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帅淇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1辑，第5-13页，注释从略。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之后登上帝位，成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身为秦王的九年间，李世民的秦府位于何处，其位置与李世民政治地位的变动有何联系，论者寥寥，所据史料舛误颇多，仍有进一步探析的必要。
陈寅恪以玄武门之变发凡起例，指出唐宫北门禁军在唐前期宫廷革命中的关键地位，但对李世民的经营活动和玄武门之变的具体细节并未申说，仅点出常何等人之功绩。黄永年钩稽史料，详考事变经过，认为玄武门的重要性不在禁军，而在当日高祖所在之处与玄武门较近，他也提及了李世民的准备工作，认为李世民召集私党、占卜吉凶必在秦府，而不在李世民原居的大内承乾殿，但又说秦府的位置“自宋敏求《长安志》以下有关唐长安城坊的图志均失记”，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刘蓬春考证玄武门之变中秦王伏兵数量及位置，提到《旧唐书·薛万彻传》中东宫将领薛万彻欲攻之秦府为大安宫，又提到《旧唐书·尉迟敬德传》中八百勇士预备变乱时所入之宫为大安宫，但都没有提及大安宫的具体方位。孙英刚考察唐前期宫廷革命中的“一君两储三方”格局，明确提及李世民先后居住在太极殿以西的承庆殿和北内苑的弘义宫，但其结论却受到了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的误导。徐苹芳辨析所谓《永乐大典》本大安宫图之伪，提及“唐长安大安宫，据吕大防石刻唐长安城图所示，在西内苑之西”，但并未附图详述，也未介绍所见吕图的信息。胡海帆、妹尾达彦分别复原和转录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吕大防《长安图》拓本残片，其中承庆（乾）殿、大安宫的位置清晰可见，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和方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上溯《唐两京城坊考》的史源，利用吕大防《长安图》碑拓残片和《阁本太极宫图》传本等文献，厘清秦王府的真实地理信息和前后变化，并对由此衍生出的“西宫”和“西府”概念略作探讨。
大业十三年（617）五月，李渊自太原起兵，西进关中。六月癸巳，李世民获封敦煌公，“为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等隶焉”。自此以后，直到武德元年（618）五月甲子李渊即位为帝，李世民先后晋封秦公、赵国公，但因戎马倥偬，不遑启居，史籍未见有关其居所的记载。李渊称帝，改隋宫“大兴殿为太极殿”后，李世民便有了固定的居所。《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载：
自武德初，高祖令太宗居西宫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并通，更无限隔。皇太子及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用之物，相遇则如家人之礼。
这里明确提到，李世民居住的地点为“西宫之承乾殿”（西宫即西内太极宫，是与南内兴庆宫、东内大明宫对举之说法），只不过“自武德初”这一时间断限尚不清楚，“西宫之承乾殿”的位置也不够具体，需要参考如下记载才能厘清。《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曰：
恒山王承乾，太宗长子也，生于承乾殿，因以名焉。武德三年，封恒山王。七年，徙封中山。太宗即位，为皇太子，时年八岁，性聪敏，太宗甚爱之。
据《旧唐书·太宗纪上》，李承乾立为皇太子在武德九年十月癸亥，由其“时年八岁”推算，李承乾当生于武德二年（619）。如此，则至晚在武德二年，李世民及长孙氏等亲眷已经入居承乾殿。
有关承乾殿位置，《资治通鉴》转录了《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的记载，未作进一步说明，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则分别在“承乾殿”“武德殿”下加了注解。其一曰：
《阁本太极宫图》：月华门内有承庆殿，无承乾殿。按《新书》，承乾殿在西宫。又按王溥《会要》，承乾殿在宫中。盖皆指太极宫。
其二曰：
武德殿在东宫西。按《阁本太极宫图》，武德殿在虔化门东，入门过内仓廪、立政殿、万春殿，即东上閤门。
两条注解都提到的《阁本太极宫图》，出自吕大防元丰三年（1080）知永兴军时所绘的《长安图》，“其称《阁图》者，即绍兴秘书省本也”。除了基本亡佚的唐人韦述《两京新记》外，今天能见到的有关唐代长安城坊宫市的最原始资料，便是宋人宋敏求的《长安志》和吕大防的《长安图》了，但前者付梓后流传至今，后者原碑不存，拓片亦支离破碎，所幸今天仍能见到部分传本和佚文。辛德勇归纳阁本《长安图》向下流传的三个系统，分别为《永乐大典》、程大昌《雍录》转绘之图，以及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所引佚文，三者虽然因传抄而略有差别，但大体可以对照。胡三省用文字描述的承乾殿、武德殿位置，便与《雍录》中的《太极宫图》如出一辙（见图1）。
说明：据《雍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吴琯刻本）卷3《唐西内太极宫图》标绘，图中为上南下北。此本亦为黄永年点校本的底本。
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和程大昌《雍录》引据的《阁本太极宫图》都只有承庆殿，而无承乾殿，但胡三省亦列出了支持“承乾殿”的史料依据：“按《新书》，承乾殿在西宫。又按王溥《会要》，承乾殿在宫中。盖皆指太极宫。”《新书》指的是《新唐书·隐太子建成传》，文字与《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略同，此处不赘。王溥《会要》指的则是《唐会要·弘义宫》之注文：“初，秦王居宫中承乾殿。”其实，从《阁本太极宫图》上承庆殿与齐王所居武德殿的对称关系来看，这个承庆殿应该就是李世民所居之承乾殿。除了李承乾因武德二年出生于承乾殿而得名这一条明证外，尚有如下几条证据：
《册府元龟》卷14《帝王部·都邑第二》：“初，秦王居宫中承乾殿。”
《长安志》卷6“大安宫”条：“太宗初居承乾殿。”
这两条都是在叙述李世民后来迁居弘义宫时的追述之语，似与《唐会要》同源。《贞观政要》的记载则从另一个角度证成其事：
贞观八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我所居殿，即是隋文帝所造，已经四十余年，损坏处少。唯承乾殿是炀帝造，工匠多觅新奇，斗拱至小。年月虽近，破坏处多。今为改更，欲别作意见，亦恐似此屋耳。”
据太宗之语可知，承乾殿为隋炀帝所建。晁载之《续谈助》摘录的隋末唐初人杜宝所著《大业杂记》，正好记录了此事原委：
（大业）三年，帝御崇德殿，不怡，曰：“先朝不甚御此殿，宜于此馆之西别为一殿。”因乃造承乾殿，后改为毓德殿。
《大业杂记》之语并非向壁虚造，《隋书·炀帝纪上》亦有相关内容：“（大业五年二月）己未，上御崇德殿之西院，怃然不悦，顾谓左右曰：‘此先帝之所居，实用增感，情所未安，宜于此院之西别营一殿。’”两书记载系年有异，但《隋书》并未叙述“别营一殿”的后续，《大业杂记》则可补全之。倘若其所言不误，则承乾殿之名还有过反复，可能曾经改为毓德殿，后又改回。无论如何，武德初年李世民入居时，此殿名为承乾殿应无疑问，至于为何《阁本太极宫图》中承乾殿改为承庆殿，应是李承乾被立为太子后，殿名避讳所致。唐初避太子讳而更改地名，不乏其例，岑仲勉《唐书余渖》卷1《高祖·地名避建成讳改》已有罗列。
然而，孙英刚《唐前期宫廷革命研究》在介绍李世民居所时说：“太极殿以西是承庆殿（《旧唐书》作承乾殿，误），李世民居住在这里，后来他迁出了太极宫，住在长安城西的弘义宫。”这一说法很可能是受到了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的影响。前述诸多文献，仅有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点出了承庆殿与承乾殿的矛盾，但他两存其说，未作出主观判断。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却在描述太极宫诸殿时说：“又西曰承庆殿，前有承庆门，即太宗所居，《旧书》作‘承乾’者误。”这一表述又承自《唐六典》“百福之西曰承庆门，内曰承庆殿”，及《长安志》“承庆门［内曰承庆殿，立政门内曰］立政殿”之文。孙英刚的判断，恐怕是从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的文字得来。
李世民居于承乾殿，与齐王武德殿和太子东宫遥遥对峙的局面，至武德五年（622）七月被打破。武德初年以来，李世民便是唐王朝对外征战的主要统帅，他于武德元年十一月破薛仁杲，陇右底定；武德三年（620）四月击溃刘武周，收复河东故地；武德四年（621）五月一举消灭王世充、窦建德这两个最主要的割据对手，奠定唐朝统一局面。一系列的战功让李世民地位不断提升，终于在武德四年冬十月己丑“加秦王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武德五年三月，李世民又将继承窦建德势力的刘黑闼击败，使其亡入突厥。地位的提升使得原来的承乾偏殿与其不相匹配。于是在武德五年七月甲申，高祖为李世民营建了一座弘义宫。这一具体的时间记载不见于《旧唐书》，而是在《新唐书·高祖纪》《资治通鉴》有所记载，应是欧阳修、司马光等据唐代实录所补。上文提及的《唐会要》和《册府元龟》也有相应的时间记载，似乎都与《新唐书》《资治通鉴》同源。
对于弘义宫的位置，宋敏求《长安志》有所记载：“大安宫，此宫在城之西。垂拱前殿、戢武殿、文殿、翠华殿、祭酒台。”可知秦府的位置并非“自宋敏求《长安志》以下有关唐长安城坊的图志均失记”。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也在“（武德五年）秋，七月，甲申，为秦王世民营弘义宫”下注曰：“弘义宫，后改为大安宫，在宫城外西偏。”
据此可知，弘义宫相对于西内太极宫，位于宫城外更偏西的地方。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继承帝位，太上皇李渊便迁出太极宫，入居此宫，弘义宫也改名为大安宫（或太安宫，有时通用），父子在地理空间上完成了易位。因为弘义宫（大安宫）的政治意义仍在延续，史籍中对它的记载也不乏其例。《唐会要·弘义宫》载：
武德五年七月五日，营弘义宫。（原注：初，秦王居宫中承乾殿，高祖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特降殊礼，别建此宫以居之）至九年七月，高祖以弘义宫有山林胜景，雅好之，至贞观三年四月，乃徙居之，改为太安宫。六年二月三日，太宗正位于太极殿。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曰：“臣伏见太安宫在城之西，其墙宇门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臣伏以皇太子之宅，犹处城中，太安宫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虽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俭，陛下重违慈旨，爱惜人力，而番夷朝见，及四方观者，有不足瞻仰焉。臣愿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从高敞，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乎天下矣。”
《册府元龟》卷14《帝王部·都邑第二》与之略同，马周上疏另见于《旧唐书·马周传》，此处不赘。这段记载提供的信息非常丰富。首先，马周之语再次强调了弘义宫（大安宫）位于太极宫城之西，而且是彻底独立于西内，不似太子东宫一样附于太极宫东侧，“犹处城中”；其次，弘义宫的生活条件并不理想，尽管高祖给秦王“别建此宫”是“特降殊礼”，成为太上皇后他临幸此处，还认为弘义宫“有山林胜景，雅好之”，但等到他真正迁居此处时，御史马周却因“其墙宇门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而向太宗上谏，认为应该加以扩建。这似乎反映出，武德五年李世民迁居此处，得到的更多是疏远冷落而非尊崇，究其原因，似乎与其功高盖主、同太子的储位之争日趋白热化不无干系。黄永年认为，武德五年后李世民再无独自统领大军出征之机会，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却更多地被委以重任，反映出高祖有意打压秦王、扶持太子，而这与李世民迁居弘义宫的时间正好相符。
那么，弘义宫（大安宫）的具体位置在何处？前文所列史料都提到此宫在太极宫之西，但仍有笼统之嫌，要确认具体的地理方位，地图仍是最直观、准确的资料。上文提到，吕大防《长安图》以南宋阁本的形态向下流传，但《雍录》和《永乐大典》转绘的地图都没有留下弘义宫（大安宫）的踪迹。幸运的是，吕大防《长安图》并未彻底亡佚，有不少碑拓残片流传至今，胡海帆缀连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吕大防《长安图》的两部残石拓本，将目前此图所能复原的最完整形态公诸于世，其中正好有大安宫的确切位置（见图2）。
图2 吕大防《长安图》残片复原图所见大安宫
说明：据［日］妹尾达彦《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图82标绘。
图中清晰可见，大安宫在太仓以北、西内苑以西，正好位于太极宫的西北角。无独有偶，尽管阁本《长安图》流传至今的各种传本都没有弘义宫（大安宫）的存在，但元人李好文据吕大防《长安图》摹本改绘的《长安志图》中，却可见大安宫的踪迹（见图3）。不过，李好文之图对吕图的改绘幅度较大，不少地方已经严重走样，大安宫在图中紧挨着西内苑，两者仅有一墙之隔。
图3 《长安志图·唐禁苑图》所见大安宫
说明：据《长安志图》（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毕沅刻本）卷上《唐禁苑图》标绘。此本亦为辛德勇点校本的底本。
在《长安志图·图志杂说》中，李好文也对大安宫有所提及：“唐大安宫，高祖所以处秦王也。《志》曰‘在宫城之西’，今乃在其西北，坏堞宛然，今人犹曰秦王府，《图》本所载是也。”本条意在指出宋敏求《长安志》与吕大防《长安图》的矛盾，“《志》曰‘在宫城之西’”已见上文《长安志》所引，而根据李好文所见的《长安图》和他实地考察所见，大安宫相对于太极宫的准确方位却是“今乃在其西北”。实际上，这正是笼统与详细之别，并无根本矛盾，大安宫与太仓、掖庭宫、内侍省等连成一线，都位于太极宫的西侧。
然而，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却对大安宫的位置作出了误判。他在讲述西京长安的西内苑时，如此描述各建筑的相对位置：
西内苑在西内之北，亦曰北苑，南北一里，东西与宫城齐。外垣门东为日营门，西为月营门，北为重玄门，其南门即宫城之定武门也。定武门北迤东为观德殿、□光殿，迤西为广达楼。又西为永庆殿，其北东为冰井台，西为通过楼。又西出西云龙门而北，则为大安宫，又西出苑，入夹城。
按照他的描述，大安宫在西云龙门西侧，但仍在西内苑之中，过了大安宫，才能“西出苑，入夹城”。根据这段文字末尾的自注来看，徐松的依据正是李好文《长安志图》，但从《长安志图》上根本看不出大安宫在西内苑之中，两者尚有一墙之隔，徐松可能是误以为此墙仍为内苑内墙，作出了错误解读。吕大防《长安图》（见图2）中，大安宫不在云龙门以西，而是在月营门以西，它完全独立于内苑。而且，倘若大安宫位于内苑之中，便是在太极宫之北，传世史料又怎会异口同声地说大安宫在宫城之西？此外，根据前引宋敏求《长安志》的记载，大安宫中尚有“垂拱前殿、戢武殿、文殿、翠华殿、祭酒台”等建筑，贞观九年（635）太上皇李渊“崩于太安宫之垂拱前殿”，亦可证《长安志》所言不虚，说明这是一座建置独立、规模不小的宫殿，倘若大安宫身处附属于太极宫的内苑之中，岂不是出现了宫中有宫、宫中又有殿的局面？这是在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都不曾出现的格局。
徐松因误读李好文《长安志图》而作出了错误描述，但因《唐两京城坊考》的巨大影响力，后世学者多遵从其说，例如赵振华、孙红飞说太安宫“是唐高祖李渊晚年赋闲退居之地，位于长安城宫城北的西苑内西偏”。上文提及的孙英刚《唐前期宫廷革命研究》更是明显的案例，他在文中两次提及弘义宫（大安宫）的位置，其一曰：
太极殿以西是承庆殿（《旧唐书》作承乾殿，误），李世民居住在这里，后来他迁出了太极宫，住在长安城西的弘义宫。
承庆殿的问题，上节已经讲过。孙英刚说弘义宫在“长安城西”，似乎是未作深究的笼统之辞，因为太极宫西有太仓、掖庭宫等，掖庭宫之西还有外郭城诸坊，“长安城西”莫非指的是长安城外的西郊地区？其二曰：
而李世民之所以率军从玄武门入宫，一则礼仪使然，二是因为他此时住在北内苑的弘义宫，有地理之便。
此处又有注解曰：
李世民原来在太极宫承庆殿居住，武德五年七月，唐高祖李渊为他在北内苑修建弘义宫。高祖的借口是李世民有大功，但是，显然是因为李世民实力膨胀以后对其产生了猜忌，而且，此时东宫、上台、承庆殿、武德殿之间昼夜相通，安全的考虑肯定是有的。弘义宫条件并不好，李世民上台后，把他的父亲安置在弘义宫，就有大臣上书批评。
看来，孙英刚认为弘义宫位于北（西）内苑，是不必怀疑的史实，几处文字都没有说明引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但两者观点却是一致的，可以看出承袭关系。由于将弘义宫的位置认定于西内苑之中，其与玄武门之变的联系似乎更加紧密了，毕竟玄武门就是内苑南门，左右屯营也驻扎在内苑之中，无论收买将领还是布置伏兵，都有“地理之便”，但这样的叙述可能与历史事实有一定的差距。西内苑既是屯营驻扎之所，若再将李世民安顿于此处，如果不是为了利用禁军对其进行软禁，便是将禁军的指挥权拱手让于李世民，这当然不会是高祖愿意看到的结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弘义宫也不可能位于西内苑之中。
那么，迁居太极宫西北方向的弘义宫，对秦王李世民和武德末年的政治斗争来说，究竟有何影响？这要从两方面来思考。首先，据前引黄永年之语可知，迁居事件是李渊对李世民加以疏远的产物，而移居弘义宫又对李世民的夺嫡事业造成了消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秦王一方在后宫中的失利。高祖晚年多内宠，“晚生诸王，诸母擅宠，椒房亲戚并分事宫府，竞求恩惠。太宗每总戎律，惟以抚接才贤为务，至于参请妃媛，素所不行”。其实李世民并非对后宫问题毫不上心，也曾命其妻长孙氏“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但由于长期在外统兵，李世民与妃嫔的关系不如太子、齐王，屡屡因与妃嫔亲属的矛盾陷入被动，《旧唐书》甚至将妃嫔的枕边风视作高祖下定决心疏远李世民的直接原因：
妃嫔等因奏言：“至尊万岁后，秦王得志，母子定无孑遗。”因悲泣哽咽。又云：“东宫慈厚，必能养育妾母子。”高祖恻怆久之。自是于太宗恩礼渐薄，废立之心亦以此定，建成、元吉转蒙恩宠。
迁居弘义宫后，李世民与太极宫更为有形之墙所区隔，其在后宫的影响力再打折扣。武德七年（624）太子心腹、庆州都督杨文幹谋反，史载高祖有废立之意，但因“元吉及四妃更为建成内请，封伦又外为游说”而作罢；武德九年突厥犯边之前，太子也是“日夜阴与元吉连结后宫，谮诉愈切，高祖惑之。太宗惧，不知所为”。尽管这些都是后世史家从太宗角度出发的记述，不一定全然可信，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何方在后宫占有优势。后来李世民谋划先下手为强，靠的也是在“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使得高祖下令于第二天当面勘问诸子，才有了玄武门之变的历史转折。“淫乱后宫”难求其实，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太子、齐王与后宫的紧密联系，这是李世民在迁居弘义宫后无法具备的条件。
另一方面，弘义宫作为独立的宫殿，也为秦王府提供了一个策划密谋和招兵买马的场所。秦王和太子矛盾趋白热化后，便不能通过争功来调整关系和地位，兵戎相见难以避免。迁居弘义宫虽是一种疏远，但相比太极宫中的承乾殿，相对独立的弘义宫方便了李世民的“地下工作”。秦王与太子宴饮、中毒而归后，“府中震骇，计无所出”，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开始谋划“周公之事”，便是在“西宫”——弘义宫中完成的（详见下文考辨）。起事之前，房、杜二人已被高祖下令驱逐，于是“太宗令长孙无忌召玄龄及如晦，令衣道士服，潜引入閤计事”；尉迟敬德劝李世民定计，也说“在外勇士八百余人，今悉入宫，控弦被甲，事势已就”。无论是假扮道士还是率领八百勇士潜入皇帝所在的西内太极宫，都是十分困难的，不过，若将“入閤”“入宫”理解为进入秦王独占的弘义宫，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获得独立的府邸，一定程度上方便了秦王的这些筹划，而弘义宫与内苑屯营的关系，也不排除因地理位置较近而方便往来和拉拢的可能，尽管两者尚有一墙之隔。
作为秦王府的弘义宫，自玄武门之变后便结束了其使命。政变成功的李世民先是被立为太子、入居东宫，于武德九年八月辛亥，即位于东宫显德殿；贞观三年（629）夏四月，太上皇徙居大安宫后，李世民“始于太极殿听政”，不再需要原先的府邸了。上文虽已究明曾作为秦王府的两座宫、殿具体所在，但还有一些用于指代秦王府的习惯用语，需要略作申说。
首先是“西宫”指称弘义宫。上文曾提到，“自武德初，高祖令太宗居西宫之承乾殿”，但是这一“西宫”指的是西内太极宫，是与南内兴庆宫、东内大明宫对举的说法，上文也引述过胡三省的看法。后来李世民登基后，也曾在贞观二年（628）八月“以军国无事，每日视膳于西宫”，侍奉尚未搬出太极宫的太上皇。不过，由于李世民搬出太极宫后入居的弘义宫正好位于太极宫的西北方，有时“西宫”也可指代李世民的弘义宫。《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载：
（建成）后又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高祖幸第问疾，因敕建成：“秦王素不能饮，更勿夜聚。”
《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将谋行鸩毒之事系于武德七年杨文幹谋反后；《资治通鉴》亦载此事，并系之于玄武门事变之前，是对太子、秦王双方即将兵戎相见的背景补充。从时间判断，此时李世民的居所已经转移到了弘义宫，所以“淮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中的“西宫”也是指弘义宫。由于太极宫也可称为西宫，两者很容易混淆，胡三省为此事作注时便说：“西宫，盖即弘义宫。《新书》曰：秦王居西宫之承乾殿。”将弘义宫和承乾殿所属太极宫两个“西宫”混为一谈了。后世学者如清人顾祖禹也犯了这一错误，他的《读史方舆纪要》在讲述唐代太极宫时言：“《西京记》：‘太极宫城西有弘义宫。’武德五年以秦王有克定天下之功，别建此宫居之。亦谓之西宫，承乾殿在焉。”《西京记》应是《长安志》之误；而原属“西宫”太极宫的承乾殿，也被顾祖禹视作“西宫”弘义宫中的宫殿了。
“西宫”之外，又有笼统指代秦王府的“西府”。无论是太极宫中的承乾殿还是宫城之外的弘义宫，恰巧全部位于西侧，所以，与“东宫”相对的“西府”概念便应运而生。《新唐书·高宗纪》曰：
（总章元年四月）庚申，以太原元从、西府功臣为二等：第一功后官无五品者，授其子若孙一人，有至四品五品者加二阶，有三品以上加爵三等；第二功后官无五品者，授其子若孙从六品一人，有至五品者加一阶，六品者二阶，三品以上爵一等。
“太原元从、西府功臣”之间原无点断，似乎点校者已不能区分这两个群体，误认为“太原元从西府功臣”仅指跟随李渊起兵太原的功臣。实际上在总章元年（668）三月六日，唐廷已为这次功臣表彰下达诏命，以实现“太原元从、西府旧臣，今亲详览，具为等级”，诏文中列有功臣名单，一等功臣便有30余位，其中不仅有武士彟、殷开山等跟随李渊起兵的太原元从，也包含房玄龄、杜如晦等佐命李世民上位的秦王府僚属，可证“西府旧臣”指的就是秦王府旧臣。
除了官方的诏令，较为私人的墓志文本中也有“西府”这一用法的痕迹。卒于贞观二十年（646）的元仁师，“武德年中，释褐西府库真、长史、长上别将”，贞观元年（627）便“授左卫郎将，俄转右亲卫中郎将”，担任“警徼丹极，顾问周密”的重要任务，显然是李世民身边的亲信，他在武德年间出仕的“西府”应该就是秦王府。严耀中考述“库真”在唐初作为王府属官的具体情况，亦举出了墓志中“唐秦王府库真”之类的用例，说明“秦府”和“西府”可以通用。安葬于武周革命前夕、永昌元年（689）五月的韦，其墓志追述父祖业绩，提到其父韦元整曾任“皇朝西府东阁祭酒、天策上将府铠曹参军事、通曹二州刺史、上柱国”，东阁祭酒在唐代是亲王府官，“天策上将府铠曹参军事”的职位更证明他是秦王李世民的僚属无疑，这里“西府”亦是对秦王府的指代。
随着“东宫”“西府”对峙格局的结束，“西府” 这一说法也逐渐淡出了唐代文献，用例寥寥，给后人的解读造成了困难。秦王李世民获得玄武门之变的最终胜利，又以唐太宗的身份作出了一番丰功伟绩，但一些与他有关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却难逃被遗忘的命运，需要千载之后的今人努力探索钩稽。
编辑 | 毛楷淳 张欣源
审校 | 李 鹏 王国睿
审核 | 张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