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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城市地理与文化名城保护、灾害史。受“民国十八年年馑”特大灾荒及其余波影响，1930—1937年陕西关中及其周边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狼患。此次狼患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多发于夏秋季节。特大灾荒导致狼群食物短缺，狼食腐尸而壮大群体，人们的迷信、畏狼心理等是造成狼患经久不息的主要原因。狼群在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在积极参与生态修复。随着政府和民众对狼的捕杀及生态环境缓慢恢复，狼患逐渐消退。探究极端气候背景下野生动物的异常活动以及与人的矛盾冲突，是深化灾害史、环境史研究内涵与外延的新维度。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2辑，第19-28页，注释从略。
1927—1932年西北地区遭受了罕见的特大旱灾，其中陕西受灾最为严重，旱灾自1927年开始，至1929年，民众“六料未收”，饥民载道，饿殍满盈，史称“民国十八年年馑”。陕西在此次灾荒中，“灾民死于饥饿或瘟疫者，高达300多万，流离失所的高达600多万，两者竟占全省人口的70%以上”。这场灾害持续时间长、受灾范围广、多种灾害共时发生，是近代中国特大灾荒之一。围绕此次灾荒，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灾荒发生原因、灾情及影响等的研究，二是针对灾荒救济的研究。特大灾荒加剧了自然生态及社会环境的脆弱性，连年荒旱，又兼之其他灾害共时发生，如“霜雪、春瘟、风雹、蝗、水及鼠患、狼灾”等。而对于其他共发灾害，学界关注较多的是瘟疫。狼作为较大型猛兽，处于食物链顶端，其一方面是灾荒的承灾体之一，另一方面在极端脆弱环境下极易与人类产生直接矛盾冲突，形成狼患。受此次特大灾荒及其余波影响，1930—1937年陕西关中及其周边爆发了持续8年之久的狼患，广泛见于当时报刊报道，然未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少数研究只是停留在简单叙述方面。极端灾荒环境下，自然环境、人类群体和非人类种群会通过行为等多种方式进行互动和适应，而特殊环境背景下野生动物的异常活动，与人的矛盾冲突及互动关系是深化灾害史、环境史研究的新维度。基于此，本文结合报刊、地方志等资料，对此次灾荒背景下狼患的史实进行梳理，探究狼患的时空变化、爆发的原因及机制机理等，并对狼患产生的多重影响以及社会应对等进行分析，以期深化对极端脆弱环境下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认识。 一 时间与空间：1930—1937年陕西狼群的异常活动狼是食肉目、犬科动物，从其数量、主要活动区域及环境适应性来看，其与人类的矛盾冲突多发于畜牧业区域，表现为狼捕食家畜。在农耕区，狼的数量相对较少，大多情况下与人类是和谐相处的，但在极端脆弱环境下，农耕区也会形成狼患，表现为捕食家畜、啮食人类等。1930年陕西开始有狼患报道。1930年7月，陕西省民政厅厅长邓长耀发文称：“近来各县地方突然发生狼患，或三五成队，或数十为群，出没不常，到处扰害民间，鸡豚犬羊往往被其攫取残食，甚至小男幼女，行处孤单，亦有遭其伤害者。”8月天津《益世报》报道：“陕省今年旱象已成，秋收难望，旱蝗雹匪而外，继之狼灾。······白日黑夜均闹狼患，日死多人。”而报道的具体县域有咸阳、兴平、省城四郊（长安县、咸宁县）3处，从报道用语之“（狼）三五成队，数十成群”“日死多人”等，可见狼群数量之多与危害之深。1933年陕西至少16县有狼患的报道，且从描述看这一时期狼患很严重。大多报道采用“豺狼成群”“豺狼猖獗”等描述狼群数量之多及影响之大。而狼患“为害益烈”，及被噬伤“不下百人”“日来伤数十人”“白昼成群，逢人便咬”等，则反映了狼患之严重。16县中以蒲城、汧阳、蓝田、永寿、武功最为严重。蒲城永丰镇“日昨被伤食者二十余人”，汧阳县及蓝田县自当年5月至7月“噬伤不下五六百人”，永寿县“（狼）成群结队，啮食大人小孩不计其数”，武功县“为害益烈，永诸镇伤人之多，每日十余人，不惟孱弱妇女，被其毒伤，即青年壮丁，亦多遭其啮噬”。1933年是此次狼患爆发的高峰期，狼群活动范围广，伤人数量多。1934年、1935年狼患报道稍有减少。1934年永寿、临潼、蓝田、高陵4县有关于狼患的报道，其中蓝田最为严重，“每日所食人数竟有七八名之多”；1935年仅洋县、商南有报道，洋县主要是家畜被攻击，未见伤人记载，商南县相对严重，“自四月至今（九月），每日必有山狼食人”。1936年是继1933年后的又一狼患高峰，凤翔、潼关、岐山、郃阳、三原、商南、洋县7县有报道，且伤人甚多。其中以商南、岐山最为剧烈，商南自1935年起，至1936年6月，“日每啮食人畜，计调查共食二百五十余人”，岐山自1936年正月至六月，“被狼咬伤而毙命者不下十五六人”。其他几县狼患程度相对较低，如凤翔“狼群围伤行人”，潼关“群狼入屋伤人”，三原“豺狼进城伤人”等，多为偶发性的狼袭击人类事件。此次灾荒背景下的狼患在1937年以后基本结束，1937年仅有郃阳县及米脂县有报道，之后未再见狼患相关的报道与记载。从狼患发生县域（图1）来看，主要发生于关中及陕南地区，至少涉及关中23县及陕南3县。从狼患发生频率来看，大多县域多为单年次发生，其中关中的长安、咸宁、临潼、蓝田及陕南的洋县、商南为连续两年发生。另外史料中描述狼食人“不下百人”“啮食大人小孩不计其数”的有汧阳、蓝田、永寿、蒲城、武功、临潼等县，为狼患较为严重的县域，这些县域主要位于平原与山地交接的地带。如汧阳县“地处山阪，沟岭纵横，灾情之重，为他县所未有”。蓝田县“接近山野，近来豺狼三五成群，昼夜往来不息，每日所食人数，竟有七八名之多”。农耕区的山林是狼群活动的主要区域，在极端灾荒发生后，其离开山林到人类活动较多的区域猎取食物，攻击人类。
图1 1930—1936年见于报刊报道的关中、陕南狼患发生县域
说明：据复旦大学禹贡网“1911年层数据CHGISV4”（https://yugong.fudan.edu.cn/CHGIS/sjxz.htm#rq1list）绘制。
需要补充的是，此次狼患不惟发生在陕西，河南、甘肃也有零星报道。如1932年9月，豫西“灾情甚重，人民露宿野外，多被狼食”，尤其嵩县“大批豺狼，白昼成群，遇人便咬，居民伤亡极多”。另1932年7月报道甘肃陇南西和县狼患，“迄今数月之久，尚未停息，且最近愈演愈烈，由东南乡逐渐波南北乡，伤毙人数，竟达百名以上云”。1935年9月甘肃天水清水县，“东乡山门镇一带最近又发现狼祸，势焰甚烈，每日竟在该镇街道及附近庄村周围乘隙扑食儿童，据该乡乡长杨师会调查······共计该地儿童被饱狼腹者十八九人，咬伤者十四五人云”。河南嵩县、甘肃西和县及清水县都毗邻关中，属于灾荒比较严重的地区，狼患爆发与陕西具备共同的环境背景。
不同于草原地区狼群“因风雪遍地，无处觅食”，狼患主要发生于冬季。通过对“民国十八年年馑”背景下狼患发生月份进行统计，发现其大多发生于夏秋季节（图2），这也反映了脆弱环境下狼群的极端异常活动，其原因主要有三。![]()
图2 1930—1936年陕西不同月份报道狼灾次数统计其一，夏秋季节灾民死亡少，狼为获取食物而伤人。冬季寒冷加上无衣无食，加剧了灾民的死亡，1932年《新陕西月刊》报道：“现届严冬，风轮似剑，贫民妇孺，露宿野外，道路号哭，惨不忍闻，买衣无钱，购食无力，无衣无食。”《岐山县志》载：“（1929）十二月，大风雪，饥民多冻死。”尤其是在灾情严重的1930—1933年间，冬天灾民大量死亡，来不及掩埋，狼有较多腐尸可食，对人类的攻击行为减少，反而在夏秋季节因食物不足而频繁攻击人类。其二，狼的繁殖规律使每年5、6月份及以后狼群数量增多。北方地区的狼，母狼一年繁殖一次，1月份前后进行交配，妊娠期2个月左右，一般3月份左右仔狼出生，母狼产仔数量从5-6只到12-13只不等，仔狼在出生3个月后便能随双亲捕食，这就导致每年6月份前后狼群数量达到顶峰。随着狼群数量增多，对食物的需求量增大，在极端灾荒环境下，袭击人类的频率增高。其三，狼是草、林栖型动物，夏秋茂密的植被对于狼的隐蔽及觅食更有利，狼于“田间秋苗高长，籍于人之不防，噬人而去”。且夏秋季节百姓户外劳作及活动频繁，给狼以可乘之机，狼群“或伺路侧，食行人过客，或在山林，食樵夫牧竖，或在平地，食耘者耕夫”。加之百姓防狼意识和经验不足，尤其夏季因天气炎热或流离失所等多露宿野外，给狼以袭击机会，如1930年报道：“凡夜间人民熟睡之时，尤为危险，全家被（狼）害者不知凡几。”又1931年报道豫西“流离灾民，不下三四万，露宿野外，多被狼噬”。此次灾荒背景下狼患的狼群应主要来源于陕西本地。温震军（以下简称“温文”）在研究“丁戊奇荒”背景下陕晋狼灾时认为，狼群来源于陕晋以北的温带草原区，其立论逻辑是陕晋以北的温带草原区发生大旱，导致狼群食物短缺，进而使狼群迁移到陕晋地区并爆发狼患。温文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忽略了陕晋本地原就有狼的事实。不同于温文的认识，笔者认为1930—1937年陕西狼患的狼群来源于本地。首先，我国除海南和台湾等区域外，均有狼分布。狼遍布陕西全省，尤以关中及黄土丘陵地带较多；其次，明清民国时期陕西的方志中有较多本地狼的记载；第三，1929年之前陕西也有狼患的记载，规模大且严重的一次发生于清光绪“丁戊奇荒”期间，如光绪四年（1878）澄城县“狼复炽，伤人甚重”，光绪五年（1879）长安县“春多狼，三五成群”。从狼患发生的区域与活动范围来看，狼群主要来源于陕西本地；再者，1929年咸阳在修复境内的帝王陵墓时发现较多狼窝，民国《重修咸阳县志》记载：“文、武、成、康、周公、太公诸陵墓均在县北毕原上，而文陵尤巍峨，卓然圣域，惜年久失修，军人掘作战壕，狼、狐狸穴其中者比比皆是。”又汧阳县“东城外东隅附近城墙六岔路旁沟内有狼穴，早晚或黎明，有乡人贩菜为生，来往常睹之”。类似记载也直接说明了陕西本土有较多狼群。以上说明关中及其周边有较多本土狼群，而狼患的爆发也恰恰说明极端灾荒背景下，自然生态系统和人文社会环境严重紊乱，狼群啮食牲畜及人类，爆发与人类之间的极端冲突。
狼的食性广，主要以马鹿、狍、羊等哺乳动物为食，也捕食兔类、旱獭等小型动物，还进食果实、雉鸡类、鱼类和大型啮齿类，具有高度的环境适应性。狼捕食家畜和人类，主要因生境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与农耕区民众对狼的认知观念及防狼经验等相关。
（一）狼患剧烈的原因
1.特大灾荒是引发狼患的直接原因
“民国十八年年馑”是一次极端气候事件作用的结果，1927—1932年仅是灾荒较为严重时期，在其后的数年间依旧零星发生旱灾。19世纪晚期小冰期结束，20世纪初全球进入快速升温期，降水减少，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陕西就进入了旱灾频发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关中中部地区正常年份年降水量为600-800mm，截取1927—1938年陕西关中地区年降水量（图3），可以发现这10年间其年均降水量远低于正常水平，1928年更是只有239mm。
图3 1927—1938年陕西关中年降水量与狼患发生县数对比
说明：降水量数据引自陕西省气象局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第58-62页；张萍《动荡与饥荒：极端气候事件与区域社会应对——1929年陕西“大年馑”的个案考察》第93-111页。基于上述环境背景可以发现，特大灾荒是引发狼患的直接原因，在游牧地区亦是如此。《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载：“解放前这里狼害甚为猖獗，旱年狼害尤甚，牧民认为这是‘祸不单行’。据阿纪嘎老太太讲，她家在解放前五十多年里，每年最少总要有六到八只羊和二到三只驼被狼害，至于在旱年有时羊要被狼吃掉四十至五十只，驼要被狼害五到六只。”1927—1932年陕西爆发的特大旱灾及其后几年的零星旱灾，致使兔、鼠等食草动物大量死亡，生物链受损，狼群生境发生重大变化。如1930年2月报道华山以西“不但牛骡驴犬鸡猫之类，食尽无余，即雀鼠现亦绝迹”。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狼食物匮乏，迫使其离开山林窜入城乡觅食，攻击人类。类似背景引起的狼患在关中历史上多次上演过。如晋穆帝永和十年（354），桓温西征进入关中，符健采取“收麦清野以待之”的策略，加之关中地区“蝗虫大起，自华泽至陇山，食百草无遗”，进而出现“猛兽及狼食人，行路断绝”的惨象。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五月，秦陕狼害人”，考察其背景，1213—1218年陕西发生了严重旱灾，如金贞祐元年（1213），“大旱，冬燠，京兆斗米至八千钱”，五月陕西大旱，七月陕西诸路旱。贞祐四年（1216）、兴定二年皆发生严重旱灾。明崇祯“乙亥（1635），夏仲十三日风，秋冬不雨，流贼且夺农时，明年（1636）丙子无麦，六月酷热二十余日，人多渴死，八月淫雨伤稼，又狼出遍地食人”。再者前文所述“丁戊奇荒”期间，陕西关中地区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狼患，不再赘述。
可以看出极端灾荒不仅导致人类生存艰难，也导致狼的生存环境被破坏，生物链受损，进而去攻击处于脆弱环境下的人类。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狼患爆发的时间相较于特大干旱出现的时间具有一两年的滞后性，此次特大干旱最严重时期为1929年，而狼患爆发于1930年，到1933年达到顶峰，这一滞后性现象在明崇祯特大旱灾、清光绪“丁戊奇荒”期间同样如此，反映了“极端气候—狼群生境变化—食物短缺—狼群异常活动”的响应过程。特大旱灾之后的1933—1937年，生态环境脆弱，零星旱灾不断，狼群生境受损未复，导致狼患此起彼伏。
2.灾荒背景下狼食腐尸使得狼群壮大
不同于人类在灾荒环境下无粮可食而死于饥饿，狼因食性广，且是食腐动物，灾民大量死亡来不及掩埋，反而给狼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壮大了其群体。
极端灾荒时有大量尸体来不及掩埋。1929年5月6日《大公报》报道：“市面死尸累累，触目皆是。赈务会每天接到灾民饿死照片，盈千累万。”1929年夏，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在灾区进行饥荒调查，他们看到的情形是：“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路边的尸体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其他动物吞噬掉了。”另外，1931年《亘古未有之鼠灾》一文提道：“盖未埋之饿殍达四十万具。”以上说明极端灾荒下有大量尸体来不及掩埋，成了狼群啃食的对象。
1930年8月17日天津《大公报》在分析狼患剧烈的原因时说：“陕省于此空前旱灾之后，何以又发生数十年来未有之狼劫？据一般人之经验及研究所谓系因连年天灾人祸，死人盈野，实为养成豺狼唯一原因。盖连年以来，饿毙同胞达数百万之多，皆弃尸原野，饱彼野兽，即有掘坑掩埋，亦甚浮浅，终必为狼所掘食，故若辈既有如斯丰富之食料，族当然日益繁殖，且滋养成硕大之身躯，为祸人类，遂得为所欲为。”分析了狼群壮大与食腐尸之间的关系，当时调查也发现“狼之多寡，与地方饿死人之多少，为正比例也”。
3.百姓迷信、畏狼心理及防狼经验不足加剧了狼患
百姓迷信及畏狼心理亦是狼患肆虐的重要原因。狼在汉文化里长期以来是凶狠且狡猾的，加之灾荒期间，群狼公然出没，给人们心理上带来了强烈的恐惧感，进而出现把狼迷信、妖化的现象，百姓视狼为“妖狼”“狼妖”，如天津《大公报》报道：“（狼）来去神出鬼没，啮人甚多，人皆呼为妖狼。”
面对惨烈的狼患，加之迷信心理，“乡民束手无策，于是疑神疑鬼，因而发生许多新奇的事及神话，穿凿附会，以讹传讹，遂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致使民众不敢捕杀狼群，加剧了狼患，如蓝田狼患“直弄男子白天不敢出外耕田，甚至下午太阳未落，赶紧闭门户，不敢出外，现民众均以为神狼当道，莫敢捕捉云”。汧阳“前经县府悬赏捕杀，奈乡民惑于迷信，以狼为神虫，可祈祷不敢捕杀，致狼势益炽”。
狼患爆发后，政府虽组织捕杀，但由于经验不足等，最初成效不显。如“省府当局与民众虽竭力弋捕，终以狼势浩大，未见若何效果”。“然种种戒备，毫无灵效，面狼之猖獗横行，依然如故”。又如蒲城“孺妇壮丁被伤食者已三四十人，刻下地方尚无防御及扑杀办法，将来祸患诚堪忧虑”。
除上述因素外，森林的持续破坏也是重要的原因。明清以来秦岭山脉、北山山脉等被棚户客民持续开荒，加之木客占山作厢贩板的野蛮式砍伐等，森林遭受严重破坏。道光年间，南山一带“皆为川楚客民开垦种地，焚烧林木，一望了无可观”。到民国时期南山林木被砍伐殆尽，《宝鸡市志》载：“军阀混战，森林屡遭乱砍滥伐；火灾频繁，每年有大片森林化为灰烬；木商与地主勾结霸山为王，森林资源进一步遭到破坏。至解放前夕，千山一带已是荒山秃岭，秦岭、关山林线后退，特别是浅山区森林大部变成林相残败，杂灌丛生的次生林。”森林破坏使狼群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减弱了极端环境下狼群在生态系统里的自我调控能力，进而爆发与人类之间的直接矛盾冲突。
（二）狼患的双重影响
特大灾荒下继发狼患，无疑使灾民的生活雪上加霜，据不完全统计，1930—1937年间陕西被狼噬伤、噬死者达数千人。再者，狼患给百姓的生活秩序带来严重威胁，百姓关门闭户，不敢外出独行、耕田等。除此之外，狼患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生态。
1.狼清理腐尸，减缓瘟疫蔓延
前已述及，灾荒背景下饥民大量死亡，尸体来不及掩埋。1931年《实业杂志》称：“盖未埋之饿殍达四十万具，蒸臭达数千里，触鼻即知也。”1932年陕西霍乱爆发，加剧了灾民死亡，尸体往往被随意丢弃，如西安城郊的“义地”，由于穷人弃尸，“致该处常有尸体横纵，缺腿少头，臭气薰人，行人远避。······近日因触臭气而毙命者，为数亦多”。另外全家尽皆死亡，尸体无人处理的情况非常常见，如“华县之解家庄，某家全家十余人尽死，无人掩埋。······每村堡每日均有死亡，甚至有全家数口同时毙命者，往往对丧葬等事亦无人料理。”灾情严重的地区直到1935年依旧有较多尸骸未葬。
带有病菌的尸体如得不到及时妥善处理，会造成病菌进一步传播。上文已述，“盖连年以来，饿毙同胞达数百万之多，皆弃尸原野，饱彼野兽，即有掘坑掩埋，亦甚浮浅，终必为狼所掘食”，但狼食腐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瘟疫蔓延。以草原地区为例，狼在很大程度上是草原的清道夫，见到动物及人类死尸，狼会处理干净。如历代草原上发生战争后遗留下的数量庞大的人、马尸体，以及白灾之后大量来不及掩埋的死畜，都主要靠狼群处理。在农耕区，极端灾荒背景下大量来不及掩埋的腐尸被狼啃食，客观上减缓了病菌的进一步传播和瘟疫的蔓延。
2.狼吃老鼠，维持生态平衡
极端灾荒同样会引起老鼠的异常活动，进入人类生产生活区域，形成大规模的鼠患。1930年报道：“陕中奇灾，虎狼虫鼠均成灾患。”“老鼠害稼，甚于虫类，灾情愈出愈奇，愈演愈烈。”陕西灾区的鼠灾盛行程度闻所未闻，《盛京时报》报道：“纵横千里之中，忽于一日内发现五色鼠数千头，遍地皆是，大者如狸，小者如常鼠，猫狗见之皆警避，斑斓之色，浸山塞野，至人不能下足，越日尽失农作物，再一夜则仓廒皆空，逾晨民食罄尽而鼠亦不见。”严重的鼠患一方面造成农作物等被啃食殆尽，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疾病传播的风险。
在生物链中，狼吃老鼠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鼠患，对生态恢复起一定作用。如在草原地区，因狼捕杀食草动物，有利于控制草原的载畜量，同时还猎食破坏草原的旱獭、黄鼠等啮齿动物，被牧民视为维护草原生态平衡的守护神。正常季节一只狼每天捕食的老鼠数量至少在20只，一只狼一年仅在夏秋季节捕食老鼠的数量就是相当惊人的。故在极端灾荒背景下狼食老鼠，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
三 应对与恢复：狼患的社会应对及最终消退
针对狼患，从政府到民间采取了诸多措施进行应对。并且伴随着灾后生态环境及社会秩序的缓慢恢复，狼患逐渐消退。其一，出于对狼的畏惧和迷信心理，百姓主要以简单的防御为主。其主要方式为紧闭门户、不单独出行、自备刀矛等。如郃阳县“各村人民不敢单行，小孩不命私出，各皆自备刀矛，防狼与防盗无异云”。对于极易被狼伤害的孩童及户外劳作的农夫，“各村民众，早为防范，对于小孩，均送往学校，农夫于田间，亦有相当自卫”。又如蒲城“村中多掩户闭门，即有要事出外者，须先沿梯登墙，外视有无狼在，如无始敢开门，亦须约数人持武器同行”。还有根据狼畏惧绳索之说而采取画圈防狼的做法，“有谓狼性畏绳，即于村堡中之墙壁上，通画大小白圈，使狼视之疑为绳索而远窜”。这种被动的防御手段一直贯穿狼患发生始终，反映了百姓在极端灾荒环境下对狼的高度畏惧及无能为力，显示出百姓在面对多重灾害袭扰时的脆弱性。其二，政府悬赏捕杀，同时派保卫团对狼进行围剿。政府悬赏捕狼的方式主要见于1930年和1933年之间，而保卫团围剿狼群则是主要方式，基本贯穿始终。1930年邓长耀的令文中指出：“凡毙狼一只者，送县验明，酌给奖洋若干。”具体到各县，如汧阳县“除出示悬赏设法捕捉，并饬保卫团派队捕杀”。南郑县“令饬各街民众，每夜二锣上街，可将各人家犬，关于屋内，如夜静更深，再现发可疑之犬形必系豺狼，立予击毙”。永寿县“派保卫团分途驱逐”。政府通过悬赏调动百姓捕狼的积极性，同时充分发挥保卫团这一地方治安组织在捕狼过程中的作用。其三，政府对民众开展教育，拟定实施捕狼办法。如省立第二民众教育馆拟定了具体的宣传、教育及捕狼办法，其核心内容为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宣传，如请县府出示严禁以狼为神怪之迷信，并组织宣传队，使民众明了捕狼工作之重要；二是雇用猎户，组织捕狼队；三是具体的捕狼措施，如一闻枪声，村民完全持械堵截，一发现狼，挨村迭替宣传狼在某地的消息，另外多设陷阱，对狼进行药毒杀等。而早在1931年，北京《益世报》曾连载6篇《说狼：狼底噬人与预防法》，对狼的习性、捕食习惯及防狼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以上措施，不但有实际操作方法上的指导，也有思想上的教育，政府进行组织领导的同时，又可充分发挥百姓的力量。其四，百姓对狼进行诱捕，主要见于狼患初发的1930年和最为严重的1933年。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是积极主动发挥百姓力量的，多地发布布告，如发现狼患，“即行探明巢穴并其出入路径，由该管村长纠集丁壮，酌带器械率同前往，相机掩捕”。如长安县，“各村村长召集村民讨论除狼方法，闻已挖成狼窟，准备用引诱方法，而施捕杀云”。临潼县，“民教馆会同保卫团，准由保卫团派人堵截狼路，协助村民捕捉，并觅大狗皮，钉为圈子，以便乘机捕狼”。综上所述，在狼患应对过程中，百姓被动防御贯穿了始终，而政府通过悬赏的方式捕杀狼群，具有“乡村警察”角色的保卫团则主动出击猎杀狼群，发挥了较大作用。自1934年起，民教馆开始对民众开展防狼、捕狼教育，并协同保卫团、地方百姓开展捕狼工作。在政府、保卫团、民教馆及民众等多方努力下，捕狼取得了一定成效，如汧阳县“县保卫团改组完竣，县长令该团会协驻军，每日分区切实搜杀，日有所获，近日以来狼势敛迹，农民庆幸各安其业云”。多方力量合力捕狼，是狼患逐渐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前所述，陕西旱灾最严重时段为1927—1932年，1932年之后局部仍然有不同程度的旱灾发生。受1932年“雨雪愆期3—4月之久”影响，1933年关中地区灾情再度恶化，各县灾情极重，如宝鸡地区，“岐山旱灾复起，民死亡流离较前尤甚；陇县春夏亢旱，二麦颗粒未收，为数十年所未见，秋禾尽行枯死；麟游冬春亢旱，民采草根、树皮以食，饿殍载道”。直到1933年秋季以后才逐步转好，《千阳县志》记载：“二十二年（1933）夏，旱、饥，村烟空；秋雨沛，粮始丰。”这也是导致上文所述1933年狼患剧烈的原因之一，即所谓“旱灾未消，狼患复起”。1934年至1936年，依旧是各类灾害频发，如狼患严重的岐山县，“民国二十四年（1935），二三两区蝗虫大起，遍地皆是，早秋高粱蚕食殆尽”。陕南数县亦是如此，1930年至1936年间，“旱灾多发，或水旱并发”。如宁强县“民国二十四年秋，旱，谷歉收”。直到1937年以后，严重自然灾害才逐渐减少，生态环境逐步转好，社会秩序陆续恢复。狼群回归到原来的自然环境中去，这是狼患最终消退的根本原因。其后若干年陕西关中及周边未再见与此次灾荒相关的狼患记载和报道。 四 结语
“民国十八年年馑”背景下陕西关中及周边地区爆发的狼患，其灾情、原因、影响及社会应对等可以归纳为三点：其一，狼患自1930年始，到1937年结束，持续了8年之久，狼患最剧烈时期是1933年，继后在1936年又出现了一个小高峰，反映了极端灾荒背景下生态环境及社会秩序恢复之缓慢。从季节上看，狼患多发于夏秋季节，与狼的繁殖规律、灾民死亡情况、农耕区夏秋季节的植被环境以及夏季百姓多露宿野外及户外活动较多易被狼袭击有关。从地域上看，至少波及关中23县及陕南3县，而位于山地与平原交接的县域狼患相对严重，狼群应来源于本地山林。其二，极端灾害背景下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狼群食物短缺，生物链受损，是狼患爆发的根本原因。而狼食腐尸壮大了狼群，人们对狼的迷信、畏惧心理及防狼经验不足等，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狼患。其三，狼患给人们的生命安全及生活秩序造成了严重威胁，但狼食腐尸及老鼠，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瘟疫的蔓延，加快了生态环境的恢复。而随着生态环境及人类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加之政府及民众对狼的捕杀，狼患逐渐消退。极端脆弱环境下人与野生动物之间是非线性的双向互动过程。首先，脆弱环境下极易形成“多米诺骨牌”连锁式的互动关系，强烈的气候波动引发极端干旱，极端干旱又引发瘟疫、蝗灾等一系列并发灾害，加剧了生态环境及社会秩序的紊乱和脆弱；其次，脆弱环境加之人类长期以来对野生动物生境的破坏和侵占，致使野生动物在极端环境下自我调控能力减弱，更频繁进入人类生活区域觅食，催生了与人类之间的直接矛盾冲突；再次，野生动物在冲击人类社会，给人类生命安全及生活秩序造成威胁的同时，也在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修复。因此，我们应以整体视角认识极端脆弱环境下人与野生动物的复杂关系。与人类关系密切且极易形成明显矛盾冲突的野生动物应成为灾害史、环境史研究的关注点。就学理言之，关注极端脆弱环境下野生动物的异常活动，考察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特殊互动关系，是拓展灾害史、环境史研究内涵与外延很好的维度；就现实言之，深入分析野生动物异常活动现象，及其与人类矛盾冲突背后的机制机理，鉴古知今，防患于未然，处理好极端脆弱环境下的生态关系，能够为人类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提供历史借鉴。
审核 | 张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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