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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敬飞
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历史地理。从西晋末年到北魏开国，拓跋鲜卑在其境内大力发展农耕，农业已成为北魏新的经济支柱。北魏恰逢气候史上的寒冷期，《魏书·灵征志》有大量关于霜灾的记录。阴山、平城一带频发的霜灾制约了当地农业之发展，故拓跋氏才形成了“阴山却霜”习俗。“阴山却霜”与鲜卑游牧旧俗关系不大，它是北魏中前期转向以农立国的见证。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1辑，第138-144页，注释从略。
《宋书·索虏传》记拓跋珪定都平城后提到北魏风俗有：“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众至阴山，谓之却霜。阴山去平城六百里，深远饶树木，霜雪未尝释，盖欲以暖气却寒也。”《资治通鉴》亦在拓跋珪称帝后言道：“魏之旧俗，孟夏祀天及东庙，季夏帅众却霜于阴山，孟秋祀天于西郊。”《魏书》虽未明载“却霜”之事，但有大量关于北魏诸帝巡幸阴山的记录，吕一飞认为诸帝赴阴山即有“却霜”之礼，进而判断孝文帝革除了“阴山却霜”之俗。何德章的《“阴山却霜”之俗解》则以“阴山却霜”习俗的形成为线索，梳理了北魏对阴山地区统治策略的转变，其文偏重探讨“阴山”的政治史意义，在学界影响颇大。史籍中与“阴山却霜”一并提及的西郊祭天是北朝研究的热门话题，康乐称其为“北亚祭典”。如此“阴山却霜”似乎也是拓跋鲜卑之游牧旧俗，如罗新即视其为内亚风俗，陈晓伟亦认为“阴山却霜”乃鲜卑皇帝的游猎活动，系出自游牧传统。这里笔者尝试从“却霜”二字着手，重新认识北魏的“阴山却霜”之俗。
霜是常见的天气现象之一。先秦时人们就已尝试用阴阳之气来解释冰霜成因。如《周易》坤卦初六言：“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大戴礼记》言：“阴阳之气各从其所······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许慎《说文》释“霜”为：“丧也，成物者。”清人段玉裁释“成物”云：“《豳风》‘九月肃霜’，《传》曰：‘肃，缩也。霜降而收缩万物。’”“岁功以雪始，以霜终”。是知古人之所以关注“霜”乃因其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故二十四节气中有“霜降”，现代气象学中亦有“无霜期”这一概念。古代中国北方地区常面临的自然灾害除水旱之灾外，霜害亦居其一。夏秋之季的霜降提前将直接影响作物抽穗结实，导致产量下降甚至颗粒无收。如《春秋》定公元年（前509）冬十月“陨霜杀菽”。西汉永光元年（前43）“九月二日，陨霜杀稼，天下大饥”。新莽地皇二年（21）秋“陨霜杀菽，关东大饥”。魏晋南北朝时中国气候进入一个相对寒冷期，霜雪灾害频发，此时史官开始注重记录各类霜害。《宋书·五行志》记录了西晋泰始九年至元康九年（273—299）26年间中国北方出现的15次较大的霜灾，其中数次春霜竟推迟至农历三、四月间。元康七年西北地区的秋霜提前，史载是年七月“秦、雍二州陨霜杀稼”。咸宁三年（277）华北地区的秋霜也普遍早降，史载是年八月“平原、安平、上党、秦（泰山）郡霜害三豆”，“郡国五陨霜伤谷”。一般来说春霜危害的农作物主要是冬小麦，如太康二年（281）二月，“殒霜于济南、琅邪，伤麦”；太康六年（285）二月，“东海霜伤桑、麦”。秋霜早降的危害则更大，凡秋熟作物，谷类、豆类皆会受其影响。如东魏《程荣造像记》云：“天平二年中遭大苦霜，五谷不熟，天下人民饿死者众。”正是由于认识到“霜”关系农事之成败，故《左传》言：“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古人还构想出主“霜”之神，《淮南子》有“青女乃出，以降霜雪”之说，高诱注曰：“青女，天神，青霄（要）玉女，主霜雪也。”面对秋霜危害，汉代农民还想出了实际应对策略，《汜胜之书》言：“稙禾，夏至后八十、九十日，常夜半候之，天有霜若白露下，以平明时，令两人持长索相对，各持一端，以槩禾中，去霜露，日出乃止。如此，禾稼五谷不伤矣。”清晨用绳索将秋霜及时扫落，这一做法既避免了霜害，又利于保持土壤墒情。与中原农耕经济相对，北方游牧民族以牛、羊等畜产为本，下霜对牲畜影响不大，牧民更担心的是冰雪这类极寒天气。以匈奴为例，太初元年（前104）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本始三年（前71）冬，壶衍鞮单于西征乌孙，“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遭此雪灾后匈奴实力大不如前，遂招致丁零、乌桓诸国的围攻，其建立的草原部落联盟亦迅速瓦解。魏晋以降活跃在中国北方的鲜卑诸部一般被视作游牧民族，可为何拓跋鲜卑会有“却霜”之俗？值得注意的是，《魏书·灵征志》记录了北魏7次雪灾，霜害被单独列出，相关记录多达34次，其中最早的霜灾是在道武帝天赐五年（408），是知北魏一朝霜害频发，这应与拓跋鲜卑的“却霜”之俗有一定联系。阴山（今大青山）至平城一带是霜害高发区，《灵征志》明确提及这一区域的霜灾多达8次，详见表1。北魏六镇起义前朔州以拓跋旧都盛乐为中心，在阴山之南，平城之西，表1提及朔州霜灾有2次。迁洛前的“司州”是以平城为中心的王畿地区，迁洛后司州改为“恒州”。据表1平城周边霜灾有3次。其余3次发生在武川、怀朔二镇，此二镇皆在阴山北麓，其地苦寒，霜雪不时现象更为严重。如表1所示，永平二年（509）初夏四月武川竟陨霜；又据《灵征志》，太平真君八年（447）五月“北镇寒雪，人畜冻死”，正始元年五月“武川镇大雨雪”。需要指出的是，霜降现象一般并非局地偶发的极端天气，它多与北方冷空气带来的更大范围的降温有关。如太和三年（479）七月的霜灾从敦煌至吐京（属汾州），蔓延数千里，关中、陇右、朔方皆受其害。又如东魏天平三年（536）秋竟出现“并、肆、汾、建、晋、泰、陕、东雍、南汾九州霜旱，民饥流散”。从表1太和九年（485）和景明元年（500）的两次霜害来看，其范围皆是自北向南，从恒朔之地一直到河东、河南。据葛全胜等人研究，450—530年间是魏晋南北朝寒冷期中最冷的时段，6世纪初中国东部冬半年气温比20世纪50至80年代低 0.8℃。参考此说可以推测，虽然《灵征志》所记其余二十多次霜灾是在恒（司）、朔二州之外，但阴山、平城一线地处北境，冷空气南下时可谓首当其冲，若黄河流域的关陇、河东、河北出现霜灾，那么恒朔地区大概率也已进入霜期。据李辉统计，北朝霜灾相对高发区就基本对应今日之山西、内蒙古两省。要言之，北魏中前期平城、阴山之间频频面临霜害，这应是拓跋氏“阴山却霜”习俗形成的客观条件。
二 西晋以降拓跋鲜卑在平城、阴山之间的农业发展
前文已提及霜降一般对于游牧民族的生计影响不大，可拓跋鲜卑自定都平城起就十分重视记录历年霜灾，这一看似矛盾之处实则反映了北魏的经济基础已逐渐发生了改变，即由草原游牧向耕作农业过渡。鲜卑乃东胡系民族，其早期活动地域因靠近东北地区的山泽、平原，故对农作物种植并不陌生。如与鲜卑同俗的乌桓就有种植谷物的传统，史载“其土地宜穄及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穄子，至十月而熟”。穄，又称糜子，生长期短且耐旱，至今在东北及长城沿线仍有种植。东汉中期鲜卑檀石槐王庭在弹汗山（今河北张家口尚义县南），地近幽并二州边塞，曹魏时拓跋力微西迁至定襄之盛乐，两处王庭皆处在农牧交错带上，盛乐更是在原汉塞之南。秦汉曾沿长城大量建设军事据点并发展屯田，可以推测随着鲜卑南下与西迁，其社会内部早已有一定的农业生产活动（游牧部族一般也会有辅助性农业生产以补充口粮）。西晋时猗卢居盛乐控制西部鲜卑，后从刘琨手中得陉北（陉岭以北，见图1）之地，即今桑干河上游的大同盆地，其地晋人本以农耕为业，刘琨献地时“徙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民于陉南”，猗卢则“徙十万家以充之”。313年猗卢即以平城为南都，又在平城之南灅水之阳筑新平城，命其子六修镇之，两年后猗卢获封“代王”。据唐长孺判断，猗卢南迁之部民应有相当部分继承了晋人的农耕生计。笔者则找到了另一条证据，316年六修据平城南部叛乱，拓跋氏在大同盆地的统治失序，其时刘琨属将箕澹曾言：“今内收鲜卑之余谷，外抄残胡之牛羊”，所谓“内”主要就指陉北之地。至此可以说，猗卢占据大同盆地是拓跋鲜卑首次拥有一片经营成熟的农耕地区，这为其部族提供了向定居模式发展的机会，六修坐镇新平城可算是第一次尝试，当然陉北的农业经济更是后来六修敢于挑战盛乐的经济基础。其后昭成帝什翼犍为代王，“欲定都于灅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议不决”，在王太后建议下昭成帝最终选择了旧都盛乐。史家常从筑城之议来谈拓跋鲜卑的汉化程度，却忽视了昭成帝尝试定都灅源川（见图1）的经济前提，即该地已有较好的农业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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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52页北魏“并、肆、恒、朔等州”图改绘。
北魏建国后，拓跋珪更是大力发展农业。李凭在讨论拓跋珪“离散诸部”时提炼出了三个标志性事件，一即登国元年（386）盛乐“息众课农”，二是登国九年（394）拓跋仪“河北”屯田，三乃天兴元年（398）“繁畤更选屯卫”。这种将推广农耕视同为“离散部落”的捆绑式做法或察之过深，下面笔者仅从农业地理角度重新梳理这三次事件。首先看盛乐的“息众课农”。据《魏书·太祖纪》，登国元年正月拓跋珪大会牛川复建代国，“二月，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拓跋珪复国之时，东邻强大的后燕，南部有刘显威胁，因此他于东部之牛川称王后旋即西赴盛乐。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位于阴山之南土默特川平原（敕勒川）东侧（见图1），曾为拓跋鲜卑百余年之旧都，为拓跋珪迁都平城前的统治中心。“息众课农”的主要对象应是盛乐及周边的鲜卑诸部，此举堪称是对旧都盛乐经济结构之改造。其次，关于拓跋仪屯田，《魏书》载登国九年春三月：“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棝杨塞外。”五原城（包头市南）位于土默特川平原西部，其地北靠阴山，南隔大河面向鄂尔多斯高原，乃当时北魏西部之前哨重镇。棝杨塞（今内蒙古固阳县）在阴山之北，即后来怀朔镇所在。拓跋氏将屯田扩展到棝杨塞，意在阻击柔然。综上可以判断，北魏初年敕勒川东西两端已有相当规模的农业耕作，拓跋仪屯田范围甚至地跨阴山（见图1）。最后，再看天兴元年的“更选屯卫”。《魏书·太祖纪》载：天兴元年春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车驾次于恒山之阳······二月，车驾自中山幸繁畤宫，更选屯卫。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李凭将“更选屯卫”之“屯”解释为让部落民屯田以实现“分土定居”，并视此为“离散部落”之举，其说欠妥。“屯卫”之“屯”本是聚集之义，所谓“更选屯卫”不过是指更换守护繁畤宫的卫士而已。如《魏书·世祖纪》载：“（延和三年）秋七月辛巳，东宫成，备置屯卫，三分西宫之一。”“屯卫”为聚兵守卫之义，其例甚多，兹不赘述。这里重要的是，北魏趁灭后燕之机将数十万山东吏民迁入平城并计口授田，平城周边的田地得以开发，后被称为畿内之田。拓跋珪还为此在平城外设置了监农官“八部帅”，他们的职责是：“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至此，西起五原东至平城，拓跋鲜卑的核心地带上出现了大量的农田和从事稼穑之人。从拓跋六修据新平城到昭成帝欲定都“灅源川”，再到拓跋珪于旧都盛乐“息众课农”，可以说拓跋鲜卑在模仿中原以农业建国的模式上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拓跋珪才在占据河北后立即仿照邺城、洛阳大刀阔斧地建设平城，并在桑干河流域展开了更大规模且更有组织的劝课农耕活动，此举可以说是开启了拓跋国家在政治、经济层面的重大转型，此后近百年平城一直是北魏的政治中心。充足的衣食和人力资源是维系中原式都城的必要条件。衣食的生产又需要大量的人口来支撑。据统计，道武帝在位期间从各地迁往雁北地区的人口约为150万，此后平城城区及郊区人口或近百万，其中大部分人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以维持北魏国都的日常运转。当然，庞大的从事生产或服务的人口也会消耗大量粮食。拓跋珪之孙太武帝在位时，平城的粮食储备已相当可观，《南齐书》载：“（北魏）太官八十余窖，窖四千斛，半谷半米。”可以说自拓跋珪定都平城开始，农业就已经成为北魏新的经济支柱。天兴三年（400）拓跋珪“始耕籍田”，表达了他对农业生产之重视。次年三月拓跋珪“亲渔，荐于寝庙”，此礼乃是仿《礼记·月令》而行，《月令》言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由此可知拓跋珪季春祭祀寝庙或有祈求农事丰稔之意。然而阴山及平城所在的大同盆地本就是内陆干旱、半干旱区，北魏又恰逢气候史上的寒冷期，此时于高寒之地发展农业可谓步履维艰。适合土默特川及大同盆地的粮食作物主要是抗旱能力强、生长期短的粟（小米）、黍、穄（糜子）等粟类作物，穄的生长期最短，西北诸省至今有“秋分糜子寒露谷”之农谚。北魏前期曾在北方大量种植穄，且颇有成效。如据《魏书》，登国十年（395）秋“慕容垂遣其子宝来寇五原，造舟收谷”，《资治通鉴》记后燕此次“收穄田百余万斛”。按晋制亩（小亩）产2.666石（斛）来推测，百万斛穄的产量需耕地37.5万亩（近12万市亩），考虑到阴山地区亩产量偏低，拓跋仪屯田规模应远超此数。又据《魏书·食货志》，拓跋珪开垦畿内之田后，“自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但如前文所述，北魏时盛乐及平城霜害频繁，且据统计北朝时夏、秋两季霜灾最多，谷物往往出现长而不收的情况，北魏中前期的荒年实际远远多于丰年，其经济基础从一开始就较为脆弱。《魏书·食货志》在提及平城“比岁大熟”后言道：“虽频有年，犹未足以久赡矣。”丰年尚且如此，一遇荒年平城的粮食储备更是捉襟见肘。如神瑞二年（415）因连岁霜旱，“秋谷不登”，是年九月“京师民饥，听出山东就食”，期间有拓跋氏贵族竟提出了迁都邺城之论。又如太和十一年（487）春夏大旱，孝文帝下令：“今年谷不登，听民出关就食。”至太和十四年（490）又逢春夏少雨，且此年八月“汾州陨霜”，司、朔二州霜期亦当早至，雁北之地可谓旱霜荐臻，有大臣建议：“明察畿甸之民，饥甚者，出灵丘下馆之粟以救其乏”，孝文帝从之。灵丘位于平城东南，已近河北之定州，由此可知是年畿内之民又开始外出就食。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平城的粮食储备除来自本地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京外诸州尤其是河北地区。如太武帝年间定州人眭夸为避崔浩征召，曾“托乡人输租者，谬为御车”，逃离平城。北魏初年道武帝所开太行山“直道”（又称定州大道）应当就是河北租粮运往平城的交通大动脉。可即便如此，平城的粮荒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这或许是孝文帝迁洛的经济动力之一。综上所述，从西晋末年到北魏开国近百年内，拓跋鲜卑将农业耕作从大同盆地推广至土默特川乃至阴山北麓，这一进程是在非常不利的气候及地理环境下完成的，但它仍为北魏向中原式国家转型以及文化上的“汉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与此同时，鲜卑人也较早注意到了霜冻这一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威胁，故而产生了季夏“阴山却霜”之俗，北魏史官也因此有了记录历年霜害的传统。魏晋之际拓跋鲜卑南下阴山，长期控制桑干河上游的大同盆地，其对农业耕作方式并不陌生，至北魏初年拓跋珪在盛乐、五原、平城以各种方式发展屯垦，阴山之南出现了继秦汉之后的第二次农业发展高峰。“阴山却霜”之俗实际上是北魏统治者重视农业的象征，而非游牧旧俗或“北亚祭典”。近期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发掘了阴山南麓白道之侧的坝顶遗址，因其形制颇类中原之圜丘，又有马、羊等牲牢遗骨，故有学者认为此乃北魏皇帝祭天处。笔者认为祭天与却霜并不矛盾，该遗址或即北魏皇帝“阴山却霜”之地。无独有偶，一千年后的明清两朝又迎来了漫长的“小冰期”。这一时期中国北方的霜期普遍延长，霜雪等低温灾害加剧。如清代山西北部的左云县：“白露节前三后四霜即降，草木渐凋，莜荞尽收，野无田禾。”为防御霜害，乾隆十八年（1753）天镇县知县张坊率先在晋北修建了祭祀霜神的“霜神祠”。此后不久浑源知州桂敬顺亦效法张坊在本州建霜神祠，其在《霜神祠记》中写道：“山右居天下之西北，而浑源又居省会之北鄙。其土瘠，其味卤，其气劲而寒。孟秋降霜，孟夏才已······故农圃家不患物之不生，而恒患物之不成也。”乾隆三十八年（1773）丰镇厅亦起霜神庙。有意思的是，天镇、浑源、丰镇在北魏皆属以平城为中心的畿内之地。关于霜神祭祀时间，山西中部的沁州是“每岁于白露前择日行祈祷礼，霜降后择日行报祀礼”。桂敬顺在《霜神祠记》亦言：“盖霜在于地，所司金令，佐秋官，其功止于肃杀，而在边塞必且祈。”即主张霜神祭祀宜在秋季。同治《河曲县志》提及当地风物时言道：“（河曲）地高气肃，田禾晚成，白露秋分往往陨霜害稼。土人听雁声以占霜信,霜降节前雁不南飞则无虑矣。”是知清代山西吏民最惧秋霜早至，这应该也是北魏选择在季夏“却霜”的原因。至此可以说，无论是北魏“阴山却霜”还是清代山西各地祭祀霜神，它们不过是处在类似甚至相同环境背景下的农业文明应对气候寒冷期的两种方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