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文化与遗产保护。吕志宸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建筑历史与遗产保护。
胡一可
工学博士，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风景名胜区研究与规划。
传统园林的演变往往与社会变迁息息相关。南京徐氏东园经历了从私家园林到公共园林再到城市公园的演变过程。明代徐氏家族叠山理水、营园交游，东园呈现“池环堂下、水绕园外、池水相连”的空间格局；清代市民开塘植蔬、自发造景，格局演变为“田塘交错、宅环园立、阡陌交通”；民国之后政府就地改造、规划公园，最终形成“水陆相融、园筑居中、蔬圃装缀”的空间格局。东园的公共化演变受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影响，好名之风与文人交游使东园初具一定公共性，家族衰替与田宅易主直接促使其开放，社会变迁和西风东渐使之最终实现了完全的公共化。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3辑，第43-53页，注释从略。
以私有性质为主的中国传统园林在明清达到成熟期，在近代却遭遇发展困境，其主导地位逐渐被外来的公有性质的城市公园取代。经典的园林史研究，通常关注私家及皇家园林平面、造园技艺、营建思想等方面，对公共园林及私家园林公共化现象关注较少，对园林兴废现象及其社会背景的研究亦是不足。宋代李格非曾言：“园囿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深入探讨社会变迁影响下的园林演变现象，可以更好地理解、保护与传承园林文化与遗产。
六朝古都南京文化底蕴深厚，历史名园众多，留存至今者却屈指可数。徐氏家族的东园在明代最负盛名，“其壮丽遂为诸园甲”，历经清代民国的几番沧桑演变，成为当今的白鹭洲公园。目前关于明朝时期东园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局限在于对史料的挖掘不够充分，以及对其所处城市历史环境的考察不足；关于清代民国时期东园空间格局、演变原因的研究亦基本处于空缺状态。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方志、著作、绘画、诗文集等资料充分发掘，系统梳理明代至民国时期的东园变迁史，推测复原各个时期东园的空间格局，并结合社会现象剖析这座历史名园兴废演变的原因，以此加深对园林演变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历史认知。
一 明清时期的东园边界
最早收录徐氏东园地理信息的方志为正德《江宁县志》，但记载较为模糊：“徐太傅园，在县正东新坊北”，其中的正东新坊“在县东，自武定桥东旧院巷口，东抵城堧”，由此可根据“国朝都城图”确定东园位于南京内城东南部城墙与内秦淮河相交处的夹角地带（图1）。“正德三年，东园公子天赐，遂拓其西偏为堂”，徐天赐自称“东园公子”，于是这座园林得名“东园”。然而之后的万历《重修江宁县志》、万历《应天府志》及康熙《江宁府志》等均对该园鲜有记载，以致于学界对明末及清代东园的历史有所忽视。
说明：据〔明〕陈沂《金陵古今图考》（正德十一年刊本）图24“国朝都城图”标绘。朱偰在《金陵古迹图考》中指出：“东花园，在苑家桥，今白鹭洲，徐锦衣之东园也”，由此可大致得知园名的变迁过程：东园—东花园—白鹭洲。明末清初余怀在《板桥杂记》中记录了“长板桥”及周边环境的方位关系：“回光、鹫峰两寺夹之，中山东花园亘其前，秦淮朱雀桁绕其后”，这组以长板桥为核心的景物，就是被朱之蕃评为明后期“金陵四十景”之一的“长桥艳赏”。从陆寿柏所绘“长桥艳赏”图中可以发现更清晰明确的方位关系：东园有水环绕，以北为鹫峰寺（与园以桥相通），以东为城墙，以西为长桥、旧院大街（以桥相通）与回光寺（图2-a）。由此可大致确定明后期东园的边界范围。就园林选址相地而言，东园处城东南“幽偏”之地，是《园冶》中所言“城市地”之优选，接秦淮河可揽水声，临教坊可品佳丽，近佛寺可闻晨钟，望文庙、贡院便与文人相交。
说明：图2-a据〔明〕朱之蕃编，〔明〕陆寿柏绘《金陵图咏》第40页“长桥艳赏”图标绘；图2-b据〔清〕高岑编绘《金陵四十景图》（南京出版社，2012年）第37页“长桥”图标绘。
随着徐氏家族衰落、教坊旧院废圮，清代的东园与周边环境逐渐融合，形成东花园，同治《上江两县志》罗列了清代东花园中曾存在的地名：邹满字宅、王昊庐宅、刘旗锡宅、王亦将宅、因是庵、孔雀（悟真）庵、玩月桥、马湘兰宅、延庆祠、财帛司。清末陈作霖考察了其中部分地点的空间方位关系，记录在《东城志略》中：
直东为长塘，旧长板桥所跨也。桥西为教坊（旧院）······而过孔雀庵中，寻守真······经门外玩月桥······至国朝康熙间，改筑石坝，而桥始废。塘西有鹫峰寺······迤南有回光寺······运河水又东流至苑家桥，徐锦衣天赐之东园在焉······有茉莉园，东园之所分也······运河水又南折至马家桥。
其中的孔雀庵、玩月桥与秦淮名妓马湘兰有关，苑家桥与东园有关，清代时成为东花园的一部分（图2-b）。茉莉园由东园分出，则说明在明朝时该地块为东园的一部分。结合与《东城志略》同时期的《江宁府城图》（1856）对回光寺、鹫峰寺位置的标记（图3-a），即可大致确定明清时期的东园边界（图3-b）：明后期东园边界形态较为规整，大致以周边河流、街道为界；清代东花园因收纳了旧院荒废后的部分用地，西部区域有所增加；随着城市发展，清末东花园西北部、西南部的部分地块另作他用，园林西部边界凹凸参差。
说明：图3-a据大英图书馆藏《江宁府城图》（1856年）标绘；图3-b据京都大学图书馆藏《陆师学堂新测金陵省城全图》（1903年）标绘。
二 东园历史沿革与空间格局演变
（一）东园时期：私家园林（1508—1617）
东园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明永乐年间，仁孝皇后将南京城东临城墙的地块赏赐给徐氏家族，以蔬圃的状态存在约百年，并非真正意义的园林。直至正德三年（1508），徐达后裔徐天赐首次进行造园活动，“拓其西偏为堂，曰心远；又购四方奇石于堂后，叠山凿渠，引水间山曲中，乃建亭阁，环杂山上，下通以竹径”，自此形成了一座私家别业园林。由于园主人懂文墨好结交，东园以雅集闻名于南京文人圈近一个世纪。嘉靖九年（1530），文徴明作《东园图》，记录了一次文人诗画雅游活动的场景，成为目前已知的唯一展现东园全貌的画作。万历十六年至万历十七年（1588—1589），江南文坛领袖王世贞两次游览由徐缵勋（徐天赐之子）扩建后的东园，其以游观视角所作的《游金陵诸园记》记录了东园鼎盛时期的景观格局，并赞其“最大而雄爽”“壮丽遂为诸园甲”。之后，随着徐氏家族的衰落，东园日渐衰败甚至被拆售，最终难逃废圮的结局。《金陵图咏》中的“长桥艳赏”图描绘了东园北部一隅遗留的风景（图2-a）。
对东园时期空间格局的复原以图文互证的方式实现：以16世纪末为时间切片，以园记为主线，以园林绘画为对照，以园林诗为辅助。据王世贞诗“公子名园辟向东”、边贡诗“公子名园恰对城”，可知园门朝向为东，面向城墙，结合《东园图》对入口处石桥、溪流的描绘，推测入口处应为马家桥（图3-b园林东南边界处）。据《游金陵诸园记》：“园之衡袤几半里”，可知东园大体上半里见方，折合面积应不超过8.6万平方米，与前文推断的园界范围面积相近。“拓其西偏为堂，曰心远”，可知心远堂在园西部。据王世贞对东园中景物空间关系的记述，以“□”提取空间节点，以“○”提取空间方位，以“＿”提取空间尺度，以“粗体”提取景观要素，信息提取情况及空间关系推测见表1、图4。
表1 园记信息提取
说明：据〔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64第835-836页整理。其中，序号1-4中的麦垄路径、心远堂、小蓬山、小池与《东园图》中景物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图5）；而序号5-9描写的是东园扩建后的部分，其格局可与“长桥艳赏”“长桥”二图中描绘的东园北部景观进行对应。王世贞对园中建筑只明确记录了心远堂和一鉴堂，诸亭榭却一笔带过，据《东园图》卷尾的陈沂《太府园宴游记》后附诗“水榭山亭雨过时”，可知有亭在假山（推测为小蓬山）上。至于亭名及数目，顾璘《东园雅集诗序》罗列了徐天赐作为园主人时期的6座亭：迎晖、总春、一鉴、观澜、萃清、玉芝丹室，并点明各亭所处位置的环境特征，比如“曰萃清，资之竹者深矣”，则该亭在（水池边）竹林处。园北部水池边有一鉴堂和“石砌”危楼，而“长桥艳赏”“长桥”图中所绘位于园北部的建筑为木构，故推测其可能为一鉴堂；从该建筑正对的水中亭背望城墙，可观雉堞“层出”景象，推测一鉴堂斜对城墙的可能性最大。通过推演，发现16世纪末的东园呈现出“池环堂下、水绕园外、池水相连”的空间格局（图6-a）：南、北分别以心远堂、一鉴堂为组景中心；园中建筑大多临水而设，水池连接小运河再与城市水系连通，使得园有活水，四时水位变化景色各异，符合《园冶》“卜筑贵从水面，立基先究源头，疏源之去由，察水之来历”的理水要求。此外，造景要素多样，有楼堂亭榭、奇花异木、峰洞石山、溪池瀑泉。
说明：据故宫博物院藏《东园图》（图号新00156415）标绘。图6 东园不同时期空间格局复原推测
明末至清末，东园区域的归属不再完整，陆续吸纳周边衰败之地后，该区域被统称为东花园。既称花园，自是有花，“国初有苑老者，无子，能种花，开茶肆，每复夏初，罂粟虞美人最盛，今当为万花园处”。据明末吴应箕《留都见闻录》：“东园邻教坊者，独广亭在耳，其池流可接青溪，使葺治之，尚为胜地”，园中建筑大都已湮灭，水池有遗存，结合周边景致，依旧有较佳的观赏价值；康熙二十二年（1683），“所存高楼数楹而已，断桥流水，茅檐古寺，一望修然，尚有城市山林之致”。据同治《上江两县志》：“有邹满字节霞阁；又王昊庐宗伯亦寓此，筑红蔷山馆；又有刘旗锡宅，后废为茶圃，今湮；又王亦将性孤僻，构楼东园，非其素好不下楼一步”。其中，邹满字为寒门画家，客游南京后定居于东园水滨，吴应箕曾于崇祯十二年（1639）借宿其宅，其《寓邹满字竹居记》点明了该宅的具体位置：“从金陵栅口西行数十步”，大致在曾经的旧院一带。“东园归大宗伯黄冈王昊庐先生，予数至焉。自甲午后，不到南中者几二十年，今不知谁属矣”，王昊庐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前后拥有过东园（可能为被拆分后的主体部分）。甘熙的祖上在崇祯年间迁入南京城，曾居于东花园苑家桥处。此外，明末遗民诗人朱林修住在马家桥边的缘湾，“在东园，江宁朱林修茂才庭柏园”。清代一些名妓如冯影香、冯藕香、冯月莺也曾寓居东花园。以上所举来自社会各个阶层，都曾居于园中，可见，明末东园的废圮并未使其土地荒废，而是逐渐演变为社区公共绿地，即广义上的公共园林，开放性、包容性是这个时期东花园的突出特征。东花园以其清逸景致和时蔬野味造福市民，大部分区域“为居民菜圃”，比如西部的茉莉园“东园之所分也。蔬圃菜畦，地颇幽僻”。园林的公共化丰富了居民日常生活，成为城内一处游览胜地，如甘熙《白下琐言》：“危堤一曲，小屋数楹，窗闼洞开，篱垣周匝。当春光浓冶，鼠姑盛开，足揽东园之胜。旧有酒肆，山肴野蔌冠绝一时，游者必就饮焉”，然而道光三年（1823）水灾之后，“屋宇倾颓，花木凋谢，当年风景消歇无存”。此后50年间，东花园虽显破败但池沼犹在，其自然景致仍颇有野趣，金鳌在《金陵待征录》中评价：“垂杨春媚，芦雪秋飞，雉堞近环，钟山远矗，小池倒浸，塔影宛然，至今尚为诗境。”支持东花园时期尤其是水灾之前空间格局复原的资料很少，目前仅可参照张宝《泛槎图》中“东园小饮”一图，结合绘图时间之前（明末）的复原图与之后（清末）的历史地图进行推测。“东园小饮”图是张宝于19世纪初绘制的多幅南京风景图之一，图右上方的九层佛塔最易辨认，为大报恩寺琉璃塔，图左侧有城墙，结合佛塔与城墙方位关系推测图中视角应是自北向南看；已知雨花台位于报恩寺东南方，图中佛塔左侧的山峦则恰与之对应，则可印证上述推测。图左下方的一座二层重檐歇山顶建筑、一座一层单檐歇山顶建筑（图7），在与“长桥艳赏”图对照后，结合图中配字“传说鹫峰古寺门前花柳离迷”，可断定其为鹫峰寺。从图中可以发现，东花园时期鹫峰寺南部增建诸多寓舍，由一座拱桥跨河连通至东部城墙下，园正中有三池水塘，塘侧菜圃齐整，埂边树影婆娑。此处的拱桥是否即前文提及的苑家桥？从“长桥艳赏”图、《陆师学堂新测金陵省城全图》中可以发现，苑（晏）家桥与鹫峰寺之间的南北向距离很短，无法容纳大量民居，故推测该拱桥非苑家桥——可能是《江宁府城图》（图3-a）中复兴巷西侧跨越小运河的桥梁，在陆师学堂版地图（图3-b）上可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桥梁。依此对水塘位置进行定位：南北方向上距鹫峰寺约140米。此外，水塘之间田埂近乎垂直交叉的关系，恰好与陆师学堂版地图里东花园中部道路结构相合，故水塘位置及规模可大致确定。至于园中其他部分，主要为菜圃用地。如图6-b所示，东花园大致呈现出“圃塘交错、宅环园立、阡陌交通”的空间格局。说明：据〔清〕张宝编绘《泛槎图》中册第520-521页“东园小饮”图标绘。
相较上个时期，东花园的园林空间格局和园林性质都有了很大改变。其一，园林性质由私家园林（别业园）转变为公共园林（农作园），不同阶层的市民在园林边缘大量构建居舍，即从一家私有之园囿变成了居民共居之花园，外缘的民宅、院落为私有空间，中部水塘与菜地为开放空间。其二，园林营建主体发生转变，由园主人及造园家转变为市民，营建方式自下而上，具有自发性，因此不论是菜圃的开辟还是酒肆、茶社等建筑的建造，都主要从营建者的需求出发，强调功能的实用性与空间的生产性。其三，景观营造的方式发生转变，从内向型转变为外向型，不再依赖叠山理水的传统造园手法，而是与周边的城墙、远山、佛塔、古寺等景观一同营造胜景，并体现出借景之妙，这一点在“东园小饮”图中得以充分体现：园中的水塘一分为三，巧妙地将东南方城外高耸宏伟的大报恩寺琉璃塔景观“借”到园中，形成“一塔三影”的奇观，这种“远借”的手法，是对《园冶》“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的充分阐释。
1924年，金巴父子在东花园中建立慈善机构义兴善堂，当地士绅集资开设茶社。因在鹫峰寺发现一块刻有李白诗“二水中分白鹭洲”的石碑，经营者便将茶社命名为“白鹭洲茶社”。之后园中陆续增建了其他园林建筑，包括烟雨轩、藕香居、沽酒轩、话雨亭、绿云斋和吟风阁。1928年，南京市教育局在监督义兴善堂的慈善工作时认定“该堂内容腐败”，不符合慈善旨意，遂向南京市政府提议将白鹭洲茶社一带改建为市立白鹭洲公园。后经多次实地调查，市教育局明确了以开展社会教育为改造方向，并将此案转交于南京市公园管理处。因面临被撤销的困境，义兴善堂对此一直持抗议态度，南京市社会局从维护公益事业的角度出发，最终保全了义兴善堂的注册权益。多方斡旋之下，“地处僻静，风景宜人”的白鹭洲虽被政府强制征收，但最终“慈善、教育、公园三方面俱属相宜”，体现出社会管理的进步与民主进程的提升。1929年，白鹭洲公园春日四景建成，春水垂杨、辛夷挺秀、红杏试雨、夭桃吐艳，均以植物为题，尤以花木见长，说明公园的植物配置已被重视。1931年，为了便利市民游览，管理处又在公园架设木桥，疏浚池塘。1935年，出于城市发展需要，政府铺设“小铁路”穿白鹭洲而过，该铁路的修建不仅阻隔了游人活动，还破坏了公园生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此后公园日渐颓废。《金陵五记》中记录了1947年白鹭洲公园中“一二假山石，几树春花，几处亭台”的景象，“在那条堤上，常常有人走来走去。军人，小贩，洗衣的乡妇，时装的少女······”，可见在当时，城市公园已经成为市民生活中一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白鹭洲公园景物已不甚精致，亦会被物尽其用，这与东花园时期有相似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园经过多次规划设计、修整扩建，最终形成“一池三山”的水陆空间格局，然而其中的“东园故址”已经不复明清及民国时的原貌。白鹭洲公园时期园林空间格局的复原，以20世纪30年代（被1935年修建的铁路贯穿之前）为时间切片，以当时南京城市地图、白鹭洲公园旧照为依据。对比1935年《南京城市图》、1937年《最新南京地图》、1938年《最新南京地图》及前述1903年陆师学堂版南京地图后发现，1935年地图遗漏了鹫峰寺、园路及部分民居等信息，1937年地图遗漏了铁路（图8-a、8-b、8-c）。此外，3幅地图均绘出了位于公园中部的建筑群（包括藕香居、烟雨轩等中式建筑），图8-d、8-e两张旧照均以藕香居为主体拍摄。图8-d中，建筑群背后有城墙，说明是从西向东拍摄，因此图左为北，可提取的信息为：地块东、北、西三面临水，建筑群呈半围合布局，西部空缺，中间有花坛，周边有菜圃。图8-e中，从东北方向西南方拍摄，这说明在图8-d中所示的建筑群以南还有另一建筑群。最终可确定出白鹭洲公园时期的空间格局（图6-c）。东花园时期鹫峰寺南部的住宅群在民国时已经退出了场地范围，白鹭洲公园中不再有私人住宅，完全成为城市公共绿地；上一时期形态规则的“圃塘格局”被水灾破坏后，呈现出自然式的水陆关系，公共建筑居园中央且三面临水——形成了“水陆相融、园筑居中、蔬圃装缀”的景观格局。说明：图8-a据陈铎编纂《南京城市图》（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标绘；图8-b据日本时局地图普及会编纂《最新南京地图》（1937年）标绘；图8-c据［日］小山吉三编纂《最新南京地图》（日本名所图绘社，1938年）标绘；图8-d、8-e为朱偰拍摄（1932—1935年）。
这一时期白鹭洲公园最大的变化在于政府自上而下的建设与管理，该公园的空间格局主要受城市规划影响：园中由市民自发营建的茶社等，被政府征收并改造，成为服务性的公园建筑；园地归入城市绿地系统与公园体系，实现了从居民共居之花园向市民共享之公园的转化。这一时期的城市公园被视为社会公正与民主意识的体现，是公众精神活动的重要空间，故白鹭洲公园在设计上亦体现了当时公众的普遍需求——完善的游乐休闲配套建筑和较高的植物配置水平。明代中后期“好名之风”日盛，“古之为士者，急乎实之不至；今之为士者，急乎名之不着”。为博得好名声，文人士大夫们或交游，或标榜，或著诗文集——园林恰为这些行为的发生提供了空间。明代中期逐渐掀起筑园热潮，有些园主人偶尔还将园子开放给市民游赏，比如弇山园主人王世贞；有些园主人则在园中广泛交游，比如东园主人徐天赐。在好名之风影响下，徐天赐“招名流广文赋以润饬于侯门”，名流的交游与雅集的兴办使东园初具一定公共性，体现有二：其一，园主人与众同乐，园中交游集会所覆盖的人群阶层较广。如东园雅集时，陈沂《太府园宴游记》云“遍都之上公大卿、金绯黼绘之贵、儒弁卉服之士，联镳结驷者，时驻迹焉”，徐天赐寿宴时许穀的《东园公七十寿歌》亦云“何止公卿爱驻车，更有文儒同秉烛”，表明园主人不只是结交权贵，连布衣儒生也都是其座上客。徐天赐故去后，徐缵勋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其父广泛交游的作风，王世贞在《同群公宴徐氏东园》中赞道：“信陵虚有夷门地，指点蓬蒿说魏宫”。在两代园主人极力塑造下，东园成了16世纪南京一个极具包容性与社交性的文化空间。其二，“喧宾夺主”的园林活动。东园中的一些集会非园主人组织，而是被其他文人“借”用，反客为主，而园主人则是活动的场地提供者与费用资助者。在这些“喧宾夺主”的聚会活动中，有陈沂的11位同僚为他举办的饯别会，有闻人诠邀李舜臣来聚的小酌，还有欧大任受友人相邀来东园抽字作诗的诗会······此类集会的发生，在把园林视作私有财产的封建社会尤为可贵，这与王世贞“余以山水花木之胜，人人乐之，业已成，则当与人人共之”的园林观十分契合，因此他给予东园“最大而雄爽”之评价，“雄爽”不单指园林的规模，更指园主人的豪情，以及作为私园难得具有的开放性与公共性，这可能是他将东园列为金陵诸园之首的原因。明代的勋贵家族，多是先代建功立业依附皇恩存续，明中期后许多家族受到中央政权打压，政治上日渐失势，加之经济上又奢侈挥霍不善积财，最终导致家族势力衰落；还有些家族嫡系虽续但旁支衰败，“田宅皆已易主，子孙贫匮至不能自存”的悲惨结局十分常见。作为土地经济中流通领域的一部分，园林在明后期易主现象尤为普遍，或整体转让，或拆分数块，或废圮重构······由此走向开放的私家园林并非个例。明末，顾起元考察了王世贞所游16座南京名园的存废情况，其中4座废圮、5座整体或部分易主，已然过半——如此颓势与30年前诸园林立的胜景形成鲜明对比。曾开启东园辉煌的徐天赐并非家族嫡系，这一旁支在16世纪后期逐渐衰落，加之园林的维护极耗财力人力，东园最终在17世纪初荒废。从归属角度来看，此后的东花园不再有完整的归属，随着不同阶层人群相继入驻，内部空间边界被打破，形成了一种开放化的共居、共建模式。由此可见，家族衰替、田宅易主成为一些私家园林向公共园林转变的契机。可惜清代地方政府对公共园林的构建意识与经济支出远远不足，市民的自发营建又主要考虑实用性，导致园林曾经的艺术水准与空间格局难以延续。作为一种封建制度影响下的文化空间，传统园林的性质与形态由地主经济模式、社会阶层矛盾、文人意识形态、传统艺术文化共同决定。19世纪中期以后，在列强的强势入侵下，旧中国被裹挟入西式近代化的浪潮中，社会规则、城市形态、文化体系等诸多方面被迫改变。上海、广州、天津等沿海沿江城市租界区的划立为西方城市公园的侵入提供了条件。自1868年在上海公共租界落成近代中国首个城市公园——外滩公园始，城市公园的数量与日俱增，本土园林体系逐渐西化，以私有性为主导的局面被打破。民国时期，在国民政府先后制定的诸多南京城市规划文件中，不乏针对城市公园建设的计划：如1926年《南京市政计划》中规划的5个公园与5个名胜均在历史风景、传统园林的基础之上建立；1928年《首都计划》指出：“现有之公园，似尚未能敷用，宜择地增筑，并辟林荫大道，以资联络，使各公园虽分布于各处，实无异合为一大公园”，计划更新、建设大面积公园12处，并以林荫道联结形成整体化的城市公园绿地系统······东花园也被纳入这一系统之中，并更名为白鹭洲公园，服务于市民，最终实现公共化。清代及之前城中园林主要为少数阶层享有，其分布缺乏联系，而近代之后的公园为公众服务，相互连接形成体系，于城市发展而言，后者显然是进步的。然而民国时期公园的规划建设全由政府支配，显然执政者过分追求西方公园模式，并未继承、延续中国古代造园艺术，导致改造后的白鹭洲公园风格和空间格局十分粗放——新建的仿古建筑、规划的便捷园路、未加梳理的水体，均与明代东园的形貌相差甚远。自明代起，南京徐氏东园的空间格局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历经了3个演变阶段，园林的公共性不断加强。明代，东园作为私家别业园林，具有“池环堂下、水绕园外、池水相连”的空间格局，在好名之风与交游习尚的影响下，园主人社交广泛，文人雅集频繁，园林的公共性初显，对南京文化的兴盛起到了促进作用。清代，由于东花园演变成公共园林，其空间格局演变为“田塘交错、宅环园立、阡陌交通”，原因是家族衰落、田宅易主，此时的东花园由各阶层共享，其景观由居民自发营造。民国之后，政府将其改建为城市公园并命名为白鹭洲公园，形成了“水陆相融、园筑居中、蔬圃装缀”的空间格局，该格局的形成是社会更迭、西风东渐的结果，政府实行整体性规划构建公共绿地系统，为市民提供游憩赏景的去处，公园成为近现代城市生活中的重要场所。从南京徐氏东园的演变过程中，可以发现社会变迁对以东园为代表的众多传统园林的性质、空间格局、文化带来的影响已然使其发展偏离其原本轨迹。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肯定当代城市公园带来的社会效益时，仍需反思与重视古典园林的文化传承问题，尽力避免园林文化的式微与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