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 |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晚清《渝城图》研究

学术 2024-06-10 08:02 陕西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晚清《渝城图》研究

■作者简介

张亮

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城市地理、城市环境史、中国近现代史。

■提要

《渝城图》是艾仕元以乾隆《巴县志》附图为蓝本增补摹绘而成。在增补摹绘的过程中，艾仕元结合自身亲历，选择性利用方志文献、方志地图中的地理信息绘制《渝城图》，赋予了该图军事性、商业性特征。该图是方志文献、方志地图中“文本的空间”与绘制者“亲历的空间”相叠加的产物，呈现了绘制者对方志中“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认同以及在军事、商业层面对渝城的地方认同。

■关键词

重庆；渝城图；方志地图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2辑，第39-48页，注释从略。

一 引言‍‍

艾仕元所绘之《渝城图》，为孤本，藏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该图幅长248.5厘米、幅宽124厘米，纸地色绘，采用平面、立面结合的形象画法，中国传统山水地图散点透视的构图法以及场景化的表现手法，刻绘了清代重庆城的内外风物。以城墙为界，城内重点表现衙署、寺观、街道、会馆、戏班、当铺等，城外则重点表现人物、船只、码头、行帮等，生动再现了重庆城的社会生活与生产场景。

图1 艾仕元所绘《渝城图》

对于《渝城图》的资料来源与绘制时间，已有不少学者做了基本的判定。李孝聪认为：“此图副题为‘渝城重庆府巴县志图’，当与乾隆十六年（1751）王尔鉴、王世沿所修《巴县志》有关；然图上注记已有‘道光十二年筑修城垣’之语，推测该图乃后世据王氏志书附图为蓝本，增补摹绘之作。时代暂定为道光中后期。”刘萤忆亦发现“图中于诸多地方抄录乾隆二十五年（1760）巴县知县王尔鉴所编修《巴县志》”，并认为该图中时代信息最晚的地物为咸丰十年（1860）修筑的江北厅城嘉陵门及外郭城垣，由此判断“此图绘制时间不早于咸丰十年”。张海鹏则认为“图中戏班中所列的舒泰班，据《川剧百年史》记载，其创建于光绪初年，因此该图绘制时间不会早于光绪元年（1875）之前”。可见，前人对该图的绘制时间判定不一，且仅“推测该图乃后世据王氏志书附图为蓝本”的增补摹绘之作。由此，该图的资料来源、作者身份、绘制时间等基本问题，仍有待解决。

古地图作为一种经典的地理文本，不仅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亦是绘制者地理空间认知的体现。在古地图的绘制过程中，受绘制者所处时代、生活环境及绘制目的等影响，实际已融入了“绘制者的视觉、感受和历史性观念”。此种古地图所反映的“地理认知及地理认知背后的主观性的内容”，向为学界所重视，被视为挖掘古地图史料价值的一个重要视角。鉴于此，若《渝城图》是以乾隆《巴县志》附图为蓝本的增补摹绘之作，值得讨论的是，艾仕元是如何以方志附图为参照来增补摹绘的？增补摹绘的内容又反映了绘图者怎样的地理认知？因此，本文拟通过对《渝城图》中文字注记、构图方式、地物刻绘等要素的具体分析，判定该图的资料来源、作者身份、绘制时间，并对前述问题加以回应。

二 承继志书：《渝城图》的部分图绘内容与整体构图

依据前人研究，可以明确的是乾隆《巴县志》是《渝城图》的重要资料来源。然因乾隆二十四年（1759）“江巴分治”，所以编纂完成于乾隆二十五年的乾隆《巴县志》附图中并未绘制“江北厅城”。而在《渝城图》中，“江北厅城”是其重要的刻绘内容。可见，仅以乾隆《巴县志》为依据，并不能阐明该图中“江北厅城”部分的资料来源。因此，要判断《渝城图》是否为乾隆《巴县志》附图的增补摹绘之作，首先需将该图中的文字注记、构图方式、地物刻绘等要素与清代巴县、江北厅等方志中的文献、附图加以比对，方能对该图的整体构图、图绘内容等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

（一）誊抄方志：《渝城图》中长段文字注记的出处

有清一代，巴县编纂有乾隆《巴县志》与同治《巴县志》两本志书。乾隆二十四年“江巴分治”后，由于巴县管辖范围的变化，两本志书在对同一地、同一物的记载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如《渝城图》中佛图关侧标注巴县幅员为“东西广二百八十里，南北袤三百六十里，由陆路至成都九百七十里”，与乾隆《巴县志》所载一致，而同治《巴县志》则载为“东西广二百八十里，南北袤三百六十里······此皆乾隆二十四年以前未分江北厅之四至也，迨分江北厅后，东至长寿县界二百里，西至璧山县界八十里······西北至合州界一百七十里······北至江北厅，以江为界，江面宽不过一里······此现在巴县之四至也”。又如《渝城图》中“张关铁山图”“大华蓥山”“小华蓥山”“太洪江”等处的文字注记皆抄录自乾隆《巴县志》，而同治《巴县志》皆无载。因此，从《渝城图》中的长段文字注记看，确如李孝聪、刘萤忆所言，主要抄录自乾隆《巴县志》。

值得注意的是，艾仕元除誊抄乾隆《巴县志》外，还抄录与借鉴了清代江北厅与酆都县的志书。《渝城图》中“江北厅城”部分的文字注记，便是誊抄自道光《江北厅志》。如图中“江北厅城”内理民府右侧的文字注记为“乾隆十九年，分驻江北镇，以旧署变价建新署于弋阳观下。二十四年，分巴县江北义、里（礼）二里，仁里上六甲归同知管辖。奉颁江北镇理民督捕同知关防”，即源自道光《江北厅志》。

此外，《渝城图》副题左侧文字注记从右向左可分为4段，前3段皆有据可查，分别源自乾隆《巴县志》卷17《艺文志》、卷1《疆域志》、卷2《建置志》，而第4段在清代的《巴县志》《江北厅志》《重庆府志》中俱无载，该段文字注记为：

岷江，治南。江水东流，自涪州入本境三十里，经县治南门外，环绕若襟带，东注六十里入忠州界。按水经曰：“江水又迳东望峡，东历平都。”东望峡，疑即□□之三江，外水岷江，中水沱江，内水涪江。/宋刘裕遣朱龄石伐谯纵，众军□从外水取成都，□□从中水取广汉，老弱乘舰从□水向黄虎。/雍正十一年，升忠州为直隶州，重庆府属酆都、垫江二县，并夔州府梁山一县，今遂为忠州属矣。

该段文字注记所述，并非巴县、江北厅事，而为酆都县形胜、建置。有清一代，酆都县编纂有5部志书，分为康熙《酆都县志》、嘉庆《酆都县志》、同治《重修酆都县志》、同治《酆都县新志》、光绪《酆都县志》。其中，同治《酆都县新志》对前述注记无载，嘉庆《酆都县志》为酆都知县瞿颉等在康熙《酆都县志》基础上所撰的增补本，原书4卷，但记载形胜、建置的第1卷荡佚，仅存后3卷。因此，仅能依据其他3本志书中的相关内容加以推断，分列于后。

（1）康熙《酆都县志》中的相关记载：

岷江，治南。江水东流，自涪州入本境三十里，经县治南门外，环绕若襟带，东注五十里入忠州界。水经曰：“江水又迳东望峡，东历平都。”东望峡，疑即观音滩也。

蜀之三江，外水岷江，中水涪江，内水/宋刘裕遣朱龄石伐谯纵，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臧僖从中水取广汉，老弱乘舰从内水向黄虎。

（2）同治《重修酆都县志》与光绪《酆都县志》中的相关记载：

雍正十一年，升忠州为直隶州，割重庆府之酆都、垫江二县，并夔州府之梁山一县隶焉，今遂为忠州属。

岷江，治南。江水东经涪州一百里入县境，径南门外，若襟带，又东九十里入忠州境。/按蜀三江，外水岷江，中水沱江，内水涪江。

将康熙《酆都县志》、同治《重修酆都县志》、光绪《酆都县志》中的记载与前述注记加以比对，不难发现，康熙《酆都县志》中“岷江”条与“刘裕遣朱龄石伐谯纵”一事在文献内容与语法上与前述注记更为接近，该处注记不可能誊抄自同治《重修酆都县志》与光绪《酆都县志》。但《渝城图》注记中有酆都于雍正十一年（1733）改属忠州直隶州一事，且康熙《酆都县志》中岷江“东注五十里入忠州界”与前述注记“东注六十里入忠州界”亦有细微差别，所以此处直接誊抄自康熙《酆都县志》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从文献内容与时间线索看，该处注记疑誊抄自荡佚的嘉庆《酆都县志》第1卷。

（二）摹绘志图：《渝城图》的地物刻绘与整体构图

除文字注记外，《渝城图》的图绘内容与乾隆《巴县志》、道光《江北厅志》的附图在地物刻绘与整体构图上也有较强的相似性。《渝城图》的整体构图是以长江南岸的“涂山亭子”为视野基准点，由南向北、由近向远进行呈现，其图幅范围北至大、小华蓥山，南至涂山，西至佛图关，东至张关山、铁山关、铜锣峡。在乾隆《巴县志》与同治《巴县志》的舆图中，《渝城图》的范围如图2、图3红框所示。二图差异明显，相较前者，同治《巴县志》的舆图中并未标示华蓥山、张关山、铁山关等《渝城图》中的重要地物，且标示太洪江为“太洪港”，嘉陵江、长江的河道走向及铜锣峡的呈现形式亦不相同。因此，从河道走向、地物刻绘等内容看，《渝城图》的整体构图与乾隆《巴县志》的舆图更为相似。

图2 乾隆《巴县志》舆图

图3 同治《巴县志》舆图

图4 《渝城图》巴县城池

图5 乾隆《巴县志》城图

相较于舆图，《渝城图》中“巴县城池”部分的图绘内容与乾隆《巴县志》城图的相似性则更为明显。二图中城墙形状皆似“龟形”，城门等地物的相对位置一致，河道走向、地势走向以及城墙外的地形地貌等刻绘手法亦较为一致。如城内之金碧山，“为江州结脉处”，二图中皆将金碧山按东西向以山形绘制而出，横亘城池中央。

据建筑学者杨宇振研究，《渝城图》中的建筑符号构成只有4种基本型，第1种为侧投影的重檐歇山顶加两向开洞的房屋体，如会馆、寺庙、城门、鼓楼等建筑；第2种为正投影的单檐庑顶加中间开有洞口的房屋体，如总镇都督府、重庆府、巴县衙署等建筑；第3种为简单的两坡顶，是图中最基本的房屋样式，为一般民房；第4种为亭台楼阁类的建筑符号，如魁星阁、青龙阁等。将此4种建筑符号与乾隆《巴县志》城图中的建筑符号加以比对，除两坡顶的民房建筑外，二图中其他3种建筑符号的基本形制皆有着较强的相似性。此外，《渝城图》中的重庆府署、巴县署、川东兵备道署、总镇都督府署、学院署等建筑，与乾隆《巴县志》城图中衙署类建筑的布局方式亦较为一致。

相较于“巴县城池”，“江北厅城”部分在《渝城图》中并非刻绘重点，因而较为简略，其在城墙走向、地物相对位置等方面，则与道光《江北厅志》城图较为一致。尤其是，二图中问津门外的水观音、文星门外的三洞桥，虽相对位置有所差异，然在绘制方式与表现手法上如出一辙。

综上可见，《渝城图》中的长段文字注记、构图方式、地物刻绘等内容，与官方的方志文献、方志地图存在明显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对“不同地图之间同一局部是否相似的认识是主观的”，且局部绘制内容的相似性“可能来源于一种当时流行的绘制方式”，因此并不能有效证明不同地图是否存在直接的承继关系。然就《渝城图》而言，除却其构图方式、地物刻绘等与乾隆《巴县志》舆图、城图以及道光《江北厅志》城图存在较强的相似性外，图中的长段文字注记亦主要誊抄自乾隆《巴县志》与道光《江北厅志》，且该图副题为“渝城重庆府巴县志图”。由此可知，前人对该图所做的判定虽在细节上有所欠缺，但基本无误，该图当为以乾隆《巴县志》附图为蓝本的增补摹绘之作。

三 有用于世：《渝城图》对军事、商业性地物的突出

地图作为表达地理环境的空间图像，除去本身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外，也是一种空间记忆与地理想象。在古地图的绘制中，受绘制者个人空间观念的影响，地图中不同区域的图绘内容往往被赋予不同的重要性。不同于方志城图仅集中展现政治、宗教等公共建筑而忽视集市、街坊和其他私人空间，艾仕元在以乾隆《巴县志》附图为蓝本进行增补摹绘时，重点刻绘了山川形胜、军事关隘、商旅行帮、商业活动等内容，赋予了《渝城图》明显的军事性、商业性特征。

（一）渝城天险：《渝城图》中的军事性地物

乾隆《巴县志》中载“全蜀形胜”，其中渝城部分载为：

渝州虽东川腹壤，而石城削天，字水盘郭。山则九十九峰，飞拴攒锁于缙云、佛图间。内水则嘉陵、白水，会羌、涪、宕渠来自秦。外水则岷、沫衣带，会金沙来自滇，赤水来自黔，俱虹盘渝城下，遥牵吴楚、闽越、两粤之舟。昔人以地属必争置重镇，间为制抚军驻节，良有以也。说者谓：东川式廓，扼要不仅渝城。不知云安（今夔州）巨郡重岭复冈，陆行则细路缭云，水行则急峡矗霆，故往来舟楫莫可停泊。临江（今忠州）跨山枕水。涪关（今涪州）左卫酉阳、石城一带，控楚连黔，直蛮部之襟喉耳。惟渝城会三江、冲五路，鞭长四百三十余里，俯瞰夔门，声息瞬应。而西玉垒，北剑阁，南邛崃、牂牁，左挟右带，控驭便捷，故渝州能守，可俾锦官风雨坐安和会矣。

在《渝城图》中，上述内容皆有充分体现，军事性特征突出。《渝城图》中绘有渝城九个城门，且皆绘瓮城，城池周边多标注有“悬岩”，城内军事廨署凡方志所载皆有标注，体现了“石城削天，字水盘郭”的险要之势。值得一提的是，艾仕元将渝城绘为“龟形”，且在城池西部标注有“龟尾坝”。渝城似龟最早见于明代的《蜀中广记》，载为“府城为门十有七，九开八闭，以象九宫八卦。或曰象龟，首乃向涂山”。清代时，王士禛“登铁桅峰，即涂山绝顶，下视群山”，亦言“渝城孤峙江中，宛如龟之曳尾”。而明代的万历《四川总志》仅载渝城“门十七”，并无“象九宫八卦”或“象龟”的记载。《大清一统志》、雍正《四川通志》、嘉庆《四川通志》、乾隆《巴县志》、道光《重庆府志》等清代志书虽多载渝城城门“象九宫八卦”，如雍正《四川通志》载渝城“环江为池，门十七，九开八闭，俗以为九宫八卦之形”，但亦无“象龟”的记载。然按前述志书中“俗以为九宫八卦之形”的记载，可见实际上渝城“象九宫八卦”“象龟”皆为民间的说法。此种说法虽为传统风水理念的呈现，但亦从侧面反映了艾仕元强调渝城“风水宝地”的意图。

《渝城图》的图幅边界皆为山脉、峡谷与军事关隘，北为大、小华蓥山，南为涂山，西为佛图关，东为张关山、铁山关、铜锣峡。其中，佛图关为渝城西面的重要关隘。南宋时，时人孙氏便称“重庆三面临江，春水泛涨，一望弥漫，不可卒渡。其出入必经之要道，惟佛图关至二郎关一路耳”。明清时，因佛图关“左右顾巴、岷二江”，亦是渝城的“江浒要津，兵争之地”。乾隆《巴县志》更载“渝城三面抱江，陆路惟佛图关一线耳，壁立万仞，磴曲千层，两江虹束如带，实为咽喉扼要之区。佛图能守，全城可保无恙”。《渝城图》中，艾仕元在渝城以西着重刻绘了佛图汛、佛图关，并在“靠天吃饭”注记侧标注有“刘綎诗二碑，在佛图关石壁，镌平播凯旋诗二首，其诗俱入艺文”及乾隆年间乡贤周开丰《佛图关》诗“雄关临二江，天险讵能图。散策看题壁，为怜刘大夫”。显然意在凸显佛图关的军事意义，此处“靠天吃饭”注记中的“天”亦意为“天险”；张关、铁山关则是渝城东北陆路重要关卡，铜锣峡更是“渝州水路最要之门户”。乾隆《巴县志》载“巴之关，水若铜锣峡，陆若佛图、二郎、南平、青木、张关等处，均要害地”，又言铜锣峡作为水路门户，其“峡口能守，则不虞上水舟师”。道光《江北厅志》亦载“江北陆连邻、岳，水界长、巴，山坞僻深之地，水湄奥窔之区，宵小尤易潜踪隐迹，所以铜锣一峡、铁山、张关等要地俱设营卡巡逻稽察”。地图作为一种图形叙述，图幅的“大小、上下、方位、比例”，实际都“渗透了绘制者的观念”。艾仕元以山脉、峡谷与军事关隘作为图幅边界，不难看出其通过刻绘渝城周边山形、水路及陆路门户，以呈现渝城“山则九十九峰，飞拴攒锁于缙云、佛图间”的意图。

此外，前述《渝城图》副题左侧疑誊抄自嘉庆《酆都县志》的文字注记，艾仕元先注“岷江，治南。江水东流······外水岷江，中水沱江，内水涪江”及“宋刘裕遣朱龄石伐谯纵，众军□从外水取成都，□□从中水取广汉，老弱乘舰从□水向黄虎”，后注“雍正十一年，升忠州为直隶州······并夔州府梁山一县，今遂为忠州属矣”一事，并在该段注记侧标注有“涪关，今涪州。临江，今忠州”。这与前述乾隆《巴县志》所载渝城形胜相合，亦是意在强调渝城地处内外水分合之地，且与临江、涪关相较，“惟渝城会三江、冲五路，鞭长四百三十余里，俯瞰夔门，声息瞬应”的冲要地位。

（二）川东重埠：《渝城图》中的商业性地物

在着重刻绘军事性地物的基础上，艾仕元在《渝城图》中还大量刻绘了城内的商业市街、当铺、戏班与城外的行帮、商船等商业性地物。且在表现手法上，除绘制建筑与标注文字外，还多以场景化的表现方式呈现商业场景，赋予了该图明显的商业性特征。具体而言：

一是对商业市街及街道指南的标注。乾嘉时期，凭借长江航运的枢纽地位，渝城已是川省最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与交易中心，“计城关大小街巷二百四十余道，酒楼茶舍与市闼铺房鳞次绣错，攘攘者肩摩踵接”。在《渝城图》中，艾仕元并未尽绘渝城街巷，而是有选择地标注了陕西街、白象街、打铜街等主要干道及商业市街名称，并在部分街名侧标注具体的商业市场，如千厮门正街“尽是花布行”，较场坝有“钱市、米市、炭市、肉市”等。在此基础上，艾仕元还详细标注了出入渝城的街道指南，如在铧头嘴街标注有“朝天门进城上铧头嘴，走木匠街、新街口过小十字，走龙神祠上木牌坊，上小梁子过华光庙，走都邮街、关庙十字出较场”等。

二是对移民会馆及商业建筑的标注。清初时，来自江西、江南、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山西、陕西的八省移民于重庆创建了八省会馆。八省商人、八省客长制度与清代重庆商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史载“重庆一埠，实八省商人所开基，凡地方公义之举，素惟八省是赖。至今在渝贸易者、寄籍者，八省之人十居七八”。因八省会馆的重要性，艾仕元在《渝城图》中将其尽绘，且建筑符号上皆为重檐歇山顶加两向开洞的房屋体，较之衙署类建筑的单檐庑顶加中间开有洞口的房屋体，绘制得更为精美与复杂。此外，《渝城图》中还标注有商栈、金店、当铺、戏班等大量商业类建筑，并以当铺、戏班为多。其中，当铺与商业资金的流动、民间借贷需求密切，标注有14处，集中在重要的商业市街及城门附近；戏班标注有10处，集中在八省会馆附近。许芗斌认为庙会灯会、宴会社交和戏剧观演是会馆的重要活动，戏班集聚于此，正是会馆文化娱乐活动与渝城商业社会的生动写照。

三是对商业码头、行帮组织的标注及商业活动的场景化表现。渝城居“三江冲要，百货骈集”，“吴、楚、闽、粤、滇、黔、秦、豫之贸迁来者，九门舟集如蚁，陆则受廛，水则结舫。”因此，渝城商业活动繁盛，舟集如蚁，码头云集，行帮众多。《渝城图》的一大特色，便是生动刻绘了渝城滨水空间的商业秩序。在该图中，艾仕元以形象画法绘制了形制不一的大小舟船300余艘，标注了纸码头、炭码头、柴码头等10处商业码头与小河帮、九河靛帮、湖南帮等14处行帮，并以场景化的表现手法刻绘了靛帮戏、碇厂劳作、船厂造船、商船运输、纤夫拉船、捞水柴、脚夫挑水、力夫搬运等码头空间、滨江滩地及水上人群的商业活动与社会生活。

由前可见，艾仕元通过对渝城形胜与商业秩序的突出刻绘，赋予了《渝城图》明显的实用性特征。不论是对水陆路门户的刻绘，还是对街道指南、商业建筑、商业码头、行帮组织的刻绘，皆是“有用于世”的呈现。值得注意的是，《渝城图》中的军事性地物在方志中皆有记载，且与方志所载之渝城形胜相合。相较于军事性地物，多数商业性地物虽在方志中缺载，但方志中关于渝城商业繁盛的记述却不少见。由此可知，艾仕元实际上是结合自身亲历，有选择地提取了方志文献、方志地图中的地理信息来建构地图。这种用系统化、经典化的“地方性知识”建构地图的行为，“展现了一种从上至下的知识流动，代表了知识内容的普及化”。此外，艾仕元在绘制地图时，选择性地具象化方志中的地理信息，以山川形胜与军事关隘相结合的手法刻绘“渝城天险”，以形象画法与场景化的手法刻绘“川东重埠”，致使《渝城图》军事性、商业性特征凸显，亦反映出其在“地方”的系统化知识影响下，在军事、商业层面对渝城强烈的地方感与地方认同。《渝城图》的视野基准点“涂山亭子”下标注有王尔鉴《登涂山亭子》一诗，诗为“涂岭摩天峻，危亭望眼殊。江山连楚蜀，城郭耸巴渝。万户云为宅，双虹水作都。东川此门户，凭眺一踌蹴”。由此，亦可见艾仕元对“渝城天险”与“川东重埠”的文化认同。

四 《渝城图》作者身份与绘制时间的推论

在《渝城图》中，仅有文昌宫侧标注“渝城艾仕元绘”字样。梳理相关文献，亦未得见“艾仕元”之名。因此，仅能依据《渝城图》的图绘内容，大致推论作者身份。

按前述对《渝城图》文字注记、构图方式、地物刻绘的分析，不难得见方志文献、方志地图中的地理信息对该图的重要性。然艾仕元在利用这些信息绘制《渝城图》时，错写、漏写与错标等讹误甚多，如将“巴字园，在县学前”错写成“巴子园，在县学前”，江北厅城问津门外之“水观音”错标为“观音梁”等。若此种错误为誊写时粗心或笔误造成，下述二例则可充分说明艾仕元文化修养之不足：

一是，《渝城图》副题左侧文字注记中的第一段文字实际来自乾隆《巴县志》卷17《艺文志》中的《蜀汉掌军中郎将董和传》，该段文字注记为“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氏（今巴县）。汉未，和率宗族西迁，益州牧刘璋王以为牛鞞、江原长、成都令。蜀”，而原文实为“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汉末，和率宗族西迁，益州牧刘璋以为牛鞞、江原长、成都令。蜀土富实，时俗奢移，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两相比较，除将“江州人”“汉末”“刘璋”错抄成“江州人氏”“汉未”“刘璋王”外，“蜀土富实”亦仅余“蜀”字。

二是，《渝城图》中江北厅城的城门注记、城墙位置等错误。江巴分治初，江北厅未建城垣。及至嘉庆三年（1798），始创土城，后因夏季洪水不时淹没而多处倾圮。道光十三年（1833），始筑石城，至道光十五年（1835）而告竣，有金沙、保定、觐阳、汇川、东升、问津、文星、镇安八门。然艾仕元在江北厅城文星门侧标注为“道光十二年筑修城垣，理民府八门”，并将东升门错标为“汇川门”，皆有误。咸丰十年，江北厅城增筑外郭，是为新城，又有嘉陵、永平二门。新城城垣在江北厅城垣西北侧，西起金沙门与镇安门间，东至镇安门与文星门间。然艾仕元不仅将“嘉陵门”错标为“嘉凌门”，且嘉陵门处城垣位置与走向亦有误。《渝城图》中错讹之处不在少数，而此处实为全图最大的硬伤。

此外，在《渝城图》中，艾仕元以形象画法与场景化的手法刻绘“川东重埠”，对城内的商业市街、会馆、当铺、戏班与城外的行帮、商船、水上居民等商业性地物做了着重刻绘，如会馆的建筑符号皆为重檐歇山顶加两向开洞的房屋体，在朝天门左侧河岸以场景化的手法呈现“靛帮戏”等。而城内的重庆府署、巴县署、川东兵备道署、总镇都督府署、学院署等衙署类建筑，其建筑符号则为单檐庑顶加中间开有洞口的房屋体，在建筑符号与表现方式上，艾仕元皆绘制得更为简略。这就与着重呈现政治、宗教等公共建筑而服务于王朝地方官吏的官方绘图，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依据此种重“商业”而轻“政治”的绘制方式，在缺乏文献依据的情况下，虽难以断定艾仕元是否是一个商帮人士，但至少可知其当无官方背景。因此，按艾仕元将其名有意标注于文昌宫侧、重“商业”而轻“政治”的绘制方式以及图中诸多的错写、漏写与错标等讹误，可以初步判定艾仕元当为一个民间的下层文人。

对于《渝城图》的绘制时间，前人说法有三，一是李孝聪依据“道光十二年筑修城垣”的注记将其“暂定为道光中后期”；二是刘萤忆依据江北厅城嘉陵门及外郭城垣的修筑时间，判定“绘制时间不早于咸丰十年”；三是张海鹏依据《川剧百年史》所载之光绪初年创建的舒泰班，认为“绘制时间不会早于光绪元年之前”。其中，根据《川剧百年史》的记载，光绪初年创建的实际上是自贡舒泰班，与重庆并无关系。以此为由，判定《渝城图》绘制时间在光绪元年后，不足为信。而据对《渝城图》中文本信息的比对分析，图中有文献可据，时代信息最晚的地物确为修筑于咸丰十年的江北厅城嘉陵门及外郭城垣，因此该图绘制的时间上限当非“道光中后期”，而是刘萤忆判定的“咸丰十年”。在前述基础上，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该图绘制的时间下限。《渝城图》是艾仕元以乾隆《巴县志》附图为蓝本，结合自身亲历与利用方志文献、方志地图中的地理信息绘制而成。由此，可通过图中利用的方志文献的年代基本断定该图绘制的时间下限。具体而言，《渝城图》的绘制大量参考了乾隆《巴县志》与道光《江北厅志》，并无参考同治《巴县志》的痕迹，而同治《巴县志》编纂完成于同治六年（1867）。此外，《渝城图》副题左侧文字注记中的第4段文字，虽仅是疑誊抄自荡佚的嘉庆《酆都县志》，但定然不是出自编纂完成于同治八年（1869）的同治《重修酆都县志》。按地方志是《渝城图》图绘内容最为重要的资料来源，若该图绘制于同治六年后，则艾仕元同时忽视两本同治时期方志的可能性较低。因此，该图的绘制时间当可限定在咸丰十年至同治六年间。

五结语

《渝城图》是以乾隆《巴县志》附图为蓝本增补摹绘而成，其文字注记、构图方式、地物刻绘等图绘内容与方志文献、方志地图存在直接的关联。艾仕元作为一个民间文人，其在增补摹绘时，结合自身亲历，选择性地利用方志文献、方志地图中的地理信息来绘制《渝城图》，以山川形胜与军事关隘相结合的手法刻绘“渝城天险”，以形象画法与场景化的手法刻绘“川东重埠”，又赋予了该图明显的军事性、商业性特征。因此，该图的资料来源实际上呈现出一种“多系并存”的面貌，是方志文献、方志地图中“文本的空间”与绘制者“亲历的空间”相叠加的产物。此种构建地图的方式，呈现的是一种“架构在传统文化语境与地方文化实践上的本土性知识建构”，贯通的是“精英知识体系与底层知识体验之间的壁垒”，反映的是绘制者作为“本地人”对方志中系统化、经典化的“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认同，以及在军事、商业层面对渝城强烈的地方感与地方认同。

更为重要的是，就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而言，许多案例已然表明不论是古代的基层知识分子还是上层士大夫，创造一种新地图是较为困难的，多以官方或者有着较高知识水平的士大夫绘制的地图为底图进行改绘。而《渝城图》则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即官方的方志文献、方志地图在地方城市舆图的绘制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种认识有助于丰富“古代地图绘制群体和小传统的梳理”，以“摆脱过去以少数被认为有‘代表性’的地图为主体的叙事途径，更全面地呈现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和使用的全貌，还原地图史的情景”。此外，《渝城图》中地物的时代信息最晚为咸丰十年，不论是绘制年代还是图面表现年代，该图都早于国璋的《重庆府治全图》、张云轩的《重庆府治全图》与刘子如的《增广重庆地舆全图》，是目前可见的、最早的单幅清代重庆城彩绘本舆图。因此，该图丰富的图绘内容对了解咸丰十年以前的重庆城市形态、内部格局、军事设施、商业社会等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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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任秦王凤琼

审校 | 李鹏王国睿

审核 | 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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