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缘巧合，有机会到访向往已久的高密东北乡。可惜来晚了几天。风依然吹拂着大地，但没有了无边的、高耸的红高粱，高密东北乡的空气里已然嗅不出那高粱酒的浓烈，闻不到余占鳌和九儿的勃发青春。我就带着这样的遗憾走进了莫言文学馆。
迎面就是巨大的纪念墙。树木的年轮，莫言的作品摘录，无数的乡亲头像。据介绍，他们都来自养育了莫言的那个村庄。不仅生于斯长于斯，莫言最好的作品也大都关于斯——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无疑是莫言无法割舍的精神家园。2012年11月，莫言像以往一样回乡探亲和创作，就住在他大哥管谟贤家所在的翰林苑小区里，他在这里获知得奖的消息，也是在这里写下了后来在瑞典学院的授奖演说《讲故事的人》。
莫言最好的作品，不管是《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红高粱家族》、《檀香刑》还是《蛙》，无疑都充满着犀利的反思和批判精神。这种精神很可能就脱胎于童年生活的艰辛之中，从他11岁时就因“言语不当”不得不从小学辍学可见一斑。关于这一事件，文学馆墙上的文字说明仅限于此，与我同行的朋友道出更多的细节，才解决了我内心的疑惑：什么样的“言语不当”会使得一个11岁的孩子不得不辍学呢？
小学肄业的莫言数年后先后得到机会被招工和从军，并在军营里开始了他的文字创作。他曾称，当年坚持刻苦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一天三顿都能吃上饺子”。这条路走得并不平坦。三年多以后（1981年），莫言才得到河北保定的《莲池》杂志的青睐，发表了其处女作《春夜雨霏霏》。《莲池》编辑部的毛兆晃慧眼识珠，在随后数年中为莫言的创作提供了诸多帮助，成为莫言的第一个正式恩师（擅长讲故事的祖父和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大哥管谟贤则是他最早的两位启蒙者）。
八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解放、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10年，据不完全统计，仅地县级的文学刊物就达到了2000种以上。而根据网络搜索结果，2024年中国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只有276家。发掘和扶持了莫言的保定《莲池》杂志也早已停刊。
1984年，莫言报考刚刚成立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却错过了报名日期，系主任徐怀中读了莫言带去的作品后马上决定破例录取。这让我想起同为八十年代的诸多“破格录用”，如武大校长刘道玉之于杨小凯和易中天，可见当时是怎样的万马奔腾、意气风发的年代。这样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精神，不知今日尚存否？如果有领导尚有此心，不知尚能顺利实现这样的“特事特办”否？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徐怀中先生的指导下，莫言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系列获奖作品，进入了其第一个真正的创作高峰。莫言对其恩师们也一直敬重和感恩，在文学馆的中心报告厅里，在一大片高粱地的背景照片前，就是他的历位恩师的真人大小的雕像。
2012年11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文学馆里，有一处汇集了包括他在内的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灯箱穹顶。我们偶然发现，独缺了2000年的高行健。这缺失固然是个遗憾，却也不失为一段特殊历史的隐喻和注脚。
莫言前往瑞典领取诺贝尔奖的过程，馆里有详尽的展示，包括还原的颁奖大厅、领奖时的燕尾服等林林总总。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把精心准备的获奖感言遗落在酒店里，还好是自己写的，大致记得主要内容，临场发挥获得了长达一分钟的热烈掌声。两份对比读来，前者中规中矩、正式、周到，后者却更加精炼、生动、自然、真实，更产生了结尾的金句：“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确实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我想，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
莫言无疑是中国文坛最勤奋、最多产的作家之一，计有长中短篇小说120余部（篇）。有意思的是，这些小说几乎都产生于2014年之前。莫言也是获得国内外奖项、荣誉最多的中国作家，应该迄今没有之一。例如，2014年10月，莫言作为文艺界杰出代表，参加了在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而在此前的2013年4月，莫言在中央机关一次纪念活动上，作《文学创作漫谈》主题演讲并指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文艺的发展意义重大、妖魔化毛泽东是“蚍蜉撼大树”、历史唯心主义很可怕……
最近这些年来，莫言先后改编、创作了多部歌剧、话剧，如《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鳄鱼》等，还出任了纪录片《百年巨匠》的总撰稿。他发展的另一重要爱好是书法，馆里有其诸多书法作品的展出，如这幅长达十数米的纪念去世的父亲的《我是不孝之子》。据知情人透露，近年来的莫言在书法上投入了很多时间。我不懂书法，也没读过莫言的歌剧和话剧，无从评价莫言的书法和剧作成就高低，不过我想起了年仅47岁（1949年）即转向古代服饰研究的沈从文，他晚年也爱好书法呢。
湘江奔流，胶河静淌。斗转星移，岁月轮回。在没有红高粱的高密东北乡，在精美、丰富、宏大的莫言文学馆里，我仿佛看到这两代大作家，隔空相望，呼吸相闻，似殊途而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