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花子
■关键词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2辑,第29-38+89页,注释从略。
图1 穆克登第一次查边路线
三 用点线标注的穆克登第二次考察路线
奎图、法图中的“穆克登定界图”(见图2),主要表现了穆克登在长白山以南的考察路线,标有两条不同的行进路线:一条是北线,即穆克登带领朝鲜年轻的军官、译官及差使官登上天池的路线;另一条是南线,即清朝二等侍卫布苏伦及朝鲜年老的接伴使朴权、译官金指南等从三池渊前往茂山的路线。图上分别用小三角形和圆圈标注了一行人的住宿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两条路线出现在了宁图上,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方资料中绝无仅有的,可以与韩方资料进行对照,以了解穆克登确定的图们江水源及下山路线,也可以平息学界对此的争论。
宁图所反映的考察路线为(见图3、4):从兴京(yen den hoton)出发,过旺清边门(柳条边),向东行,过英额河(佟家江支流)、鸡滩河、佟家江干流,再向东翻过一座山(佟家江、鸭绿江分水岭),到达鸭绿江上游头道沟。从这里开始溯鸭绿江而上,依次过二道沟、三道沟、四道沟至十二道沟(道沟均为鸭绿江以北支流),其对岸是朝鲜废四郡地区。
图3 穆克登第二次查边路线
从宁图上看,这个渡江点位于旧噶尔堡(旧乫坡堡)附近,应该就是废四郡东尽头的厚州,这与《朝鲜肃宗实录》及金指南《北征录》相吻合。据《北征录》记载,穆克登为了考察鸭绿江头道沟至十二道沟,费了10天左右的时间,从宁图上看共有10个住宿处(第10个住宿处位于朝鲜境内,见图3、4),可见二者相吻合。
值得一提的是,宁图上北线人员(穆克登等)的住宿处,与奎图、法图中的“穆克登定界图”(见图2)很相似。如图4所示,自建川沟到图们江发源地,其间共有5个住宿处(小圆圈),除了第二个住宿处,一个标在鸭绿江右岸(宁图),另一个标在鸭绿江左岸(奎图、法图)以外,其他都相同。
另外,宁图的标注极具写实性,提供了观察穆克登确定的图们江水源及下山路线的重要依据。首先看图们江发源地。如图4所示,位于长白山及黑石沟以东,即分水岭(“budai šan”,即布达山)的东北方向,其上游共有三条支流,在中间的支流上标注了“土门江色禽”(tumen giyang sekiyen)字样,即是穆克登确定的图们江源,这个源头和干流都是用粗线标示的,以区别于其他支流。对照今天已知的图们江水流,在北、中、南三条支流中,北支对应今天的弱流河,中间的图们江源对应今天的母树林河(红土水的北支),南支对应今天的红土水。由于母树林河、红土水汇合以后仍称红土水,概而言之,宁图反映了穆克登确定红土水(又叫红土山水)为图们江正源的事实。
其次看下山路线。从宁图的点线标注来看,北线人马(穆克登等)沿着红土水向下,到达甑山以北与南线人马(布苏伦、朴权等)会合,再顺图们江干流向下到达茂山。实际上,南、北两线人员的会合地点并非在甑山以北,这不过是路线重叠而已。据《北征录》记载,南线人马先于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一日到达这里,而北线人马于五月二十日才到达这里,他们真正的会合点是其下面渔润江边的朝方设站处。另外,宁图上从甑山往下的路线,都是沿着东南岸朝鲜境内行走,一直到达图们江入海口,其渡江回国地点则是庆源附近,对岸是中国珲春,这些与《北征录》《北征日记》所载穆克登的归程路线也是相吻合的。
四 用点线标注的沿海兰河、嘎呀河及布尔哈通河的考察路线
宁图除了标注沿中朝边界的考察路线以外,还标注了沿中国境内嘎呀河、布尔哈通河及海兰河的考察路线,这是以往史料所没有记载的,是宁图呈现的独一无二的考察信息。这三条路线都与朝鲜国境相连,其中一条在朝鲜防垣(图上标为“wang tan hoton”,王坦城)渡江,另一条在朝鲜庆源附近渡江(见图3)。在庆源附近的渡江路线,恰好是穆克登第二次考察的归国路线;另外,从防垣渡江考察,这关系到穆克登在途中是否分出一部分人马在中国境内考察的问题,然而在事无巨细都记载的金指南日记和朴权日记里都没有提及,其详情不得而知,这也可以说是宁图所呈现的又一独特的考察信息。
宁图沿海兰河的考察路线为:在防垣渡过图们江向西北行,翻过一座山(标有“jiyen men”,集延门)进入海兰河流域,再向西北翻过另一座山即平顶山(ping ding šan)进入布尔哈通河流域,这似乎是为了查看布尔哈通河,但行程就此打住,并没有继续向前,而是翻过平顶山回到了海兰河流域,沿着海兰河溯流而上查看源头,在今天的二道河(海兰河支流)上标注了“大海兰河”(amba hailan bira),即海兰河源头。值得一提的是,这条考察路线并不止于海兰河流域,而是从巴颜河上游翻过黑山、黄顶子(分水岭),进入二道松花江流域,到达长白山东北坡的三道白河(“ajige turakū”,小兔拉库)源头,可以想象考察人员肯定由此登上了长白山天池。
宁图所标注沿布尔哈通河、嘎呀河的考察路线,在朝鲜庆源附近渡江,又沿图们江向西行,再沿嘎呀河溯流而上,分为两路,一路考察嘎呀河,另一路考察布尔哈通河。这其中,考察布尔哈通河的路线为:沿着干流一直向西,从英额河上游翻过英额岭,进入牡丹江上游,再前往宁古塔城。有资料显示,这条路线正是穆克登的考察路线,如满文朱批奏折记载穆克登从珲春出发后,经牡丹江上游的毕尔干驿站回到了宁古塔城,这出现在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十八日盛京将军唐保柱的奏闻中,其详细内容如下:
从引文可知,骁骑校阿尔久与穆克登会合处是“毕尔干河驿站”(见图3),其位置在毕尔干河汇入镜泊湖处,这表明穆克登经此回到了宁古塔城,再转往盛京和北京汇报。
最后,宁图上考察嘎呀河(嘎哈里河)的路线为:沿着干流一直向北,到达哈达河上游,翻过马儿呼里岭,越入牡丹江流域,前往宁古塔城。这是从图们江下游珲春通往宁古塔城的捷径,没有史料记载穆克登是否分出一部分人马从这里前往宁古塔城,其详情不得而知,但也有另一种可能:这也许是康熙四十八年西方传教士雷孝思等人的测绘路线。据记载,传教士曾到过珲春及图们江入海口,还在宁古塔城测得了经纬度,那么,他们极有可能通过这条捷径到达宁古塔城,再转往黑龙江流域进行测绘。
五 “宁古塔朝鲜边境图”的特征及地名分析
宁图系纸本,尺寸不详,也不清楚是否为彩色,其制作方式是绘画式的,突出表现了长白山(以北)地区茂密的森林,以及周围分布的山脉、水系。长白山的画法也是写实的,呈现了诸峰环绕的挺拔山脉,其中间是高山湖泊长白山天池。
宁图所表现的地理范围,并不仅仅包括长白山地区,具体而言,西边至柳条边,北边至松花江与牡丹江汇合处,东边至图们江入海口及朝鲜咸镜道,南边至朝鲜咸镜道、平安道地区。不过由于内藤湖南拍照时四个边并没有照全,留有被切掉的痕迹。宁图所绘朝鲜,只有鸭绿江、图们江沿岸地名,其他内地都是空白。这幅图实际上表现的是宁古塔将军所属地区和朝鲜北部边境的地理信息,如果把《皇舆全览图》的分府图“乌喇图”“宁古塔图”“鸭绿江图”,以及“朝鲜图”的北部(义州至永兴一线)拼合在一起,正好是宁图的地理范围。所谓“满文长白山图”也是内藤湖南命名的,此名称不符合实际范围,原图可能没有具体名称,称之为“宁古塔朝鲜边境图”更符合实际内容。
从宁图的外形上看,无论是河流的形状,还是山脉的走向,均与《皇舆全览图》相似,特别是与铜版图相似,只不过宁图并没有标注经纬度,这是与《皇舆全览图》的最大区别。以下试分析宁图鸭绿江、图们江及长白山附近地名,再与《皇舆全览图》的铜版图、木刻版图进行对比,以揭示其相互关系。
宁图鸭绿江、图们江及长白山附近地名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其一是用满语拼写的汉语发音。这类地名最多,如鸭绿江上游的头道沟(teo doo geo)、二道沟(el doo geo)至十二道沟(ši el doo geo),就是典型的汉语发音。另外,大部分朝鲜沿江地名也是用汉语发音表示,如昌城(cangceng hoton)、伐登城(fa deng hoton)、满浦城(man pu hoton)、秃鲁江(tulu bira)、甲山城(jiya šan hoton)等。
其二是接近韩语发音地名。如庆源府(king yuwan fu)、庆兴城(king hing hoton)、地古尔城(“di gu el hoton”,指直洞堡)、辽郭尔城(“liyoo gu el hoton”,指庙洞堡)等。这里“古尔”(guel)、“郭尔”(gu el)对应韩语的“gul”(굴),意思是“洞”,可见是用满语标注了韩语发音。又如图们江下游的李凤坡(li fung po),也是接近韩语发音,似指“鲤游浦”。另外,鸭绿江边的该诺尔河(“gar or bi ra”,慈城江)可能也是模拟韩语发音,但不清楚具体对应哪个韩语词。
其三是满语意译地名。如小白山写作“阿几个商坚阿邻”(ajige šanggiyan alin),长白山写作“安巴商坚阿邻”(“amba šanggiyan alin”,大白山),大土门写作“安巴土门”(amba tumen),小土门写作“阿几个土门”(ajige tumen),小土门源写作“阿几个土门色禽”(ajige tumen sekiyen),土门江源写作“土门江色禽”(tumen giyang sekiyen),洪丹河口写作“洪丹必拉昂嘎”(hūng dan bira angga)等。
以上宁图中的地名标识,与《皇舆全览图》的铜版图很相似,只是宁图的地名标识不如后者多,比如宁图的鸭绿江下游昌城以下的4个地方空着,只有小方框而没标地名,但《皇舆全览图》铜版图标注了其中两个地名“iju hoton”和“soju”。
另外,宁图与《皇舆全览图》铜版图的地名拼写稍有差异,如虚川河,宁图拼写为“sioi cuwan ho bira”,《皇舆全览图》铜版图为“hioi cuwan ho bira”。甲山城,宁图为“jiya šan hoton”,《皇舆全览图》铜版图为“kiya šan hoton”。建川沟,宁图为“jiyan cuwan geo”,《皇舆全览图》铜版图为“giyan cuwan geo”等。这些地名拼写的一个特点是在韩语发音和中文发音间来回摆动,如宁图的“sioi”(虚)、“jiya”(甲)、“jiyan”(建)是中文发音,而《皇舆全览图》铜版图的“hioi”“kiya”“giyan”是韩语发音。
以上宁图、《皇舆全览图》铜版图的鸭绿江、图们江沿江地名(满文),与《皇舆全览图》木刻版图(汉文)能够一一对应,但《皇舆全览图》木刻版图出现很多音相似而汉字书写错误的地名,而朝鲜地图则没有这种现象。如《皇舆全览图》木刻版图的“敖登城”正确的书写应为於汀城,“必城”应为碧团,“必东城”应为碧潼城,“未源”应为渭源,“张烋城”应为江界城,“旧噶尔堡”应为旧乫坡堡,“小辰城”为小農城之误(宁图为“siyoo nung hoton”),“谢山”应为惠山;“王坦城”为防垣城之误(宁图为“wang tan hoton”)等。
上面所举《皇舆全览图》木刻版图沿江地名的汉文书写错误,其原因一方面是将满文转写成汉文的过程中出错,另一方面是朝方提供的“朝鲜全图”信息简陋,特别是沿江地名不全,所以制图者无法参考。分析各方文献可知,《皇舆全览图》中的“朝鲜图”,是将穆克登查边图和朝鲜提供的“朝鲜全图”拼合在了一起,这项工作由传教士完成。在此过程中,可能出现了汉文书写错误,未来得及校正而相沿至今。
除此以外,宁图、《皇舆全览图》铜版图及木刻版图有关大、小图们江的标注也值得关注,因为标注略有差异,反映了错误得到修正的过程。如前述,宁图的图们江干流及源头均用粗线表示,还在源头标注了“tumen giyang sekiyen”(土门江色禽,即土门江源)字样,这使得源头和干流看起来很分明,但是文字标注出现了错误,如在干流上(红旗河汇入处)标注了“小土门”,在支流(红旗河)上标注了“大土门”,另在支流(红旗河)的源头标注了“小土门源”,这就造成了图和文字不相符。如果把“大土门”和“小土门”的位置换过来,那么图和文字就相符了,这也是最符合穆克登对水源的看法和定界结果的。
前述宁图的错误标注,在《皇舆全览图》铜版图里得到了部分修正,如支流红旗河上的“大土门”被删除,但仍保留了干流上(红旗河汇入处)的“小土门”,这可能是宁图的影响。与之相比,《皇舆全览图》木刻版图修改得较为彻底,干流上的“小土门”被删除,挪到了支流红旗河上,这样就和源头的“小土门源”相对应,明确了红旗河是支流。但遗憾的是,《皇舆全览图》木刻版图在干流上并没有标注“大土门”,而是画蛇添足地在另一条支流(石乙水)上标注了“土门江”三个字,于是有人误以为石乙水是图们江正源和界河。然而如前述,标有“土门江色禽”的红土水(北支母树林河)才是穆克登确定的正源和界河,这一点通过宁图看得尤为清楚,与奎图、法图也是相吻合的。
从宁图有关大、小土门江的错误标注,在《皇舆全览图》铜版图和《皇舆全览图》木刻版图得到修正的过程来看,宁图的制作年代要早于《皇舆全览图》铜版图、木刻版图。如前述,宁图标注了穆克登两次考察路线,肯定制作于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以后,其制作下限应在《皇舆全览图》制作完成的康熙五十六年,换言之,宁图制作于康熙五十一至五十六年。宁图是在西方传教士对东北地区测绘稿的基础上,经穆克登复查中朝边界以后绘制的地图,即是制作《皇舆全览图》的图稿,或者说草图。
“宁古塔朝鲜边境图”中沿着河流水系标有点线,这并非一般的道路信息,而是为了制作《皇舆全览图》进行测绘的路线。其中包括康熙五十年、五十一年穆克登两次出边考察中朝边界的路线,经过第二次考察,穆克登成功到达长白山,确定鸭绿江、图们江水源,并在分水岭上立碑定界,其结果反映在了宁图上。在中方有关穆克登定界的资料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宁图无疑是研究穆克登定界的珍贵资料,可以与韩方文献如奎章阁《舆地图》、法兰西学院藏《天下诸国图》中的“穆克登定界图”,以及朝鲜译官金指南的日记《北征录》等相互印证。
宁图还揭示了以往文献所没有记载的其他考察路线,如考察海兰河、布尔哈通河、嘎呀河、牡丹江及长白山东北坡的路线。其中,从朝鲜庆源附近渡过图们江,沿布尔哈通河溯流而上,经镜泊湖的毕尔干驿站回到宁古塔城的路线,是穆克登第二次查边的后续考察。而从嘎呀河溯流而上,翻过马儿呼里岭,到达宁古塔城的捷径,有可能是此前西方传教士的测绘路线。这些都表明康熙年间对东北地区的测量,既有西方传教士在测量经纬度方面的功劳,也有包括穆克登在内的中方人员实地踏查的成果,尤其是沿河流干流及其源头的调查,多由当地中国人担当。可见,中西双方人员共同成就了《皇舆全览图》的辉煌,但以往受到史料的限制,对中方人员的考察了解不多,而宁图恰恰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编辑 | 毛楷淳 张欣源
审校 | 程 森 王国睿
审核 | 张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