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3年第4辑，第147-154页，注释从略。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第5-6页“元时期全图（二）”、第13-14页“辽阳行省”分图，以及第40-41页“明时期全图（一）”、第42-43页“明时期全图（二）”、第82-83页“奴儿干都司”分图中，有四处地名标绘问题值得商榷，笔者试分析如下，并求教于学界方家。
“辽阳行省”分图中，“双城总管府”南界标线绘在该府附近，存疑。而这似也导致“元时期全图（二）”中相应位置的标线不确。“双城总管府”位于元辽阳行省的东南端，其辖地的南界也是辽阳行省南界的一部分。据《〈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所述，“双城总管府”设于1258年，治地在高丽和州（后称永兴，今朝鲜咸镜南道金野郡金野邑附近），至1356年被罢撤，存治历时99年。不过，“辽阳行省”分图中所绘元至顺元年（1330）时“双城总管府”的南界仅止于“双城总管府”近旁，该界线以南则另标注有“铁岭”（今朝鲜江原道铁岭山）之地，意指“双城总管府”与“铁岭”之间非该府治辖境，而“元时期全图（一）”中所绘元至元十七年（1280）时相应位置的元朝辖界却为“铁岭”。这说明编绘者认为“双城总管府”辖境在存续期间出现了变动，但《〈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并未就此作出解释。实际上，“双城总管府”的辖境特别是其南界应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这从元至正十六年（1356），高丽趁元朝衰微之际，派大军攻取的诸城名单中即可看出。据《高丽史》载：“恭愍王五年······七月，遣枢密院副使柳仁雨攻破双城，于是按地图收复和、登、定、长、预、高、文、宜州及宣德、元兴、宁仁、耀德、静边等镇诸城。”其中，和州北临定州（后称定平，今朝鲜咸镜南道定平郡旧邑里附近），南临高州（后称高原，今朝鲜咸镜南道高原郡高原邑附近）。登州即指安边（今朝鲜江原道安边郡安边邑附近），北临宜州（后称宜川，今朝鲜江原道元山市世吉洞附近），南临“铁岭”。定州，北临元朝辽阳行省辖下“合兰府”（亦名“哈兰府”，后称咸兴，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市中心附近），南临和州。长州（后称长谷）、预州（又称豫州）、元兴镇（后与附近的预州合并为预原郡），均在定州南部，后均为定平属地。高州，北临和州，南临文州（后称文川，今朝鲜江原道文川市桥城里附近）。文州，北临高州，南临宜州。宜州，北临文州，南临登州。宣德镇（又称德州），后为预原郡属镇，应在预州、元兴二城附近。宁仁、静边二镇在和州东部，耀德镇在和州西部，三镇后来均为永兴属地。由此可见，从定州至登州，亦即元“合兰府”以南、“铁岭”以北之间的地域，在被高丽攻取前一直是“双城总管府”辖地。明初发生“铁岭卫事件”，高丽误会明朝要收回“铁岭”以北之地，正在于其深知元朝曾设置“双城总管府”管治“铁岭”以北地区。这也就是说，元“双城总管府”南界应始终止于“铁岭”，其间并未发生变动。因此，“辽阳行省”分图中“双城总管府”南界标线应还是在“铁岭”附近，而非在该府附近（见图1）。同理，“元时期全图（二）”中的相应位置也应如此标绘。
“奴儿干都司”分图中，“毛怜卫”标注的位置在图们江中游以北，存疑。按《〈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所述，“毛怜卫”位于今中国吉林省嘎呀河以东地区，更具体地说是在今中国吉林省珲春市与图们市以北、黑龙江省东宁市以南之地。而《〈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之所以得此结论，所依据的重要史料之一是《朝鲜世宗实录》“十三年（1431）八月辛亥”条的记载。即“上谓安崇善曰：‘毛怜卫在何处’······答云：‘毛怜卫在古庆源、斡木河之间······其地距新庆源三日程也’······上曰：‘然则毛怜与我国不远矣’”。其中解释“新庆源即今图们江南朝鲜庆源城”。事实上，这是对史料的误读。在这条史料中，出现了关涉毛怜卫位置的三个关键地名：古庆源、斡木河与新庆源。斡木河，又称阿木河，“俗称吾音会，胡言斡木河”，本为建州左卫斡朵里部居地，后朝鲜王朝在此地设置会宁镇（今朝鲜咸镜北道会宁市中心附近）。而古庆源与新庆源分别指朝鲜王朝所设庆源镇在设治与移治过程中历经的两个地点，前者为朝鲜太祖七年（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在“孔州”（后来朝鲜王朝庆兴镇设置地，今朝鲜咸镜北道罗先市四会里稍东）的治所，后者为朝鲜太宗十七年（明永乐十五年，1417）在“富家站”（今朝鲜咸镜北道清津市富居里附近）的治所，直到朝鲜世宗十五年（明宣德八年，1433）因“阿木河事变”爆发，“猛哥及其子管秃为兀狄哈所杀”，次年才“议复古境······乃于（苏多老，引者注）古基北偏会叱家地（今朝鲜咸镜北道塞别郡城内里附近，引者注）设壁城······移府”，恢复旧治。由此可见，上述史料中所谓“毛怜卫”的大致位置在朝鲜王朝会宁镇与“孔州”之间，距离彼时朝鲜边境前沿的“富家站”三日程。这三日程包括从“富家站”等彼时朝鲜边境到建州左卫“童猛哥帖木儿所居······二日程”，进而到“毛怜卫则一日程”。而恰恰从彼时尚“鞠为茂草，乃为野人游猎之所”的“多温平”（后来朝鲜王朝稳城镇设置地，今朝鲜咸镜北道稳城郡稳城邑附近）之地到会宁镇，“其间相距一日程”。这说明以今朝鲜稳城附近为中心的图们江中游南岸之地，也是毛怜卫女真分布区。董万崙亦曾指出，毛怜卫女真大致分布在图们江中游的“苏多老”至“训春”（图们江北）、“土门”（亦在图们江北），以及“多温平”至“愁州”（后来朝鲜王朝钟城镇设置地，今朝鲜咸镜北道稳城郡钟城劳动者区附近）的江左右，诚如所述。因此，“奴儿干都司”分图中“毛怜卫”的位置似不应仅标注在图们江中游以北，而应以今朝鲜稳城附近为中心，范围涵盖图们江中游南北两岸地区（见图2）。
“奴儿干都司”分图中，将“阿也苦河”标注为该都司南界，存疑。这进而导致“明时期全图（一）”“明时期全图（二）”相应位置标线不确。《〈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指称，奴儿干都司南邻朝鲜，以阿也苦河（图们江上游）、徒门河（图们江）为界，而该都司辖下卫所建置一直存续到明万历以后。“奴儿干都司”分图所表示的历史时间是明永乐元年至宣德八年（1403—1433），图中特别将建州左卫、随州站（即愁州）、塔温（即多温平）等图们江中游南岸的女真地域界限绘出，作为奴儿干都司南界的一部分，应当说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但同时又将阿也苦河也视为彼时该都司南界的一部分却有违史实。如上所述，1433年以前，朝鲜王朝东北边境前沿最远推进至图们江中游南岸的“苏多老”（古庆源治所）附近，即彼时最多仅图们江下游及一小部分中游河段为奴儿干都司南界，而且该界线其间还因朝鲜王朝反复的“移镇拓疆”或“罢镇退守”，处于不断变迁的浮动状态。明正统十四年（1449），朝鲜王朝全面完成庆兴、庆源、稳城、钟城、会宁、富宁（今朝鲜咸镜北道富宁郡富宁邑附近）“六镇”设置，其东北边地的控制范围才相对稳定了下来，但也只是占据了整个图们江中、下游以南地区，而会宁与富宁二镇以西、长白山以东、图们江上游以南、镜城长白山（今朝鲜咸镜山脉主干的一部分）以北的广阔地域，此时仍为女真居地。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明末清初之际，直到1674年朝鲜王朝向图们江上游南岸移设茂山镇（今朝鲜咸镜北道茂山郡茂山邑附近），以及1712年清差穆克登完成查边定界，才逐步发生改变。在这种状况存续期间，朝鲜王朝曾在镜城长白山东、南侧附近建置了大量镇堡等防御设施，即“环长白山东南，南出吉州之谷有西北镇，东南出明川之谷有森森坡镇，东出镜城之谷有宝化镇。又一谷有甫老知镇······又一谷有朱乙温镇，又一谷有吾村镇。又北出之谷有鱼游涧镇，此皆昔所备长白以西贼胡”。这条镜城长白山东、南防线，也是朝鲜王朝的境界边线，亦即明奴儿干都司的南界之一。不仅如此，事实上以该山附近为界的境况，早在1433年以前的明初时期就已然存在，彼时该山东、南即为朝鲜王朝镜城（今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胜岩劳动者区附近）、吉州（今朝鲜咸镜北道吉州郡吉州邑附近）等邑治地，而山之西、北则始终为奴儿干都司辖治下的女真居地。此后这条镜城长白山东、南防线的构建，等于进一步巩固了这段境界边线，并使之连同“富宁—会宁”一线，共同作为奴儿干都司南界的一部分。因此，“奴儿干都司”分图中不应将“阿也苦河”附近标注为该都司南界，而应将此界线标注在“阿也苦河”以南的镜城长白山附近。特别是1449年以后的该都司南界，应进一步标注在长期维持的镜城长白山直至“富宁—会宁”一线附近（见图2）。同理，两幅“明时期全图”中的相应位置也应如此标注。
“明时期全图（一）”“明时期全图（二）”以及“奴儿干都司”分图中，将整条鸭绿江完全标注为明朝东北辖境南界，亦存疑。首先，长白山以南、鸭绿江上游河段中的源头水流以东地域，与上述长白山以东、图们江上游（“阿也苦河”）以南地域相连接，在清初穆克登查边定界以前，亦为明朝辖境。正所谓“白头在于胡地”，“白头山，旧则蕃胡据之，故我国设关防，列置州郡边将矣”。其中，白头山，即指中国长白山；“胡”或“蕃胡”则指明奴儿干都司辖治下的女真人。《〈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中仅阐述了鸭绿江北建州等卫女真的活动轨迹，但从史料可见长白山附近包括南部的不少地域亦为女真人居地。朝鲜王朝自明初起虽已在长白山以南特别是鸭绿江上游南岸筑城设防，但其实际能控防的极限仅止于甲山邑治（今朝鲜两江道甲山郡甲山邑附近）辖下的惠山镇（今朝鲜两江道惠山市中心附近），而惠山以东、以北却仍为长白山南麓的女真领地，学界对此已有不少相关论证。该女真领地一直维持到明末清初之际，尽管彼时朝鲜半岛北部的女真人随努尔哈赤崛起而从居地撤离，但直到穆克登定界时，惠山稍北邻近之“五时川”（今朝鲜两江道五是川）以外仍“皆荒碛无人居”，尚不为朝鲜王朝所管控。因此，无论是反映明初历史状况的“明时期全图（一）”或“奴儿干都司”分图，还是反映晚明历史状况的“明时期全图（二）”，都不应将包括江源水流在内的鸭绿江上游河段完全标注为明朝东北辖境南界，而应将此界线标注在惠山附近，并向东与镜城长白山乃至“富宁－会宁”一线相连（见图2、图3）。此外，“明时期全图（二）”中还有一处值得考量的地域，即位于鸭绿江上游干流以南的“废四郡”地区。15世纪中叶以前的明初时期，朝鲜王朝在平安道江界府（今朝鲜慈江道江界市中心附近）以东、咸吉道（即咸镜道）三水郡（今朝鲜两江道金贞淑邑附近）以西之间，亦即鸭绿江从东北向西南转向的大回曲处以南地域，陆续设立了闾延、慈城、茂昌、虞芮四郡。但明景泰六年（1455）及天顺三年（1459），此四郡先后被撤废，后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废四郡”地区。然而，“四郡革罢之初，女真幸其空虚，越江往来，纵猎采参，渐至散居旧郡之墟，耕种自如······据有我地”，而朝鲜王朝则退守江界、三水辖地，并分别在江界府辖域东部、三水郡辖域西部建置大量防御设施。比如，江界府辖域东部有满浦、外怪、上土、从浦、楸坡、麽麽海等诸镇堡，三水郡辖域西部则“以长津江为界，故唯别害、茄乙坡知二镇置之长津江西岸，其余庙坡、神方、江口、鱼面、甘坡、自作等堡则皆置于江水之东，与胡人夹江而居”，而江界、三水二邑辖境之间又有薛列罕岭（亦称雪寒岭）以北诸山岭（即今朝鲜狼林山脉及其北向支脉）阻隔。这些防御设施所联结形成的防线，正是朝鲜王朝在“废四郡”地区东、西、南三面之境界边线，而且一直维持到明末努尔哈赤崛起为止。直至清初以后，“满洲西入中国，野人从之，鸭江一带无风尘之警”，并鉴于“犯越”事件频发，朝鲜王朝才不断在“废四郡”地区大量加设把守军队，重新取得并强化对该地区的管控，后又在清中后期再次设镇置邑，逐步恢复了在该地区的行政辖治。因此，“明时期全图（二）”所绘为努尔哈赤1583年起兵以前的历史状况，理应将彼时女真所据“废四郡”地区包含在明东北辖境内，并以该地区之境界边线作为明东北辖境南界的一部分（见图3）。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反映的以上四处地名标绘问题，涉及元“双城总管府”南界的位置、明初“毛怜卫”的位置，以及“阿也苦河”与鸭绿江以南的明东北（含“奴儿干都司”）辖境南界的位置。可见，这些存在标绘问题的地名均为元明时期地图中位处东北地区的地名，且都集中在元、明两朝东北南境的中朝交界区域。对此区域从研究到地图绘制，不仅需要充分参考国内文献，更应尽可能地佐以域外文献进行比勘与互证。然而，通常的情况是，由于受“圣王之治不在荒远”的儒家传统政治思想影响，中国古代存在“重中原而弱边疆”的记史倾向，导致对此区域的记载往往不详甚至缺失，而其中尤以元、明这样的统一王朝表现得较为突出。一般而言，统一王朝的治边观念多以“海内一统”“守中治边”“羁縻四夷”与“德泽洽夷”等思想认识为重要基础，而这种治边观念也深刻反映在对边疆地区的地理认识上，即相较于中原直辖地相对有限甚至模糊的边疆地理认识，以上出现标绘问题的中朝交界区域更是其中之典型。相比之下，朝鲜王朝基于疆土实利的务实型边疆观，却表现出对包括中朝交界区域在内的其北部边疆地区的较高关注度，为此产生了诸多相关的域外史地文献，或可弥补我国国内相应文献记载之不足，从而达到拾遗补阙的目的。事实上，《〈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在论析《中国历史地图集》如何绘制这一区域的政区地图时，已经开始注意运用部分域外文献，只是彼时对域外文献的利用尚且有限，甚至对有些域外文献的解读还存在误区。不过，近三四十年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域外文献被整理、发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也随之不断加强，这些新文献及新成果都将给《中国历史地图集》今后在相关边疆地带方面的改绘工作，提供全新的理论依据及更加科学的学术参考。
编辑 | 任 秦 王凤琼
审校 | 李 鹏 王国睿
审核 | 张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