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国都论争”与北京城政治形象的衍化
高红兵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1辑，第14-22+35页，注释从略。
辛亥革命推翻了传统帝制，这不同于过去的改朝换代，而是一次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在此背景下，具有千年古都、清朝国都身份的北京城在民国建都论争中的政治形象经历了从“专制巢穴”到“历史名都”的衍化，这一过程尚未得到学界关注和研究，而这便是本文之关旨所在。
双方固然各执一词，但其共性在于舆论层面均承认民国首都应与民主共和政体相适应，即便是主北者也不得不承认北京的“腐朽”环境，只能着力于步入民国后政治环境的改造。帝都史没有成为北京的闪耀光环，反而在人们对民主共和政体的追求中成为建都此地的包袱。北京和南京亦在建都之争中开始处于形象对立状态。不过，民初北京并未因此失去首都地位，拥有强大北洋军事力量的袁世凯得到清朝旧官僚、满蒙王公、立宪派、各省都督、享有北京东交民巷特权的西方列强等各势力支持，不愿按照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条件南下就职，以避免失去对政权的有效控制；革命党内很多人也对袁世凯稳固民主共和心存“幻想”，不惜向袁妥协。这一情况严重悖于孙中山曾作出的“全国大概皆赞成设于南京”的乐观判断。因此当蔡元培一行到北京迎袁南下无果后，孙中山不得不在对民国前途的深深忧虑中致电蔡元培说：“此时若再争之，必致强拂众论，······故文欲于十日内办到解职，昭示天下。”孙中山此后仍多次主张迁都，却终归失败。
20世纪20年代的国都论争中，人们基于对民国建立以来南北局势的细致观察和北伐战争后的新形势，对首都选址重新思考。主张定都南京者进一步强化北京“专制巢穴”的定位，并将南北二京的形象严重对立；主张定都北京者则极力消解北京的负面政治形象。
民初建都北京之后，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政府内旧朝遗臣较多，革命党人屡被排挤。北京政府刚成立半年余，便有人指责“最足使人致疑者”乃“在用人之私”：“专制政府之遗臣，固非不可采取者，而彼惟私己是者是用，龌龊之徒，乃复麇集。”还有人进一步意识到，革命党人难以作为，“新人物亦为旧习气所染，与之同化，而国事且日坏”。“国事日坏”的判断在20世纪20年代主南者当中得以强化，唐绍仪便持此论。唐氏虽是清朝遗臣，但自幼赴美留学，受西方思想影响明显，曾积极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22年他回望民初政治时，失望地指出“民国之不能举其实”乃因首都“处于专制遗物帝王旧风之中”，“政治家多系旧时人物，······自大总统以迄文武百官，多系旧朝之遗臣”。
国民革命期间唐绍仪更是强烈呼吁革命后应建都他处：“今日建一新政府以重新振作精神，实为必要，盖北京帝皇之都，积习过重，凡至北京者，鲜有不被其同化。”张其昀（20世纪30年代初入国民政府中央部门任职）声明支持唐绍仪的主张，称“北京为官僚渊薮，自满清中叶以来，官僚政治之腐败，达于极点，习俗移人，积重难返”，“人心尘浊，共和政体难以发长”。在号称表达“国民公共之意见”的《中国公论》杂志上，亦有论者直截了当指斥“民国十余年来军事的纷乱和政治的腐败，就是因为定都北京的关系”。
当时的精英人士察觉到，除官僚系统外，民初以来北京民众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生活依然深受数千年帝制的戕害。1921年中共一大北京代表张国焘在提交的报告中如此描述：“当中国存在着君主政体时，人们把政治看作是帝王个人的事情。革命以后，则把政治看作是军人个人的事情，即高级将领和普通军官个人的事情，看作是那些在争夺各种特权的斗争中只追求个人目的的各种政客的事情”，其原因在于“几千年来，他们处于暴政压制之下，俯首听命和从属依附的情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的心坎上”。1926年《顺天时报》社论还认为中央政府权力“常在军阀之爪牙下”，“其根本的理由，则实因北京无可以对抗此种野蛮粗暴的军阀之社会意志”，因此北京并不具备民国首都的资格。至1930年，长期任国民政府要职的叶楚伧在建都南京三周年大会上，依然指斥“北平旧都”“根深蒂固的萦绕着封建思想”。此外，资产阶级革命者瞿荪楼还指出北京“仅恃政治为生命”导致了现代经济产业缺乏活力，作为在京从事教育的知名人士，他倡导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以促进北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不难看出，这些人一致认同，民初以来的北京依然是一个受帝制时代深刻影响的城市。“北京腐化之论”久已是“社会上一种流行语言”，这对北京的民国首都地位无疑构成极大挑战。
与北京形象不同的是，南方诸地往往被视为与北方分庭抗礼的“革命”圣地。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战争、国民革命等均从南方兴起，而坐镇北京的军政势力则为革命的对象。北伐战争期间，“南”“北”地缘分野被用来指代革命力量与北洋军阀双方，革命者的言说更有南“新”北“旧”之分。曾投身革命，后来又任职南京国民政府的张奚若在1927年的描述堪称代表：十数年来“南方所希望者为真共和，北方所容忍者为旧专制；南方要实行平民主义，北方要贯彻武力统一；南方着眼在将来，北方注意在现在；南方为新进少年的活动地，北方为官僚政客的逋逃薮”。此种舆论确利于当时南北二京对立形象的建构，加之南京又是民国成立之初临时政府的所在地，而孙中山生前建都南京的主张也被国民党人视为不可更易的“总理遗教”。于是，主张建都南京者尤其是国民党人借此极力塑造和渲染南京“革命国都”的独特、伟大形象。
1929年，国民党中宣部在出版的书籍中公然宣称“北平实为近世中华民族衰落的场所，亦可谓反革命势力的巢穴；南京实为近世中华民族复兴的纪念地，亦可称为革命的国都”。南京的《首都市政公报》刊文评论定都南京的意义：“要将旧都的专制遗毒和帝王思想，根本铲除，腐化恶化的势力，完全肃清，同时将革命的伟大的艺术的精神，从另一个新的环境中发扬出来，表现出来，······一扫昔日群众因袭的依赖的萎靡的和一切不革命的心理。”南京与北京形象对立之剧可见一斑。“革命国都”的鼓吹在国民党人中屡见不鲜。1928年6月江苏省党部委员马饮冰指出“南京是总理指定的首都”，实“可以表示革命的精神”。1929年4月，胡汉民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建都南京两周年纪念会上，认为民初袁世凯以民国总统身份建都北京“事实上却是延续了满洲专制的系统，代表一切封建思想、官僚主义，民国的基础日渐崩坏，而国事乃越弄越糟”。北伐之后建都南京正是“全党同志一致以总理生平的遗志为重”，“跳出那个已经污浊的旧旋涡，而重新开一个十分纯洁的新阵地来”，“革命以后的国家，其首都分明就是全国革命势力的中心”。
反对首都南迁者，固然也会如民初一般以“为政在人”的理念回应对北京“腐败”环境的批评，如京兆团体联合会即指出，“政治之腐败与否，要视主政者之力行如何”。
不过更应关注的是，主北者有针对性地论说了北伐前后北京政治环境的革命性变化，以求消解对北京形成已久的负面形象。身处北方的学人叶叔衡就指出“民国元年中山先生主张奠都南京的时候，袁世凯正在北京；当他临终遗嘱的时候，北京是在张作霖势力之下”，因而首都无疑不应置于北京，但“现在北伐已告成功，情形与前不同”。“松子”也认为：“在军阀盘踞北京时代，党政府奠都南京，自属理所当然。北京下了以后，国都是否仍在南京，抑迁往北京，马上成了党国的大政问题，再也不容我们避而不论。”的确，所谓建都南京的“总理遗志”在一定程度上实是国民党人企图建构的一个不容怀疑和更改、具有绝对正当性的政治符号，事实上无法完全用于评判新的时代条件下的首都选择。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即使在北洋政府被推翻后，短时间内对帝都北京政治环境和民众心理彻底改造是很困难的。因此主北者也不忘转换思维而反唇相讥，攻击主南者所鼓吹的南京“革命首都”并非完全孕育于“革命”和“进步”的母胎之中。《益世报》就以北京市民名义质问，南京“久为冯李齐孙诸军阀所盘据，不知其空气有何清新，必较北京为独异”。由于《益世报》本是创办于京津一带并在此大量刊行的报刊，首都南迁或致北方衰落，对其业务必有不利，因此支持建都北京的倾向明显，天津《大公报》、北京《京报》亦受此种因素影响。《大公报》锐评：“若谓为腐败关系，上海腐化恶习之传染，或更甚于平津，······故南京是否可为中国永久之首都，迟以岁月，党国要人，自有精深之研究。”还有人直言定都南京后的国民政府也是百病滋生，预测“江南金粉”之地的“南京不到五十年，官僚的恶习气，当百倍甚于北京”，以此质疑南京作为民国首都的合理性。
这一时期的论争中，北京失去了首都地位。蒋介石及国民党内很多重要人物在南方从事政治活动多年，具有一定的地域基础，与江浙大资产阶级关系密切，控制江浙是国民党建都南京的关键理由，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此种背景下，国民党及其支持者便会愈加塑造南北二京一正一负的政治形象，而不管革命后理应建都北京的社会呼声多么高涨（北方社会主张甚力），国民党高层的最终决定必然会与之错位。不过，在此期间主北者消解北京负面形象的努力，也为第三次论争中北京形象的转化奠定了一定基础
在抗战胜利前后的国都论争中，广大知识精英有力批驳了主南者将北京传统建筑和历史文物视为专制环境之象征的观点，这是矫正北京负面政治形象的关键，长期被“专制巢穴”形象所遮蔽的千年古都的历史文化价值成为建都的鲜明优势，“历史名都”之积极形象被集中阐释。
如今被奉为文化瑰宝的古代遗迹、文物在民国国都论争中常被视为“专制遗物”。1922年唐绍仪在建议迁都时即明确阐述：“北京之专制遗物甚多，大有害于共和国之成就，就有形的而言，如皇城，如宫殿，如王侯贵族之府邸，如帝王贵绅所使用之衣服器具，如若辈之娱乐机关。”北伐战争后，国民党政客亦公开宣传此种观点，1928年国民党高层政要吴稚晖在南京市党部演讲时称，北京古城虽整齐划一，但“红墙头、黄墙头”“不过只能算是历史上的陈列物”，充满专制标志的帝都不能成为革命新时代的首都。较长时间内，此种认知在主南者当中具有一定普遍性，正如20世纪20年代美国记者托马斯·F.密勒所言：孙中山生前“深信欲革命成功，非与任何事物之可以代表满清专制政府者完全脱离不可。······且以此意告其党员，至今国民党党员仍奉为金科玉律”。主南者对北京的此类论述是否完全是他们的真实认知很难准确判断，但毫无疑问古老的建筑和文物成了建构北京政治形象的重要资源。
1928年主都北京的叶叔衡对此有过简单却是针锋相对的回应，“所谓腐败的现象，都是发生于全国政治与社会的堕落，并不限于一个地方，更不能归罪于建筑物”，并提出将北京“宫殿改为公共之用，如中山公园、故宫博物院等”。《京报》上也有文章指出“当兹国款奇绌之时”，不应抛弃“规模原极壮丽”的“北京各署官廨”而在“南京新设机关”。这些言论已言及北京传统建筑的空间改造与全新利用，但是并未明确揭示传统建筑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内涵，此时论争中也普遍缺乏对北京传统建筑之积极意义的深度思考，因此还不能借此完成北京形象的转换。
北京首都地位丧失后，北方人士基于城市发展的考虑而提倡大力开发名胜古迹资源，从而对传统建筑和文物的文化价值有进一步体认，如《京报》上名曰“陈屯公”的作者提出“北平建都垂八百年，一切建筑，均有历史上之价值。而历朝所储之古物宝藏，多萃于是”，正好以宫殿坛庙、文物古迹为基础打造文化中心。在南京国都地位逐渐稳固的情况下，北京悠久的历史文化虽难以成为恢复首都身份的理由，但文化古城的定位对抗战胜利前后人们以文化价值来消解北京负面政治形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认知基础和思想路径。
抗战胜利前后的论争中，尽管对北京“专制巢穴”的定位和对传统建筑的负面评价仍有一定延续，但整体情形与此前已有所不同。人们愈益认识到，迁都南京与政治清明与否并没有太多直接关系，“官僚腐化，仍未减少，反有变本加厉的形势”。认为帝制时代的建筑、文物影响政治与社会风气的观点自然难再成立。诸多主北者对北京建筑文化尤其重视，主动而深刻地阐释了其对定都的积极影响。张仁波认为北京作为首都的首个条件就是被称为“历史的结晶”的悠久文化底蕴，拥有千年建都历史的北京“古迹名胜，遍地皆是，至于故宫的建筑，更是极历代匠人之巧，蔚为并世无双的伟构”。他还进一步以世界视野指出，伦敦、华盛顿、巴黎、罗马等各国首都“都是富有历史性的文化荟萃地”，尤其列举了国力强大的苏联以专制时代宫殿作为革命政府办公场所的例子，来纠正北京建筑与民主政体不合之偏见。在张氏的言论中，曾经被视为专制政体之象征的古迹名胜被转化为悠久历史文化的载体。
张氏观点并非个例，实是主张定都北京的社会心声的典型表达。20世纪20年代末改造北京传统建筑而为当今所用的观念得到进一步认同，傅斯年提出战后建都北京，以利用其宏伟建筑。报刊舆论也阐发远见，有言论指出“北平已有五六百年的首都建设，人口可容二百万，政府可利用公共建设的地方甚多”。北京市民积极呼吁政府定都北京，首要理由也在于北京为“我国历代古都，文物荟萃”。北京的传统建筑和历史文物显然已经被普遍视为建都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北京的这一巨大优势是六朝古都之南京所不能比拟的，高仲捷就说：北京城“规模宏大，设备齐全，文物古迹，不仅非南京所能比拟，抑亦东亚无双”，通过这种举世无双的伟构，实可“推想古人创造的能力”，“培养民族自尊自信的心理，策动其自强不息的精神”。
在1946年“国民大会”期间，提议建都北京的诸多代表也看重北京的古城文化优势，如由绥远代表祁志厚提议、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300余人联署的提案中，即将“北平为历史名都”“北平为文化中心”视为定都的理由之一。国大代表大多数赞成建都北京，12月13日“国民大会”第一审查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国都问题，在场192位代表中“赞成南京者67人，赞成北平者117人”。这些国民党政要此时之所以力主定都北京，当然还有对其他各种因素的考虑，但以北京的传统建筑和文化优势为北京正名却与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内认知完全不同。
实际上，自20世纪30年代日本加剧侵华，北京建筑和文物就愈发受到重视，“九一八”事变后，从事文物南迁工作的刘半农、朱启钤等人向政府建议撤出北京军备，定北京为“文化城”，以换取日军不对北京发动军事袭击。1937年北京沦陷后，在大批背井离乡的爱国人士笔下，北京的历史建筑和文物往往告别过去的负面形象而转化为故土特有的历史文化象征，被借以表达复杂的家国情怀。1941年，“庶民”在描述天坛、故宫博物院、中山公园等地标之时，悲叹“在那景物依旧的后面，却掩照着一层灰暗的阴影”，“北平的文化事业的重要建筑，的确是被日本人摧毁罄尽了。过去的元帅府，现已变成了日本的司令部”，还说“如果你是一个多感的人，偶然走到那些数千年帝王用人民血汗遗留下来的建筑里，那一草一木，也会触动你的思潮”。另一位作者也以沉重的笔调描写到：“往日的王侯邸宅”住上了“‘非我族类’的倭儿”。抗战中形成的对古都的特殊情感延及到战后，人们大力呼吁古物保护，平津战役时便有舆论感叹战争“是文化的刽子手”，亦有人列举出北京历朝金石玉瓷、图书文献、碑帖、衣冠、兵器等众多古物，十分担忧“一经摧残，永难追偿”。
这种对古物的怀念与担忧完全抛开了政治立场，却更易引发建都之争中人们对北京的重视。主都北京的高仲捷就对中国因长期战乱而使“遗产之累积保存反较罗马、巴黎、伦敦有逊色”的状况深表惋惜。即使是因各种理由力主只可建都南京的人士，也多同时承认北京传统建筑和文物彰显的历史文化优势，如国大代表卢毓骏就评价“北平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精华所在”，并特别强调要格外保护而不得“有古代文物被毁灭危险”。
这一时期虽仍有个别论说继续构建北京“专制巢穴”形象，但已难以具有明显说服力和影响力，如一位署名“毛智汇”的作者就用偷换概念的手法，将国大代表“北平为历史古都，且有悠久历史”之语，等同于“凡有悠久历史者都应可因袭或保留”，以此攻击主北者之论不利于彻底与专制政体和保守思想相切割。一些主南者自身也深谙对北京政治形象建构的某些牵强附会之处，因此20世纪20年代就主张建都南京的张其昀再论及北京“宫殿建筑均极富帝制色彩，易助长封建观念，恐有碍于崭新民治之发展”之时，又不得不承认“北平风土文物与名胜史迹久已著称于世界”，因此可在北京设立有世界影响力的陪都。
北京“专制巢穴”形象在民初民主共和话语中被确立，北伐战争前后主张定都南北二京的论者围绕“专制巢穴”形象的建构与消解展开激烈博弈，抗战胜利前后北京“专制巢穴”的形象基本被“历史名都”的新形象所取代。这一转换是时代剧变的反映。前两次国都论争均是在推翻旧政权的民主革命后发生的，因此人们着重强调北京在革命前的“专制”特征及其持续影响。北洋时代的结束使北京政治环境得以改变，而北京在失去首都地位期间被着重阐释的文化特色，故都沦陷所激发的人们对故土的无限怀恋和正面形塑，都为第三次国都论争中北京“专制巢穴”形象的消解奠定了重要基础。抗战胜利前后，大批苦心孤诣的学者发起和参与论争，他们对北京传统建筑、文物的评判较易摆脱此前国民党人强加的政治化色彩，回归文化视角，这直接促进了北京“历史名都”形象的确立，地理学家张印堂对此概述最为精要：“北京宫殿之于中国”，“与政体制度、社会思想，均无关系，惟其所代表者，在一国之伟大，艺术之精华，历史之光荣，民族之精神”。
从“专制巢穴”到“历史名都”的形象衍化，是千年古都北京从帝制时代步入民国后的独特境遇，是其不同于其他都市的“个性”所在。其形象的具体形塑与政局、社会环境、个人思想与立场等诸要素的叠加和变化密切相关，因此出现建都观点的多元化以及政府定都行为和社会舆论的错位。北京城市形象的转换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情境中艰难完成的。
编辑 | 任 秦 王凤琼
审校 | 程 森 王国睿
审核 | 张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