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戈传奇】阿根廷探戈史上最离奇的一场维权案

2024-10-14 13:40   北京  

几年前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听到了一件令我非常伤心的事情,恩里克·路易斯·迪斯塞博罗老先生去世了,心痛的是,老先生和阿根廷政府打了一场五十多年的身份维权还没有赢回来就撒手归西了。
从1966年开始申诉维权到2017年去世,整整五十年!路易斯老先生只想让阿根廷政府正式承认他是著名的探戈大师恩里克·桑托斯·迪斯塞博罗的儿子,但直到他去世,他努力奋斗了五十年,都无法赢得阿根廷的合法认可。整个阿根廷探戈世界都知道,路易斯老先生是迪斯塞博罗唯一的儿子,只不过他出生在墨西哥,无法在阿根廷获得迪斯塞博罗合法儿子的身份,也就无法继承迪斯塞博罗的所有财产。正是由于老先生对他父亲的学术价值的尊敬,阿根廷探戈学界几乎对他一直保持尊敬和认可。
可能很多中国的朋友不记得了迪斯塞博罗这个名字,但一定还记着我在很多文章里提过“探戈是一种可以舞蹈的悲情思想。”这句话,肯定听过加德尔演唱的《溜达,溜达》(Yira,Yira),《杂货铺》(Cambalache)等经典曲子,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都是迪斯塞博罗作词作曲的。据统计,迪斯塞博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有超过四十处房产,几乎他写一首探戈就可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买一套房子!而从阿根廷词曲作者协会获悉,迪斯塞博罗的作品版权费每月加起来平均可达2万美元。这别说在阿根廷,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但无论是房产和版权收入,都和他唯一的儿子毫无关系。因为他是墨西哥人,阿根廷法律不承认他就是迪斯塞博罗财产的合法继承者。
这些震惊的实情是恩里克·路易斯·迪斯塞博罗老先生在2016年亲口告诉我的。尽管过去了三年,但那天晚宴的情形我很难忘记。
我和恩里克·路易斯·迪斯塞博罗先生有过三面之交。第一次是在2016年8月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探戈节上。当时在第一排坐了好几位熟人,但其中有一位老先生,有点驼背,花白的胡子,尽显苍老。周围熟悉的朋友跟我们做了相互介绍,才知道这位老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恩里克·桑托斯·迪斯塞博罗先生的儿子。显然,和其他探戈大师后代相比,这位老先生显得更加沧桑。第二次是在阿根廷国家探戈研究院的学术峰会上,再次遇到了老先生,新认识了他的老伴,墨西哥人,和他的年纪相差不少,但这一次人太多,没有过多的交流。还认识了另一位以前没见过的探戈研究员,拉努斯国立艺术大学的哲学教授丹尼尔·雷,我得知他前不久刚参加去巴黎参加了迪斯塞博罗学术研讨会并做了主旨演讲。我告诉他我在写一个系列叫《探戈传奇》,已经写了好几位探戈大师了,同时也在搜集与迪斯塞博罗的资料。雷教授主动要和我分享他最新出版的迪斯塞博罗论文集,我欣喜若狂!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最大的嗜好就是和探戈相关的任何书籍。
没过几天,雷教授约我去他家晚餐,并说迪斯塞博罗老先生和奥斯卡·康德教授夫妇也会参加。我最近几年一直在使用的一本《布宜诺斯艾利斯俚语词典》就康德教授编写的,这本词典在我翻译的很多探戈歌词中给我很大的帮助。
雷教授一家三口,康德教授夫妇,迪斯塞博罗老先生和他伴侣,还有阿根廷国家探戈研究院驻法国代表,还有我。探戈在法国,探戈在中国,俚语,这些都话题可以说是上半场的话题,气氛特别开心。迪斯塞博罗是一个风趣幽默的老人,他说我是一个假的中国人,分明就是一个长着一张中国脸的阿根廷人。
突然,有人问老人,“官司怎么样了?”“还是老样子,很难。”老人回答,气氛一下子变得很严肃。
老先生拿出自己的护照,对我们说,“我的护照还是墨西哥的。”满脸的无赖和彷徨。
他们可能看出来我对整个事件的不了解,于是老先生从头到尾向我们讲述了他的传奇故事。
我静静的听着老先生的故事。他的故事像好多探戈一样,真实而悲凉。
左边二位是康德教授夫妇、阿根廷国家探戈研究院驻法国研究员、我、路易斯先生伴侣和他本人,右边三位是雷教授一家三口。
1945年庇隆总统上台之后,探戈艺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入了黄金鼎盛时期。阿根廷开始和拉美其他国家开展文化外交交流,特别是在作曲作词以及版权方面的合作交流。阿根廷词曲作者协会就是保护词曲作者版权权益的机构,这个机构保护的是包括探戈作品在内的全部在阿根廷本土创作或阿根廷人在境外创作的作品。45年该协会的主席是探戈哲学大师恩里克·桑托斯·迪斯塞博罗,第一副主席是奥梅罗·曼西。
这一年,迪斯塞博罗作为阿根廷词曲作者协会主席,应墨西哥版权机构的邀请,率团前往墨西哥访问,随团的有很多知名大师,如词作家奥梅罗·曼西,女歌唱家蒂塔·梅雷罗夫妇等。
这一年,迪斯塞博罗和墨西哥女演员拉法埃尔·迪亚斯·德莱昂相识,后者就是恩里克·路易斯·迪斯塞博罗的母亲,2015年在墨西哥去世,88岁的她在生命的尽头依然无法完成毕生的心愿:让阿根廷正式承认他的儿子是阿根廷人,承认他是恩里克·桑托斯·迪斯塞博罗的合法儿子,这是后者去世六十多年来她最大的愿望,但残酷的现实可以说死不瞑目。
18岁的拉法艾尔和45岁的迪斯塞博罗初次见面就彼此触电,一见钟情让这位少女几近疯狂。
按照路易斯先生的讲述,迪斯塞博罗和他母亲的相识是在墨西哥中南部库埃纳瓦卡的一个酒店,也是代表团入住的酒店。与此同时,18岁的拉法艾尔作为已经小有名气的歌手也应邀到酒店与代表团会面。
有天晚上,拉法艾尔在自己的房间洗澡时,一边演唱着迪斯塞博罗的著名探戈《独自一人》(Uno),恰好被路过的迪斯塞博罗听见,他驻足聆听,当她意识到有人在窗外偷听她唱歌时,不再唱了。
当晚,墨西哥方组织了晚宴为阿根廷的代表团接风。而在开餐之前,他已经打听到了在房间里唱探戈的那个女孩。主办方特意将拉法艾尔安排在迪斯塞博罗的身边入座。
拉法艾尔痴迷地看着身边这个矮小而风趣的男人。“我一下子触电一样疯狂地爱上了这个男人。”她在后来的一段媒体访谈录中说。两人初次见面交谈甚欢,很快相恋。他告诉她,他第二天要去一趟古巴,但半个月之后还会回到墨西哥找她。墨西哥方跟他签署了一个项目,他会回到墨西哥居住三个多月。去古巴期间,他隔三差五地给她打电话,两人的感情不断升温。
她已经知道,他在阿根廷和著名歌手塔尼亚是公开的一对伴侣。但他对她说,塔尼亚只是他的代理人而已,显然低智商的人都知道这是谎言,但她还是信了。
之后的两年,桑托斯·迪斯塞博罗有一半的时间停留在墨西哥。1946年底,拉法艾尔怀孕了。然而,她怀孕的消息很快传到塔尼亚的耳边。塔尼亚出现在墨西哥,出现在迪斯塞博罗和拉法艾尔的眼前。塔尼亚威胁他,如果他不立即和她回阿根廷,她就当场跳楼自杀!桑托斯面对这样的威胁,只好放弃拉法艾尔。他回到他们共同生活了近两年的公寓,静静地收拾自己的行李。任凭她如何质问和怒吼,他的回答只有一句:塔尼亚来了,她叫我回去。拉法艾尔无法理解这个男人对两个女人之间的感情到底孰轻孰重,但现实是,她和这个男人之间纯粹的感情突然间就消亡了,而且是在她怀孕的时候。
这时候,拉法艾尔怀孕六个月,塔尼亚的出现,彻底断送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一走,两人从未再见。
他们的孩子恩里克·路易斯·迪斯塞博罗出生后,桑托斯在阿根廷还经常给他们母子寄钱。但在路易斯手里,他还保留着他父亲桑托斯从阿根廷写给他母亲的六封信,还有一些汇款单据。在这些信中,他会毫不保留的表达对自己的爱和无法见到儿子的遗憾和无奈。他也有提过准备回到墨西哥,但始终未能返还。对于他们母女来说,最直接的理由是塔尼亚拒绝让他父子重逢。这也是为后来路易斯在阿根廷开启司法之路最大的障碍。
桑托斯的好友蒂塔·梅雷罗夫妇当时在墨西哥定居,给了这对母子不少帮助,还将路易斯收作义子。蒂塔作为著名的探戈歌唱家,立下字句证明路易斯是桑托斯的亲身儿子。对此,她和塔尼亚这对黄金年代的姐妹花彻底翻脸。
1951年,迪斯塞博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拉法艾尔是在自己供职的墨西哥《至上报》得知的消息。她痛不欲生,孩子之后4岁,他对她做出的很多承诺都还没有兑现。
往后的余生里,拉法艾尔一直未婚,与儿子路易斯相依为命,她一直给他灌输他父亲的才华,让他从小就知道他父亲在阿根廷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大名人,从小听他父亲创作的那些经典探戈。她在墨西哥最大的日报《至上报》工作超过五十年,曾两次荣获墨西哥国家新闻最高奖。
“对于我母亲来说,这六十多年来最大的心愿就是让阿根廷承认我是他的儿子。”老先生在当晚的晚餐上对我们说。 
1966年,19岁的路易斯首次和他母亲一起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启了让阿根廷司法之路:司法承认他和桑托斯的合法父子关系。但他手里只有蒂塔当年留给他的证人词。
在阿根廷,要承认合法的父子关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向联邦法院递交DNA亲子鉴定证书,其他的材料都是辅助作用。但问题是,桑托斯·迪斯塞博罗已经去世十五年。第一次申请被驳回;1968年,他独自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聘请了一位律师,但依然被法院驳回。1972年,1980年,1999年,2012年,这几年他都换了不同的律师向联邦法院申请,但次次被驳回。
路易斯说,他知道自己最大的障碍来自塔尼亚,因为塔尼亚是桑托斯去世之后唯一的财产继承者。在阿根廷最高法院的边上有一家餐厅是塔尼亚开店的,她和很多法官律师的关系一直很好。作为外来的弱势者,路易斯几乎不可能在阿根廷的司法体系中获得属于自己的正义,因为这个庞大繁琐的体系中,没有铁定的证据很难获取胜利。
塔尼亚和桑托斯在阿根廷没有任何子女,他去世之后,塔尼亚继承了桑托斯的所有财产,包括每月2万美元的作品版税收入。路易斯可以说是桑托斯唯一的子女,但他不解的是,为什么作为唯一的儿子无法继承亲身父亲的财产,同样是迪斯塞博罗家族的,为什么会落到别姓人的手里?
长达六十多年的司法之路中,他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出生在墨西哥的路易斯·迪斯塞博罗先生在其父亲的强大光环之下,极其悲剧的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在墨西哥,他原本有一份自己的工作,他是学历史专业的,曾在大学里教书。但为了完成他母亲的心愿,他辞职了,不定期到阿根廷,继续这条艰辛的身份认同之路。我翻阅过他的Facebook主页,我发现他的生活也可以概括为艰辛二字。他的三个女儿也在期盼着从他父亲那里获得继承的利益。显然,这样的愿望不可能在实现了。
恩里克·路易斯·迪斯塞博罗先生,带着一个巨大的光环,却是一个悲剧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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