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振涛
■关键词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2辑，第57-66页，注释从略。
“天下之中”与“天地之中”“土中”“地中”等概念，萌生于中国古人观测天文、探索大地与探寻天地、天人关系等实践活动中，这些概念在最初的形成过程中各有不同的内涵与侧重，却又有相似之处。相似之处，集中体现在“中”的地理性。西周初期，围绕新都洛邑的选址和营建，地中、土中、天下之中、中或（国）等概念逐渐混同。混同后的“天下之中”等概念成为兼具天文、地理、文化等性质的综合性概念，并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长期居于重要地位。
潘明娟将混同后的“天下之中”总结为天文秩序、地理秩序、空间权衡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不过，这五种秩序中，“居天下之中以统四方”的空间权衡的政治秩序和“四方入贡道里均”的经济秩序实际上与地理秩序是合而为一的；而对天文秩序的遵循及后世在都城规划中的“法天思想”亦可视为文化秩序的延伸。职是之故，“天下之中”主要在地理与文化两个方面对中国古代都城的选择起到重要影响：一方面，建都“天下之中”主要考虑其“四方辐辏”的地理特性。作为天下的中心，诸侯方国纳贡职道里均等，易形成“四方辐凑”式的统治中心。另一方面，建都“天下之中”也昰看重其神圣色彩能为王朝合法性的建构提供助益。居“天下之中”可以上配皇天，可就近获得“天保”（天命）——天命之眷顾，这是帝权神圣性、合法性和永恒性之根据。直至中古时期，“天下之中”仍以其神圣性为时人所重。
中国古代曾存在过“昆仑地中”“洛邑地中”“都广地中”等多种“地中”观念，在唐、五代时期，“地中”的位置依旧众说纷纭。不过自周公卜居洛邑后，洛邑是最为人熟知的“天下之中”。宋初开宝九年（976）赵匡胤巡幸洛阳，“爱其地形势得天下中正，有留都之意”，虽被李怀忠以开封有漕运之利谏止，但显然“洛邑地中”依旧最深入人心。然而在“洛邑地中”以外，宋代还存在一些别样的“地中”观念。这些“地中”观念，部分延续了唐、五代以来的“众说纷纭”，部分源于士人在不同政治局势下因时制宜的新诠释。
《周礼·大司徒》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故后世常以八尺表夏至日正午影长一尺五寸之地为“地中”。开元年间为制定《大衍历》，唐玄宗遣使赴天下测影，开封岳台夏至正午影长接近一尺五寸，为之后王朴选岳台为地中打下基础。孙英刚也指出，以开封为“天下之中”，依靠的依然是天文测量的知识，换言之，与历法和测影相关的“岳台地中”观念是“开封地中”观念的内核。
（一）“岳台地中”观念
岳台，亦称“太岳台”，位于开封府浚仪县宣德门前天街西第一岳台坊，是唐、五代及北宋时期测量日影的场所。后周显德三年（956），王朴在上呈《钦天历》的奏陈中第一次提出以岳台为“地中”：
古之植圭于阳城者，以其近洛故也。盖尚慊其中，乃在洛之东偏。开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国，北距横野军，中得浚仪之岳台，应南北弦，居地之中。皇家建国，定都于梁。今树圭置箭，测岳台晷漏，以为中数。晷漏正，则日之所至，气之所应得之矣。
测景之法见于《周官》与《诗》，所以求地之中，以建王国而阜安万民者也。然必验之数术，考之中星，参之气朔，校之刻漏，而后为得。······周公卜洛，以为天地之所合，四时之所交，风雨之所会，阴阳之所和。世传阳城是其地，而今登封故台在焉。唐开元中，择河南平地，始于滑州之白马，南至于汴之浚仪，得岳台；又南至于扶沟，又南至于上蔡之武津，至岳台为适中也。今天子都汴，皇祐元年，宋兴九十年矣，始诏有司即岳台故处，用崇天历测候一年，以考正焉。
影长“一尺五寸”不再是确定“地中”的唯一标准，还须“验之数术”“考之中星”“参之气朔”“校之刻漏”等。这一改从前“地中”位置固定的情况，为“岳台地中”说铺垫。《序》继而认为，周公卜洛得“洛邑地中”；唐开元年间各测影地，岳台恰好为“中”。显而易见，《序》虽然认可“洛邑地中”，却仍沿用“岳台地中”观念。需要说明的是，《序》以唐代影表为依据，虽然运用的是历法知识，但其指出岳台在各影表间“居中”，仍然出于地理方面的考量，与王朴的说法相似。
关于范镇，《宋史·范镇传》记载：“镇于乐尤注意，自谓得古法”，音律与历法历来相通，范镇对历法应相当精通，不仅受命撰写《序》文，也参与了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历法的监修和考订。作为士大夫群体中的重要一员，范镇肯定也受到由中唐以来疑经思潮所汇成的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的强烈影响。一方面，他对经典应更熟识；另一方面，他敢于怀疑经典本身及先儒注解，并做出独到的阐释。韦兵指出，宋代士人对历法问题的关注和修养以及在此领域达到的高度都是唐代士人所不具有的，能深刻认识到历法中的雅俗分歧。可以断定，范镇以岳台“适中”，不仅是对历法方面“岳台地中”观念的沿用，更出于其自身对历法中正朔观念的深刻认识，而其奉诏作《序》，又将个人观念转化为官方的表述。
（二）“中区”“中夏”与“开封地中”观念
“岳台地中”之外，“中区”“中夏”等极具正统色彩的概念构成了“开封地中”的外缘。
前述宋太祖巡幸洛阳时与李怀忠的对话另有一个版本。北宋文莹所撰《玉壶清话》记载，针对太祖迁都洛阳之意，李怀忠谏曰：“京师正得皇居之中”，以开封居“中”，劝太祖留都开封。两版对话难辨孰是孰非，但《玉壶清话》中有所记载，至少说明“开封地中”观念在北宋是客观存在的。
“开封地中”观念尤其在北宋“德运之议”中得到充分的展现。“五运”学说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秦汉以降，历代都会确立本朝德运以示应天受命。北宋雍熙元年（984）四月，布衣赵垂庆上书称，宋朝应越过五代、上承唐统为金德，建国初年许多符瑞都是“金德之应”。赵垂庆上书拉开了宋代“德运之议”的序幕。在这场“德运之议”中，以徐铉为首的部分官员认为，“后唐以下，奄宅中区，合该正统······今国家封禅有日，宜从定制，上答天休，伏乞圣宋永为火德”，后唐以下的晋、汉、周政权宅居“中区”，可为正统，不应上继唐统。这遭到主张承继唐统者的诘难。天禧四年（1020），光禄寺丞谢绛上言，五代国祚短促不应入正统，而大宋“四海给足，嘉生蕃衍，迩年京师甘露下，泰山醴泉涌，作甘之兆，斯亦见矣。矧灵木异卉，资生于土，千品万类，不可胜道，非土德之验乎”，尤其首都开封，是“万国之中区”，正符合五行中土行居中的位置，这是“土德之验”，故国家德运应绍继唐代之地统与土德。谢绛将“中”与五行、德运等学说相关联，充实了德运理论和王朝正统观；他以开封为“万国之中区”——显然有“天下之中”的意味，从地理角度解读“中”，虽与徐铉立场不同，但与其“奄宅中区”的取径却不谋而合。
大理寺卿董行父则回顾上古至宋朝的德运传承，形成泰皇—神农—黄帝—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夏—商—周—汉—唐—宋的德运谱系，国祚短促的秦、三国、晋、南北朝、五代等都不被他视作正统。对此，以宋朝为火德者反驳道：“则晋汉洎周，咸帝中夏，太祖实受终于周，而陟元后，岂可弗遵传继之序，续于遐邈之统”，五代皆称帝于“中夏”，不应被忽视；且本朝太祖受后周禅，若远绍唐统，将失去政权合法性的直接来源。
“德运之议”以确立宋朝为火德而告终。各方在辩论中，都以“中区”“中夏”等概念为理论依据，与华夏正统观念相结合；尤其谢绛径称开封为“万国之中”，可见其观念内在“中区”“中夏”的范围中，开封的政治地位显然已有相当程度的提升。
“天下之中”所反映的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引导了众多王朝都城选址洛阳的取向，构成建都洛阳的独特理路的基础和其背后神圣性、合理性的依据。唐末五代时期，开封在地理上成为新兴的“四方辐辏”，且五代后期以至北宋，开封城的政治中心地位确立，但文化方面较洛阳还有所不及。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士人凭借唐、五代的历法与测影知识所产生的“岳台地中”观念，结合“中区”“中夏”等正统观念，赋予开封“天下之中”的名号，以其自古以来的神圣色彩对首都开封进行文化上的建构。这样，以历法上的“岳台地中”观念为内核，以“中区”“中夏”等正统观念为外缘的“开封地中”观念逐渐形成，并被宋代部分士人接受和表达。
靖康之变后，开封城陷落，金军纵兵四掠，“东及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颍，北至河朔，皆被其害”，以开封为核心的大河南北皆残破不堪。其后金军挟徽钦二帝北迁，留屯河上的金军距开封亦不过200里。因此，赵构政权于南京应天府建立后，迁都避敌迫在眉睫，但究竟迁都何处，朝臣间争论不休。黄潜善主张迁都金陵，赵构在摇摆不定中也倾向金陵；主战派李纲则根据战略形势建议暂迁襄阳一带，宗泽更是执意请赵构回銮开封。围绕“迁都之议”，主战派官员们提出了不同的“地中”说，并依托不同“地中”拟采取不同的应战策略。
（一）“还都开封”与“开封地中”说
“还都开封”最先由尚书兵部员外郎张所发起。建炎元年（1127）五月，赵构即位不久，张所就对行朝滞留南京提出异议，他指责大臣不劝圣驾回銮开封是“意在南渡”，放弃开封是欲弃两河、欲弃天下之根本。不久黄潜善便以“恐害新政”为由将张所引去。
宗泽是“还都开封”最坚定的倡导者。自赵构称帝后，宗泽就不断上疏请赵构回銮开封，他多次将开封描述为“天下之中”——“夫中原天下之中也；京师又中原之中也”，“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区夏，以今京师为天下中”。宗泽以为，开封是祖宗应天受命之地，是足以传之万世的宝贵政治财富；赵构只有立于“天下之中”，才能“定四海之民”、四方来王；只有回到开封，才能“高拱穆清，坐视天民之阜”，还都位于“天下之中”的开封城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他称中原是“天下之中”，“京师”又是“中原之中”，这与北宋“德运之议”时谢绛称开封为“万国之中”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突出开封在中原地区的核心地理位置。此外，宗泽对还都开封后若作战失利的退路也思虑周全——迁都长安。
实际上，宗泽力主赵构回銮不只为了“天下之中”在文化层面上的意义。首先，回銮开封有稳定军心、民心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宗泽长期统兵河上，处在对金战争的前线，目睹河北各路义军据城固守、各自为战的困境，若圣驾继续驻跸南京，中央政权与地方抗金势力缺乏统一指挥和部署，必将持续分裂和削弱，会被金军各个击破，最终将导致两河、中原尽弃。而还都开封不仅便于加强与河北各地义军的联系，更可继承赵宋祖宗传承下来的都城等物质遗产和涉及正统合法性的政治文化遗产，从而实现政治秩序的重建。
同样以开封为“中”的还有尚书祠部员外郎喻汝砺。靖康之变后，金军欲掳徽钦二帝北迁，立张邦昌为帝。喻汝砺“扪其膝曰：‘不能为贼臣屈。’遂挂冠去”，以守臣节闻名。他从开封出走后前往赵构处，再任尚书祠部员外郎。在“迁都之议”中，喻汝砺称“汴都者天下之根本也，若舍汴都而都金陵，是一举而掷中州之地以资于敌矣”，以开封位于中州之地、是天下根本，主张回銮开封，反对迁都金陵。这与黄潜善之意大忤，“黄潜善以汝砺附李纲不迁都之论，恶之”。
（二）李纲“襄邓地中”说
相较于“洛阳地中”及“开封地中”，主战派李纲的“地中”观念格外不同。李纲起初主张回銮开封，后对迁都的态度发生变化。建炎元年七月李纲上书称，即使不能如宗泽所请入关中定都，“犹当适襄、邓，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这是李纲首次提出迁都襄邓。赵构下诏明确表态，将与群臣、将士留在中原，暂驻南京只是“权时之宜，法古巡狩，驻跸近甸，号召军马”，近期可防金人秋高气寒之时再来犯界，等到朝廷势力渐强，再“归宅故都，迎还二圣”。
但不久后，在黄潜善、汪伯彦的鼓动下，赵构“诏幸东南，来春还阙”。李纲当即上书劝阻，以天下形胜“无出襄阳之右者”，力劝其迁都襄邓，“驻跸南阳，据天下之中以号令四方”。他认为襄邓一带是四方通衢、“天下之中”，“西邻川、陕，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进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货财，东连江、淮，可以运谷粟”，迁都于此，可以充分调用各方资源积极备战，而南渡吴越是置大局于不顾的危险行为。遗憾的是，驻跸襄邓或仅适用于李纲的战略构想，整个北宋时期，南阳盆地及其邻近地区的农业生产始终不够兴盛，不具备足够的经济生产能力，而且襄邓地区也并不具有将东南地区的经济物资顺利输送到当地的交通条件。在赵构取巡幸东南的避敌之策后，李纲依靠襄邓之地以守备战的施政路线自然瓦解。
说明：据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第224页“宣和五年（1123）京畿路和京西路图”改绘。
李纲“襄邓地中”观念中的襄邓一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北宋襄州与邓州。李纲所撰《文乡记》称文乡“其土居天地之中，得阴阳之和气”，其“文乡地中”说与其“襄邓地中”说并不矛盾。文乡位于今湖北枣阳一带，北宋为随州治下，与襄州、邓州在太平兴国年间同属山南东道，咸平四年（1001）、天禧四年（1020）、元丰八年（1085）以至宣和五年（1123）同属京西路，宣和五年后同属京西南路。纵览襄、邓、随等州在北宋时期的区划沿革，它们在道、路级行政区域内始终保持为一个整体。除此之外，两汉时期邓、随等州同属于南阳郡，南郡襄阳城（今襄阳市襄城区）则紧邻南阳郡。故李纲所说“驻跸南阳，据天下之中以号令四方”中的南阳，并非指北宋邓州南阳，而是范围大致相当于两汉时期南阳郡的古义上的南阳。且南阳、枣阳与襄、邓等州都位于南襄盆地之内，地势上三面环山，是北宋末年京西南路的核心地区，而京西南路又是北宋疆域版图的中心地区。这一区域西邻川陕，北近京畿，南通巴蜀，东连江淮，真可谓是“四方辐辏”。古义上的南阳与毗邻的襄阳，一同构成了李纲观念里“襄邓地中”的版图。
综上所述，两宋之际“迁都之争”中的“地中”观念，除了延续“开封地中”外，也有因金人南进压缩宋朝疆域空间而随之兴起的“襄邓地中”观念，两种“地中”观念分别体现了主战派“坚守中原”与“退守襄邓”的不同军事、政治策略。宗泽“回銮开封”的主张围绕开封城对政权合法性的影响展开，其“开封地中”说虽突出开封在中原地区的核心地理位置，但更侧重政治意义；军事策略则比较笼统，大致是经营两河，守御河北。而李纲对整个战局有更好的把握，他认识到当下不可立即回都开封：“车驾巡幸京师，城壁未可保守，修葺未备”，而“东幸建康，弃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回銮开封与迁都建康都不利于重组军事防御体系。而襄邓一带，既有“四方之中”的区位优势，又是“回銮开封”与“东幸建康”两种迁都计划的折中选择；既便于当时形势下的军政调度，也可调和争执不休的朝议。当然，迁都襄邓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原，在李纲的计划中，驻跸南阳只是等待战局扭转的权宜之计。
三 南宋时期的“地中”观念
南宋偏居一隅，时移世易，但仍不乏持“洛阳地中”观念之士。绍兴三十一年（1161）正月，和州进士何廷英上书言：
臣闻京师者诸夏之根本也，天子之所居也，昔周家所以建都洛邑者，以其得天地之中华也；项羽所以失关中不能王者，以其失天下之冲要也。呜呼！中华冲要之地，反不为朝廷所居耶！
何廷英认为，京师开封是华夏根本、天子所居，周朝之所以建都洛邑，是因为洛邑得“天地之中华”。但赵构偏安一隅，难以“居中以御外”。对中原之地陷于敌手，何廷英深感痛惜。他将开封称为“诸夏之根本”，亦可见以“中区”“中夏”概念为外缘的“开封地中”观念的身影。
“洛邑地中”观念之外，南宋时期还存在其他两种“地中”观念。
一为“湖湘地中”观念，出自胡宏的个人认知。胡宏于衡山创建文定书堂，在《文定书堂上梁文》中，他盛赞衡山地理形胜：“岩谷萦回，奄有荆、衡之胜；江、湖衿带，旁连汉、沔之雄。既居天地之中，宜占山川之秀。”其时宋金战事渐入僵持，南宋疆域逐渐稳定。国土面积的急剧收缩也使从前的“天下之中”沦为边境（襄、邓），甚至已在域外（汴、洛）。胡宏以南岳为“天地之中”，既是国家现实局势的反映，也与其对乡邦的热爱密不可分。
二为“岳台地中”观念，主要存在于朱熹及其后学的天文历法思想中。与北宋“岳台地中”说服务于构建开封地位与王朝正统合法性的目的不同，朱熹的“岳台地中”观念主要与其学术思想相关。《朱子语类》载：
朱熹指出，“地中”自古以来一直在变动，汉朝在阳城，宋朝在开封府浚仪县岳台。对于这种变动，他认为原因在于“天运有差，地随天转而差”，即不同时代的天（包括日、月、星等天体）运行有别，而大地随天运转，因此才出现不同的“地中”。
朱熹的“岳台地中”观念，既受到其自身天文知识的影响，同时也源于五代宋初以来历法与测影知识中的“岳台地中”观念，“浚仪”二字可为此推断提供旁证。岳台所在的浚仪县为开封府属县，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浚仪县改名“祥符县”，但朱熹只言“浚仪岳台”，却不曾说“祥符岳台”，也没有提及祥符与旧名浚仪的关系。或许时隔太远，加之开封已沦为金朝国土，朱熹忽略了浚仪县名的变迁；抑或是朱熹尊重前人的“原创”，而不擅改“浚仪岳台”。不论如何，朱熹称“浚仪岳台”，说明他从五代、北宋的文献中汲取了“岳台地中”观念，而且很可能源自王朴及《钦天历》，因为朱熹曾对《钦天历》作出如下评价：“唐一行大衍历最详备。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简严。然一行、王朴之历，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可知他对《钦天历》有过深入研究。
朱子门人受朱子思想的影响，同样关注并探讨天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朱熹的“岳台地中”观念也深刻影响到以其学为宗的后世理学家。金履祥从学于何基，何基师从朱熹高足黄榦。金履祥所撰《通鉴前编》云：“然天有岁差，故古今日景（影）亦自微差尺有五寸之景，周在洛阳，汉在阳城，唐在浚仪，宋在岳台”，其“岳台地中”“天有岁差”等见解，显然来自朱子之说。但金履祥认为地中“唐在浚仪，宋在岳台”，忽略了岳台本就位于开封府浚仪县，可见他对朱子“岳台地中”观念的理解有一定偏差。
与金履祥大致同一时代的王应麟亦宗朱学，其《困学纪闻》也稍及“岳台地中”：
王应麟凭借“司马光日景图”中所谓“日行黄道每有差”——即太阳在黄道上的运行轨迹会出现变动，推断“地中”也随之转移，进而认为“地中”周在洛邑、汉在阳城、唐在岳台的这种变动是有理可依的。显然，王应麟的“地中”随“天运”而变的观点与朱熹所说大同小异，其“岳台地中”观念也不出朱熹的论证框架。另外，作为朱学后人，王应麟直接引用王朴的“岳台地中”说并进行阐释，也从侧面反映了朱熹“岳台地中”观念源于前人著述。
北宋时即不乏对“洛邑地中”的质疑，欧阳修就曾提出，洛阳虽在西周疆域内距四方“道里均”，但就疆域之外、天地之间的广大区域而言却并非居“中”，天地间的“和气”应遍布四方，而不会仅存于“天地之中”。欧阳修的阐述，是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背景下对经典的怀疑与新诠释。类似的观点，南宋时期仍然存在，但目的却不在探讨经典本身。
在偏安一隅的南宋时期，以中原地区的洛阳与开封为“地中”已显得另类，或许更容易刺痛士人的敏感神经。部分士人不仅质疑“洛阳地中”，甚至对周公为建都洛邑而测影求“地中”的真实性及“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的特性也有所怀疑。
在质疑者看来，“成王未尝都洛也，文王都丰，武王都镐，至平王避犬戎，乃都于洛”，洛阳直到东周才作为都城，故西周以洛阳为“地中”与建王国、王畿无关，而是如《史记》所说“洛阳仅道里均”，便于周王在此受诸侯朝聘贡赋，遂成“周家故事”；且《毛诗序》称：“宣王······后会诸侯于东都”，宣王会诸侯时必居洛邑，正印证《史记》中朝聘贡赋之说。
《山堂考索》记载了南宋章如愚对“洛阳地中”的逐条驳斥：《周礼》载“周人求地中以建国”，郑玄以为，周公以土圭测影求得“地中”在洛阳，欲使成王居于此。但章氏以为，成王并未迁都于洛，直至平王东迁，洛阳始为都城，此前皆不足以称为王畿。再者，测影求“地中”的建国之法，仅见于《周礼》中《大司徒》及《典瑞》，而不见于其他经典，郑玄之说恐缺少依凭。还有，王者并不一定求得“地中”才能建都，而是取其“便于时尔”。尧都平阳，舜都安邑，文王居丰，武王居镐，都不在“地中”，但尧舜能行文武之治，遂使政教遍布天下。不施仁政，徒居“地中”也不能天下大治。另外，以“地中”会“天地之所合，四时之所交”，也是片面之词。风雨之会、阴阳之和，在于人君是否施仁政、顺天意，不在于是否建都“地中”，政通人和自然会风调雨顺。最后，所谓“天下之中”，是指洛阳在九州之内居于中央，也是四方入贡道里所均之地。章如愚的观点可谓集诸家之所成，并对郑玄等先儒之说做进一步检讨。
南宋时期质疑“洛阳地中”的各种声音中，程珌《代作三贤堂记》显露了动机：
凡曰帝王之邑，必于天地之中，理固宜然，势常异是。自三皇之曲阜暨五季之大梁，其间迭迁曾不一数，或据冀河之胜，或都太华之奇，或因瀍涧之滨，或取崤函之险。天启我宋，古汴作京。代无定都，地大则一，······商邑翼翼，四方所观，彼岂不知力莫能逮。炎图再造，驻跸钱塘。睠言吴越之中，宿号东南之盛。
程珌对汴、洛孰为“地中”不置可否，仅凭“非古是今”的基调论述都城迁移的合理性。他承认“帝王之邑，必于天地之中”，王朝理应建都“地中”，但“理固宜然，势常异是”，世势并不遂人愿。自上古到宋初，都城屡迁，历代既无固定都城，也多不在“地中”建都。此说表面言之成理，但内涵不止于此，结合后文对赵构于商邑即位、绍继宋祚、再造炎宋的歌颂，及对南宋临安城繁华景象的描绘和“东南之盛”的夸赞，可知他所谓择都不必于“地中”的深意在于打造临安可堪建都的地位。这是在中原与故都不可复得及与金国相争不占优势的窘境下，士人为重塑国家信心和正统合法性，因时而动的创新阐述。程珌言语间的矛盾之处在于，他以历代不常在“地中”建都，来否定建都“地中”的必要性，却称钱塘为吴越之“中”、东南之“盛”，即南宋统治核心区域的中心，归根结底仍是利用“地中”的地理特性，为行在临安升为新都城造势。
南宋时期对“洛阳地中”的诸多质疑，认可洛阳是“四方道里均”和“天下之中”的“四方辐辏”的地理特性是他们的共识，从经典本身入手也是其相同的着力点。在这些质疑声中，主要是对“地中”“天地之所合，四时之所交”的特性及相关的经典进行重新检讨；再者劝施仁政，认为仁义不施者，即使建都“地中”也是徒然。在此基础上，他们主张择都不必在“地中”，为定都江南做声援。这反映出部分南宋士人满足于偏安一隅的心态。
西周营建洛邑并以之为“地中”后，洛阳兼具“四方辐辏”的地理特性及神圣色彩的文化特性，也吸引了后世定都洛阳。五代时期，开封成为“四方辐辏”，王朴提出“岳台地中”说。北宋时期，以“岳台地中”为内核形成“开封地中”观，两种观念本质上都是“都城地中”，即以“地中”的神圣色彩提升都城的地位，进而实现对王朝合法性的建构。然而在“岳台地中”和“开封地中”的形成过程中，“地中”的地理特性显然更受青睐，并被试图用来带动“地中”的文化特性在城市间转移。到了两宋之际，士大夫立足于不同的“四方辐辏”，在各种语境中诠释“地中”的政治、文化内涵，作为“迁都之争”中不同战略的理论依据。“地中”地理特性在此时的突显也导致其神圣色彩减弱。“地中”的地理特性与文化特性，在北宋时期对开封城的相关论述中仍能兼顾；但两宋之际以至南宋，面对版图缩减、都城南迁的局面，部分士人对经典中“地中”的神圣性产生怀疑，使“地中”的文化特性进一步消解。时人根据所面临的不同形势，集中于挖掘新的“四方辐辏”，并与“地中”相关联。
两宋时期新兴的“地中”观念中，尤以“岳台地中”史料最多、论述最广，甚至出现在官方表述中（如《岳台表影新书序》）。故有研究认为“从五代末年至北宋末大都以岳台为地中，而不在阳城或洛阳”。但从宋初赵匡胤巡幸洛阳时所言，到绍兴三十一年何廷英的上书，可见终有宋一朝，以洛阳为“地中”者仍不乏其人。而且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自中晚唐以来的疑经思潮，至北宋中期形成影响深远的儒学复兴运动，更多儒士对儒家经典的关注重心从章句注疏转向义理之学，这就要求宋代士人比以往更深入地重审经典，出自经典的“洛阳地中”肯定更为人所熟知。在此背景下，个体间对“地中”的认知仍坚守差异，对新兴“地中”观念的阐释极具实用性，对传统“洛邑地中”的质疑亦充满现实关切，凸显了宋代士人思维深处的学说取向、价值选择与政治考量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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