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所学校是新华小学。那是县城里很有些历史的老校，它的前身叫豫章小学。七岁那年，我正式入学，那时母亲就在这所学校里教书。现在我能依稀记起，那年秋天的阳光透过教室的玻璃，轻飘飘洒落在我的身上。那只是记忆之光。学校坐落在县城主街五一三路的北侧，校园不大，只有两排青砖平房和一个小操场，校门是两扇厚重的木板，淡蓝色的油漆已经退色，围墙刷了白粉。一只铁铃系在教室走廊的柱子上，一个老校工会在每天上、下课准时敲响。我的第一个老师姓季，三十多岁，微胖，齐耳短发，慈眉善目。她是我母亲的挚友。她有一个女儿叫朱丹，长着一张小圆脸。当时我们同班。虽然我从四岁开始就在母亲的教室里鱼目混珠，但正式入学那天还是亢奋而慌乱的，第一堂课我就闹出了笑话。季老师让我们从操场排队走进教室，然后开始按花名册点名。我的学名是入学前几天才取的，原来家里都只叫我小名，因此母亲再三叮嘱，要我记住自己正式的名字，我使劲点头表示记住了。可是，当季老师在班上点到“刘军”时，教室里却出现了短暂的寂静，片刻之后我与全班同学一起齐声回答：“没有来！没有来！”我坐在第一排，声音特别响亮。季老师笑了起来，她伸手指着我：“你不就是刘军吗？”我是那种喜欢出风头却又常常闹出笑话的小学生。一次上课，季老师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马克思吗？”我记得母亲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的是马克思画像，立即高声抢答：“我知道！他脸上有很多胡子，像一只熊！”季老师哭笑不得，她招手让我坐下，严肃地说：“不许乱讲，马克思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另一次，季老师让我代表班级去参加年段的算术比赛。其实我的算术成绩并不好，季老师只是看我母亲的颜面推荐我去。进入考场，我以最快速度写完所有考题，然后趾高气扬向老师交了卷。最终成绩可想而知，但我不在乎，我只得意自己是第一个交卷的。整个学生时代，我陷入了一种可怕的语言障碍——口吃。这个毛病让我羞愧而自卑。我是一个喜欢说话的孩子。我不仅喜欢在课堂上抢答问题，而且愿意向每一个路遇的老师问好。可是我很难发出“老”这个音，我得在“老”字前面加个“是”字来过渡。于是，“老师好”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成了“是老师好”，老师不小心就听成了“死老师好”。老师当然知道我不是骂他，他们总是笑着摸摸我的脑袋，说孩子别急。这让我沦为老师们私下里谈论的笑柄。季老师与我家住同一个院子，吃饭的时候，她会向我母亲数落我白天在学校里出的洋相，然后她们就笑作一团。那时候朱丹就坐在饭桌旁，也跟着吃吃地笑。那一学年，季老师选我当了班长。每天早读课，全体同学要起立，将红宝书揣在胸前，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敬爱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那时我就神气地在教室里巡检，监督每个同学的站姿，纠正个别人行为的不端。这是1969年，空气阳光中充斥着荒诞的尘埃，孩子们不会知道自己朗朗祝福声的最终去处，我也不会明白自己童稚行径的可笑。我只是很得意这个班长，那是我整个学生时代所拥有的最高官衔。上二年级的时候，季老师调走了，她带着女儿去了北方。我记得母女俩坐在三轮车上去车站的情景，朱丹向我挥手，然后就与那辆三轮车一起，消失在了街道的尽头。从此我在班上的职位开始逐年下降，从班长到副班长，到班委，再到小组长，最后到了五年级，我终于成了一介布衣。其实我不是一个坏学生，我只是调皮好动，成绩平平。每学期老师给我的评语都会批上这么几句：上课爱开小差做小动作，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我最昭然的劣迹发生在小学三年级。那学年我们班新来了一位语文老师，姓李，山西人，人近中年，常年穿一件蓝土布上衣和一双灰布鞋，看上去像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她性情暴躁，一边讲课一边用一根小木棍敲打讲台，发怒时就泼口骂人，她经常把一句口音浓重的骂人话挂在嘴里：操你娘娘的×。这句骂词成了李老师的代名词，同学们都喜欢模仿，每当看到李老师远远地走来，大家就会说，操你娘娘的×来了。那时每周有两节书法课，安排在下午正课之前，并没有老师教写书法，只是让学生自己写小楷字。同学们都觉得这是最无聊的课了。在那些夏天的午后，窗外的蝉鸣经久不息，李老师把头埋在讲台上昏昏欲睡，我们每人的课桌上放一小瓶墨汁和一本小楷簿，捏着毛笔歪歪斜斜去填那些小方格，浑身都是粘糊糊的汗水。那一回我突发奇想，用小刀将一根竹签削尖，用它来代替毛笔，那字写得又快又端正。李老师并没有发现我的投机取巧，每次都在我的作业本上用红笔批个“优”字。我的发明很快风靡全班，不久，几乎每个同学的书包里都有了一根自制的竹笔。这让我的行径很快败露，风暴来的又快又急，李老师高声怒骂着操你娘娘的×，挥手将一盒粉笔摔烂在我的桌上。我吓得从教室里逃之夭夭，我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来自母亲的另一场暴风骤雨。小学毕业之后我再也是没见过李老师，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回了山西老家。一直以来我无从了解她的身世，但我知道她很爱自己那个北方。她性格爽朗，喜欢拿出自己做的面饼和水饺给同事们品尝。有时，她也会跟我母亲说起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今天，当我早已理解了那个年代，我想我也理解了李老师。她就像一片树叶，被一场大风吹起，无从掌握自己的去向。在遥远的北方，她也许会是一个优秀的车工，或是贫瘠土地上一个知足的收获者，然而政治风暴将她吹到了南方，并塞给她一份力不能及的职业，她的哀怨与无奈无处消解。她不经意间将一句骂词留在了自己学生的记忆里，那只是那个时代随处可见的一个不足为奇的印记。现在，我的记忆里出现了另一张面孔，是我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姓涂，一个年轻而漂亮的女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她正在恋爱。这个秘密是我和班上几个男生发现的，但我们做了傻事。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同学去影院看电影，散场的时候在黑暗的人群中发现了她。她跟一个青年男子顺着人流往外走。一个同学眼尖，从人的缝隙中发现他们手牵着手。在少年幼稚的眼光里，这是最最见不得人的行径。不知是谁的提议，我们躲在人群中发一声喊：“涂老师！”我们看见涂老师触电一般从那男青年身边弹开。第二天上课，涂老师的眼神有些飘乎不定。放学的时候，她把我留了下来。涂老师的目光是责备而温暖的，无疑，她已经从昨晚的恶作剧中听出了我的声音。她只是看着我，沉默良久才轻声说道：“对老师要有礼貌。” 多年以后，当我也拿起教鞭走上讲台的时候，会想起涂老师注视我的眼神。我知道那是一个老师对待犯错孩子所应有的眼神，它是爱惜与善意，能够把人性中的灰尘拂去，让人心明澈而自重。时间的流水会冲走过往的印迹，但有些事物却会因漂洗而更加明净，正如我对小学以及老师们的回忆。新华小学已经从五一三路北侧搬到了南侧，但它总还在我记忆中的那个地方，有时我从那里经过，会不由自主地侧目张望。现在那里是实验幼儿园，漂亮的大楼取代了过去的灰砖平房。我看到孩子们在操场里唱唱跳跳，他们的小脸庞漾起我似曾相识的欢容。修竹，原名刘军，福建浦城人。写过诗，尝试性写过小说，如今专注于草木与随笔文字。图文散见于纸媒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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