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记忆空朦而芜杂，它像一幅颜料未干的画，在时间的雨水里浸泡得失去了形状。我能够依稀识辨出其中一些色块与线条，并以这种似是而非的方式还原出自己幼年生活的一些片段。那只是一堆碎纸屑，现在我试图从记忆深处将它们清理出来，却蓦然发现丢失了最重要的工具——时间的粘合剂。首先从记忆里浮现出来的是一辆铁制童车。那是一个笨重的大家伙，大约一米多长，半人高，铁栏涂着防锈的绿漆，有四个没包胶皮的铁轮子，模样很像一张活动的小床。车的垫板是木头的，中间一块可以活动，放下去的时候，我就在上面睡觉，拿上来就成了我座椅面前的小桌子。母亲说我小时是个安静的孩子，即使一整天坐在童车上也不会哭闹，除了不时尿裤子之外，我的表现基本算得上良好。因此我觉得自己的幼年应该是很漫长的一段清寂时光，父母都去上班了，他们把我安置在铁车上，在我面前的小桌上放一把爆米花，整个上午或下午，我就像一只小鸡独自在上面啄食。其实那时我还太小，以上情形多半来自父母的回忆。我只是记住了那辆铁车，它在我的时光里存在了很多年，等我稍长大一些，它就成了我的主要玩具，我推着它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让木制楼板整天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到了四、五岁，我已经有足够的气力将铁车推到院子里去了。那时我们家住在父亲单位宿舍，那是一栋红砖楼，楼外有个很大的空坪。我推着铁车在空坪上转悠。车上坐着我的两个妹妹，她们像两只小鸡，在宁静的阳光下争食着面前的一堆爆米花。现在想起来，我的童年真的有些孤单。同一栋楼里住着一些同龄的孩子，我时常一个人扒在窗沿，看他们在院子里追逐嬉戏。有时他们会把我从房间里面叫出来，让我参加中国打美国的游戏，但我胆怯而无能，总是最先被人扑倒，然后哭着当了可耻的逃兵。秋天的时候，父亲单位去农场收获地瓜，蔓藤被他们带回来在空坪上堆成小山。孩子们就在上面打闹，结果我被一个女孩推了下来，把一只脚给扭了。这次受伤让我第一次尝到了生病的好处，我觉得自己似乎有权力给整天忙忙碌碌的父母提出一些要求。于是，在家中养伤的半个月里，父亲下班后会给我带回来一个肉饼，母亲则每天晚上给我煮一碗挂面。我理直气壮地接受这些特殊的慰劳。好像我是为他们受伤的，好像我受伤的不是脚而是胃口。事实上我也并非总是一个甘落下风的男孩。我现在依旧能模糊记起第一次与其他孩子打架的情形。那时常有货车在空坪卸下整堆圆木，一些贫寒人家的孩子会将木头上的树皮剥回家去当柴禾。因此空坪上时常会聚起一群孩子，他们挎竹筐，持铁锤铁铲，一挨有圆木卸下，便一涌而上，叮叮当当敲剥起来，劳动场面十分热闹。我觉得自己似乎有义务为家里干点有意义的活，便拿了锤子和一枚大铁钉，也挤进孩子堆里十分投入地剥起树皮来。那一次，为一块树皮的归属问题，我与另一个男孩发生了争执。我被他逼到墙角，脸上被狠狠抓了一把，但我还是勇敢地抢回了那块树皮。时至今日，我的左脸依旧有一道隐约的抓痕，便是那次战斗留下的光荣印记。我幼年时另一壮举是学习雷锋叔叔。在一个七月酷暑的午后，我从橱子里翻出父亲当年的棉军帽和皮带，胸前横挎一把玩具枪，气昂昂地站在高高的木头堆上，展示雷锋叔叔的光辉形象。在那个午后，许多从空坪上经过的人都看到了一个小傻子戴着大棉帽，一动不动站在盛夏的骄阳下曝晒，小脸像一个熟透了的红苹果。闻讯赶到的母亲将我从木头堆上拉下来，一把扯掉我头上的大棉帽，然后在雷锋叔叔的屁股上狠狠打了两巴掌。不知为何，当我回忆的时候，总会发现幼年的那段时光凌乱而模糊，其间游移着焦虑与无序的阴影，蛰伏着不安和死亡的恐惧。住在过道对门的那家有两个年龄比我稍大些的男孩，兄弟俩平时很少参与外面的嬉闹。他们有自己的游戏。有时我会走进他们的房间，看哥俩埋头坐地板上，摆弄着用芒草茎折成的上百门大炮。他们兴奋而专注，口中念念有词，不停地排列组合方队，那情形就像两个将军在沙盘上演练炮阵。我被晾在了一边，心里头只有羡慕和敬畏。一天下午，外面院子里突然响起凄厉的哭叫声。我跑出去，看见一些人围着院墙下的那口水井。兄弟俩的母亲坐在井台上嚎啕，双手不停地拍打着地面。我不敢近前，但我还是看见了两兄弟中的老大。他湿淋淋地躺在地上，双眼紧闭，脸色铁青，脑袋毫无生气地歪在了一边。他死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掉到井里去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连白天也不敢独自一人走近那个井台。我突然感到莫名的恐慌，生命的消失是如此猝不及防，我发现幼小自己是多么无助。我刚开始记事的那几年，正值“文革”动荡时期，空气阳光里充斥着躁动、暴力与血腥。大字报和标语铺天盖地，游行的队伍和口号声像潮水一样每天在大街上涨落。那真是一个火热的年代，在我眼中每天都像过年一样热闹。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事情是跟在宣传车后面捡语录单，那些宣传车敲锣打鼓，不时将红红绿绿的毛主席语录单往人群里抛洒，那是一些手掌大小的硬纸片，我可以用它们来折飞箭。我还喜欢尾随大街上的游行队伍，看那些穿黄军装的男女青年手捧红宝书跳忠字舞。在那些年月，我像所有孩子一样兴奋好奇地追逐着热闹，我只是不会知道这场大热闹里面所包含的残酷。一天晚上，我们一群孩子在父亲单位会议室外面玩耍，会场内灯火通明，大人们正在开会。一个大胡子在台上讲话，台下突然发出叫嚷，几个人冲上去，用一根粗大的棕绳将大胡子捆绑起来，按在地上痛打，被打者挣扎着哭叫起来。暴力突如其来，我们像一群受惊的小鸟，向黑夜深处飞快地逃离。我不知道当时的社会正在经历着什么，父母每天下班回家，都是一副心情重重的模样。许多个夜晚，他们放下窗帘，坐在昏黄的灯光下小声地说话，脸上神情焦灼不安。不久，我们搬家了，住进一个很深的老宅院。父母不再准许我出门，他们说“革联”和“革反”打起来了，要上街就是找死。他们自己也不再上班，偶尔出去一下就神色慌乱地回来。那是一个多事之秋，宅院厚实的大门总是紧闭，从里面顶着两根粗木杠。宅院大门正对着县医院，我因此记下了一个清晰而惊恐的细节。那天“革联”攻打县医院，我躲在自家院门后面，从一条缝隙里往外张望，看见大街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人。突然一个头戴藤帽的男子提着一根棍棒径直走过来，到了我家门外，将木棍往身上一靠，对着大门哗哗洒尿。我就在门的后面，看着尿水从门缝溅射进来，吓得不敢呼吸。那天，我们全家高度紧张地躲在屋子里，高音喇叭和枪声在外面响成一片，子弹打在瓦脊上，听起来就像有人一个劲往我们家的屋顶上扔石子。许多年过去了，往事在时间的流水变得依稀模糊。然而，那个戴藤帽的男子却变得日益清晰起来，像一张刀法分明的剪纸出现在我记忆的背景里，涂着红黄油漆的木棍在1967年的阳光下闪烁着刺眼的针芒。那些日子总有死人的消息流传。有人在自家凉台上晒衣服被流弹击中，有人在单位围墙张贴标语踩上了自己埋的地雷，一个造反司令晚上回家时被另一帮造反派绑架……父母每天在吃饭桌上都会议论这些话题。他们语气凝重，忧心忡忡。终于，县城里呆不下去了。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一家开始了短暂的逃亡。现在，我已经无从记忆当时出逃的路线，我只依稀记得父母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行走。我牵着大妹妹的手，母亲抱着小妹妹。父亲走在最前头，他背着一个军用帆布包袱，一边频频回头张望，一边招手拦车。这是一道虚朦之光，它最后照亮的是乡下外婆的老宅。在那里，逃亡的脚步停了下来。我的童年像老宅门前的溪流，映着青山和落日余辉，进入平静而枯寂的水域。修竹，原名刘军，福建浦城人。写过诗，尝试性写过小说，如今专注于草木与随笔文字。图文散见于纸媒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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