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川 | 中牟县钟繇故里补证

学术   2024-08-19 10:35   陕西  

中牟县钟繇故里补证
作者简介

陈东川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
提要

唐宋地理文献与明清方志中皆以尉氏县城西北35里的“故钟城”作为魏太傅钟繇故里所在。结合历史文献、遥感影像和实地考察,确认今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西南大秦岗北段一座有东汉建筑特征的古城遗址应是“故钟城”,即钟繇故里不在传统认为的今长葛市境。这一带历史时期岗湖相间,人们在岗阜上立城聚、建茔域,相沿已久。钟繇故里位置的确认,有助于探索该区域汉魏时期的地理环境与人地关系,有利于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关键词 

  钟繇故里;“故钟城”;锁眼卫星影像;地理环境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2辑第136-144页,注释从略。

钟繇,生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卒于三国魏明帝太和四年(230),魏明帝时曾被封定陵侯,并官至太傅,在中国书法史上亦享有盛誉,与王羲之并称“钟王”。关于钟繇的里籍,《三国志·魏书·钟繇传》所载“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也”,应是历代文献中最为准确且权威的记载。现当代的各类著作在论及钟繇里籍时,除少部分直接沿用古代的行政区划名称记作“颍川长社人”外,其余均标示与“颍川长社”相对应的当代市县地名,如河南省长葛县(市)、长葛县(市)东或许昌市等。显然,学界皆视汉魏颍川郡长社县为今河南许昌市所辖之长葛市。

今天长葛市境内确实留存有两处与钟繇相关的遗迹,一处是位于长葛市老城镇小南门内的洗砚池与钟繇台。据康熙《长葛县志》记载:“钟繇台,在县治前,仅存遗址。洗砚池,即钟繇台下,繇尝学书台上,洗砚于池,池水尽黑。今池存水涸。”一池一台在康熙年间便成为长葛名胜,“钟台遗迹”也属葛邑八景之一。另一处是位于长葛市长兴街道田庄村南的钟繇墓。现以钟繇墓为中心建设了包括主题广场、钟繇陵园、钟繇书院等一系列工程的钟繇文化园。上述两处遗迹被认为是确定钟繇故里在今长葛市境内的基本证据。

在辨析上述两处古迹的时代特征后,笔者认为以其确定钟繇故里在今长葛市境存在明显漏洞。就钟繇台与洗砚池而言,此处所谓“钟繇遗迹”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康熙三十年(1691)刊刻的《长葛县志》,较钟繇生活的年代晚了1400余年,不甚可信。更重要的是,钟繇台及其下洗砚池所在的长葛老城镇建于547年,与钟繇去世的三国魏明帝太和四年亦相差了317年,就此而论,钟繇是不太可能在这一带学书的。至于田庄村钟繇墓,明、清至民国的4部《长葛县志》中均无“钟繇墓”的相关记载,只有在1991年出版的《河南省长葛县地名志》“田庄”条下可见“村南部有3个坑塘,坑旁有钟繇冢和钟氏墓”的说法。此说未见科学考订,更无其他历史文献印证,亦不足信。最后,长葛作为地名出现于春秋时期,长葛老县城即长箱城,建于东魏武定五年(547),但直至隋开皇六年(586)才由长社县析置长葛县。故汉魏颍川郡长社县不能等同于今河南许昌长葛市。因此,以长葛市境为钟繇故里的传统认识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通过对《后汉书·郡国志》《魏书·地形志》中收载汉魏长社县境内全部地名的考证,陈隆文不仅复原了汉魏颍川郡长社县的辖境,而且还结合汉魏墓葬制度的考古学特征和对历代碑刻资料的梳理,进一步得出了今河南郑州市中牟县刁家乡城前张村北的“故钟城”应是钟繇故里的结论,其可信从。运用历史文献、遥感影像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位置判别方法,可以进一步确证今中牟城前张村南北区域就是钟繇故里与汉魏颍川钟氏家族墓地所在。试分论之。

   历史文献记载中“故钟城”的地理位置

以“故钟城”为钟繇故里的说法最早见于东晋义熙年间郭缘生所著《述征记》中。义熙十二年(416)刘裕西征姚秦,其兵锋所及达于许昌附近。许昌与今中牟已近在比邻,作为刘裕幕下宾客的郭缘生可能随军参加了这一次军事行动。除此之外,《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隶释》《读史方舆纪要》以及明、清两代《尉氏县志》中,都以尉氏县城为参照,对“故钟城”进行记述。如《元和郡县图志》卷7:

故钟城,在(尉氏)县西三十五里。魏太傅钟繇故里。

又如《太平寰宇记》卷1:

故钟城,在(尉氏)县西北三十五里。按《续述征记》云:“钟城,魏太傅钟繇故里。”城南三里有钟繇碑。
与郭氏所著《述征记》中称钟城为“魏太傅钟繇故里”的说法不同,唐宋地理文献中均将钟城称为“故钟城”。文献记载中这样的变化说明:汉魏“颍川八姓”的钟氏一族曾聚居过数百年的钟城,唐宋时可能已废弃。尽管如此,唐宋地理文献对汉魏颍川郡长社县辖“故钟城”的位置记载甚明。“故钟城”在唐宋尉氏县西北35里,而且在“故钟城”南3里还保存有“钟繇碑”。关于“钟繇碑”,南宋洪适所著《隶释》记载了其年代与位置等信息。“钟繇碑”及其内容现已无从考证,所以探寻“故钟城”准确的地理位置,还需从“故钟城”与其周边城址、遗迹的相对关系入手进行梳理比对。
现存《尉氏县志》有刊刻于嘉靖二十七年、顺治十五年、乾隆重刻顺治十五年与道光十一年等4个版本。这4种方志文献均在“古迹”卷下列有“故钟城”条,内容虽有所出入,但都较为详尽地记载了“故钟城”与尉氏县城间的里距与方位。如嘉靖二十七年《尉氏县志》卷4:“故钟城,在县西北康墙保。按《述征记》云:钟城,魏太傅钟繇故里是也。”又如道光十一年《尉氏县志》卷3:“旧志增:在县西北康墙保。按《述征记》云:钟城,魏太傅钟繇故里。《方舆纪要》:钟城,魏钟繇故居,在县西北五十里。”
由现存版本中成书年代最早的嘉靖二十七年《尉氏县志》可知,明代嘉靖年间尉氏人仍然认为钟繇故里在尉氏县西北康墙保一带。《读史方舆纪要》卷47记载:“又有钟城,魏钟繇故居,在(尉氏)县西北五十里。”对比各种版本《尉氏县志》与明末《读史方舆纪要》中所记,尉氏县城西北的故钟城均被认为是钟繇故里所在,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与《读史方舆纪要》中所记尉氏县城与“故钟城”之间的里距稍有出入,《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作“西北三十五里”,而《读史方舆纪要》作“西北五十里”。不过若考虑到古今里距的变化,就会发现唐宋至明清文献中关于尉氏县城与“故钟城”距离的记载应是一致的,关于此将在后文进行说明。
更为重要的是,按照前述《太平寰宇记》与《隶释》的记载,在唐宋尉氏县西北35里一带,不仅留存有“故钟城”遗址,而且“故钟城”南3里(大约相当于今2.5千米),至南宋时还存有“钟繇碑”。由此而论,钟繇殁后其墓地也应在这一带,这是文献中关于钟繇故里—钟城、钟繇墓—钟繇碑之间关系的明确记述,同时也是寻找钟繇故里与汉魏颍川钟氏家族墓地的文献依据。
   遥感影像上“故钟城”遗址的定位
遥感技术所获取的遥感考古影像资料,往往具有大范围、多时相、高分辨等特点,为研究历史景观的空间形态及其变化提供了重要资料依据。“锁眼卫星计划”(Key Hole,简称KH)系列卫星所拍摄的影像,记录了20世纪60至80年代全球范围的地表情况。对本文研究区内已解密的卫星影像进行对比后,根据地表植被的生长样态、空中云量的密集程度、图片成像的细节特征等不同情况,最终选取了任务编号为DS009032021DF100、DS1002-1037DA115、DS1002-1037DA116DS1002-1037DA117、DS1101-1085DF113、DZB1211-500101L002001和DZB1215-500361L003001的7景影像以供研究。
在解译过程中,由于锁眼卫星影像属于黑白全色的全景影像,存在一定的几何畸变且不具备坐标信息,因而,在判读锁眼卫星影像前,需要对研究区域的卫星影像进行配准、校正、拼接、裁切等处理,卫星影像地面控制点的选择与确定就变得尤为重要。笔者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和野外实地考察结果,选取了“故钟城”遗址周围的城市、水系、沙岗、村庄等数个具有长时延续的地物点作为地面控制点,并使用QGIS软件对影像进行图像配准和正射校正,以便遥感影像解译与判读工作。这些地面控制点包括今尉氏县城、贾鲁河、大秦岗及遗址周边的数座村庄,解译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确定锁眼卫星影像中尉氏县城的位置。关于“故钟城”与周边城址关系最明晰的记载即《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撰述中的“尉氏县”。尉氏县始置于秦代,在汉时始筑围计6里100步的城墙,至明宣德六年(1431),尉氏知县李琦扩建城垣共计1里183步,使得原方形城围变成如今的凸形;此后成化十九年、正德六年、正德十四年、嘉靖十六年、隆庆元年直至光绪三十四年的历任知县均对尉氏县城墙进行修葺,今尚存高2米、顶宽14米的土围。在今尉氏县城内还保留有宋铸紫铜钟、明重修兴国寺塔、清代阮籍啸台等多处文物遗存。综合地方志记载与尉氏县城内所保存的历代遗迹来看,尉氏县城自秦汉以来虽“历代举废未详”,但其城址应未发生过迁徙。通过观察图1可以看到,图片中不仅城墙的痕迹明显,而且在城墙内侧东南角的面状图案应是尉氏县城内的湖泊。可见,在锁眼卫星影像中以今尉氏县城为坐标原点,在其周边寻找“故钟城”的遗迹是可行的。因此,笔者依据唐宋历史文献的记载将尉氏县城作为第一处地面控制点。
图1 尉氏县卫星影像对比

 说明:1-a底图为1963年09月25日拍摄的锁眼卫星影像(DS1002-1037DA117_d);1-b底图为1975年12月31日拍摄的锁眼卫星影像(DZB1211-500101L002001_b.);1-c底图为2022年天地图影像。

其次,确定尉氏县城与“故钟城”二者间的里距。在《元和郡县图志》与《太平寰宇记》中,均将“故钟城”与尉氏县城间的距离记为“三十五里”,而《读史方舆纪要》里两地的里距变为“五十里”。这一差异与中国历代里制的变化有关。

中国古代里制变化频繁,唐初延续北周旧制,1里的长度相当于今442.41米,被称为“唐小里”;武德七年至宋代,1里的长度相当于今531米,又被称为“唐大里”;而元代至清朝初年,1里的长度缩短为今378.84米,直至康熙年间,1里再度变化为今572.4米。《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的成书时间均晚于武德七年,所以二者在里距的记载上保持了一致。若按照“唐大里”进行换算,那么《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两书中所记唐代尉氏县城与故钟城之间的“三十五里”,相当于今18.6千米。明末清初时,《读史方舆纪要》的作者顾祖禹在引用前代文献时,按照当时实际通行的元代里距进行了换算,即“五十里”约当今天的18.9千米。因此,从“故钟城”与尉氏县城的里距上来讲,文献记载虽有差异,但其所代表的实际距离基本上是一致的。以此实际距离为标准测算,“故钟城”应在今尉氏县城西北的大秦岗上。但如果要进一步确定“故钟城”的准确位置,还需要对中牟、尉氏两县之间的大秦岗及周边村落开展针对性的野外实地考察。

   实地考察确认“故钟城”遗址的地理位置

在对大秦岗及其周边地物进行田野考察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包括地貌类型、村落布局以及古城址遗存形态在内的宝贵资料,为确定“故钟城”遗址在锁眼卫星影像上的确切位置提供了重要依据。

首先,中牟县城前张村及其周边村落的聚落形态,可为判读遥感影像提供依据。在距尉氏县城西北18.6千米今中牟县境内的大秦岗上有一始建于明代的村落,因村在古城前且张姓村民较多,故名城前张村。这说明,在明代建村以前这里仍能看到古城址。据城前张村村民胡云昕回忆,20世纪70年代时的城前张村整体呈方形,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300米。在村中央有一个北窄南宽的梯形池塘。距城前张村西北约1千米的东陶村、东约3千米的尉氏县庄头乡老鸦田村,在清末为防范土匪都曾在村子四周筑有寨墙。胡云昕对于池塘、寨墙的描述均可在编号DS1002-1037DA115等数景锁眼卫星影像上找到依据(图2)。

图2 1963年城前张村及周边村落遥感影像
说明:底图为1963年09月25日拍摄的锁眼卫星影像(DS1002-1037DA117_d)。
其次,笔者在调查中于城前张村北约300-600米处,发现了两段夯土基址。这两段夯土基址于西北角相连,分别呈南北、东西走向,现存基础厚度约3.5米。夯土基址周边地势相对平坦,西高东低。根据此前文物普查的结果,此区域内汉代文物分布较为密集,地表存在大量汉代陶片及碎砖。田野考古中,常通过辨认夯土层的方法来确定宫殿基址、城墙等大型人工建筑。在南北向夯土基址北段东侧的剖面,可见夯层厚度适中,夯窝较为密集且均为小夯窝;其夯土层整体较为致密,有较为规则的缝隙,很可能是夯筑时两个版痕交接处,缝隙宽约1-2米不等。依据这些信息可以判断,这两段夯土基址在夯筑时可能是分节而筑的,且在筑城时夯打工作认真,质量较高。
除上述夯土基址外,在南北走向的夯土基址西侧约500米处有一高台地,这片高台地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50米,应系大秦岗的一部分。2007年中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曾在此发现30余座墓葬。考古人员根据勘探时发现的陶片、铜钱、砖石等遗物判定该处为战国—汉代墓群。这处高台地上发现的墓群与其东侧的夯土基址遥相呼应。
将夯土基址中所见的包含物,以及在其周边踏查时发现的陶片、板瓦、砖石等遗物的特征结合起来判断,其建筑年代应不晚于东汉时期,其夯层及夯窝的形制也体现出了中牟地区东汉城址夯筑的地方特点。在QGIS软件中输入夯土基址相连处的坐标(34°35'N,114°07'E)后,即可在已校正、分类处理后的锁眼卫星影像上得到不同时间的数张“故钟城”的影像资料。
应该说明的是,将“故钟城”与汉魏长社县境内其他古城遗址相比,“故钟城”本体的规模并不大。以汉魏长社县境最早的、位于今长葛市官亭乡孟寨村的春秋长葛故城而言,该城址呈正方形,边长各500米。20世纪80年代时仍残存有高约8米、上宽5米的夯筑城墙,城墙的夯土层厚10-20厘米,夯窝均为棒夯和捆扎棒夯而成,直径在8-10厘米间,与“故钟城”的夯筑方法类似。长葛故城的规模明显大于“故钟城”。不过,“故钟城”从建筑空间的角度阐释了汉魏时期中原地区在社会动乱的背景下,累世同居家族筑坞作壁的居住生活特征。
在王莽末年混乱、动荡的社会局面下,诸多豪右大姓纷纷构筑坞壁营堡以图自救。至永嘉之乱后,坞壁的营建更为兴盛,甚至影响到当时大族的盛衰。《说文解字》云:“隖,小障也。一曰庳城也。”而“壁”,《周礼正义·夏官·量人》:“营军之垒舍,量其市朝、州、涂、军社之所里。军壁曰垒······孔疏云:‘垒,壁也。军营所处,筑土自卫,谓之为垒。’”《说文解字》:“垒,军壁也。”可见,“壁”是在“垒”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应该指的都是城墙。所以,“坞”“壁”两字连用指的是有城墙的小城。目前考古发现的坞壁主要有城堡式、楼院式、楼橹式和山间堡垒式等数种形态,其中以城堡式坞壁较为普遍。总的来说,城堡式坞壁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城堡形状大多呈正方形或长方形,规模虽然不大但四周构筑有高耸、宽厚的城墙且大门有望楼,四隅设角楼;坞壁内的房屋建筑虽大小、形状不一却井然有序。中牟“故钟城”遗址所反映出的城址空间特征与之非常吻合。因此,“故钟城”遗址应属于魏晋之际颍川钟氏大族累世同居的城堡式坞壁。
   钟城、钟皓墓的选址与汉魏长社县岗湖相间的地理环境
陈隆文认为:以位于今长葛市境内辘轳湾、打绳赵一带的长社故城为坐标,南起长葛市长社县故城、老城镇一线,北至中牟县刁家乡城前张村与尉氏县庄头镇鸡王村、房家村比邻地带的这片南北纵横48千米、宽20-25千米的区域范围,可能就是汉魏长社县的辖境。钟皓墓与其北2.5千米左右的城前张村“故钟城”都在汉魏长社县境内,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图3)

图3 汉魏长社县辖境与岗湖分布

说明:据陈隆文《钟繇故里考辨》第63页“钟城与汉魏长社县辖境”图改绘。

汉魏长社县境的区域范围大体相当于今长葛、尉氏、中牟3县交界,双洎河北岸的今尉氏县西部洧川镇、大马乡、大营镇与中牟县南部黄店镇、刁家乡一带。该区域属于黄河冲积扇的南翼,地势大体平坦,但向东南缓缓倾斜。尉氏西部、郑渝高铁线以东,分布有大面积的南北向排列的沙岗地,两岗之间为洼地,岗洼相间极为规律。卫星图像上,岗洼相间的特征亦十分清楚。岗地一般高15-35米,宽数百米,长可达数千米。这些沙岗下部为坚实的红褐色黄土状沙质粘土,上面覆盖粉细沙层,顶部与边坡均较平缓。沙岗以及沙岗之间的低平洼地构成了这一区域内的现代地貌形态。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汉魏之际“自长社以北,皆为陂泽”,汉魏长社县境内存在着面积广大的湖泊环境。549年,东魏与西魏所争夺的颍川郡长社县城应该就在今长葛市辘轳湾、打绳赵一带。此次争夺战中,东魏太尉高岳、行台慕容绍宗、大都督刘丰生因地制宜,不仅“堰洧水以灌之”,还派“善射者乘大舰临城射之”。长社故城由此被洧水冲溃不能再继续使用,且慕容绍宗、刘丰生所乘战船由于大风吹断线缆而失控,二人最终身死水中。《资治通鉴》中关于549年东魏与西魏战争的记载,反映了当时长社县境内水环境的情况。

汉魏长社县东北,今双洎河北岸另一重要湖泊是白雁陂。“陂在长社县东北,东西七里,南北十里”,此陂大约在今尉氏县洧川镇西北1.5千米一带,西起西三赵、鲁湾一线,东达花桥刘、周庄、鸿台寺一线,北至中三赵、东三赵、前宫一线的合围区域。白雁陂在《穆天子传》被称为大沼,在《水经注》《魏书·地形志》等文献中被称为白雁陂,至清代《洧川县志》中称杨家湖,清末以后湮没荒废。

白雁陂北,今尉氏、中牟两县交界的尉氏县大营镇以北、中牟县三官庙镇以东,黄店镇、刁家乡一线以南也存在着一处面积较大的湖泊,即《水经注》中的制泽:“(苑陵县)二城以东,悉多陂泽,即古制泽也······故城西北平地出泉,谓之龙渊泉······龙渊水又东南迳凡阳亭西,而南入白雁陂。”制泽与白雁陂水盛时通过龙渊泉水连成一处。制泽在明清时又称为皛泽。迄至明清之际,中牟县城南30千米处的皛泽仍水面较大。“万历年间牟邑全境水患,泽复蓄积成大者。知县陈幼学、韩荩光相继疏浚,直至清中后期皛泽淤没。明有皛泽保、清称皛泽里,今三官庙镇有皛店村,皆其遗迹也。”2020年5月中牟县文化广电旅游局文物勘探时发现黄店乡冉家村为古皛泽的东北畔,愈向南水斑愈重。与皛泽隔大秦岗遥遥相对便是汉魏鸡鸣城,即今尉氏县庄头镇鸡王村南的鸡王城。而鸡王城南则是见于《后汉书·郡国志》中的长社县蜀津,即文献中记载的浊泽。也就是说,大秦岗自北向南延伸,隔断了制泽与浊泽。

大秦岗北起中牟县东南你悟岗村,向南沿中牟、尉氏两县交界,经尉氏县城西一直到双洎河北岸尉氏县朱曲镇东北的周寨村而止。大秦岗在今中牟县境内约长18千米,宽1.5千米,面积27平方千米,最高海拔79.8米。在汉魏之际,此岗的高度与宽度都要较今天大得多,由南到北几乎纵贯了汉魏长社县境东北部,应该是长社县境内聚落、城邑分布较为集中的岗陵之一。“故钟城”遗址就坐落在大秦岗的北段,钟氏家族的墓地也位于大秦岗上。

图4 锁眼卫星影像中郑州东南岗洼相间地形与大秦岗分布示意
说明:底图据1963年09月25日拍摄的5景锁眼卫星影像(DS1002-1037DA115_c、DS1002-1037DA115_d、DS1002-1037DA116_c、DS1002-1037DA117_c、DS1002-1037DA117_d)拼接。

今尉氏、中牟两县交界一带,直至清代其地貌特征仍是“山阜岗陵之盘踞,泽陂湖泊之弥漫”。但毫无疑问,岗丘是这一区域人类聚居生业的地理基础。“故钟城”选址于大秦岗北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且,由于岗陵以外存在着大面积的湖泊环境,所以在汉魏长社县东北的这片区域内,即便是安置去世亡人,也无法离开地势高亢的岗陵。距大秦岗北端“故钟城”南约2.5千米一带有高坟岗、皓坟岗两处地名,且高坟岗一带曾发现过大量汉代墓葬遗存。而皓坟岗这个地名,笔者认为就是由《魏书·地形志》中“长社县”条下“钟皓墓”演变而来的。据《后汉书·钟皓传》载:“钟皓,字季明,颍川长社人也。为郡著姓,世善刑律。······年六十九,终于家。”此处的“家”应该就是钟氏家族曾聚居的汉魏“故钟城”。汉魏南北朝之际,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世家大族的家族茔域制度渐次确定。世家大族生前讲究门第,死后则要入祔祖茔,即便是死于异乡,也要归葬故土。所以,这些世家大族的茔域,往往占地广阔,高冢累累。时人多称此葬俗为“归旧茔”或“祔葬”,即子孙从其父葬。因此,按汉魏家族茔域制度与袝葬习俗,钟繇殁后是必须从其父祖葬于距汉魏长社县钟氏故里不远,即“故钟城”遗址南的钟氏家族茔域之中的。惟其如此,《太平寰宇记》在记载“故钟城”位置的同时,还明确记载“(钟)城南三里有钟繇碑”。关于“钟繇碑”,在宋理宗时临安书商陈思所辑的《宝刻丛编》一书中同样有所记录:“魏太傅钟繇碑,在尉氏县西北三十五里钟城南三里,其地今割属中牟,碑断折,文字磨灭。”该书是继《隶释》之后又一部记录碑刻的重要书籍,书中关于“钟繇碑”的记载来自《访碑录》一书,并非引自《隶释》。《宝刻丛编》中有200余条内容来自《访碑录》,而且从书名来看,《访碑录》可能是一本颇具实地调查色彩的书法碑刻著述。上述书法文献中关于“钟繇碑”在“钟城南三里”的记载,为判定钟皓、钟繇等颍川钟氏家族墓地的准确位置提供了可靠依据。

汉魏长社县东北一带岗湖相间的地理景观决定了钟氏家族聚居的“故钟城”以及钟氏家族的茔域必须选择在区域内地势高亢的岗陵——大秦岗上。而以岗阜作依托,为生人立城聚,为亡人建茔域,是这一区域相沿已久的环境选择。嘉庆《洧川县志》在述及清代尉氏县南的延秀岗时说:“(延秀岗)东逾扶沟,上下数百里,起伏蜿蜒,布精结秀。沿岗上下,邑镇村落,官民茔兆,不可胜计,为一邑之胜云。”延秀岗与大秦岗一样,主体部分都在今尉氏县西的洧川镇一带,许多城邑、村落都围绕着延秀岗分布。岗地四周不仅住满了百姓,还分布有数量众多的亡人茔域。由嘉庆《洧川县志》记载来看,当地聚落环境特征的形成毫无疑问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

   结语

本文以锁眼卫星影像的解译为突破,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与对郑州市中牟县城前张村北古城遗址及周边的实地考察,认为该遗址与历史文献记载中作为钟繇故里的“故钟城”具有一致性。“故钟城”的确认与唐宋地理文献、明清方志中的记载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坐落于郑州市东南大秦岗上的“故钟城”与钟氏家族茔域,恰是魏晋之际该区域岗湖相间地貌条件下人类环境选择的例证。

以历史文献记载的基本史料为依据,在辨析史料历史信息价值的基础上,辅之以包括卫星图片获取、考古资料收集在内的现代科学技术与多学科研究手段,再验之以史念海倡导的野外实地考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既能够解决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某些疑难问题,又能够为历史名人故里地望的验证及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提供指导,钟繇故里的确认及环境复原即是一例。



END

编辑 | 任   秦  王凤琼

审校 | 程   森  王国睿

审核 | 张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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