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4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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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不仅仅是对于本文的作者黄宗之，或者对于背井离乡的海外华人，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任何人一旦离开便难以返回。从前的山水城阙、世故人情，被崭新的建筑学、经济学、政治社会学，雨打风吹去。所谓故乡，就是亡故了的家乡，只能在记忆中、文字里，独自重建，风情各异。
文 | 黄宗之
我的故乡在衡阳，它位于湖南的蒸水、耒水和湘江汇合之处。这个位于中国南方的城市对许多人来说，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然而，由于它是我的出生地，便成了我的故乡。如今，我是一个远离故土的游子，每当我听到“衡阳”二字，心头都会不由地感到一阵温暖，身体那条最敏感的神经就会被触动，从而在我的心底深处激起一阵波及全身的涟漪。![]()
母亲曾告诉我说，她是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被我的父亲黄健用一辆木板车拉进城郊的衡阳地区人民医院（现名：南华大学衡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生下我的。母亲曾说，她蜷曲在产科病房亮着昏黄灯光的长长过道的临时加床上，经历了整整一天割肠绞肚宫缩的疼痛折磨后，才被移进燃了一炉炭火的产房里，躺上铺着洗得发污、留有残血斑迹白色床单的产床。接生的妇产科医生将厚实的双手，重重压在她高高凸起的肚子上，把我从她的下腹朝脚的方向推挤。她经历了全身一阵短过一阵的痉挛和一阵强过一阵的疼痛，忍着医生在她岔开的僵硬双腿之间，用锋利的剪刀割开一个大口，拼命用劲，才硬把我逼出她温暖的躯体。我想象不出，我是怎样从一个黑暗的隧道中被医生拖出来的情景。但我能意识到，我的生命的诞生伴随了母亲需承受多么撕心裂肺的尖利疼痛！母亲还说过，她在我出生之际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因为她在生下三个女儿之后，终于有了一个男孩。母亲说，几天后，我的父亲用同一辆板车把我和她拉出了医院的大门。那是朝阳初升的清晨，父亲艰难地拉着满腹的喜悦和希望，快乐地行走在被阳光照耀得通亮的回家路上。母亲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去了一个我不熟悉的地方，“家”。那儿是我后来生命旅程中一个始终如一的驻所。那里面有三个比我大两至七岁的姐姐：黄晓慧、黄金陵、黄渝生。我的家位于衡阳城西一个取名为“西湖新村”的村子里。这个所谓的村子，并非人们故有概念里，在乡下所见到的那种住着耕田种地的农家，依山傍水、炊烟缭绕，一派田园风光的村庄。它是解放后最早兴建的一个城市居民小区，小区里整齐地建有四排两行共八栋砖瓦平房。每一栋八户，整个村子里住有六十四户人家。八栋住家的门牌编号由“争取世界、持久和平”八个字组成，我家是村子南边第二栋第五家，故而，住址是湖南省衡阳市西湖新村取字5号。那时候每户人家的居住面积很少，一家人仅有一间住房，两家人共用一个厨房。两家的前门紧挨着，后门通向共用的厨房。房屋的前后都有一块不大的空坪，相对应的两栋住家的空坪之间有狭长的小路，路两边每隔一段距离种有苦楝子树。那个城郊的村子在冬季是沉寂的，在寒冷冬日下雪的日子里，白雪掩盖住原本黑色的瓦屋顶。房屋的外墙是糙白色沙土粉饰的，偶见有墙壁上沙土剥落，裸现出底部的砖块。在沙石与白雪的衬托下那砖块显露出炉窑烙下的色彩，血一样鲜红，给萧瑟冬日苍白的天地和色彩单调的村子点缀出活鲜生命的印迹。我记得村子的南边曾有一座破庙，它是我记忆的发源地。庙不大，只有一座供人烧香许愿的泥菩萨，面无表情地孤独守着没有和尚尼姑主持的庙宇。三个姐姐曾带我去过庙里捉迷藏，几间破屋几截断墙让我经历了掩藏住自己而感受快乐。可惜，这座破庙在我四岁那年被拆掉了。由于那座庙宇给了我最初的欢乐，它的砖瓦是从我的心坎上被一块一块撕去的。我的心被撕出了血。![]()
拆掉了庙宇，我的心空出来一块地方，视线没有了遮挡，我可以看得远一些。站在家门口，我看到村口处的郊区农舍和村子南边的一大片水塘。农舍的墙是泥坯砖砌成的，十几户人家屋檐相连。农户家门前有一条长长的泥走廊，走廊的边缘是用石块砌成的台阶，一条不宽的小路在台阶下面一直通到村外。农舍后面有一间间矮矮的猪栏，泥土墙齐腰高，平平的屋顶盖着稻草。每一间猪舍都圈着一两只猪。农舍前面空旷一片，有一条小路通往纵横交错在几个水塘的堤埂上。夏季来临，水塘里长满荷叶，碧绿的荷叶间绽开着一朵朵花瓣白洁染着水红色边的荷花。到了秋天，一些荷花调零了，枯萎的叶瓣上竖挺着细长的茎杆，它的顶部敞开着翠绿的莲篷，孕育着一轮新的生命。在无云的夜晚，我走在水塘边，听荷塘四周风声蛙鸣，看荷塘的上空月明星稀。到了冬天，捕鱼的季节，水塘边总是围满了人。姐姐抓着我的手，随村里的男女老少涌到狭窄的塘埂上。打鱼的青壮年男人赤裸上身，腰间围着洗澡毛巾，跳到水塘里，拉开捕鱼网，从水塘的一头把鱼网拉到另一头。人们前呼后拥，推推搡搡，在塘埂上仰头踮足，观赏成百上千条大小鱼儿被渔网逼出水面，搅起满塘浪花，跃出一池粼波，与命运作最后的抗争。每年捕过鱼后，水塘里的水被抽干，我们村的一大群小孩跑到尚存少量积水的鱼塘里，踩着淤泥和砂石，从中捡田螺、抓小鱼、拾小虾。村子的早晨不乏热闹。六十四户人家的偌大村子，一两百号人共用村里两座厕所十几个茅坑。天刚一亮，人们早早地赶到村头，茅坑被占满后，不得不在厕所门外等候，憋着经过整整一夜积累的大便，盼望轮到自己一泄而快的轻松。厕所门前有时等待入厕的人多时，女厕门外的妇人们便论长道短，嘻嘻哈哈不停说笑；男厕所例外，男人们不太多言，多半是在安安静静地抽着纸卷烟。清晨有从附近郊区的农民大叔来掏大粪，把空空的大木桶放在男厕入口处敞开的便池边，用长粪勺把一池大粪搅得臭气熏天，随后挑起满满两大桶粪便，任粪水滴滴答答流淌在路上，心满意足地离去。每户人家照例在早晨干一件同样的事情。打开房门，把搁在家里的马桶提到门口，等收购小便的农民吆喝声传近，把黄澄澄的小便倒入农民担来的木桶里。最初，每天早晨收购小便的农民到达时，我的母亲便拿着一个小本子跟在农民的后面，给村里的每一户人登记倒入农民尿桶里的尿液量；然后，在年底捕鱼时，生产队送来一些鱼，母亲按照记录下来的各家一年内累计的尿液多少，分配给几条鱼。后来，母亲外出工作，登记尿液的活儿交给了另外的人。我的三个姐姐轮流负责把马桶提到家门外，等着农民挑着马桶来到家门口，她们把尿倒进农民的桶里，然后提着马桶去水塘边涮洗。年幼的我常在清晨起床后，傻傻地站在家门口，听着从南边水塘传来不间断的涮洗马桶声，闻着弥漫在空气中大粪溢出来的恶臭，嗅着猪圈那头飘过来从城内收集来的发馊的猪潲气味，听着大人们离家出门去外面工作的相互吆喝声。周末的白天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三个姐姐与一群女孩子跳橡皮筋、踢毽子、跳绳。我与一些男孩疯玩，不是把小木棒放在地上打根，就是一伙一伙地堆在一起摔交，要么钻到水塘里游泳，或者跟着牵了一头大公猪的老头追到一家家猪圈，或守在猪圈围墙前观看躺在地上的母猪给腹下偎依的猪仔喂奶。有一次，我在打根时，左眼不幸被飞来的一根木筷打中，次日早晨起床，眼角膜发炎，白色的浑浊挡住了光线，我的左眼失明，什么也看不见。父母着急地送我去地区人民医院眼科住院治疗，经过眼科凌主任悉心医治，我才重见光明，仅在瞳孔外侧的眼角膜上留下一丁儿永久的疤痕。我在西湖新村住了十几个年头。四岁之前，父亲上班，母亲没有工作，留在家里照顾我们姐弟，一家六口人仅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生活。母亲当家不易，别人家孩子有玩具，我们家没钱买，母亲自己动手用各色碎花布缝制小猴子、小兔子给我们玩。买不起衣服，母亲自己给我们缝制。冬天寒冷，母亲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和哮喘，但天没亮就起床，生火做早餐，升好烤火炉，把我们要穿的衣服烤热，让我们穿得暖和。夏天炎热，母亲晚上先在门外坪里架起竹板床，让我们在外面睡觉，帮我们搧扇驱蚊，半夜天凉了，又把我们叫回屋里就寝。我出生至四岁，家里有三个姐姐陪伴。大姐黄晓慧在我出生那年进小学读一年级。第二年，比大姐小一岁的金陵姐也进了学校，家里只留下比我大两岁的渝生姐和我作伴。家中有母亲在，姐姐放学后，会陪我玩耍，在贫穷的日子里，我们无忧无虑、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慢慢成长。父母都吸烟。父亲的烟瘾重，家里没钱买盒装香烟，父亲托人从乡下买来烟叶，晒干后，把烟叶卷成硬硬的圆筒状，然后磨快菜刀把烟叶切成细丝，与剪成四方形的薄纸片一块保存，吸烟时卷成喇叭筒抽。每天晚餐后，父亲都会拿出两张小白纸片给自己和母亲各卷一支烟。他把一小撮烟丝放在纸片中央，卷成喇叭筒，然后用舌尖在烟纸外舔上唾沫，包好后递一支给母亲。他俩含到嘴上，划火柴点燃，“巴巴巴”地吮吸。我们站在旁边，闻着烟香，看着一缕缕青烟从他们的口中喷薄而出，在屋里弥漫。后来，父亲买回来一个小巧的木制卷烟机，周末我们一家六口人经常聚齐在一起包烟，一次卷上好几十支烟，放在纸盒里保存。有一段时期买不到烟叶，姐姐们带着我在家附近的街道上，沿途给父母捡地上丢弃的烟蒂，拿回家让爸妈重新卷烟解瘾。村里的人家都很穷，小孩儿常邀约到郊外荒地挖野菜。三个姐姐常带上我跟着一群小孩同行，跑去远离城市的郊外。我们提着篮子和布口袋满山满野跑，在荒草和落叶覆盖的泥土地上寻找可以吃的野菜。春天是挖野菜的最好时机，那时节，野菜生长茂盛，一场大雨后，湿漉漉的山坡上常可以捡到软乎乎黑糊糊的地菇。我们会有不错的收获，家里的餐桌上除了采摘到的野菜，还有一盘炒地菇。村里的男孩们偶会带着我去附近农民的地里偷菜，趁没有人路过，从菜地里刨出一两个地瓜或胡萝卜，泥土也没擦尽，塞到嘴里吃。饱食一顿后，我同他们躺在太阳照耀下的草地里懒懒地睡上一觉。1958年大跃进，家里的锅子被送去炼钢铁，村里的大人小孩集中到公共大食堂吃饭。各家用不着厨房煮饭了，村委会因地制宜，把村子里的北边两栋房子改为公共用途，“和”字号一栋房子改用作大食堂，“平”字号办起了幼儿园，让住在这两栋房子里的住户搬到其余六栋房子的厨房居住。各家用的热水和饭菜不用自己打理，均由集体食堂提供，每天我们提着热水瓶去大食堂排队打开水，每餐饭也在大食堂吃。开饭时各家从厨房领出蒸好的米饭，买一份菜。开餐前，小孩们总是早早地跑去村里的大食堂，坐到离食堂蒸饭笼近的门边等着开饭。那儿是我流连忘返的地方，四、五岁的我挤在坐着一群孩子的中间，只要有人走进食堂，厨房师傅把蒸饭的大蒸笼盖子打开，便有一股香喷喷的米饭气味从蒸笼里飘出。这时，我会闭着两眼，朝肚里吸气，幻想那股香味犹如一颗颗白米饭飘进我的嘴里。父母回家后领出我家蒸的一钵米饭，划分成6份，分给我们吃。三年自然灾害，家家过着苦日子。我们经常吃用三等面粉掺了很多菜叶做的菜粑粑，没有油，吃起来既没味道也噎喉咙。我们去郊区农田扯野菜煮稀饭吃，到乡下拿来糠饼用火烤熟吃。烤黄的糠饼很香，可吃饱了肚子却解不出大便。父母营养不良，他俩时常把腿抬到凳子上，用手指在小腿胫骨前按压，检查下肢的水肿是不是加重。街上来往的人群里，全身发肿的人不少，有人走在路上，倒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父母得了水肿病，虽然他俩被百货公司安排到单位营养食堂吃饭后，挺过了那段最艰苦的日子，恢复了健康，可是那双曾肿得发亮的腿在我的脑海里留下的痕迹很深，被手指压下去难以很快复原的深深陷窝，嵌在我无法抹去的记忆里。我家很简陋，没有几件家具。仅有的一间住房里，屋中央摆着一张四方餐桌，沿墙四面分别放着一张较大的双人床、一张用凳子架起来的竹板床，一张有抽屉的桌子和一只黑色木箱。我长到五岁后，不再与三个姐姐挤在同一个床上睡觉，父母让我睡到他们那张大床上。冬天，我与母亲睡同一侧，以便晚上睡觉时父亲能用他的两只腿紧紧地夹着我的双脚，给我捂暖和。待我长大到七八岁时，不再与他们睡同一床被窝，我睡到父亲同一侧靠墙壁的另一床被窝里。一家人仅住一间屋子不是太方便，有人洗澡，其余的人都需待在门外。洗澡的人在屋子中央放一个木澡盆，把事先从食堂打来的两三瓶热水倒进澡盆里，兑上冷水，小心翼翼地洗，生怕不小心把洗澡水溅湿一地。我总是盼望着冬天来临，在大年三十前，按照家乡的习俗，需把身子彻底洗净。天冷，家里人不能待到门外雪地里，我们就有机会去城里的公共澡堂买票洗澡，与一大群人泡在温水池里，爽爽地洗得干干净净，然后躺在烧着暖炉的大房间、摆着的一张张狭长睡椅上美美地休息一会。我们家虽然穷，但父母让我们活的得体有尊严。父亲是旧军人，是知识分子。母亲也是有文化的人，高中毕业，还学过会计。我们姐弟从小受到父母的严格家教，他俩教导我们为人处世，培养我们德才兼备。不仅要求我们文明礼貌、勤劳朴素、遵纪守法、守信诚实、自律自强，还要求我们学习好，要有才能。父亲写得一手好字，他让我从小临摹他写的毛笔字。他按照孔孟之道要求姐姐笑不露齿；家里来了男客，女孩子要回避。吃饭时，长辈动了筷子后，小孩才能动筷子；菜也只能夹自己面前菜碟里的。外出时必须穿戴整齐，梳好头才能出门。即便在家里经济条件最艰苦的时候，也需穿得整洁干净。没有钱给我们姐弟添制新衣服，母亲经常把自己和父亲穿旧的衣裤改制给姐姐和我穿。我那时没有听说过银行，因为家里没有钱放在银行里储蓄积少成多。父亲每个月拿回家的钱都不够用，到了月底不得不向人家借几块钱，到了发工资时还。每年添置一些新的东西需要钱的话，只能通过一种“打汇”的方式进行。村里每年都会有人发起打汇，邀上十家八家人，每家每月拿出几块钱凑到一块，通过抽签的方式，交给中签的家庭。中签收“汇”的那家人当月手中会有由几家人汇笼到一起的钱，够办一些花钱多的事。我的母亲总是提出自己最后一个拿，这样，到了年边她手里有钱，我家就会在过年的时候“丰衣足食”。大年初一，家里的床上可能会有一床新被套或者一条新毯子，我们姐弟也有可能轮上添置一件新衣服。春节是我一整年的期盼。那时候家里的年三十会过得“丰盛”，有了打汇的钱，母亲会买来肉鱼，烹调好几种家乡年夜菜。打鱼丸，蒸扣肉，炸黄雀肉或红薯坨（把肉或红薯丝裹上面粉用油炸），做衡阳的“头碗”（一个大碗里放上黄雀肉、炸鸡蛋、炸红薯坨、鱼丸、红枣等）。大年三十前的好几天，我们姐弟就在家里看着母亲砍鱼剁肉，坐在火炉前，守着母亲打鱼丸或炸红薯，现吃新鲜香脆的佳肴。从大年三十团圆饭开始，吃到正月十五，我们跟着父母走门串户访亲拜友，姐弟四人随他们到亲友家吃饭。有一次，我贪吃到把肚子涨得圆鼓鼓的，出了门便一顿呕吐。母亲是四川人，父亲是湖南人，家里炒菜放辣椒多。每年母亲都要请人从乡下买新鲜的红辣椒自家砍剁辣椒酱，装在密封的搪瓷罐里吃上一整年。母亲还做腊八豆、豆腐乳、甜酒糟、泡酸菜、咸鸭蛋和皮蛋。贤惠能干的母亲让我们在物质缺乏、家庭穷困的日子里生活得不贫乏，过得有内容和希望。那时的邻里关系密切，平常的日子里，人们之间相互走动。到了吃晚饭时，孩子们有时候会端着饭碗相互串门，吃另一家人餐桌上的菜。每当夜幕降临，各家便早早地熄灯上床睡眠。那是离现代相距遥远的简单生活。那时我们大家都很穷，没有富裕作为比较，没有穷的概念。我们欣然地接受了生活的全部，觉得那就是生活，生活本来就该是那样。直到我念大学，父母搬离了那个地方。1995年，我离开了故土来到美国，那一年，我的父亲在家乡去世了，父母不在了，我在国内已经没有了家。2018年，我回国探亲，旧地重游，那个曾经温润了我几十年岁月的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儿的旧建筑早已经被拆除，建起了一幢幢十几层的高楼大厦。我曾经的家和那些青葱岁月不知愁的过往痕迹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离开故乡已近三十年，那个曾经的家占去了我儿时太多的时光，如今，我远在天涯海角，岁月的河流也没有把它从我的心头荡去。回首往事，记忆起逝水年华，虽然家不在了，但那远去的岁月和过往生活的点点滴滴时常会出现在我的梦境里，让我感受家乡的润泽和故土给予我在人生漂泊的孤旅中心灵的安抚和慰藉。![]()
湖南衡阳人，医学硕士。湖南南华大学医学院工作，曾担任助理研究员、副教授、科研处副处长、产业办主任。1995年应邀到美国，曾在南加大做访问学者，从事肝癌分子生物学研究，此后转入欧洲一家生物制药公司美国分公司研究开发部担任科学家，工作至2022年初。 与夫人朱雪梅合作发表六部长篇小说、以一个人署名发表一部长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当代 长篇小说选刊》出版。在《北京文学》《小说月报》等杂志和美国华文报纸上发表有三十余篇中、短篇小说、散文等。现任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北美中文作家协会理事、世界华人作家联会常务理事，《洛城文苑》《洛城诗刊》文学专刊副主编，《世界华人周报》文学版和综合版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