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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其实唐诗会说事儿》是江岚博士讲唐诗的有声书。
文|李洁芳
古典诗歌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诗人个体情志的发抒，还积淀了丰富的文化精华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如何突破时代变迁和环境变化的局限，推动当代民众对古典诗歌的理解和接受，又如何通过古典诗词解读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是一个常伦常新的问题。江岚博士的有声书《其实唐诗会说事儿》紧跟时代潮流，链接中西、古今阻隔，立足于唐诗文化的世界传播解读诗人诗作，在文本形式、解读视角、内容深度和文化意义四个方面均有新突破。
一 兼顾现代性与实用性：唐诗故事化解读的有声文本尝试
当下有声书阅读逐渐常态化，听书已成为非常重要的知识获得方式。据2020 年法兰克福书展发布的《席卷世界的有声书》（Taking the World by Storm）全球市场报告，中国的有声书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按目前发展速度，中国将在2022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有声书市场。[1] 艾瑞的《2021年中国网络音频产业研究报告》中指出，2021年国内有声书市场达50亿，80、90、00后年轻用户占比超过70％，是听书的最大群体；儿童用户亦在崛起，听书将成为他们从小养成的习惯。预计有声书市场将维持20％左右的增长率。[2]
“喜马拉雅”是中国各大音频软件平台的行业龙头，人文历史专辑内容丰富，古典诗词音频数量庞大。就唐诗有声书来看，点播率最高的分别是儿歌《唐诗三百首》4.6亿次、白云出岫原文朗读《唐诗三百首》1.3亿次，民众对唐诗的学习多停留在基础感受阶段，深入品鉴唐诗的优质音频还不多见。虽有蒙曼围绕“唐诗人情”推出的《蒙曼品最美唐诗——人生五味》、《蒙曼：唐诗之美》，欧丽娟《唐诗新丝路》以专题方式厘清传统文学史对部分诗作的误读和偏见，《山河唐诗：曹玉赓讲唐诗100首》多维度通览唐诗等有声书，但相比于四万多首唐诗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现有成果远远不够。
江岚博士的有声书《其实唐诗会说事儿》以其特别的成书机缘和解读方式，为唐诗文化传播注入了新活力。《其实唐诗会说事儿》源于江岚给海外汉语教师和文学爱好者讲的《唐诗意气》公开课录音，随后被漓江出版社发掘。经两年策划、打磨、制作，于2018年凭借其内容的创新性入选“喜马拉雅”平台“新作之光”计划扶持，于2020年秋正式上线，2021年8月结束录播。
学者彭兰认为，移动传播的本质是基于场景的服务即对场景（情境）的感知及信息（服务）的适配，场景成为继内容、形式、社交后媒体的另一种核心要素[3]。 “听书”作为典型的可移动情境阅读模式，突破了传统图书重文字形式的静态阅读模式，不太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使得文学场景在现实空间变换中更加真实可感，为文学情感触发和深入体悟生命提供了更多可能。而作家出身的江岚无疑是讲故事的高手,让《其实唐诗会说事儿》的内容完成了“可移动情景阅读”的要求：“我们读唐诗，读的不仅仅是五言、七言、韵脚等，而是一位位诗人、一个个故事，共同串联起完整的唐朝世相。”[4]
这个专辑里，结构以诗人、诗歌为点，将80位唐代诗人置于社会关系网中，在每一讲故事结尾处引出下一讲的主人公，诗人们在大唐近三百年的时空故事里徐徐出场，环环相扣，颇有“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之章回体历史小说意味。如讲到“初唐四杰”之四的王勃去世后，用狄仁杰与武则天的谈话托出“文章四友”之苏味道和李峤，从张说对李峤的诗歌评价引出与他同时代的杜审言，又从杜审言的诗歌艺术成就和生活故事引出另一位才子刘希夷，再从刘希夷的死亡故事道出宋之问，并因“龙门夺袍”故事由宋之问点出东方虬和贞观时期推崇诗歌的社会风气及评诗标准，紧接着推出沈佺期……人物、环境和故事情节紧密融合，谋篇布局恰切精妙，中心突出，妙趣横生。[5] 一个个唐代社会人情的仿真模拟切片，穿插在唐诗文本和唐代各类历史文献中，汇成与唐诗相关的诗事、人事、史事和文化事。
语言方面，江岚巧妙融合典雅的诗意表达及通俗的日常口语和熟语，加入个人的生活体悟、阅读感受和情绪变化的语调，使唐诗故事里的人、事、物、情感自然流动，如临其境，相谈忘情。如第13章《宋之问：汉江偷渡的人品与诗情》中，她对宋之问的评价十分犀利：“一个人哪，寻常的见风使舵、首鼠两端也就罢了，可是一个才子这样寡敛鲜耻，既可恨也可怕，更可悲。”[6] 随后对比宋之问从贬所逃回故乡“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7]的忐忑状态，和自己旅居海外的思乡情切，引导读者体味其中感受，指出《渡汉江》之诗情诗意最深刻之处，在于“音书断”这三个字。著名阿根廷作家、翻译家博尔赫斯曾经说过， “古人在谈论到诗人的时候，……不只是把诗人当成嚼文嚼字的文人骚客，也把他们当成了说故事的人（the teller of a tale）。这些故事在所有人类的叙事形态中都能找得到，不只在抒情的作品中，在叙述欲望、抒发愁绪的作品当中，甚至在满怀忠烈或是充满希望的叙述中都可以找得到。”[8] 江岚的唐诗解读与其个人感发紧密结合，推动民众在听觉空间（第二阅读空间）中体验唐诗魅力，感受唐诗之美，从中获得文学知识的同时，也获得生命启悟。
二 兼具多重文化身份的中西诗学解读视角
作者江岚生于广西桂林、现居美国纽约，“是一位确实充分理解中华文化、积极参与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研究的华裔学人，又是在知名高等学府接受过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教育学双重理论训练的学院派作家，同时还是出身传统中国家庭、具备丰富国际汉语教学经验的实践型教师。”[9] 《其实唐诗会说事儿》的由她本人撰稿，并亲自录播。内容结构上，她沿着唐诗体式发展的线索，从唐诗各发展阶段选择了逾80位对当时和后世，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诗人及其作品，探究诗人与诗人之间、诗人与诗歌之间、诗歌与社会、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构建起逻辑严密的文本。
作者凭借深厚的唐诗学研究功底，按古代文学史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分期法，形成以诗人为明线，诗歌、历史、文化多线并行的叙述结构。江岚独特的多重文化身份，使得她对唐诗作为一个整体的解读“不只涉及单纯的文学批评问题，同时具有文艺脉络上的多重意义。除了作为人文信仰、族裔传统等无形边界流动跨域的重新定义，还关乎海外华人高级知识分子如何重塑身份，以及在传播中国的文学、语言、文明的过程中所伴随的情感焦虑与文化认同。”[10] 在这个意义上，《唐诗说事儿》系列不仅为中国古典诗词教学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传统视角的课堂应用价值，对于比较文学、唐诗学、海外华人文学、翻译学、传播学等学科领域，均有极现实的研究参考价值。
首先，江岚的唐诗解读始终贯穿着中西诗学比较的视角。她追溯中国诗学传统的发展演变并与西方传统诗学观进行对比，明确中西方传统诗学观念的本质性不同，让读者宏观把握不同诗学观念，为中西方不同的艺术视角解读唐诗作了前提预设。她进一步指出，中国古典诗歌里的客观世界是人心对客观事物的感知，或来自于客观世界的感悟，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简单描摹，故中国诗意的境界是间接的、抽象的、主观的。西方传统诗学则不同，柏拉图认为艺术是模仿现实的产物，亚里士多德强调艺术对客观世界的客观再现，艺术世界是直接的、客观的、现实的。这种特性差异导致中西方诗歌表述形式、审美角度和审美标准的差别，也是西方译者难以完整理解中国传统诗论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于对这一差异的深刻理解和认知，江岚在我们最熟悉的诗歌细节赏析中独运匠心。如对诗鬼李贺《雁门太守行》的品读，引西方绘画艺术入诗，逐字逐句建构李贺随军参谋的战场真实体验，认为李贺写诗如同印象派油画，浓墨重彩，用自己的奇思妙想甚至幻觉，构建多重意涵、多重复调的诗意境界。她说：“李贺诗歌中构成境界的基本单位是他呕心沥血避俗翻新的遣词造句、词义的新巧和语法结构的别出心裁……他的诗歌语言都能暗示或指向质感，再用质感指向情感的表达，而这些通通出于他个人的心里感觉，所以是后人难以复制的境界，难以学习的诗风”[11]。又如解读王绩的五言律诗《野望》时，不仅以温柔平和的声音，高超的田园意象、意境艺术营造力引领读者联想诗、感受诗人生活实境，还详细解析唐代律诗发展成熟的体式特征和创作规则，揭示唐诗创作和赏析在基本章法上的极大相似性，指明了鉴赏古典诗歌的基本方向和方法。
“江岚一直保持着强烈的文化自觉，并为‘东方在西方的文化使者’这一伦理身份深感自豪”[12]。虽说均衡文本对象和内容难免带有主观色彩，但我们不难看出江岚的趣味叙述背后有一个更为深广的中国文化基底。这个有声书系列中即纳入了直接影响唐诗发展的帝王诗作，也有不为大众熟知的小众诗人，无论身份地位之贵贱，人物品行之高低，相对客观地呈现了一个真实且缤纷多彩的唐诗世界。这种打通中西方艺术审美共性的诗歌阐释方式，赋予了唐诗艺术更真实生动的可感性。
其次，《其实唐诗会说事儿》的唐诗域外英译与传播解析，为深度解读古典诗词寻得了一片新天地。关于唐诗在国内的古今接受与传播，王兆鹏所著《唐诗排行榜》运用统计学、传播学的理论方法，得出“位居前一百名的唐诗名篇综合指标得分表”[13]，测评出从唐代至今最有影响力、最受关注的前一百首唐诗，涉及36位诗人及其作品的影响指数。那么在世界的范围内，唐代最具影响力的诗人及其代表作又是哪些？唐诗在域外的影响是怎么发生的呢？江岚认为，“唐诗域外传播的历史，同时是或者说作为其传播的基本层面是唐诗翻译的历史”[14]。在这个有声书系列里，她通过李白、王昌龄、杜甫、白居易、王维、高适、岑参、王之涣、刘长卿、李益、柳宗元、寒山、薛涛等诗人的专题讲解，加入了大量西方世界翻译家的译文。从十九世纪初期的汉学家马礼逊，到当代美国唐诗研究学者宇文所安，江岚详细评点西方译者对待唐诗的不同态度和接受方式，分析唐诗域外传播的主观性、文化隔阂及汉英语言差异所导致的误读误解现象。
比如英国汉学家韦利（Arthur Waley）对李白不屑一顾的同时，极力推崇白居易，为我们开启了认知诗人诗作的别样视窗；又比如完全不懂中文的英国诗人克莱默班（Launcelot A.Cranmer Byng），但自青年时代起便全身心投入到唐诗的世界中，对他人的旧译本精加工细打磨，他译出的唐诗作品不仅深受英语世界民众喜欢，还被作曲家、指挥家格兰维尔·班托克男爵（Sir Granville Bantock）谱写成“中国风”声乐套曲，传唱至今。其中，岑参“七言四句的小小《春梦》，变成了四个段落，套进班托克的曲谱里，《春梦》成为三段式的情歌”[15]。
在《其实唐诗会说事儿》的第42、43章中，江岚用《西洋女高音：枕上片时春梦中》（上、下）把岑参的故事从唐代帕米尔高原拉回到纽约百老汇的音乐厅，在女高音的歌声里细细品析原诗内涵，赏析英译诗歌与曲调、演奏之间和谐表达：“乐曲中五声调式与大小调交替，萦回着不协和与不稳定感，‘春梦逡巡，片刻即逝；我的头在枕上，我的灵魂追寻你。……’”[16] 江岚轻柔的语音，在音乐节律中缓缓流淌，唐诗与西方现代音乐艺术跨越近千年的历史时空，相互碰撞、融合，令人沉醉。江岚融通音乐表演专业知识和细腻诗意感受的赏析，充分展现了中西方文化在诗歌、音乐艺术上相似相通的生命审美本质。
三 兼备知识与方法：深耕唐诗文化
《其实唐诗会说事儿》中的“事儿”，除去诗人的个体经历和相关历史事件，就是深耕意象间的联系及意象组合所构成的文化意蕴。江岚整合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寻根究底，故事化唐诗里的人、事、情、语，使之成为可感、可知的趣味知识。她的唐诗解读，往往会追溯每一个典故的发生和演变，并以专题展开典故文化分析，深入阐释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多义性、文化意涵，以及相关意象群的使用、流变等复杂问题，在知识普及和方法引导上具有很强的延展性。
如第4章《虞世南：蝉鸣声歇怀采薇》，从书法家虞世南的经典诗作《咏蝉》之“垂缕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延展到李百药、骆宾王、李商隐等诗人的同题诗作，概括“蝉”意象托物言志的传统用法和象征意，并进一步解读“梧桐”意象的中国传统文化象征。最后总结，“‘清露’在这里和‘疏桐’相承接，是蝉鸣响亮，也是曲高和寡。高居梧桐树上的蝉，自然有别于其他虫类，甚至和住在其他树上的同类也都不一样。而‘声远’和‘秋风’的呼应，既是写景，更是抒怀，‘贵’不见得必然‘清’，‘清’也不必一定要凭藉‘贵’，品格高洁的为官做人，自然能成就事君立身的正直廉明。”[17] 又如在卢照邻《长安古意》中展开对王昭君典故的专题讲解，深挖王昭君形象历来被误读的原因，指出“真实历史中的王昭君并非和亲第一人，而是达成和亲最大效果的第一人。她也不是什么怨女弃妇，而是在一个男权社会中，懂得主动出击，把握自己命运的女中丈夫。”[18] 这一类系统性、互文性的文本意象细读，在唐诗故事细节中探讨诗歌的书写传统，形成点线结合的专题模式，利于听众理解和把握。就其专题和有声书文本的形式来看，江岚不只是细赏唐诗意象、意境和典故文化，普及古典诗词常识，而是在故事画面的自然转换和流畅叙事中，有意识地带领听众思考、总结通往古诗词文化内核的方法与途径。
结语
[19] 江岚《其实唐诗会说事儿》，漓江出版社2021年版，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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