惜，若有所失，他特意对我说过一句：“你妻子这么好的资质基础，现在拜师学《易经》，大器成，时未晚。”家门口放着一件FILA大红运动套衫，我的尺码。外加一袋余温尚存的西式点心，以及一张没署名的问候卡片。妻说一定是派蒂。果然是她。教会的派蒂姐妹来自文莱，在城区与她先生一起运营一间粤菜馆。她细心体贴，特地买了一件大红运动衫，连同她先生亲手烘培的饼干一起悄悄放到我家门口。我老老实实穿上那件FILA大红运动套衫。不管有没有用，天天按医嘱系红出门。下周，门口又出现了一大束红色康乃馨和两盒走地鸡做的海南鸡饭，花来自教会婕斯敏姐妹的后院，海南鸡饭来自她在唐人街当大厨的先生之手，她先生是祖籍海南的泰国华侨。来自教会除了礼物以外，还有许多祈祷和祝福。不过，阳光在秋日的晴空里四处喧嚣，我和妻都陷入了沉默，似乎无力承受上主的祝福。身为基督徒，我们对此怀有无可消解的歉意和负罪感。我们都知道无论《圣经》还是教会，皆明文禁止红绳红衣数字诸如此类的巫医迷信。避开妻，我穿着红衣，系着红绳，看着花瓶里红色康乃馨，在电话里，跟三木简要说了大致情况，自我检讨说：“面临开胸术，小仆真是昏了头，病急乱投医。”
病人与病人出于同病相怜，常常更能相互理解相互勉励。对于曹一刀所开的药所画的符，他只是聆听，他了解我求助替代医疗的全过程，但他不予置评。他也是信上帝之人。但他总能勒住他的舌头。他还在做化疗，我问他几时做胃手术，他却说：“上周末儿子也问我什么时候做手术，我说我关心的是葬礼。我给葬礼写了一份悼词，但我怕儿子读不出我想要的轻松幽默，我跟儿子说我真打算来我的葬礼上致辞，叫他不要害怕。”我还是笑不出。他用微信发来几张油画习作，他说：“不讲笑话了。讲真的，上帝为我打开了另一扇门，学习毕加索绘画，小有所成。如果画满50幅，我就要正式开始创作我的风格。养病也使我得空整理旅行笔记，数十万字，加上照片，很快要结为一册出版。生病也有一个好处，人不得不静下来，讲讲笑话，做做真正喜欢却从未有时间做的事。做一个病人，才觉得生命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刻更丰富。”因为是心脏病治着治着治出了脚肿。曹一刀针灸画符念咒之后不见好转，痛得睡不着觉。凌晨，左脚红肿难当，妻不得不将我送急诊，出院一个月内两度半夜送急诊。医院仍按常规给我用抗生素治疗，曹一刀闻听勃然大怒，他对妻扬言“要是不相信他就不要治了”。我们很不安，再三说明这是急诊不是故意去找西医，并保证这是最后一次送医院急诊，他才消怒。妻不死心，希望能开些中药配合脐针消肿。曹一刀回绝，他坚持如今的中药材重金属指标等不合格不能入药，病人吃了反为其害。妻问他如果不送急诊，急病如何救，曹一刀说中医有急救妙法，他教了一种撞墙功法，以背撞墙，吐气开声，每天三次，每次三十趟，预防心梗，兼做急救。我便依言每日做撞墙练习。每次诊疗，曹一刀通常在我脐上留针，留针时间越来越长，可是我的失眠不见好转，反而恶化到某晚气血翻涌，久久无法平复。我翻身坐起，一把扯掉了留针，妻十分惊惧。入夜睡不着，我抱着毯子搬到楼下客厅独坐，胡思乱想中，开始反思这种新颖的脐针疗法是不是真的有传说中那么神奇。已是半夜，楼上妻在电话里还与曹医师不断争辩，声音偏大，语速过快。她暴躁起来比我更像心脏病人，她更放心不下楼下人的安危，拿着手机边说边快步下楼。我将一根手指竖在口上，她挂断电话，对我说出她多日来按耐不住的隐忧：与医师多日反复交流，她发现他完全不懂解剖学。争论良久，自然又回到了中医的黑箱原理，事实不容争辩，中医从古至今并未对心脏瓣膜病有过什么明确诊断或病理说明。妻说她是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不假，但她的医理基础却是西医解剖学奠定的，她做过中医师，不过，她从不否认西医的重要性。曹一刀学武出身，也在医学院进修过，从他贬低西医的口气看，像是从未真正认识过西医。在我错愕之余，妻向我声明，她放弃从医多年，不是为家庭为孩子为先生作牺牲，她是不适合从医。她孱弱的体质不适合三班倒没日没夜奉献的医生职业。曹一刀从未放弃收她为徒的想法，在澳洲，大概遇到一个中医科班出身、有临床经验、能听懂并接受易经医学的人，机会实在太渺茫了。妻却一直不给面子，再三婉拒：“为医不光要有仁心，还要一个好身体。像曹医师这样。而我身体实在太弱，做不了好医生。”画符念咒脐针治疗统统无效之后，从第四次治疗开始，曹一刀的态度变谦和了，口气不再武断。但他坚持不开中药方剂，只是施针，他检查了我的红衣红绳，沉吟半晌，若有所思地说要改变治疗思路，如果能打通全身血脉，病灶必会消退。我没有面露喜色，妻反复问有没有以前成功医案作参考，曹一刀委婉地说病人还是要相信医生。这一趟破天荒，他没有留针。他指着坐在门口候诊的一个西人老妇给我们看，说得依然干脆有力：“那个老太太也是心衰，西医治不好，是我用撞墙功把她救回来的。想想看，她那么大年纪怎么能挨一刀？”一个疗程结束。曹一刀希望再加一个疗程，我们应承了。离开诊所，妻开车载我顺道去接女儿放学。车到学校，我气血翻涌，胸闷异常，无法安坐车内，我焦躁不安，面红耳赤，身体左半边冷，右半边热，左手冷汗，右手热汗，一个人好像被拆成两半，一半烤火炉，一半入冰柜。妻要立即将我送急诊，我拒绝了，宁愿一个人在学校停车场内来回走动。熬了一个多小时，状况有所缓解，我坐回到车里，擦着头上的虚汗，直截了当对面色惨白的妻说：“不能再吸鸦片了。”我始终有怀疑，此刻，我断定每次治疗都像是吸鸦片，吸完精神抖擞，过后每况愈下。神阙穴，也就是肚脐，与人体十二经脉相连，跟五脏六腑相通，其特殊性是其他任何穴位无法比拟的，养生学称为保健要塞。我感觉这座要塞里的元气被脐针搅得天翻地覆，日渐消散。晚上，我要求妻想方设法查这种脐上扎针的疗法有没有治疗心脏病成功的案例。妻对曹医师不提供医案早就心生怨气，转而询问在上海的大学同学，回说“脐针有听说，但没听说有治心脏病成功案例”。又说神阙穴乃先天之结蒂，后天之气舍，人体任脉要穴，属于长寿穴，自古以来是针灸禁忌，易灸不易针。不过，近代也有个别激进门派主张启动生门，补阳气调百病，培元固本，安神宁心，调和气血，通畅经络。看来曹一刀走的是那一门派。最后，妻做名中医的大舅由上海致电，他的回答最直接：“心脏瓣膜病只有找西医，准确说不是西医，是现代医学。”大舅一言指破迷津，他说西医与中医，不是什么两种医学门户之争，而是不断纠错不断进步的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之间纠缠不清的角力。今晚的鹰山很黑，风很大。结婚二十多年，妻和我第一次坐得这么近，却不敢放肆坐到我腿上。她小心地挪动，将我当成了瓷人，这可不像当过医生拿过手术刀的人。我苦笑。她摸着我的耳垂，风大了，天冷了，冬天来了。她受苦。比我苦。她说：“我再苦也不能减轻半分病人的苦。”我感受到的不光是病人的苦，还有这种苦正在一分一分压进她小小的身子骨。天底下可以设想的最悦耳声音在我耳边：“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是什么？”耳畔的男声是天使发出的。他说：“我会给些东西，让你舒服些。”他说的是英语，他给我的是世上最好的东西，我是在ICU，我记得，一点也不怀疑。甚至，想起来我是在周日下午入的院，预备手术花了半天时间。现在，是哪一天？几点钟？白天还是黑夜？不知道。其他，什么也不记得了，什么也不能多想。但我很欣慰，我不怕了，世上还有什么比无需惧怕更令人欣慰的事，这是当心脏重新跳动的时刻。如此，算是死过一次了。再世为人，滋味真好，a second chance, 我想, 手术终于结束了。黑暗。点点绿色荧光，以及飘忽的白光，都是微光，在黑暗的水流中浮动。黑暗是两岸的，其实，河有看不见的第三岸，这条黑暗之河是三维的，有相当于高度的岸。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说过的微光，就出现在此刻的第三岸，我的喉咙里塞着什么东西，像快要淹死的鱼，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water, water……”自己说的是英语，似乎可以判断无疑，理性回来了。心立刻安定了，生命的搏动尚在心脏这里，手术应该没有失败。并没有痛或酸之类预言的不适，口渴压倒了一切。耳边那个浑厚的男声在低语，听不清什么，但，我分明感受到了固体的冰冷在齿间，可以嚼碎的寒意，一种固体，融化在口唇间——冰。又睡过去了。在入睡之前，我想到的是，麻醉师做过技术解释，这不是深度睡眠，而是医学意义上的“昏迷”。梦中，一如入院前，我再次问麻醉师：“心脏要停跳多久？”麻醉师看出我的不安，笑答: “手术预计三小时。也可能更长。看开胸后的具体情况。我会让你睡得长一些，大概睡到手术日晚上，你醒来不会太难受。”相同的问题，我问过我的手术医生，记得他的答案是“术后头三天，要克服感染、肺炎和心律不齐等等十几种并发症”。麻醉师的反应却与术前做辅导的那个亚裔小医生几乎一致：“我们每周都做这种手术，很成熟。”折磨一度使我非常烦躁，以至于日益渴望上手术台。但这些苦涩记忆忘得惊人之快，这很奇怪，无论是主观淡忘还是客观上淡忘有利于康复，总之，要死要活的生理病痛开始利用忘却系统来全面欺骗我的感知。那时候，腰间仍然系着红绳。不再去曹一刀诊所之后，替代治疗失败使我彻底安静下来，安静到不祷告，语言是有限的，虚弱的，伪饰的。除了散步以外，我被疾病强迫乖乖待在家里。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贴近我。妻包揽了车夫厨师营养师护士医生管家等等诸种角色，在她软硬兼施下，孩子们开始学做家务。洗碗机坏了，上中学的女儿帮着洗碗；黄叶飘落满地，上大学的儿子当上园丁，甚至修好了一扇落地玻璃门。孩子们一夜间长大了，他们谨慎地回避谈论我的病情，也许尚不能承受一个软弱的父亲形象。在他们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到处跑闲不住搞得定的工作狂。可我确实搞不定了，变成一个吃闲饭的旁观者，一个生活的局外人，一个被宠着被架着被搁在玻璃罩里的瓷人。有一天，妻神色激动地来找我，她在YouTube上看到一段台北医生的医学专题影片，呼吁不要在公园里拿撞墙当晨练，已经发生了撞墙撞到主动脉破裂的严重病例。我极力劝阻，但拦不住，妻满面通红，气冲冲当即给曹一刀发去一长段手机信息，规劝他学习现代医学理论，不可再教病人练撞墙功。曹一刀破天荒没有当天回复。第二天，我收到他的短讯，也特别长，听说我的病情稳定，他放了心，问我是不是不继续疗程了，如果是，也行，他希望我能挨到明年两三月再做手术，避开本命年。记住哦，非常重要。曹一刀从来不曾这么温柔体贴，他很无奈，他仍然不甘心接受输给西医的现实。听我说完，妻纠正说：“不该叫西医，那是现代医学。”清早五点钟，护士唤我起床，发现我坐在床上拿眼睛瞪着她，她见惯了，给我一块黄褐色肥皂洗澡，剃毛备皮。在进手术室之前，韩国口音的护士才大惊小怪起来，指着我的腰，腰上系着一根红绳。我不想解释。除下了红绳，莫名想起了陷入胶着状态的乌克兰战场，假如有一根红绳给交战双方，世界会不会变得美好一些，可是谁又能给不平安的世界系上红绳？上帝为什么要给我如此惊心动魄的际遇？如果生命下一刻即将终止，世上最不平安的事很可能不是什么痛苦死亡，而是灵魂并不存在。如果人死如灯灭，没有来世，也没有永生，那么人最大的遗憾又是什么？我的胡思乱想突破了教义和伦理的双重约束，我默默看着妻离去，心里与家人道别，细数着人世间的种种遗憾，数不完的遗憾里面，最大的就是来不及跟一些人一些事道别。终于，却不是意外，收到了曹医师的手机短讯，有一大段，大意是祝愿手术顺利。他是如何得知我的手术日期，不得而知。正如中医并不仅仅属于中国或汉族，西医也不是西方的专利。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较量始终不会结束，但两者间的合作共赢是不是也可以期待呢？我盼望能有一根结束中西医较量冲突的红绳，但我晓得没有。不知道术后墨城会不会流传一个关于我和曹一刀的故事。在失去意识之前，我只期望快快做完手术，无论结果好不好，似乎生死是另一个人的事。当我出ICU的第一个早晨，主刀医生马特兰尼斯步履轻快走进病房，手舞足蹈，给我形容手术如何如何beautiful（漂亮）。看到我垂头丧气地表示感谢，他忽而不说了，踮着脚尖快步走出去，午前护士进来告诉我，马特兰尼斯医生停了我的特效止痛药。也是那一刻，我忽然惦念起曹一刀来，莫名地盼望着收到他的短讯，然而，没有他的消息，记忆似乎就此中断。术后是很无聊的一段时间。发给三木的短讯都如泥牛入海。无消息，不是好消息。我收到了友人传来令人震惊的坏消息，三木走了。那是出院一月有余的日子，睡眠休息，大量药物，复诊，超声，X光，去健身中心，与病友汇合，天天周而复始，坏消息还是来了，突如其来，搅乱了我艰巨而单调的康复期。他们说三木在其新书发布会后三天失明，入院不久，便转入医院八楼临终关怀。他的病恶化之快、他求生意志之强，都惊到了医护人员，在往生前，足足撑了八天。另一个惊人消息我先猜到了一半，三木没有做手术，他签字接受一种新抗癌药实验，一度疗效不错，但最终癌细胞悄无声息扩散到了脑部。我看着手机屏幕，心脏又抽紧了。是不是曹一刀令三木放弃了手术，恐怕永远无从得知。三木是自信坚强的，他也信上帝，他作了科学实验的先行者，我宁愿相信那是他的选择，正如他选择用十年时间走遍地球上的陌生疆域，把对世界的宽容、对人的爱、对未知的好奇惧怕统统化为他的画和文字。东区的博士山殡仪馆，是春天里一个巨大的神性静物，过往行人车流在匆匆中，不会注意到它周身环绕的洁净光辉。三木的葬礼如他本人，内敛而从容。参加者寥寥无几。我和妻赶到，葬礼刚好开始。遇上好天气，我的胸骨尚未完全愈合，胸口时有针刺感，有时气短气喘，活动上肢牵动胸口肌肤，常常产生不适，但我还是上前伸展双臂，拥抱了三木的儿子。他是一个矫健魁梧的年轻牙医，继承了乃父的容貌。他让妻子将三个孩子带下去，拿出手帕擦拭眼睛，用英语说了一段父子间的知心话。他邀请来宾发言，一位三木生前的好友立刻起立，对棺木三鞠躬，即兴发言：“三木兄同我一样是上海来的留学生，我刚来澳洲那会儿就住在他家里，我们吃过太多苦，他天天给我讲笑话，从不说苦，他是最热爱大自然的，他老是说花开花谢无依无偎，活得比人有味道有魅力；他说鸟也活得比人拎得清。鸟叽叽喳喳后无声无息，你晓得天黑了。鸟嘻嘻哈哈胡天野地，你晓得天亮了……”身后窃窃私语声渐起，有人用羡慕的口吻讲三木好福气，事业有成子孙满堂，走得没有遗憾。还有人附和说三木新书也发布了，他是全部安排妥当了才走的。妻在皱眉。我同意，这些置评不免有旁观者的隔膜和矫情，人生哪能没有遗憾，三木走得突然，六十来岁年纪，有人说真正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还有许多地方未去许多文字未写许多画未完成。三木儿子在台上邀请更多友好自由发言，但我没上去，什么也不想说，掉头望向彩绘玻璃窗窗外喧嚣的春光。我想，是光的发生、移动、变换，造就了人对这世界的种种偏见误解，但，我分明看见窗外有一个人行过死荫幽谷，得了第二次生命，去往鸟和花所在的地方，我记住了他的模样，那一个三木刚才悄悄在窗前流连，在大家怀念他议论他的时候，他转身悄悄走了。三木在我记忆里永远是行走中的，背着双肩背包，拖着行李箱，孤帆似的背影，大海似的沉默。妻握住我的手，十指紧扣。坐着的我气短发作，胸口有些紧，一时间无法正常讲话，但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受到她指头上的力量。站起的我发现坐着的我腰上什么也没有。红绳不知去哪儿了。再没有曹一刀的消息。坐着的我在回忆里睡去，任由那个站起的我走向馆外的尘土飞扬。春天毕竟来了，好天气是过于明媚过于寂寞的，可遇而不可求，仿佛我们过于短暂的生命，不完美，不完整，不干净，却生龙活虎，作势欲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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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驿 澳大利亚华文作家协会（ACW）会长。小说见于《芙蓉》《江南》《广州文艺》《幼狮文艺》《长江文艺》等，入多种年选。诗歌刊于《创世纪》《乾坤》和《白银》等，评论偶见于《文讯》《中文学刊》。已出版《水蜘蛛的最后一个夏天》《骑在鱼背离去》和《敲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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