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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红军旅成员克莱特在柏林被捕
——极左翼极端组织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芮 虎
德国红军旅（RAF）恐怖分子丹妮拉·克莱特（Daniela Klette）成功藏匿30年，昨日在柏林落网，这消息再次触发了德国社会的一根神经。前RAF恐怖分子丹妮拉·克莱特被逮捕，她在柏林藏匿了30年。她的命运可能也受到了极左翼极端主义圈子中的一种新趋势的影响。柏林 - 丹妮拉·克莱特30年来一直像是藏在地下世界的幽灵：现在警方终于逮捕了这位曾经的RAF恐怖分子。昨日，这位65岁的女性在柏林克罗伊茨贝格（Berlin-Kreuzberg）区的一栋多户住宅的公寓里被警察逮捕。红军旅(德语：Rote Armee Fraktion，简称RAF)是巴德尔等人于1970年在柏林建立的一个左派激进分子的武装组织。红军旅的标志是一个五角星中间横放一支赫克勒尔-科赫冲锋枪（Heckler & Koch MP5），并有德文缩写字样：RAF。他们自称是以南美洲乌拉圭的图帕马若斯反政府组织（Tupamaros）为榜样，一个共产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城市游击队。以安德烈亚斯·巴德尔（Andreas Baader）、古德伦·恩斯林（Gudrun Ensslin）和乌尔里克·迈因霍夫（Ulrike Meinhof）为中心人物。事实上，这是一个极左派的恐怖主义团体。他们在二十多年的活动中杀害了34人；到1998年宣布解散时，红军旅成员有27个人死于枪战，自杀，绝食和疾病。（详情见附文）![]()
三十年前，克莱特和前RAF恐怖分子恩斯特-沃尔克·施陶布（Ernst-Volker Staub）以及布克哈德·加尔韦格（Burkhard Garweg）在人们的视野中销声匿迹，尽管在所有的交通要道、车站都张贴了德国警方对他们的公开悬赏通缉。他们被控犯有多项罪行，包括谋杀未遂，据称他们在过去几年里多次实施抢劫，抢得了大量的钱财。现在，克莱特落网，而同伙施陶布和加尔韦格仍在逃亡中。德国反恐怖主义专家汉斯-雅各布·辛德勒（Hans-Jakob
Schindler）来自反极端主义项目（CEP），他表示，丹妮拉·克莱特长期藏匿在东柏林的克罗伊茨贝格区并非偶然。“在柏林有一个庞大且非常活跃的极左翼极端主义圈子。RAF的成员在这个圈子里仍然被许多人视为英雄。对于新一代极左翼极端分子来说，这些人就像备受尊敬的祖辈一样”，辛德勒在接受一家媒体的访谈中这样说。在有这样一个紧密联系的支持者群体的背景下，长期保持不被发现就变得更容易了。“这个三人组不需要租房，他们也得到了财务支持”，辛德勒解释道。“当时，第一代RAF成员并没有太大困难就能够长时间地躲藏起来。”![]()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逮捕她？据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克莱特是通过指纹被确认身份的。辛德勒解释说：“导致他们被逮捕的原因之一肯定是，极左翼极端主义圈子最近与巴勒斯坦哈马斯或萨米杜恩等恐怖组织联系紧密。这样一来，德国政府当局再次更加关注他们。”
对极左翼极端主义圈子内的支持者群体也是如此。最近，RAF三人组也成为德国电视台ZDF节目《Aktenzeichen
XY》的话题。节目播出后，听众提供了100多条新线索。警方最近才重新展开了对这些左翼恐怖分子的追捕。在一次抢劫案发生后，克莱特、施陶布和加尔韦格的踪迹也在现场被发现。然而，这些前RAF成员长时间未引起警方的注意。这也与警方优先级别设置有关，辛德勒说：“这始终是一个资源问题。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具有高暴力潜力的极右翼主义圈子和一个危险的伊斯兰主义圈子。安全机构无法同时到处都在，以相同的强度展开调查。”再说，红军旅对于德国社会已失去过去那种重要的影响力了。![]()
附：
红军旅第三代首领获释（2011）
“无人能够再活一次”
——德国红军旅第三代首领霍格菲尔德获释
芮虎
2011年6月20日，德国法兰克福近郊的女子监狱门口，聚集着一群人，他们在迎接一个囚犯的出狱。这位个头不高，行动敏捷，一头黑发的中年妇女就是霍格菲尔德——德国红军旅第三代领导人。她于1993年6月被捕，被起诉犯有多次谋杀罪，判处无期徒刑。现在，留在她身后是15年城市游击队与18年的牢狱生活经历，她自由了。红军旅(德语：Rote Armee Fraktion，简称RAF)是巴德尔等人于1970年在柏林建立的一个左派激进分子的武装组织。红军旅的标志是一个五角星中间横放一支赫克勒尔-科赫冲锋枪（Heckler & Koch MP5），并有德文缩写字样：RAF。他们自称是以南美洲乌拉圭的图帕马若斯反政府组织（Tupamaros）为榜样，一个共产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城市游击队。事实上，这是一个极左派的恐怖主义团体。他们在二十多年的活动中杀害了34人；到1998年宣布解散时，红军旅成员有27个人死于枪战，自杀，绝食和疾病。红军旅发起人是安德里亚斯•巴德尔(Andreas
Baader)，古德容•恩斯林(Gudrun
Ensslin)，霍尔斯特•马勒尔(Horst
Mahler)，乌莉克•迈因霍夫(Ulrike
Meinhof)等人。成立前后，他们在西德和西柏林进行了一系列恐怖活动：抢劫银行、武器商店，爆炸西德联邦法院，美军军营，出版社等，于1972年相继被捕，多被关押在斯图加特附近的斯坦姆海姆（Stammheim）监狱。在狱外，红军旅成员继续行动，为援救巴德尔他们，形成了这个组织的第二代，其代表人物是布里吉特. 蒙豪普特（Brigitte Mohnhaupt），克里斯提安. 克拉尔（Christian Klar）等。1977年9月，蒙豪普特，克拉尔等人策划了对联邦德国资方代表团总裁施莱尔（Hanns Martin Schleyer）的绑架。不久，又实施了劫持汉莎公司的兰苏特号客机，以此挟迫联邦政府释放第一代领袖。然而，西德政府动用特种部队（GSG9）在索马里突袭客机，打死劫机犯，救出了乘客。其代价是：施莱尔被枪杀，红军旅四个主要成员死在监狱。这个秋天被德国人称为“德意志之秋”，其恐怖激烈风云突变，至今犹令人谈之色变。五年后，谋杀案主犯蒙豪普特，克拉尔等人被捉拿归案。后来，当霍格菲尔德在监狱里接受《明镜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哪一方都不愿意迈出第一步。“固执，武断，还有我们直到九十年代视野被限制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典型的德意志。”![]()
继第二代而起的是塞德勒尔（Christoph
Seidler），路德维希. 迈易尔（Horst Ludwig Meyer），克隆普（Andrea Klump），格拉姆斯（Wolfgang
Grams），霍格菲尔德（Birgit
Hogefeld ）等人，加上第二代的克拉贝（Friederike
Krabbe），是有史以来恐怖组织最完美的组合。1984年，第三代进入地下活动，核心人物是格拉姆斯与霍格菲尔德。沃尔夫冈. 格拉姆斯（Wolfgang
Grams 1953-1993）出生在威斯巴登，曾在法兰克福大学攻读数学。碧尔吉特. 霍格菲尔德，（Birgit Hogefeld 1956-）出生在威斯巴登，曾在大学攻读法学与音乐，是格拉姆斯的生活伴侣。红军旅第三代人不再是六十年代学生运动参加者，而是在反对原子能运动、法兰克福机场跑道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抗议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多数从过军，精通电子、光学、机械、计算机、动力和反侦破等现代技术；并且，没有案底和犯罪记录。加之积累了前两代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城市游击战术技巧更加炉火纯青。他们在这期间一系列恐怖暗杀活动中，在技术上最完美无缺的是1989年11月对德意志银行总裁阿尔弗雷德. 赫尔豪森（Alfred Herrhausen ）施行的暗杀。据目击者指证，暗杀者从当年八月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那是炎热的夏日，在法兰克福附近的巴德. 霍恩堡城（Bad Homburg）温泉高地上的湖堤路，有一组五人的工程队在这里施工。他们拉上红白相间的标志施工的带子，没有用现代机器，而是用锤子，凿子等原始工具，挖掘供人步行的坡道。其实，那期间，联邦刑侦局人员也在这附近活动，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赫尔豪森。从1986年开始，联邦安全局就制定了被称为106号的“通缉保安纲领”，根据这个纲领，所有可能被暗杀的人员都受到特别保护。赫尔豪森也被宪法保护局列为最可能被红军旅攻击的经济部门高管，并列入特别保护对象名单。保护赫尔豪森的是德国联邦特种警察，其成员全是匿名，身份绝对保密：工作证上无照片，只写着“警察官员”的字样，连亲人朋友在外面相见，也要装着不认识。平时，他们在国家部门工作，比如银行，邮局等。特种警察要经过三年专业培训，包括驾驶，射击，摄影，及特别的袭击和监视手段。其中，还分有专业小组，包括新闻技术，爆炸，电子或伪装技术等。他们并非像电影里描写的那样，透过报纸的小洞偷窥，或者戴着墨镜追尾的形象；而是备有颇为讲究的高科技仪器，比如夜间可视装置，或者运动探测仪。后者是一种隐蔽的红外线装置，只要周围有动静，就会显示。1982年，警方在汉堡附近的森林里捉拿克拉尔时，就使用了这种测动仪。也许，设置炸弹者和安全局官员刚好擦肩而过，后者对前者却视而不见。当人们袖手旁观恐怖分子无缘无故地挖掘道路，并在谈论敷设炸药引线等绝非日常话题时，也都没有引起注意。后来，作案者还在现场的灌木丛里敷设了一条长达86米的引线。游泳池的工作人员不小心弄断了引线，罪犯又重新接上，并安装了电池和引线终端设备，还在公路的右边安装了一台感光触发仪器，其间，并多次检查炸药装置。据证人目击，11月23日或24日，一对男女把一辆自行车固定在公路的界线上。那个位置正是炸药装置所在的地方。![]()
11月27日，德意志银行宣布以二十七亿西德马克收购英国投资银行摩尔根。人们欢呼欧洲一个最重要的银行诞生了。赫尔豪森在伦敦对媒体宣布，收购摩尔根银行确立了德意志银行在欧洲金融经济界的大佬地位。11月31日早上，赫尔豪森离开他在巴德. 霍恩堡的别墅，在屋前等候着司机和装有防弹机壳的梅赛德斯牌豪华轿车，另有两辆汽车保驾。奇怪的是，突然，前面的保驾车被调走了。面对如此周密的设计，赫尔豪森只有两种活下来的可能性：一是装甲车真如有关部门鉴定的那么坚固，二是受伤后能够得到及时抢救。事实上，轿车并非如此，爆炸时，防弹轿车的门窗，前面的发动机盖都被炸开，左后门炸开的铁片割破了他的大腿，血流如注，人没有立即死去。八分钟后，后面保驾车上的特警才赶来，可是他们都没有受过急救培训，以为他死了。其实，如果及时给他包扎止血，他还能得救。1989年11月9日，隔绝了东西德国28年的柏林墙被推倒了，这对红军旅的存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他们失去了东德地区这一个广袤的避风港。在次年6月间，红军旅躲藏在东德地区的成员接二连三地被联邦政府逮捕：他们是：苏桑娜. 阿尔布勒希特（Susanne Albrecht），英格. 维特（Inge .Viett），罗茨（Werner Lotze），杜蒙莱因（Christine Dümlein），斯特内贝克（Sigrid Sternebeck），弗里德李希（Ralf. Friedrich），迈伊尔-维特（Silke Maier-Witt）和贝尔（Henning Beer）等。作为报复和泄愤，红军旅于1991年2月13日，向驻在波恩的美国大使馆攻击，猛开了250枪。4月1日，红军旅的狙击手在杜塞尔多夫枪杀了联邦托管局局长罗维德尔（Detlev
Karsten Rohwedder）。托管局是西德负责东德经济重建的准官方组织，被红军旅看做是资本主义走狗。罗维德尔属于红军旅通缉令上的西德政府高官之一，可是，他的别墅只有底楼的窗户安装了防弹玻璃。当时，罗维德尔在二楼上，第一颗飞来的子弹射中了他的背部。射手在63米开外的地方又发射了两弹，其中一粒击中了他的太太。另外一粒射在书架上。警官在现场找到一封信，署名是红军旅指挥官乌尔力希. 维瑟尔。其人是红军旅早期成员，已于1975年在斯德哥尔摩一次行动中死亡。尽管如此，红军旅的力量已经日渐薄弱，只能从武装斗争逐渐转移到合法权利的抗争，主要是要求改善对红军旅囚犯的监禁条件。1992年元旦，联邦司法部长金克尔（Klaus Kinkel）提出要提前释放红军旅囚徒的建议。这是联邦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没有通过绝食或别的斗争之压力，政府自己做出的对于囚犯的从宽处理，也是第一次对政治犯及其特别监禁措施以及身体不能承受关押的犯人做出的优惠。他的建议得到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以及联邦刑侦局，宪法保护局，联邦检察院等部门的支持。这项被称为“金克尔措施”的政策，起到了缓解红军旅及其亲属对政府的敌对情绪。![]()
同年4月，红军旅做出了回应，承诺冲突降级，停止对德国政府及经济部门代表人物的攻击。而自由分子与左派相当大一部分人却认为这是红军旅对政府做出的投降。霍格菲尔德是这纸声明的作者之一，她认识到武装斗争的失败，显示了要重归社会的谨慎步子。
红军旅对联邦德国政府最后的一击，是对一所新监狱的袭击。
在1993年3月27日夜里，德国新建的位于维特尔斯达特（Weiterstadt）监狱被红军旅炸飞上天，成为一片废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2亿西德马克。这是红军旅成立以来在德国所造成的最严重的经济损失。后来，有人指责红军旅出尔反尔。霍格菲尔德辩护说，红军旅声明里承诺的是不攻击人，这次行动也确实无人伤亡。
小车站的永别
1993年6月26日，德国警方线人斯泰因梅茨（Klaus
Steinmetz）在潜伏多年之后，终于将红军旅的首领格拉姆斯与霍格菲尔德引出了藏身之处。他约他们在东德什未林湖畔小城巴德. 克莱嫩（Bad Kleinen）火车站见面。在枪战中，格拉姆斯被特警击毙，霍格菲尔德被捕。当晚，官方宣布，格拉姆斯自杀身亡。但是，这个结论却经不起推敲。最后，检察院的结论是：格拉姆斯在拒捕时被打死。
也许，这是联邦德国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与警察以及秘密警察相关的事件。德国联邦刑侦局副局长科勒尔在后来的内政部会议上说：“我要特别道歉的是，女士们先生们，我使你们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好像我们欺骗了你们。”事后，内政部长塞特尔斯（Rudolf Seiters）引咎辞职。后来，联邦检察院检察长冯斯塔尔（Alexander von Stahl）也因此被免职。
7月10日，在格拉姆斯的家乡威斯巴登有4000多人参加他的纪念游行，在巴德. 克莱嫩也有纪念活动。8月6日，格拉姆斯在威斯巴登下葬。
在格拉姆斯的墓碑上镌刻着前苏联斯大林格勒墓地上为纪念二次世界大战中围城牺牲的百万人民纪念碑文：
让每一个人都知道：
谁也不会忘记
什么也不会忘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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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格菲尔德被捕后，被关在法兰克福的女子监狱，基本与外界隔绝。她在后来出版的书中对自己的处境有如下描述：“我于1993年6月被捕，已经在绝对的孤立状况下被监禁了半年。我每天24个小时都处于孤独状况，其中有23个小时在8平米大小的狱室里，只有一个小时可以在监狱的院子里放风（开始两个月，因为我常常在窗外与别的妇女说话，就安排我通过一个窄小的笼子进入院子，被我拒绝了。）从12月底，我开始和别的被囚禁的妇女一起在院子里放风一个小时，只有没出外做工的3、4个妇女。（有时我会独自一人在院子里，虽然，理论上会有7、8个妇女和我放风，但是，她们或者被释放，或者要上庭，本来她们坐牢的时间也很短暂。）和别的女囚徒建立友谊关系，对我来说由于种种原因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原因是，她们在这里常常只是临时性的，没有一个人住得比我长，多数只是在这里待几天。她们得知要长期坐牢，就会尽快去找一份工作做，这样，去放风的时间就给我不同了。只有在周末，我才能够见到那些工作的女人。不过，平时她们都要在6点起床上班，周末常常会睡得久一些，就不出来了。剩下的23个小时，我就被关在屋子里，窗户是钢筋水泥栅栏。10个月来，我唯一可以看到的是高高的灰色围墙和上面的天空。我申请换一个房间，到过道对面去，那里可以看到树木和草地，被拒绝了，理由是过道两边的房间条件都是一样的。我只有那一个小时才和别的人一样，其余23个小时就不能像她们那样了：她们可以换监，有自由活动时间，体育活动，教堂，读书等。除了这一个小时被联邦法院批准的放风，我的监禁条件被宣传说是“正常”。在其余的23个小时，我与外界完全隔绝了。现在，当我正在这里写作时，别的妇女被“开放”，也就是所有的牢房门（我的除外）都打开了，她们可以进入别的房间，在过道上走来走去，进出厨房。我现在听到外面的声音，听到谁给谁说话，谁给谁在过道上打乒乓球，谁在抱怨厨房里又弄脏了，等等。如果有谁的乒乓球刚好打到我的门上，她跑过来捡球顺便给我打招呼，看守人员马上就吼她，她必须立即离开，否则，就会受到被关起来的惩罚。”从那时开始，法兰克福高级法院就开始对她实行公审。有记者对公审场面做了如下报道：“在法兰克福高级法院里，每当霍格菲尔德出现在审判厅里，坐在玻璃隔板后面的听众不时发出哦哦啊啊的惊叹，还不时向被告亲切地打招呼：“哈罗，碧尔吉特！”显而易见，他们要向这位红军旅第三代首领发出声援，并给予她一种理想的心灵按摩。那时，霍格菲尔德38岁，显得疲惫不堪，也对支持者报以开朗而不加修饰的笑容，而这正是一种团结的气氛。从11月公开审判开始，她就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她在不断地遭到迫害，并敲击着左派回忆的键盘。她要将红军旅的来龙去脉梳理出来，从斯坦姆海姆监狱的囚徒——红军旅的第一代首领遭遇的非人待遇开始，谴责政府的“孤独刑法”，她自己也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尝到了这种刑法的滋味。”最后，法兰克福高级法院于1999年1月5日的终审判决里称，“被告案于1998年6月29日重新审理，因其犯下特别重罪，现数罪并罚，处以终身监禁。”至此，对她长达5年多的马拉松审判终于落下帷幕。在霍格菲尔德接受审判期间，1998年4月20日，红军旅通过驻在科隆的路透社发表声明，宣布自动解散，标志着红军旅被写入历史。不过，这篇长达13页的声明结尾引用了德国老共产党人，被纳粹杀害的卢森堡的话，意味深长：![]()
2007年初，德国红军旅第二代首领蒙豪普特和克拉尔在监狱里已经服刑24年。当年，蒙豪普特这位娇小，苗条，金发大学生策划和指挥了施莱尔绑架和兰苏特客机劫机事件，轰动了西方世界。1981年10月她再次被捕，因多次杀人罪，被判六次无期徒刑，另加十五年监禁。到2007年3月26日，她已经坐了二十四年牢，按照减刑规定即将出狱。她的同伴克拉尔也在向总统科勒尔（Horst Koehler）申请赦免，这在德国社会再一次引起热烈讨论。德国多数媒体对蒙豪普特都作了负面报导，比如有家报纸的题目写道：“含着发梢的女头目”。她被单独监禁在奥格斯堡附近的艾夏赫（Aichach）监狱里，记者见到她，说她显得安静，养了头猫，那头猫已经十三岁了。在讨论中，有人认为，蒙豪普特，克拉尔等人是杀人凶手，他们没有向被害人的亲属表示道歉，对自己的行为也没有悔过的表示，不应该提前释放，或者赦免。2月27日的《西南日报》上头版发表文章写道，“克拉尔还在和资本主义作斗争”。原来，德国左派报纸“青年世界”刊登了克拉尔致十二届柏林召开的卢森堡共产主义大会的公开信，表示还要继续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为此，巴登-符滕堡州的有关当局再次审查了他的赦免案，做出了不利于他的决定。而柏林洪堡大学神学教授，国家伦理学委员会委员施罗德在接受记者访谈时指出，是否对他们赦免，“是法学问题。.....宽恕，忏悔，和解是非常私人化的事情，当今公开的压力，已经伤害了别人的私人事务。对于那些罪犯也是如此，要求他们公开悔罪，也涉嫌干涉隐私。”图宾根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所长克尔纳教授也认为，释放是根据量刑的法律规定实施，而不应根据感情用事。![]()
2007年3月，蒙豪普特在坐满了24年大牢之后，被法院提前释放。2008年底，25年牢狱生活后，克拉尔也终于获得自由。不过，为了避免媒体的关注，他放弃了去柏林合唱团做舞台技术的实习工作。红军旅的战友们都被释放，德国监狱里就只剩下霍格菲尔德一个人了。在狱中，她参加了德国哈根远程大学的学习课程，攻读文学科学，于2007年毕业。之后，她完成了关于红军旅第三代文学的博士论文，并出版了几本关于红军旅历史以及个人经历的书。她热心公益，还在狱中的礼拜仪式中演奏管风琴。在1997年10月，《明镜周刊》记者在对狱中的霍格菲尔德进行访谈时问道，如何看待红军旅的死者与被他们杀害的人们。霍格菲尔德回答：“无人能够再活一次。”似乎文不对题，却表现了她珍惜人生的态度。2009年6月，霍格菲尔德已经在法兰克福女子监狱里度过16年。按照德国有关法律，霍格菲尔德可以请求总统减刑。于是，她呈请当时的德国总统科勒尔提前赦免。然而，在红军旅第三代活跃的年代，有好几宗谋杀案都没有找到凶手。比如1986年西门子公司高管贝库尔特，1989年德意志银行总裁赫尔豪森以及1991年东德地区托管委员会主席罗韦德尔的谋杀案都是无头案。死者亲属们也对总统施加压力，使两次赦免请求都遭到拒绝。从2009年10月开始，她被调到可以和别的囚犯在一起的监狱；而且，每天可以骑车去附近的韦斯滕德区一家左翼出版社做义工，在外面待12个小时。2011年6月，霍格菲尔德已经被囚禁18年，终于，法兰克福高级法院宣称：“被判罪者以非常清晰的形式表明了她放弃红军旅，并承担了自己当年在红军旅所犯下的罪行。”因此，法院同意她缓刑的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