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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绍卫
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史、敦煌学。俄藏敦煌文书ДX. 234《圣地游记述》之前被推定为唐初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但从写本书法、重要用词以及记事风格来看，此写本绝非《中天竺国行记》，而是5世纪中后叶的作品，并且很可能是目前所知抄写年代最早的西域游记。此写本内容极其简略，只记载经行线路和圣迹分布，但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实用色彩。综合来看，该写本近乎流水账式的极简风格，应是游记作者或后来整理者有意为之，很可能是为当时西行求法之人准备的简明指南手册。北宋初年官方派遣的求法僧团也曾使用过类似的、同样只记载西行路线的S. 388《西天路竟》，这反映出自南北朝早期至北宋初年，这种简明指南手册一直为西行求法僧所使用。 敦煌；《圣地游记述》；《中天竺国行记》；西行求法；路线指南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1辑，第78-84页，注释从略。
Дx. 234《圣地游记述》仅残存8个半行的文字，内容极为有限，不过，因其内容确系早期印度或西域游记，故虽只存只言片语，但其价值却是显而易见的。郑炳林、魏迎春曾对此写本中含有关键信息的文词进行了详细考察，通过排比史料，最终将其推定为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颜世明虽然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此写本也有可能是许敬宗编纂的《西域图志》，但未提出任何证据。在对此写本进行仔细观察和分析后，笔者认为，尽管郑炳林、魏迎春两位学者的文章引证宏富，但结论略显绝对，对此写本所抄游记之特点和性质也未有深究。实际上，此游记应是5世纪中后叶的作品，很可能是目前所知抄写年代最早的西域游记；且从其性质来看，当是求法僧使用的西游路线简明指南。故笔者草创此文，略申己论，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批评。
为便于讨论，兹在郑炳林、魏迎春两位学者的基础上将《圣地游记述》释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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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炳林、魏迎春将《圣地游记述》比定为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的理由有三：第一，写本字体为北朝晚期至唐初之风格，但考虑到6世纪中印交往不是很频繁，留存的游记著作不多，故认为此游记当作于唐前期；第二，《圣地游记述》所记内容为摩羯陀国的部分圣迹，且对佛足迹石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第三，符合前两个条件的游记，即既是唐前期所作，又记录中印度之情形，就只有王玄策的《中天竺国行记》。事实是否如此？
首先来看字体。《圣地游记述》整体书法虽有楷意，但更具隶风，行笔较快，书风轻盈含蓄，属于典型的隶楷兼有的过渡风格。诸如“南”（![]()
）、“东”（![]()
）等字中的一竖一横，皆具有强烈的隶书“横平竖直”之风貌，“有”（![]()
）、“文”（![]()
）、“宝”（![]()
）、“五”（![]()
）、“百”（![]()
）等之一横亦是如此。“文”（![]()
）、“北”（![]()
）、“衣”（![]()
）、“足”（![]()
）、“里”（![]()
）等捺脚相对肥厚，触笔效果强烈，且字体较扁，燕尾若有若无。故从字体书法风格来看，与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最早期的作品比，如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书001《维摩诘经》（麟嘉五年，393），此件要晚；甚至比日本书道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村不折009《菩萨藏经》（承平十五年，457）还要晚一些；但与东阳王元荣抄经（6世纪初）比，可能要早一些。所以，笔者认为，《圣地游记述》可能是5世纪中后叶的作品。
其次，文中的一些用词也颇具时代特点，如“角”字。此写本残存部分使用了3次“角”：2次“西南角”和1次“东南角”。这里的“角”表示“角落”。上古汉语中表“角落”多用“隅”“陬”等，“角”多用作表示“兽角”、二十八星宿之“角星”和五音中的“角”。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角落”之“角”的用法才渐渐多起来。如果单就晋唐时期的游记来看，唐初的诸如《大唐西域记》《释迦方志》以及《法苑珠林·圣迹部》等几乎全部直接使用诸如“西南”“东北”等方位词，而未在其后接“角”字；相比之下，南北朝时期的游记等文献中方位词后接“角”者较为常见，根据学者统计，《水经注》使用了20次、《洛阳伽蓝记》使用5次，《高僧法显传》使用了2次等，可见南北朝时期的游记更偏向于使用“方位词＋角”的表达。这一点也显示出《圣地游记述》更可能是南北朝时期的作品。
类似的还有“由延”。郑炳林、魏迎春已注意到《圣地游记述》使用了“由延”一词，同时通过排比史书，尤其是僧人西游游记中对“由延”的使用，指出诸如《大唐西域记》《释迦方志》《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等唐代游记很少使用该词，而有关印度历史地理的早期游记性著作，如《高僧法显传》中却频繁使用该词，故认为“这篇文书的写作时间与《法显传》相差不会很远”。笔者认为两位学者的这一结论比较可靠，不过，论证到这一步，还是只能说明这篇游记应该是5世纪后半叶的作品，这和前文笔者通过书法等特征得出的结论一致。两位学者又提及《圣地游记述》同时使用了“由延”和“里”两种计程单位，并通过分析义净《西方记》（俄藏敦煌文书Ф. 209）以及《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兼用“里”和“日”两种单位，推论“日”可能和“由延”等同，进而认为“由延”的使用下限应当是在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但问题是《西方记》《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并未使用“由延”，故不能直接得出唐初游记中并用“由延”和“里”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检索《大正藏》发现，“由延”一词的使用时间主要集中在两晋南北朝，而南北朝以降几乎不使用“由延”，使用的是“由旬”。所以“由延”一词也显示此写本的年代只能是两晋南北朝时期。
再次，《圣地游记述》和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记录风格迥异。《中天竺国行记》虽早已散佚，但在《法苑珠林》等存有佚文。将佚文与《圣地游记述》进行一些比较，可以更直接地看出二者是否相近。如《法苑珠林》卷4：
又王玄策《西国行传》云：“王使显庆四年至婆栗阇国。王为汉人设五女戏，其五女传弄三刀，加至十刀。又作绳技，腾虚绳上，著履而掷。手弄三仗刀楯枪等种种关伎。杂诸幻术，截舌抽肠等。不可具述。”又如卷16载：
王玄策《西国行传》云：“唐显庆二年，敕使王玄策等往西国送佛袈裟，至泥婆罗国西南，至颇罗度来村东坎下，有一水火池。若将家火照之，其水上即有火焰于水中出。欲灭以水沃之，其焰转炽。汉使等曾于中架一釜，煮饭得熟。使问彼国王，国王答使人云：‘曾经以杖刺着一金匮，令人挽出，一挽一深。相传云：此是弥勒佛当来成道天冠金，火龙防守之。此池火乃是火龙火也。’”
还有一些佚文，兹不赘引。《西国行传》即《中天竺国行记》。从这些引文来看，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既记录历史圣迹，又记录出使时间、人物，也详细记录他们所见所问所闻。反观《圣地游记述》与之明显不同。根据下文的分析，在8行200字上下的篇幅中，记录了10余处地点，平均每一地点用字10字上下。并且，此游记通篇只记方位、道里和圣迹，全无任何游历人的见闻观感以及与圣迹相关的传闻故事。所以，通过对比不难看出，《圣地游记述》内容相当简略，与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绝不相类。
综上，笔者以为此件写本当是5世纪中后叶的作品，很可能是已知抄写年代最早的西域游记。单此一点来看，虽然笔者否认它是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但却丝毫不影响其价值。
根据孟列夫的记录，《圣地游记述》纸色微黄、纸质厚，有界栏。通过笔者的观察，残存的8行中，除首行外，其余7行，虽然栏格宽度略有不同，但行栏笔直，与天头界栏衔接较好。可见无论是选择纸张，还是制作界栏，抄写者都比较用心，这也反映出他对此件文书是颇为重视的。此写本残存部分的纸张规格为11.5cm×12.5cm，虽只存上半部分的文字，但仍可估算出原纸一栏所容字数，这是因为自两晋南北朝以来，中国纸卷的规格大致定型。宋人《文房四谱》征引的《晋令》就表明从西晋开始中国就对标准纸张有明确规定：诸作纸：大纸一尺三分，长一尺八分，听参作广一尺四寸。小纸广九寸五分，长一尺四寸。
晋尺一尺约24.2cm，故晋朝大纸规格约为31.46cm×43.56cm，小纸为22.99cm×33.88cm。虽然这只是对官文书纸张规格的规定，但根据对南北朝早期佛教写经用纸的观察，民间用纸规格——尤其是佛教的标准抄经用纸，虽并非纸纸相同，但大致与《晋令》所规定的大纸相近，其高25-28cm，长40-45cm。其实不仅晋朝规格如此，隋唐时期的抄经用纸规格也大致如此。因而，《圣地游记述》的用纸规格可能也是如此，即高度在25-28cm左右。这也意味着，此写本所残缺的下半部之高度约在12.5-15.3cm，残损和残存之比为1∶1.24。如此便可大致推定出一栏之字数。虽然《圣地游记述》每行所抄文字数量可能并不固定，但缘于抄写者之书写习惯和一纸之上界栏规格相近之特性，每行文字数量差异不会太大。抛开行间补字、重文符号等特殊现象，对此写本残存8行栏格中较为一致的后7行之容字量可以进行统计：第2行14字、第3行16字、第4行14字、第5行13字、第6行11字、第7行13字、第8行12字。可以看出除第3行行款略微紧凑外，其余6行行款都非常接近，每行大致13字上下。结合上文笔者推定的此写本残损和残存之比，那么残损处每行约有13-16字，故完整一行约26-30字左右。完整形态下，此件写本8行可抄写200字左右，其中记录了相当多的游历内容：第1行“五百，礼毕而去”，郑、魏二学者以为“五百”可能是指“五百罗汉”，可以信从。残缺内容，当即离开“五百罗汉”，前往另一地点。第2行“西南角侧城边有阿育王所作塔”，记录了一城（当是第1行离开“五百罗汉”所达之地点，暂称之为A城）和一阿育王塔（暂称之为a塔）。第3行“□□十里复有城，西南角，城东南十五里”，记二城（即离开之城和距其□十里之城，因暂不清楚离开之城与第2行之A城是否为同一城，故暂将第3行中涉及的两座城市分别称之为B城、C城）和某一地点（即位于C城东南十五里处）。第4行“塔东有大石，石上有佛一足迹，印文明”，记一塔（暂称之为b塔）和一佛足印石。第5行“流。复北行五由延有城，名石塔。城西有塔，高”，记一河流、一城（暂称之为D城）和一塔（暂称之为c塔）。第6行“舍、僧房，是佛往日行菩萨道”，记一佛寺，并简要提及有佛本生故事与该地相关。从其他游记记录来看，如《高僧法显传》《大唐西域记》等会对佛本生故事等神迹进行介绍，即使如记录相对简单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也会用诸如“佛过去为尸毘王救鸽处”“佛过去舍头舍眼五夜叉等处”等语言，记录本生故事最核心内容。考虑到“是佛往日行菩萨道”之后至次行之间应该仅残缺13字左右的内容，而次行开头又记一宝塔，故可以推断，此处既已言“是佛往日行菩萨道”，其后不大可能再对其具体内容进行简单叙述。第7行“此塔杂宝衣采。离塔千里五百里□”，记一塔（暂称之为d塔）和距塔千五百里之远的另一地点（暂称之为E）。通过简单梳理，可以看到8行200字上下的篇幅记录了至少3座城（暂未将B城和C城分开计算，也暂未计入地点E）、5座塔、2处佛和罗汉遗迹、1所寺院和1条河流。每座城用字70字上下；除去记录道里方位等文字，对每一地点和圣迹之描述，平均10字左右，由此可见此游记记录之简略。考虑到诸如“佛足印石”以及“佛往日行菩萨道”这类对中国信众来说最重要的巡礼圣迹，在《圣地游记述》中的记载都如此简略，游记中对其他处记载之详略程度，亦可想知。另值得注意的是，从第5行记载看，即使是到达一个新的地区，游记作者也不会记录该地的自然物产、人文风俗等常见于其他游记的基本信息。这一切都显示出《圣地游记述》很可能是一件偏重记录道里路线和圣迹分布的流水账式的极简游记。 三 求法游记抑或路线指南：《圣地游记述》的实用价值两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前期，是中国僧人西行求法的高峰期，有姓名和事迹可考者超过百人，而两晋南北朝时期经陆路西游者就有40余人。这些求法僧有些未能回国，而回国者应对这段经历多有记录，尽管这些行记大多在撰写之后便很快散佚，绝大部分都未能流传于今世，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当时至少在一定范围内流传过。《圣地游记述》的受众范围有限，传世文献中也未曾保留只言片语，如果不是依靠敦煌藏经洞，恐怕今人也难以得知一千多年前还有此种游记在西游路上传抄。此游记流传之所以如此有限，其中原因当然可能有很多，但其流水账式的极简风格应是根本症结。因为比之于其他游记，《圣地游记述》几乎毫无优长，既无引人入胜的故事传说，也无值得细绎的幽思情感，亦无让人激赏的生花妙笔，读者所看到的只是单纯的道路里程和圣迹分布，可以说是可读性差，知识信息含量又不足。游记首先是游方之人对自己过往行程见闻之纪录，其内容虽可有详有略，但此本游记之简略，几至于难以理解之地步。作者为何会采用一种最不能展示自己游历经历的极简风格，为何不将更多的见闻记录下来？笔者怀疑此件游记要么是游历者对自己经历的一个极简整理，要么是一个准备游历之人根据他人游记整理出来的一个极简手册。总之，这种极简风格是游记作者或后来整理者主动设计出来的。如果考虑敦煌本《圣地游记述》不是游记作者或后来整理者最初的手稿，而是他人的传抄本，那么还可以进一步追问：既然从普通读者角度来说，这本游记不值得一读，但据前文分析，此写本纸张精良、界栏整齐又反映出抄写者对其多有珍视，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反差？这似乎说明，抄写者看重的正是此本游记的极简风格，看重的就是路线和圣迹分布地点记载之简明扼要。对游历者来说，有时他只需要能快速了解路途所经国家和地区的风俗物产、圣迹奇闻等简明信息的指南，而不是纷繁复杂的记述。此本《圣地游记述》正可满足他们的这种需求。依照此游记残存内容类推，只需数纸——甚至一二纸，便可将全部游历路线和圣迹分布清晰记录下来。从此国到彼国之方位和路线，展卷即得，一览便知。相比之下，诸如《高僧法显传》《大唐西域记》的内容则显得过于杂糅，想从中快速找到一国一地一圣迹，并非易事。除了文字极简，此本《圣地游记述》的一些用词也可以佐证游记作者或整理者对此游记之实用性多有留意，如“由延”和“里”的交替使用。郑炳林、魏迎春两位学者已注意到此现象，但未深究为何会同时使用两种计程方式。经其提示，《高僧法显传》也有此类现象，并且是在“印度境内才开始使用由延”计程。将“由延”一词之使用视作“入乡随俗”的一种表现当无问题。不过，在五天巡礼时，法显记录里程虽是以“由延”为主，但同时也使用了“里”，如罽饶夷城“城西六七里，恒水北岸，佛为诸弟子说法处”，拘萨罗国之祗园精舍“西北四里有榛，名曰得眼”等等。“里”之使用，也非仅出现于短距离行程，如“自度新头河至南天竺，迄于南海，四五万里皆平坦无大山川”，“（舍卫城）西五十里到一邑，名都维”。故“里”既可用于短途，亦可用于长途。“由延”亦是如此，如描述短距离，“（那毘伽城）北行减一由延到一邑”，“去此西南行，减半由延，到贝多树下”；再如描述长距离，“从此东南行减八十由延，经历诸寺甚多，僧众万数，过是诸处已到一国”，“相去可七百由延”，“八十由延”亦即二三千里，“七百由延”则达二万余里。所以，并不能用距离之长短来界定“里”和“由延”的使用。那么，应如何区别二者的使用？郑、魏二学者的一个观察很有启发，即认为1由延相当于1日程，“日”（即日程）与“由延”等同。玄奘曾言及“由延”为“自古圣王一日军程”，即“由延”为一日行进之距离。不同记载中，“由延”对应于不同的里数，其原因正如道宣所言“中边山川不同致行李不等”。季羡林认为“由延”即梵文“yojana”，其含义虽是“套一次牛所行的路程”，但并无确定的长度，其原因就在于“由于时代、地区及习俗的不同，行程道路也有险夷的差别，加之古代测量欠精确，逾缮那因之有多种，彼此间差异不小”。“由延”之长度因人因地因时而异，“日程”也是如此，如P.2504《唐天宝公式令》就明确规定“步及驴，日五十里”，官方规定的步行“一日之程”便是“五十里”，但在实际的记载中，所谓的“日行”便多有不同，如法显自己记录离开敦煌渡沙河“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如此“日程”便是88里。总之，“一由延”“一日”二者相同，都是对一天内行进距离的计量。“里”是只具有空间性的计量单位，而“由延”和“日程”则是以时间计量空间，故同时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二者各有优长。“里”对空间距离的丈量要比“日”更精确、更绝对，不会因人因地因时发生变化。在中原地区，因为驿站等官方机构的设置，根据驿站等坐标，“里程”也更容易被计算出来。相比之下，“日”之行程的精确度要模糊许多，并且更容易因人因地因时而变化。不过，“里”的使用也有诸多不便，比如计算难度更大，尤其是一旦脱离了中原的驿站系统，“里”的计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借助对自身步速以及时间的掌握，行人当然可以计算出已行进的里程。但不同时间、不同地形，人的行进速度也是不同的。北魏时惠生攀登葱岭，“自发葱岭，步步渐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岭。依约中下，实半天矣”。可见，攀登山路时，很难较为准确地估算出“里”，但却可以准确地计算出“日”。一般说来，同一段路程，正常情况下，行人所消耗的“日”不会有太大差别。同时，比之于空间，人对时间的测量方式更为多元，对时间的计算也更为便捷和准确。所以，在平地等易行之地，“里”的信息更有效用；而置身于山地沼泽等路段，绝对的空间里程能给行人的提示效果反不如“日”。如行军打仗，更追求空间的绝对准确，便必须优先选择“里”之计程；而若是个人行动，不追求空间距离的精度，那么“日”更加便于使用。从这一点看，“日”更具个人化色彩。此外，对行人来说，对空间里程的计算，最终要落脚到对时间成本的把控上，所以了解出行所消耗的时间要比了解所需走过的里程更具实用性。两地之间行程愈长，经行的地形愈复杂，“日”的实用性就愈突出，因为掌握了“日”程，行人便可以直观地了解到行程所需消耗的时间，而如果只了解到一个大概的“里”程，他是很难计算出所需天数的。理解了“里”和“日”的这些特性，也就理解了为何有的游记会兼用两种计程方式，而有的游记则偏向单一使用“里”。如法显、慧超等人可以在记录巡礼路程时兼用“由延”和“里”，说明他们有能力计算行程的绝对空间距离（也就是“里”），但却主要使用“由延”和“日”，一方面有“入乡随俗”之因素，另一方面则因为“由延”“日”更具实用性。相比之下，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只使用“里”，其原因就在于该书主要是受太宗之命而作，更具军事色彩。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圣地游记述》的极简风格是作者或整理者主动设计出来的，即使该作者为游历者，那么他的目的也不是供自己一人所用，而是提供给有如此需求的后来者。质言之，与其说《圣地游记述》是游历者对其亲身经历的一种记录，毋宁说它是一份为准备西行游历之人使用的简明且实用的路线指南。因为《圣地游记述》残存的内容实在有限，虽然郑炳林、魏迎春二学者最大程度排比了目前所能利用的资料，并认为它所记地点为中印度摩揭陀国，甚至将文中的“佛足印石”比对为“灵鹫山精舍东的佛足迹石”，不过，这一论证并非无懈可击。比如他们虽认为残片中的“石塔城”尚无法确定其具体名称和位置，但又认为从佛足印石北行五由延正可至“拘苏摩罗城”，似有意将“石塔城”比对为“拘苏摩罗城”。显然，目前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二者是同一地点。所以，在将这些圣迹和地点完全考证清楚之前，与其将它们“精确”对应到某一具体区域，不如像孟列夫般模糊地概称为“圣地”更为妥当。
《圣地游记述》是一件流水账式的极简游记，留给学者研究的信息远不如法显、玄奘、义净、慧超等人的作品丰富，甚至比不上悟空的一篇译经经序。因其风格极简，所以注定不可能像《大唐西域记》等那般广泛流传于世。但这并不代表它或者和它一样简略的游记，在当时就不受重视。恰恰相反，它们很可能是很多西行求法僧都必备的简明指南。比如同样出自敦煌藏经洞的S. 383《西天路竟》一本就只用了360余字的篇幅便记录了从东京开封到“南天竺宝陀洛山”的全部路程，而它很可能就是宋乾德四年（966）受诏赴西天求法的157人所用之手册，可见即使是官方派遣的求法僧团，也是需要这种简明手册的。所以，《圣地游记述》虽简，却很可能是求法僧抄写最多、使用最频繁的一类求法指南，并且它还显示出使用这种指南的传统至迟自南北朝早期即已出现，并一直延续到北宋初数次大规模的由官方派遣僧团西行求法之时。这也揭示出，西行路上的行人，所需要的不仅仅只是诸如《大唐西域记》等可以提供丰富信息的参考书，也需要简明扼要的路线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