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庆庆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1辑，第132-137页，注释从略。
纳林川是一条发源于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端，流经准格尔旗西部和陕西府谷县北部的黄河一级支流，全长137千米，其在府谷境内也叫黄甫川。此川北邻库布齐沙漠，南连陕北黄土高原，属梁峁丘陵宽谷地貌，川道宽阔，支流较多，地理条件优越。整个流域内，台地发育良好，连续分布，宜耕宜居。同时，其也是一条交通要道，向东可达河东地区，西北可通往河套。
据考古调查资料，自旧石器时代始，此流域便一直有人类生息繁衍。目前发现的大量遗址中，纳林（位于准格尔旗纳林镇西侧）、前城（位于府谷县古城镇东侧）、郝家圪台（位于府谷县古城镇郝家圪台村东侧）与大墩墕（位于府谷县黄甫镇韩家梁村西南侧）这4座战国秦汉时期的县级规模城址分布较集中，周围同时期遗存亦较丰富（图1），凸显出本区在这一时期曾有着重要的地位。
说明：据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1∶84万《榆林市地图（基础要素版）》改绘。
2016年以来，笔者先后4次对前城城址进行调查，并于2021年采集到戳印“武都”二字的筒瓦残片1件。考证相关文献并梳理以往研究，期望能对汉代五原郡武都县故城地望作出新的解释，以求教于方家。
一 遗存概况
（一）位置与环境
前城城址位于陕西省府谷县北端的古城镇古城村东侧，南距府谷县城55千米，北与内蒙古准格尔旗交界（图1）。地理坐标为北纬39°31＇29.96＂，东经110°59＇10.85＂，海拔987米。
古城镇地处纳林川中游，台地发育良好，两侧梁峁绵延。前城城址所在台地东北高西南低，地势平缓。西侧台下为乡镇所在，有纳（林）榆（树湾）线穿过；西北和东南侧分别有水头沟和保尔洞沟汇入纳林川。城址建于台地西南部的平地上，呈东北—西南向分布，西近川畔陡坡，南临冲沟。城内大部为耕地，南墙沿线为前城村占压，城中部及北墙沿线为后城村占压。城内大致以村道为界，东半部地表陶、瓦片分布较为密集，西半部则偏少，整体保存较差。
（二）城址
城址现存墙体除东墙保存相对较好外，其余墙体均保存较差。
东墙呈土垄状，西北—东南走向，高度较高，连续无缺口。现长531米，顶宽3-7米，底宽15米左右，外高0.6-3.4米，内高5米左右。墙体用垆土夯筑，含沙较多，夯层厚7-14厘米。
南墙呈东北—西南走向，南临冲沟，墙体因道路铲削和民居修建而保存差，现存三段。东小段保存相对较好，高度较高，连续无缺，现长59.7米、宽15.8米、高5.4米左右，夯层厚7-18厘米，夯窝直径6厘米。中段仅于中部民居房后有局部存留，现长24.6米、宽0.6-2.7米、最高2.3米。西段不见于地表，仅在台地西端断面见有墙体夯层，宽11米、高1.7米，夯层厚8-12厘米。
西墙因耕种铲削，不见于地表。从地形看，南墙西端垂直向北，延伸有一道东高西低的小缓坡，推断墙体大致沿此一线分布。
北墙呈东北—西南走向，现存东端小段及一处断面，其余部分不见于地表。东端小段现长131米，宽度约与东墙相当，高4米左右。在墙体向西延伸的田畔处（GPS坐标：北纬39°31＇39.6＂，东经110°59＇00.0＂，海拔981米），暴露有墙体断面，现高2.3米、宽2.9米，夯层厚7-11厘米，夯窝直径6厘米。
城址地表除墙体外，无其他可辨遗迹。尚不能准确判断城门、角台的具体位置、形制等。
（三）城外遗存
通过踏查发现，城外西北、东南两侧，大致与城址东西向等宽的范围内，南至保尔洞沟、北至公路，长度近2.5千米的广阔台地上，分布有大量陶片和瓦片，面貌特征与城内一致。另外，西墙西侧靠近川畔的台地上，也密集分布有同时期的陶片和瓦片。如此丰富的遗存，表明当时此地人口较为密集，城外依附有成规模的聚落。
（四）墓葬区
城址东北侧约300米的贾家梁，系纳林川早期台地，地势较高且平缓。山梁呈西北—东南走向，长约1500米，宽约500米，盗洞广布，地表散见陶片和人骨，另有木碳块。历年出土了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陶器和铜器，属城址一处重要墓地所在。鉴于城址内外丰富的遗存分布情况，周围很可能还有其他墓地存在，范围或扩至河对岸乃至四周更远一些的区域。
（五）采集标本
有陶片、瓦片、砖和金属器。
（1）陶片。器型有罐、盆和甑，均为泥质灰陶。罐有小口罐、矮领罐和大口罐等器型，腹部多饰弦断绳纹。盆有窄沿、宽平、斜沿等器型。甑为底部残片，开有箅孔。
（2）瓦片。有板瓦和筒瓦，凸面均饰绳纹，凹面纹饰多样。其中板瓦凹面施有网格纹、布纹下压“回”字间圆点纹、麻点纹、布纹下压网格纹、布纹等。筒瓦凹面素面或施叶脉纹、绳纹、麻点纹等。其中筒瓦残片2021FGQQ:1，采于城内中部偏东的田埂上，凹面施麻点纹，凸面正中有1方戳印（图2），长5.9厘米、宽2.2厘米。印文共两字，无界格，阴文，上下顺序，字体为秦隶。上部为 “武”字，完整清楚。下部一字按压力道不足，不甚清晰。根据可辨部分的笔画来看，左半部与“者”字笔画相同，右半部虽局部为泥点压盖，但明显为“邑”部笔画，整字为“都”字无疑，则该戳印为上下顺读之“武都”二字。
（3）砖。均为条砖，正面饰竖绳纹，其余素面，长31厘米、宽15厘米、厚5厘米。
（4）金属器。有青铜器和铁器。青铜器仅铁铤三棱铜镞1件。铁器仅铁镢1件，平面呈梯形，截面近三角形，锈蚀严重。
从城址选址、城内外遗存特征看，其与榆林地区乃至全国战国秦汉时期城址的情况基本相同。如纹饰多样的瓦片，与战国秦长城沿线分布的瓦片基本一致；采集的陶器与金属器标本也多为这一时期的典型器型。城内少见有其他时期遗物，则体现出时代的单一性。
纳林川沿岸的这几座城址，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学界目前普遍认为，该川即《水经注》提及的河水支流“湳水”。史念海认为纳林古城为汉西河郡美稷县故城，前城城址为同郡的富昌县故城，《中国历史地图集》也从此说，以后学者多认同这一观点。
然而，随着新资料的出现，传统依据《水经注》得出的关于本区城址性质的认识受到了挑战。吴荣曾在其所著《读史丛考》一书之《武都城考》中提到：“1960年秋，北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遣刘观民、徐光冀两位先生赴内蒙的伊克昭盟做考古调查工作······他们在路过陕西的府谷县纳林河畔时，发现一座汉城的遗址······他们拾到一块绳文瓦的残片，上面有近乎隶书体的压印文字‘武都’二字（图3），另外还发现石质的四铢半两残范一块。根据这些遗物知道这是汉武都城的遗址。”吴荣曾的文章给出了汉代五原郡武都县地望的关键性证据，也为纳林川沿岸战国秦汉城址的进一步考证打开了突破口。但可惜 的是，该文并未明确指出“武都”戳印瓦的具体采集地点，武都故城究竟是哪一座汉城不得而知。近年来，部分学者在引用吴荣曾的这篇文章时，指出该文所提“武都”瓦出土于前城城址，并认同该城为汉代五原郡武都县故城，如马孟龙、史党社等，但不知其具体依据。府谷境内纳林川畔的3座战国秦汉城址，相距较近，保存程度相当，墙体大多毁塌不存，地表遗物均较丰富且类型大致相同。因此，在原文作者未提及具体地理信息的情况下，“武都”瓦的出土地点以及武都故城的地望仍然是不确定的，不免令人遗憾。
资料来源：引自吴荣曾《读史丛考》（中华书局，2014年）第240页。
总结学者们对前城城址的考证，经历了由依据文献和简单的调查资料推测，到依据瓦文再认识两个阶段，结论前后不一。这不由得让人反思，以往在无关键文字类遗存证据的情况下，榆林地区战国秦汉郡县故城地望考证的准确度问题。这其中当有以下几个影响因素存在：
（1）有关本区战国秦汉郡县地望的可用文献极少，仅《水经注》有部分记载涉及。但《水经注》 所记榆林境内之河水支流，自“湳水”往南，多数难与今日河流的走向相对应，沿岸的县治也与遗存情况难相符合。此外还存在许多县治阙载未录的情况。
（2）实物证据，特别是文字类铁证缺乏，文献得不到实物的印证与补充。
（3）考古发掘欠缺，调查工作不足。以往文物普查资料较为简单，不够细致，信息准确度不高，更无突破性发现。
在此基础上，以往对本区这一时期城址的一些考证难免局限于推测，结论自然与史实出入很大。
本次采集的“武都”戳印筒瓦，为解开该城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该瓦外施绳纹内为麻点纹，是典型的秦瓦，广泛见诸于战国至西汉中期的城址、遗址和陵园内,而“武都”字体也为秦隶。这与近年来榆林榆阳区桥头峁城址出土的”西都”戳印瓦特征相同,该城已被考证为先属赵国后属秦国的西都县故城。
在榆林地区，目前通过陶文考证出的战国秦汉时期县级故城还有阳周、中阳和平周。紧邻的准格尔旗则有广衍。这些考证有的还有画像石铭、青铜器铭作为共证，可靠性很高，为区内战国秦汉历史地理研究打开了突破口。
再从全国范围来看,许多战国秦汉时期的城址、遗址及周围墓葬区均出土有与遗存性质直接相关的刻划、戳印陶文，另有铭文砖和文字瓦当等，具有很强的共性。这种共性，目前尚缺乏全面的阐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应是多样的，归纳起来至少有官方或私人作坊标记，纪名，归属、置用地或性质标明，官方质检或税收标识等情况，是制度与俗成的产物。这在当时应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为考证战国秦汉时期城址等遗存的性质提供了线索。因此，”武都”戳印瓦文的出土,表明前城城址极有可能是战国秦汉时期的武都县故城。
那么，本区在战国秦汉时期是否曾置有武都城？查阅《汉书·地理志》，有如下记载：“五原郡， 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更名······县十六······武都，莽曰桓都。”新莽短祚，东汉，县名又变回武都，依旧隶属五原郡。至建安二十年（215），“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武都县当于此时撤并。关于五原郡的地理范围，《中国历史地图集》之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将其划在今河套中东部，南界抵至纳林川之东北侧。这一认识虽不精确，但大致范围是有文献和考古资料依据的，值得肯定。如此，既有出土文字证据，位置又在汉代五原郡的大致范围内，实物与文献相印证，则可初步认定汉代五原郡武都县故城即今之前城城址，而非地图集所标注的在呼斯太河流域。
另外，吴荣曾《武都城考》中，“武都”瓦的采集地点信息也是一个关键证据，可进一步确认武都故城之所在。就此，笔者曾向当年的调查者徐光冀进行了请教。其予如下回复：“1960年我确在准格尔旗纳林河调查······当时在准旗与府谷交界处，在府谷辖区内发现一座古城址，应是吴先生考证的。另在纳林镇也发现一座古城址，属准旗辖。调查只到府谷边上便返回。”准格尔旗与府谷县交界处、“府谷边上”的古城址仅今古城镇前城城址一处，如果没有其他出入，则文中“武都”瓦的具体出土地点也可明确了，即前城城址。
至此，据时隔近60年发现的两件瓦文，本文认定前城城址为汉代五原郡武都县故城。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也出土有新的佐证材料。2017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 在位于前城城址东北23千米，纳林川之支流十里长川西岸的配基工作中，发掘了一处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墓地——福路塔墓地。其中M80出土的一件陶扁壶上，刻划有“武都当里囗阳成”字样。这很可能表明福路塔一带在战国秦汉时期，为武都县下辖的当里所在地，武都故城与福路塔墓地相距应不会太远，这也与前城城址至福路塔墓地间的距离情况相符。若将来周边区域出土更多类似的实物遗存，我们或可大致勾画出武都与周围城址间的辖区分界线，甚至郡间的分界线。
当然，战国秦汉相间几百年，部分郡县不免有移名更置的情况。特别是本区处于边地，背后牵扯到中原与胡，战国秦与赵，战国秦与秦代，汉与匈奴，上郡与九原郡、五原郡乃至西河郡等复杂变化的历史背景问题。涉及到国别和郡域的变动，武都或许也存在移名更置的情况，但因史料匮乏，具体情形不得而知。因此，《水经注》所记富昌县与前城城址间的关系可能还存在讨论的空间，需要今后用更多的工作去证明。
关于武都县，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 已有记录，表明其在汉初便已存在。周振鹤认为其属云中郡。西汉五原郡承袭秦九原郡而来，则武都城应可提早至秦代。内蒙古清水河县拐子上古城曾出土一批秦兵器，其中戈（G∶2）刻有“中阳”“广衍”；矛（G∶8）骹一侧刻有“武都”；矛（G∶5）和矛（G∶6）分别刻有“三年相邦吕不韦”“四年相邦吕不韦”等内容的督造铭文。物勒工名、刻记置用地名，是秦兵器的常见做法，是秦律的体现。关于这些武都矛的年代，胡保华认为在战国晚期。兵器铸造与置用刻铭的时间虽有间隔，但相距不会太久，那么，武都城的年代或可上推至战国晚期。
再从位置来看，纳林川流域处于秦昭襄王长城腹内边头地带，西邻胡人，东、北面赵，实为秦国北疆的桥头堡。在此筑城，一可安置人员充实边地，经营疆土，强化统治能力；二则作为长城纵深，可协防并屯垦，解决边防线上的后勤问题；三可控扼交通，北控北河，东扼河东，南通上郡，保卫边地，以作后图。故，这一区域的城址很可能与秦昭襄王长城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若武都为秦置，其筑城年代上限在赵武灵王十年（前316），秦取西都和中阳之后。具体时间，应在秦继续北扩或巩固既有领土的进程中，即秦昭襄王长城修建前后一段时间内。《史记·匈奴列传》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以此来看，武都最先或归上郡辖属。
那么，武都城有无可能最先属赵国，而后被秦国所占？从出土青铜器看，早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赵国便已在今秃尾河中游领有西都县，在窟野河支流牛栏沟北宋阑干堡处领中阳县。此或许是三家分晋的结果，抑或是赵对河西的开拓，实现了其对秃尾河与窟野河中下游的控制。从窟野河往北，府谷境内的石马、孤山、清水这三川流域目前尚无确定的战国秦汉时期城址发现，资料还属空白，赵国在这三川流域是否领有土地尚不清楚，秃尾河至纳林川之间尚不能连成一片，且武都城名也不见于赵国钱文。《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现代学者多认为赵国已置有九原郡，秦九原郡当袭赵九原郡而来。在今准格尔旗黄河“几”字拐点的南岸一带，近年来也确实发现了典型的战国晚期赵文化的遗存——准格尔旗头道沟遗址。但由于这 一区域考古工作较少，赵文化遗存在黄河南岸的分布情况尚不甚清楚。武都的始建，其与赵、秦九原郡的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更多问题，如与周围城址间的关系、郡间沿革与范围变动等，因史料匮乏，考古工作不足，这里不再妄自推测。期望今后能通过更多考古发现，切实解决这些问题。目前较为肯定的是，汉代五原郡的南界，应当已达今天的纳林川畔了。
编辑 | 毛楷淳 张欣源
审校 | 程 森 王国睿
审核 | 张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