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者普爷】信念和努力，可以登上艺术之巅（2）
2024-07-17 23:02
北京
普爷： 每个人出生时都是干净、纯洁的，之后才会遇到问题。不过是的，我是从古典音乐开始的；我的父亲和兄弟们都很喜欢音乐，我是靠听觉开始学的。和两个分别演奏吉他和班多钮的朋友一起，我们演奏当时所有流行的曲子。那是在1918年，一战结束后。我去上学，读完四年级后我告诉我父亲我不喜欢学校，想去工作。他带我去了位于Triunvirato街在Vera街和Velazco街之间的一家印刷厂，老板是当时非常有名的钢琴家，名叫Mazzone；在那里我学会了印刷工艺，后来又去了Canning街的另一家印刷厂打工。有一天傍晚，下班回家时，我发现家里有一架钢琴，是我父亲送给我的，他说“你得学弹钢琴”。我拒绝了，这是一场激烈的斗争，但最后他还是让我跟Antonio D'Agostino老师学习钢琴。他现在还活着，住在Villa Crespo社区，已经82岁了，仍然在教书谋生。我跟他学习了几年，然后又跟其他老师学了和声、对位法，跟Rubbione、Bautista、Gretzel等老师学习。普爷：在跟D'Agostino学习的时候，我写了探戈《回忆》（Recuerdo），1924年完成的；还有《萌芽》（Retoños）、《心跳》（Palpitando），后来改名为《小径》（Senderos）；《我的宝藏》，以及一首名为《阿拉斯加》的狐步舞（Foxtrot）。这些是我的初步尝试……我父亲经常带我去他演出的舞会和婚礼，让我在探戈工作中也能实践一下。我的第一份专业工作是在位于Rivera街和Godoy Cruz街街角的“Chancha咖啡馆”；在那里我从下午六点工作到凌晨一点；在一个小舞台上，和一个小提琴手和一个班多钮手一起。后来我去了其他地方，直到有幸在位于Canning和Córdoba的ABC咖啡馆工作，那里有一些来自市中心的专业音乐人，与Julio de Caro的乐团有联系。我们在那儿首演了《回忆》和同时期的探戈《缺席》。Pedro Laurenz经常来拜访我们；他非常喜欢《回忆》，把它带给了德卡罗（Julio De Caro），后者在1927年录制了它。从那里我去了位于Talcahuano街和Lavalle街的“公园咖啡馆”，与其他音乐家一起，其中包括《爱的夜晚》的作者Franco。后来Pedro Maffia来找我，让我加入他的六重奏，从此我在职业生涯中变得名气越来越大，专业知识也在探戈中不断丰富。普爷：正式的乐团是在1939年成立的。但是在此之前，我们的六重奏乐团在1927-28年间在电气电影院演出，后来在Metropol电影院——最后一家有传统乐团的无声电影院——演出。六重奏乐团成员包括小提琴手Elvino Vardaro和Alfredo Gobbi；班多钮手Aníbal Troilo和Ciriaco Ortiz；低音提琴手一个我们叫“pucherito”的先生，还有我弹钢琴……普爷：这导致了传统探戈音乐家、爵士音乐家和古典音乐家的全面失业。而且，雪上加霜的是，街区咖啡馆里的传统探戈乐团被留声机取代了。加上1929年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全部的失业……普爷：就像处理所有事情一样……当没有任何指导，不知道该往何处走。这么多音乐家在科联特斯大街上，或者在咖啡馆里走来走去，寻找一些工作，可能是在某个夜总会、酒吧，或者某个舞会，或者到内地的短途旅行……一方面我们遭遇了经济危机的冲击，另一方面出于那些失业音乐家的意愿，我们在1935年成立了第一个流行音乐工会。普爷：有，叫做“职业乐团协会”，但这个组织无法解决从业者与企业有关的任何工会问题。因此不得不成立音乐家工会，以解决音乐家的经济和就业问题。就是这样，从工会立场出发，在夜总会中进行了第一次罢工。赢得了休息日、工资以及凌晨四点结束工作的权利，因为我们以前像在封建制度下工作，从下午六点一直到早上六点。这是一个胜利，由那些领导组织的人们正确引导，由所有当时处于困境的音乐家们团结一致的意志促成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胜利，从组织和未来行动的角度来看，反对封建类型企业的斗争，如夜总会；此前音乐人完全没有得到任何保护，没有任何组织为他们辩护……记者：五十年过去了。现在有组织，但情况并没有比那时候好多少吗？普爷：这似乎难以置信，但确实如此。现在有了组织，但我们完全没有得到保护，所有的成果都化为乌有，不幸的是，由于国家的干预和政治状况。普爷：我们努力争取音乐家的团结，从维护权益的角度出发。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乐团在某个地方工作，从早到晚，结果被随意解雇，没有至少一个月的提前通知。也没有固定的收费标准；工会的收费标准没有监管，只能靠音乐家们的共识。录音带的问题：要进行十五场演出，却只有一个乐团，Maipú舞会的乐团；其余的要用录音带演奏。这本来是音乐家工会取得的成果：禁止用录音带工作……这一规定的取消导致大量乐手失业。还有减少交响乐队中的乐谱架，导致比赛减少，从而减少了音乐家在交响乐团中的收入。几乎可以说，在不同的条件下，我们处于和1930年同样的情况：没有保障。企业金主们，尤其是在夏天旺季来临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谈妥了某些乐手，时间到了却不履行约定。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使得一些有意愿开办场所的企业主，无法兑现约定。记者：所有这些都导致像探戈这样的流行音乐被排除在真正的文化政策之外。普爷：从文化政策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经历了许多挫折，因为有一种政策旨在压制我们流行文化的所有民族特征。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一个经济计划的实施。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因为我们不能像孩子一样含着奶嘴，闭上眼睛，说马丁内斯·德·霍斯（1976年-1981年军政府时期阿根廷经济部长）是个好人，他爱阿根廷人，或者说他为阿根廷人敞开了工作的大门，让他们可以谋生，当然不是。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出现了录制音乐的入侵，而且是噪音的入侵而不是声音的入侵。普爷：是的，就是那样。有一些晨间的通俗报纸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声音被噪音所掩盖”。他们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出售唱片，以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购买并带走…国内唱片没有代表，正如古典音乐、民间音乐也没有代表…我想知道，谁被代表了？…有一整套政策旨在扼杀民族特色，就像扼杀国内工业一样，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普爷：我们必须寻找继续前进的方法。采取那些古老的主张，推进并解决那些与专业人士、作曲家、演奏家等有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