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孟龙
凡国栋
■关键词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3辑，第123-131页，注释从略。
中国古代政区建置从战国时期到清朝末年延续二千余年，其间变化繁复，相关文献记载纷杂，且常有缺漏，导致后世对某些政区建置沿革的理解存在分歧，留下许多难以解决的悬案。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发现，以及考古事业的发展，为理解古代政区变化提供了新资料，使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古代政区的演变过程，得出更为清晰的认识。
本文以鄂东南地区三个古代县邑为例，或结合出土文献，或结合考古实地踏查，集中讨论三县在秦汉六朝时期的建置沿革，期望能够合理解释传世文献记载的分歧。文章相关判断存在的疏失，还望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 鄂县
两汉江夏郡辖有鄂县，关于汉代鄂县地理方位，自北朝《水经注》开端，历代地志均有记载，学界普遍认为：汉代鄂县始设于今鄂州市，三国更名为武昌县，西晋重新设置鄂县，鄂县、武昌县都在今鄂州市区，隋代鄂县并入武昌县，一直延续至清朝。
在今湖北省大冶市金牛镇，有一座“鄂王城”遗址。这座“鄂王城”本来也在明清武昌县境内。“鄂王城”何以名“鄂”？其与两周时期的鄂国、楚国鄂邑，以及今鄂州市的古鄂县是否存在联系？当地文史界存在多种说法，难以取得共识。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湖北省考古部门对“鄂王城”进行了几次调查和试掘。2014—2015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鄂王城”进行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取得很多新认识。此次发掘明确“鄂王城”始建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城内遗物以战国中晚期至汉代为主。这使得此前流传于当地文史界“鄂王城”为西周中期楚王子红之城邑，春秋后期鄂君子晰封邑两种说法失去了凭据。王红星等人结合文献记载，以及湖北地区楚文化考古分布及时代特征，论证“鄂王城”是战国中期楚国经历“垂沙之败”后，将南阳盆地的鄂邑东迁而来。其判断应属可信，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个战国晚期的鄂邑与汉代的鄂县有没有关系？王红星等人认为两者相关，或许是基于“鄂王城”存在大量汉代遗物而做出的判断。但古城存在汉代遗物，不等同于是汉代鄂县，这一判断还需要做进一步检视。
从文献记载来看，东汉末年的鄂县在今鄂州市区。《水经·江水篇》曰：“（江水）又东过邾县南，鄂县北，又东过蕲春县南。”这里的鄂县地处邾县（今黄冈市）、蕲春县（今蕲春县）之间的长江南岸，无疑是今鄂州市城区。又《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曰：“（刘）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樊口即今鄂州市西的樊水入江处。《水经》成书于汉末三国之际，辅之《江表传》，东汉末年之鄂县无疑在今鄂州市城区。不过，两汉鄂县是否一直位于今鄂州市？凭据目前所见文献记载，还难以做出明确判断。
明确两晋六朝鄂县方位，或许有助于理解汉代鄂县所在。黄初二年（221），孙权迁都鄂县，改名武昌县。太康元年（280），西晋重新设置鄂县，与武昌县并存。《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武昌郡同时存在武昌县与鄂县，两县并存的格局延续300年，直至隋开皇八年（588）才将鄂县并入武昌县。
两晋南朝的鄂县位于何处？《太平寰宇记》鄂州武昌县记载了吴大帝城（后世称“吴王城”）、鄂王城、故鄂县城三处古城。明清方志称武昌县城（今鄂州市城区）为鄂县故城，吴王城在县城东，鄂王城（非今金牛镇之“鄂王城”）在县城西南2里。《中国历史地图集》认为“鄂王城”即两晋南朝鄂县，吴王城为两汉鄂县、六朝武昌县。新中国成立后，文物工作者对鄂州市“吴王城”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确定吴王城的时代为六朝，与文献记载相合。根据这一考古发掘成果，学者将两晋南朝鄂县或推定为明清武昌县城，或推定在武昌县城西南2里处。
综上，将两晋南朝之鄂县、武昌县推定在今鄂州市城区，是学界普遍的认识。但这种看法并不合理。因为两晋南朝的鄂县、武昌县治于一地，在两县并非侨县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十分反常。曲英杰注意到这一问题，称“晋初复立鄂县，与武昌县并列，自不当治用樊山东鄂县址，而当与武昌县相距较远”。他注意到清代地方志另有“鄂县故城”即马迹乡“鄂王城”的说法，于是提出两晋南朝的鄂县应为今金牛镇鄂王城。
为了证明这一推断的合理性，曲英杰又举出一条证据。《晋书·地理志》鄂县“有新兴、马头铁官”。《太平御览》引《武昌记》称“北济湖本是新兴冶塘湖。······湖日因破坏，不复修治，冬日则涸”。曲英杰认为北济湖即《太平寰宇记》所记“春冬干涸”之浮石湖。明清地方志载浮石湖在今金牛镇，故新兴冶在今金牛镇附近，可以与金牛镇鄂王城对应。笔者认为曲英杰把北济湖对应为浮石湖，缺乏依据，但是把新兴冶定在今金牛镇的结论大抵可信。庾信《江记》曰：“谷里袁口，江津南入，历樊山上下三百里，通新兴、马头二冶。”古樊水又称“袁水”，樊口亦称袁口，樊山亦称袁山。由樊口溯樊水而上可至新兴、马头二冶，二冶显然在樊水上游。据黄学超所考，新兴、马头二冶分别在今大冶市西，樊水流域之还地桥镇、金牛镇，其结论十分合理。
2022年6月下旬，笔者所在“鄂东南战国秦汉城址调查组”对金牛镇鄂王城及其周边地理环境进行了考察。调查组成员共5人，分别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凡国栋、高一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马孟龙，湖北省赤壁市博物馆石蒲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崔明昱。6月25日调查组来到大冶市，邀请主持鄂王城考古发掘工作的陈树祥加入，并于次日在大冶市文博系统工作人员陪同下，对鄂王城进行了实地调查。
鄂王城遗址位于今大冶市金牛镇胡彦贵村，地处山丘与河港冲积过渡地带，古城西部为一片连绵起伏的低矮丘岗，东部为低洼宽阔的平畈，高港河（古樊水）经古城东垣向北汇入梁子湖。平畈向东逐渐进入铜绿山古铜矿区。鄂王城地理环境优越，水陆交通便利，不但具有较为重要的军事价值，亦可对铜绿山进行管理。在考察过程中，陈树祥提示笔者，鄂王城周围分布有大量冶炼遗址，表明古代的鄂王城不仅扼控铜绿山铜铁矿，其本身也是一处矿产加工和金属冶炼基地。鄂王城周边大量铜铁冶炼遗址的发现，无疑可以对应《晋书·地理志》鄂县设新兴冶、马头冶的记载。另据陈树祥介绍，鄂王城遗物虽然以战国晚期至汉代为主，但也有六朝隋唐的遗物，总体看来废弃年代在宋代。据此，若将鄂王城考订为两晋南朝的鄂县，也与古城时代相符。
综合文献记载、六朝县级政区设置原则以及周围冶炼遗址分布，笔者判定今金牛镇鄂王城遗址应为两晋南朝之鄂县。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宋书·州郡志》“鄂令，汉旧县，属江夏”的记载。《宋志》称鄂县本为汉代旧县，西晋重新设置。《宋书》撰写者沈约为南朝人，当时鄂县仍存，他对鄂县历史沿革的记载值得重视。在沈约看来，刘宋鄂县也是汉代鄂县。今金牛镇鄂王城遗址采集到的汉代遗物较为丰富，可以辅证《宋志》的说法。这意味着，鄂王城遗址不仅是两晋南朝的鄂县，也是汉代的鄂县。
分析鄂王城地理方位及周围环境，不难判断古鄂县设置于此的缘由。陈树祥已经提到，鄂王城具有管理铜绿山古矿产和扼守军事要冲的功能。今大冶市境内的铜绿山自商周以来便是江南地区重要的铜矿产地，战国时期楚国必然要设县进行管理。特别是在秦国攻占江汉平原置南郡后，楚国对铜绿山矿产基地的保护就变得更为紧迫。战国后期，秦国南郡东界已越过长江，置沙羡县（今武汉市武昌区，见下一节考述），迫近铜绿山。而今鄂王城与秦汉沙羡县隔梁子湖相望，横亘在秦南郡与铜绿山之间，其军事防卫铜绿山的功能显而易见。楚国在此置鄂县，既能就近管理铜绿山，对铜绿山采出的铜铁矿进行加工，还能防止秦人夺取铜绿山，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西汉初年，南郡为汉朝直辖，而铜绿山先后归属九江国、淮南国、衡山国。王国仍需要借助鄂县防御朝廷，因而延续了楚国鄂县的建置。纵观西汉中后期江夏郡长江以南县邑，方位明确者几乎都在长江沿线，唯有鄂县设置于内陆，其缘由恐怕正在于此（见图1）。
图1 建安十四年长江中游政区划分
说明：据湖南省国土资源厅编著《洞庭湖历史变迁地图集》（湖南地图出版社，2011年）第82-83页“三国时期洞庭湖图”改绘。
综上所述，战国、汉代的鄂县在今大冶市金牛镇鄂王城，东汉末年鄂县在今鄂州市区，汉代鄂县曾有迁徙。接下来，笔者对鄂县徙治时间进行考证。《水经·江水注》曰：
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旧樊楚也。《世本》称熊渠封其中子红为鄂王。《晋太康地记》以为东鄂矣。《九州记》曰：鄂，今武昌也。孙权以魏黄初中，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县。鄂县徙治于袁山东，又以其年立为江夏郡，分建业之民千家以益之。
这段记载中“鄂县徙治于袁山东，又以其年立为江夏郡”问题尤多。首先，孙权已经改鄂县为武昌县，为何随后的叙述又出现鄂县？其次，鄂县本来就位于袁山东（即樊山，今鄂州市区西山），为何又称“徙治”？再次，《三国志》明载黄初二年四月孙权迁都于鄂，改名武昌，同时设置武昌郡。《江水注》为何称作江夏郡？最后，孙权“分建业之民千家以益之”显然是指迁徙建业百姓充实新都武昌，《江水注》为何将其记于鄂县之后？
分析汉末三国之际今鄂东南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或可对《江水注》这段费解的记载有新的认识。孙权本立足于江东，建安初年开始谋求向长江中游拓展势力。建安八年（203），孙权征讨江夏太守黄祖，无功而返。建安十二年、十三年，孙权再度西征，取得突破进展，杀黄祖而据江夏郡。建安十四年（209），孙权任命程普为江夏太守，可知孙吴政权已经设置了江夏郡，而非晚至黄初年间。
明确孙吴江夏郡置年，则《江水注》“鄂县徙治于袁山东，又以其年立为江夏郡”发生在孙权迁都武昌之前。建安十二年、十三年之际，孙权夺取江夏郡长江以南之地。当时正值孙权与长江流域各武装集团频繁交战之时，深入内陆的鄂县，其军事地位远不及长江沿线重要，所以孙权将原位于樊水上游的鄂县，迁置于樊口附近的樊楚城（见图1），以方便长江沿线的军事调动。所以笔者怀疑“鄂县徙治于袁山东，又以其年立为江夏郡”乃是一条“错简”，其位置本应在孙权迁都武昌之前。根据这一判断，《江水注》相关文字可以相应调整为：
孙权以（鄂县徙治于袁山东，又以其年立为江夏郡）。魏黄初中，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县，分建业之民千家以益之。
经过这样的调整，《江水注》文通句顺，此前所有矛盾一扫而光，准确地反映了汉魏之际鄂东局势变化和政区调整。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完整复原战国至六朝鄂县的建置沿革。战国中晚期，楚国将南阳鄂君迁徙至今大冶市金牛镇，置鄂邑，一方面控制铜绿山铜矿，另一方面防御南郡秦军夺取铜绿山。秦改楚国鄂邑为鄂县。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十三年之际，孙权占据江夏郡江南之地，为了方便军事调动，将处于樊水上游的鄂县迁徙至樊口。黄初初年，孙权迁都于鄂，更鄂县为武昌县。然而，将鄂县迁徙至长江沿岸，毕竟只是出于军事需要。樊口距离铜绿山及周围金属冶炼基地遥远，难以掌控。故在西晋平吴，天下一统之时，又在今金牛镇的秦汉鄂县旧址重新设置鄂县，与设置于樊口的武昌县沿樊水首尾相望。直至隋代平陈，鄂县又重新并入武昌县。至于对铜绿山古铜矿和周边金属冶炼工场的管理，在宋代由新设置的大冶县（今大冶市）填补。由此，今金牛镇鄂王城退出历史舞台，最终废弃。
二 沙羡
两汉江夏郡辖沙羡县。《荀子·强国》曰：“今秦南乃有沙羡与俱，是乃江南也。”秦代设沙羡县，已为出土秦简、秦兵器铭文所证实。岳麓书院藏秦简《为狱等状四种》“癸、琐相移谋购案”显示，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沙羡属南郡。《水经·江水注》提到三处沙羡：
江水又迳鱼岳山北，······江中有沙阳洲，沙阳县治也，县本江夏之沙羡矣，晋太康中改曰沙阳县。······江水又东迳鲁山南，······山左即沔水口矣。沔左有却月城，亦曰偃月垒，戴监军筑，故曲陵县也，后乃沙羡县治也。昔魏将黄祖所守。······江之右岸有船官浦，······船官浦东即黄鹄山，······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四年孙权所筑也。······亦沙羡县治也。
根据张修桂考证，沙阳洲之沙羡县约在今湖北嘉鱼县北，却月城在今武汉市硚口区，夏口城在今武汉市武昌区。清人杨守敬认为沙阳洲为汉代沙羡县，却月城为东汉末之沙羡县，夏口城为孙吴两晋沙羡县。张修桂则认为沙阳洲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沙羡县都无关，两汉、两晋沙羡县应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绘的今武汉市江夏区金口镇，却月城与夏口城分别是三国时期黄祖和孙权短暂设置的沙羡县。今日学界论述汉晋沙羡县沿革，基本择取上述两说。
2013年，辛德勇披露北京大学藏秦代水陆里程简册的内容，其中存在确定秦代沙羡县方位的重要信息：
夏内（汭）度江到沙義（羡）三里。（04-210）
“夏汭”即夏水（今汉江）与长江交汇处，简文表明秦代沙羡县就在汉水入江处所面对的长江南岸。以往认为秦汉沙羡县所在的今金口镇，并不正对汉水入江处。辛德勇解释：“今《中国历史地图集》所定夏水（亦即汉水）入江口与秦汉沙羡县之间的相对距离，较秦代的实际情况要偏大许多，这应当是汉水入江水口后来向长江下游有所偏移所致。”这一看法乃是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沙羡县定位为前提，而这一前提并不坚实。检索传世史籍，未见将今金口镇定为汉代沙羡县的任何记载。此说最早见于潘新藻《武汉市建制沿革》，未举出任何证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者采纳此意见，是不严谨的。今武汉市江夏区金口镇长江对岸为一片丘陵矮山，汉水入江口无论如何摆动，都不可能在此汇入长江。历史地理学界研究表明，历史时期汉水入江处十分稳定，在今武汉市汉阳区龟山附近。显然，《武汉市建制沿革》《中国历史地图集》将秦汉沙羡县方位定错了。
若基于秦水陆里程简册，秦汉的沙羡县就在今武汉市武昌区，也就是《江水注》夏口城之沙羡。以往学界认为武汉市主城区的建城史肇启于东汉末之却月城，北京大学藏秦代水陆里程简册的发现，把武汉市城区建城史提前到战国时期，提早近500年，意义十分重大。今武汉市武昌区正对汉水入江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倘若按照传统看法，秦汉弃今武昌区如此重要之地而不顾，置沙羡县于今金口镇，实在难以说通。
秦汉沙羡县方位的确定，为重新理解汉晋沙羡县沿革提供了一个重要坐标。秦汉沙羡县一直在今武汉市武昌区。东汉末年，孙策、孙权几度由江东溯江而上，与黄祖争夺江夏郡。由于沙羡县位于长江南岸，对于居于江北的黄祖来说，不利防守，于是在夏汭新筑却月城，将沙羡县迁徙到江北。但是黄祖很快为孙权剿灭，沙羡县又迁回江南旧址。1955年武昌旧城南门任家湾113号孙吴墓地出土铅质买地券一枚，其上有纪年“黄武六年”，并载墓主人死于沙羡县。鲁西奇据此推测汉代沙羡县在武昌区，现在获以确证。
《三国志·吴主传》载黄武二年（223）正月“城江夏山”，赤乌二年（239）“夏五月，城沙羡”。以往认为黄武二年始筑夏口城，赤乌二年于夏口城设沙羡县。现在可以确定，这些理解都不正确。黄武二年“城江夏山”乃是在江夏山（今蛇山）修筑一座军事山城。此前一年，魏文帝曹丕亲征孙权，魏江夏太守文聘尽夺江北之地，孙权“临江拒守”，“城江夏山”正与此有关，目的是加强对沙羡县的军事防护。而赤乌二年“城沙羡”应该是重新修缮沙羡县城垣，不能理解为始设沙羡县。
《宋书·州郡志》郢州江夏郡“沙羡令，汉旧县，吴省。晋武太康元年复立，治夏口”。据此，沙羡县于孙吴末年废除，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仍治夏口城。既然称“复立”，可见西晋沙羡县仍设置于秦汉三国沙羡县故地。《晋书·地理志》武昌郡沙羡县“有夏口，对沔口，有津”可为证。杨守敬称两晋沙羡县治今武昌区，是可信的。
通过以上考述，秦至东晋沙羡县一直在今武汉市武昌区，唯有东汉末年短暂迁治沔口之却月城。位于今嘉鱼县北的沙阳县与沙羡县无关。那《水经注》沙阳县“本江夏之沙羡”之说从何而来？笔者认为，《水经注》此说源自《宋书·州郡志》。为便于分析，现将《宋书·州郡志》郢州江夏郡相关条目罗列如下：
沙羡令，汉旧县，吴省。晋武太康元年复立，治夏口。孝武太元三年，省并沙阳，后以其地为汝南实土。
沙阳男相，二汉旧县，本名沙羡，属武昌，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又立沙羡，而沙阳徙今所治。
这里明确提到沙阳县本沙羡县，当即《水经注》所本。《宋书·州郡志》“沙阳男相”条称汉代沙羡县延续至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沙阳县，而“沙羡令”条却称沙羡县于孙吴废除，太康元年复立。两条记载相互矛盾，令人十分困惑。
分析三国时期长江流域军事政治形势，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前面提到，汉水与江水交汇处的沙羡，是三国时期长江中游战略地位最为重要的城市。在蜀汉灭亡后，沙羡兼具防御汉水、江水水路的重要作用，其军事地位不但没有降低，反而进一步提升。在此背景下，孙吴政权居然撤销沙羡县，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再看《宋志》沙阳县沿革，称晋武帝太康元年“沙阳徙今所治”，说明晋武帝之前的沙阳县并不在刘宋沙阳县所处之沙阳洲，那么旧“沙阳县”又在哪里？
《宋志》沙阳县沿革称“二汉旧县，本名沙羡，属武昌”。前人已经指出，汉代没有沙阳县，而武昌郡要到孙吴时期才设置。这样看来，沙阳县“属武昌”乃孙吴建置，沙羡应该在孙吴时期更名沙阳，而非晚至西晋。也就是说，孙吴并没有废除沙羡县，而是更名为沙阳县。《宋志》“沙阳男相”条之“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有误。西晋太康元年，朝廷恢复夏口的沙羡县，而把沙阳县迁徙到沙阳洲。若以上分析不误，《宋志》“沙阳男相”条目似可如此校订：
沙阳男相，二汉旧县，本名沙羡。吴更名，属武昌。晋武帝太康元年又立沙羡，而沙阳徙今所治。
经过这样的校订，《宋志》沙羡县与沙阳县建置沿革的矛盾便可以化解。《水经注》称沙阳县“本江夏之沙羡”并没有错，只是刘宋时期的沙阳县与孙吴时期的沙阳县已不在一地了。
综上所述，战国至东晋的沙羡县一直在今武汉市武昌区，只有东汉末年短暂迁徙至江北却月城，孙吴末年短暂更名沙阳县。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沙羡县时，把沙阳县迁治沙阳洲。刘宋太元三年（378）撤销沙羡县，将其土地并入汝南县。至于今武汉市江夏区金口镇，应为东晋侨置的汝南县。刘宋太元三年沙羡县并入汝南县后，汝南县治并没有留在金口镇，而是迁治原沙羡县驻地之夏口城，直至隋开皇九年（589）更为江夏县。
两汉长沙郡（国）辖下隽县。关于汉代下隽县方位，唐以来流行三种说法，分别是今湖南省沅陵县、今湖南省岳阳县、今湖北省崇阳县南。今沅陵县在汉代武陵郡境，非长沙郡境，此说显然不可信，今已无人信从，至于岳阳、崇阳二说各有学者主之。《中国历史地图集》采信“崇阳说”，故此说较为通行。
2010年公布的岳麓书院藏秦简《二十七年质日》所载事主出行记录涉及下隽县，“（四月）癸卯，起江陵。甲辰，宿阴娶。五月乙巳，宿户灶。丙午，宿卢溪。己酉，宿下隽。庚戌，到州陵”。李都都指出事主从江陵到州陵走的是长江水道，这表明秦代下隽县位于长江沿线，从下隽行舟一日到州陵县（今洪湖市乌林镇）来看，其无疑就在今岳阳市附近。2019年，张春龙披露了尚未正式公布的里耶秦简7-11的内容，其中涉及南郡至苍梧郡的文书传递路线，现将相关内容节录如下：
书到，到相报，不报者追。下隽报孱陵书到。皆以门亭行。忠手。以长沙印行。
正如陈伟所分析，文书中的下隽为苍梧郡属县，孱陵为南郡属县，该文书乃是经由南郡传递至苍梧郡治所长沙县，再由苍梧郡传递至洞庭郡。今按，秦汉孱陵县在今湖北省公安县夹竹园镇齐居寺村，位于长江南岸。文书从南郡治所江陵县发出，经江水、湘水传递至长沙县。今岳阳市正位于江水—湘水水路交通节点，而今崇阳县并非水路所经，进一步验证了秦汉下隽县在今岳阳市附近。
由于下隽县地处湘、资、沅、澧四水汇入长江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西汉初年朝廷与诸侯王国势力消长的背景下，其隶属关系也有变化。里耶秦简7-11表明秦代下隽县属苍梧郡。反映吕后元年政区建制的张家山汉简《秩律》载录下隽县为南郡属县。而在荆州松柏汉墓35号木牍所见汉武帝早期南郡辖县名单中，下隽县又消失了。对照三份出土文献，可知西汉初年下隽县一度属南郡。汉初长沙国为异姓诸侯王国，特别在高帝十二年（前195）订立白马之盟后，吴氏长沙国成为仅存的异姓诸侯王国。汉初将下隽县由长沙国划属南郡，使朝廷直接控制长沙国出入长江的交通枢纽，应出于防范异姓诸侯王国的考虑。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吴氏长沙国废除。景帝二年（前155）分封皇子刘发为长沙王，异姓诸侯王国的威胁已不存在，故汉廷又将下隽县归还长沙国，直至东汉时期下隽县一直属长沙郡（国）。
秦汉下隽县在今岳阳县，那么今崇阳县肖岭乡的下隽县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卞鸿翔认为，太康元年西晋在今岳阳市区设置巴陵县，于是迁下隽于今崇阳县。分析三国史料，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准确。赤壁之战后，“权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屯据江陵”。周瑜死后，鲁肃、吕蒙接踵代之，皆领有四县奉邑。建安十五年（210），孙权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置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屯陆口”，防御刘备。陆口，即今赤壁市陆溪镇，其军事战略地位远远不及扼控湘、资、沅、澧四水入江口的下隽县重要。孙权为何弃下隽县如此重要的形胜之地而不顾，选择退守陆口（见图1）？要想理解这一系列疑问，就必须对当时荆州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有所了解。
最近宋杰撰文指出，建安十四、十五年间，孙权对刘备的态度有重大转变，直接影响到荆州政治军事格局的划分。建安十四年，孙权夺取江陵后，对荆州土地进行划分。由周瑜、程普分别出任南郡太守、江夏太守，牢牢控制长江沿线，而将刘备排挤至“南四郡”（长沙、武陵、零陵、桂阳），断绝其北上发展的可能。宋杰言“这个方案无疑对孙吴方面非常有利，尽管如此，孙权又狠狠地补上‘一刀’，从刘备的长沙郡境割取了下隽、汉昌、刘（浏）阳三县，用来作周瑜的奉邑，借此削弱刘备实力”。分析周瑜四奉邑的地理方位，不难理解孙权这一“补刀”的凶险之处。下隽县地处湘、资、沅、澧四水入江口，是南四郡北入长江的交通枢纽。州陵县位于今洪湖市乌林镇黄蓬山北麓，与陆口隔江相望，扼控长江水道，乃赤壁之战主战场。而汉昌、刘阳地处长沙东北部的幕阜山区，分别是长沙郡通往江夏郡、豫章郡的陆路交通要地。周瑜控制四县，实际把刘备势力北上的水路、陆路交通完全堵死，断绝其北上中原、西取巴蜀的可能（见图1）。
然而，周瑜病逝后，孙权一直无法找到能够独当一面的军事将领。特别是曹操在扬州“四越巢湖”，给予江东巨大军事压力，使孙权难以同时兼顾荆州、扬州防线，于是转而采纳鲁肃的建议，把南郡借给刘备，令其分担防御刘璋、曹操的压力。孙权把南郡交给刘备，又要对其防范，于是在建安十五年“分长沙为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屯陆口”，将南郡太守四奉邑独立建制为郡。在把南郡借予刘备的情况下，孙权若继续占据下隽，阻断南四郡与南郡之间的水路交通，显然不合时宜。所以笔者怀疑孙权建置汉昌郡的同时，把下隽县由今岳阳县迁徙至今崇阳县。这样一来，孙权让出了湘、资、沅、澧四水入江口，同时又利用东迁的下隽县，适时地填补了州陵与汉昌、刘阳之间的地理间隙。孙权令鲁肃退守陆口，实际是将州陵、陆口之间的赤壁作为防御刘备的前线，而州陵、陆口、下隽、汉昌、刘阳恰好构成孙吴政权与刘备势力之间的一道防线，此即汉昌郡设置的军事意义（见图1）。建安二十四年（219），吕蒙破袭关羽，重夺南郡、武陵、零陵三郡，汉昌郡完成历史使命，随即废撤，各县回属南郡、长沙郡，而下隽县并未迁回原址，依然留驻今崇阳县。
综上所述，秦汉下隽县在今湖南省岳阳县，建安十五年迁至今崇阳县，历六朝至隋开皇九年废入蒲圻县。
编辑 | 张欣源 毛楷淳
审校 | 李 鹏 王国睿
审核 | 张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