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临近毕业那一年，我们又搬家了。在五一三路与皇华山路十字交汇处，是一个很大的宅院，大门正对着大圆弧。我说过大圆弧是我们这个县城的中心地标，矗立着一座高大石碑，四周围了一圈女贞树篱。我们家入住的大院则是过去的县幼儿园。那时幼儿园已经停办，整个校园变成了教师宿舍。我母亲是新华小学老师，很幸运分到其中一个教室安家。这个空阔的院落，过去应该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庭院，后来虽然做了幼儿园，整体格局却没有多少改变。大院临街，进门一条过道，铺着青石板，两边各有一棵高大的泡桐，四、五月间灰白色的泡桐花落满一地。过道尽头是一道灰砖门楼，跨过门楼便是前院。前院宽阔，差不多有半个篮球场的面积。西院墙边上有一棵笔直的香椿树，夏天里绿荫如云。空坪南面是一个教室，当时正办着一个聋哑班。北面一栋大平房，是这个院落的主建筑，地面铺木板，呈“田”字形分布了四个教室，分别住着四户人家。再往里，便是后院，呈长条形，有一棵杨树和一口古井。我们家分得“田”字左边靠里的那个“口”。那时外婆已经从乡下上来与我们住在一起，加上父母和两个妹妹，我们一家六口人挤在这个约50平米的空间，实在是有些逼仄。父亲用橱柜和床将教室隔成三个并不遮栏的区间，又用旧木料和油毛毡在后院搭了一间厨房，才安下这个家。每天早上五点半，大圆弧石碑顶上的高音喇叭准时响起。总是那首激昂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然后是新闻播报。高分贝的广播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小城，也惊动我们这个院落。通常，总是我的父亲最早出现在院坪里。他要穿过大圆弧去街头坪蔬菜门市部买菜。当他提着半篮子菜蔬大声吆喝着回到院子，相邻的三户人家也都陆续敞开了屋门。我父亲是这个大院里最喧闹的人。他声音洪亮，又特别喜欢孩子，孩子们也都跟着他闹腾。那时他在木器厂上班，厂里分给他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每天上班，院子里几个小孩都爬到他车上，让他推着去学校。那时候，我父亲兴高采烈，像一个耍猴人架着一群猴子招摇过市。四家人住在同一个大院里，平时相处和睦。我家隔壁住着赵老师，年轻漂亮，梳两根短辫。她丈夫是当地驻军的医生，姓关，我们叫他关军医。关军医待人和善，说话温言慢语，虽然整天穿着军装，院子里的孩子却都不怕他。他们家有两个女儿，大青和小青，都还没到上学的年龄。夏天晚饭后，夫妻俩在院坪里摆开两个木头盆子，各抓住一个女儿给她们洗澡，两姐妹坐在盆子里，尖叫着互相泼水嬉闹。关军医从部队转业，一家人回了长汀老家。许多年后的一天，我出差到了那里，给他们打电话。夫妇俩把我接到家中。大青和小青都不在，我看到墙壁上两张结婚照，两个漂亮的新娘甜蜜地笑着，眉眼间还依稀可辨当年小姑娘的稚气。赵老师家对面住着涂老师，一个清秀白净的年轻人。他的妻子也是老师，夫妇俩在同一所学校任教。他们家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都在念小学。还有一个整日絮絮叨叨的老奶奶，她能唱很多以前的歌谣，至今我能记得其中一首起头的两句：金丝猫儿花斑斑，杭州客来了三百三……那些年，在这个大院里，刘翔鹰是我最要好的伙伴。他是对门金老师家最小的孩子。我们年龄相近，都在读初中，平时除了上学，几乎形影不离。金老师快嘴快语，她的丈夫却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他在县里一个部门当领导，平时沉默寡语，一脸威严，全大院的孩子都怕他。有一回我去后院厕所洒尿，一推门发现他也站在那里。浓浓的一团大黑影，我吓得大气不敢出，只听得边上另一只尿桶哗哗水响，我憋足了劲却怎么也尿不出来。我也有些害怕聋哑班的学生。他们有三十多人，年龄参差不齐。聋哑孩子都特别敏感，他们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残疾的篾视。每当与他们遭遇，我都很小心，生怕一个不经意的动作表情会给自己招来麻烦。我曾经见过有个男孩被一群聋哑孩子围着甩耳光，因为他当着他们的面吐口水，还用鞋底搓几下。在聋哑人看来，这是对他们不能说话的耻笑。只有老师能够掌控他们。那是一个中年女子，姓张，她后来改行当了县殡仪馆馆长，成了全县知名的劳动模范。有时我从聋哑班教室经过，会在窗外站下来看他们上课。张老师教学生说“八”字，她伸出右手拇指，在嘴巴上方虚划一道八字胡，一翻掌猛然弹出食指，成“八”的手势，喝一声：“八！”全班学生跟随着老师比划，异口同声迸出：“八——！”很多时候，我更喜欢独自在后院活动。后院布局杂乱，除了我们家厨房，还有其他三户搭建的杂货间，以及一个简易厕所。厕所与北墙之间有一个10平米左右的狭小空间，那是属于我的天地，我的植物园和菜畦。我亲手把它开辟出来，并将一段快乐而热切的少年时光投放进去。可以说，它成就了一个最初的植物爱好者。当时读过一本《米丘林的故事》，那是前苏联的一个园艺家，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唤起了一个中学生极大的园艺热情。那些时日，我整天乐此不疲四处搜寻，将各种能弄到手的花草、蔬菜和果苗种满我的园地。发了芽的生姜、黄豆和马铃薯，厨房里丢弃的空心菜根和冬瓜籽儿，垃圾堆里萌发的西瓜秧和枇杷苗，以及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花卉野草，统统在我的种植园里落了户。我决心做一个中国的米丘林，狂热地进行一些别出心裁的种植实验。我把冬瓜的雄花套在南瓜的雌花上，期望结一个既像冬瓜又像南瓜的大笨瓜；我在蚂蚁窝与一棵高粱之间搭上细篾条，试图引诱蚂蚁钻入高粱杆的虫洞，将躲在里面的害虫抓出来……现在想起，我当年的园艺盲目而可笑，而且那个区间也不是理想的种植园，它两面高墙，一面厕所，太阳几乎无法顾及。我种下的植物不是早早夭折，就是纤细瘦弱难以开花结果。记得种过一棵玉米，它为了摸到阳光而将自己抽起三米高，终于在半腰结了一小棒。收获的时候我兴奋难耐，剥开层层苞叶，发现细小的棒子上只有一粒玉米。这是多么公平：播下一颗种子，收获一粒粮食。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劳动都没有回报。厨房边上，一棵柚子树已经枯朽，只剩下一截树桩。有一天我突然发现那上面冒出几朵黑木耳来，外婆让我时常拿涮锅水去浇淋。那朽木也知投桃报李，每天一碗水下去，木耳便像黑色花朵一样怒放不歇。那段日子，我们家餐桌上有时会上一盘青辣炒黑木耳，那是外婆对我每日辛勤浇灌的犒劳。另一份收获来自简易厕所，四户人家的排泄都积存在粪窑里。城南河那边是大片的菜地，菜农们每天早晨挑了粪桶从桥上过来，挨家挨户收粪水。那些年，差不多每周一次，我赶早站到大院门前，对着晨雾里渐渐走近的挑粪人一声吆喝：“粪呵——”那人近前来，随我走进后院厕所，挑走满满一担粪水。一担粪水五分钱，它归我所有。现在，我时常会怀念后院那棵高大的杨树，还有它边上的那口古井。一年四季，杨树是麻雀们的游乐场，数不清的鸟儿在上面喧闹。那是一棵雄树吧，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地面上落满了一条条颜色杂乱的柔夷花。夏天的傍晚，鸣蝉响亮，我搬一把竹躺椅在树底下纳凉。仰头望着树梢上面高远而变化莫测的天空，少年的心里便无端生出莫名的落寞与期许。古井深不可测，它在最终来临的夜色里变得诡魅可疑。我昏昏欲睡，朦胧间感觉一股冷气从黑暗中的洞口溢出，悄无声息弥漫开来，渐渐冻结了世间所有的声音。坐在杨树下乘凉的还有刘翔鹰。光听这名字就知道这家父母多么望子成龙。事实上这只鹰的确飞得够远，高中毕业就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就去了美国。翔鹰比我小一岁，平时腼腆少语，却是个早慧聪颖的孩子，书读得奇好，母亲时常拿他来打击我。那时候我俩每天早晨去郊外跑步，跑到田间我就去捉青蛙。翔鹰坐在田埂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本英语书，埋头叽哩呱啦。吃过早饭我们一起去上学，大门边上有一棵年轻的二球悬铃木，一段结实的枝干旁逸斜出，正好是我们跳起可以抓握到的高度。两人放下书包，一起攀上去做引体向上。突然有一天，发现无论怎么跳都够不着那截树枝了，才明白树已经长高，而我们自己却还是那么矮。那一年，翔鹰从美国回来。我陪他去看我们当年的宅院。现在那里已经是新华书店大楼，原来的院落只剩一角，而我当年的狭小种植园，则成了书店仓库的一部分。我想，那仓库书堆里会有几本《米丘林的故事》吗？无论如何，我应该感到庆幸。我从那个匮乏的年代过来，至少还能拥有一本有趣的小书和一个绿色种植园。如今的孩子枕边堆满卡通故事，只是在这高楼矗立的城市，他们去哪里梦想米丘林呢？修竹，原名刘军，福建浦城人。写过诗，尝试性写过小说，如今专注于草木与随笔文字。图文散见于纸媒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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