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声波
据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赵正书》，秦始皇并未如《史记》所言于三十七年七月丙寅死在沙丘平台（今河北平乡）。以二书所记为基础，并参诸其他文献、文物考古资料及历史地理情况，可知始皇于平原津发病在三十七年六月丙寅，继派遣蒙毅还祭河水、泰山，其后始皇因病情反复而走走停停，经行柏人、封斯，欲经井陉至白泉（今山西阳泉）避暑养病，然七月上旬尚未到达白泉即死于恒山郡平台县（今河北鹿泉）。“沙丘之谋”与“平台之变”是两件事，蒙毅均未参加，缘此之故，始皇乃有始立扶苏而临终改立胡亥之事。
■关键词
秦始皇；《赵正书》；沙丘之谋；平台之变；白泉置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3辑，第54-63页，注释从略。
《史记》之《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和《蒙恬列传》载，秦始皇于三十七年（前210）冬出游会稽，并海上，至平原津而病，七月，至沙丘，崩逝。然而自《赵正书》一出，其中关于秦始皇死事的某些记载与《史记》有所出入，在史学界引发讨论。
《赵正书》是北京大学所藏一批海外回归的西汉中期竹简文书之一，经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整理，2015年登载于《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简称北大汉简）。简文大部分篇幅记录了赵正（即秦始皇）临终前与李斯的对话、李斯被害前的陈词以及子婴的谏言等，抄写年代大致为西汉中期，简文成书年代可能是秦楚之际。其中部分情节为《史记》所无或略有不同，这使得秦始皇死事出现一些疑窦。今以《赵正书》的记载为切入点，再结合《史记》，发表一些个人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目前史学界对《赵正书》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始皇生前到底是确定立长子扶苏还是少子胡亥为继承人（太子）。《史记·李斯列传》载始皇病逝后，赵高对李斯明言：“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皇帝）。”秦末民间传说与此相类，如陈胜尝言：“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汉初叔孙通谏高祖：“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而《赵正书》则与此不同，明确记载始皇临终前召李斯等议立嗣君，同意斯等所请，“立子胡亥为代后”。
主《史记》说者，以为《史记》是正史，《赵正书》是野史、小说，甚者视之为“书妄”，如东汉王充言：“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著殊异之名。”辛德勇对《赵正书》大体亦如是评：“《史记》和《赵正书》的差别，就像《汉书》同《赵飞燕外传》《汉武故事》的差别一样：前者是信史，后者或为情色读物，或为神仙家故事，就其纪事的史料价值而言，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其同时也承认：“司马迁与《赵正书》的作者，利用了一件同源的信实史料，而两人出于不同的著述宗旨，各自从中采撷了一部分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并未完全否定《赵正书》的史料价值。主《赵正书》说者，以为汉代存在多种版本的始皇故事，《史记》所采，不过是基于西汉官方立场有所选择加工。《史记》所讲“沙丘之谋”虽然比较圆满，但可能属于一家之言，有很多内容或出自虚构，《赵正书》倒可能反映了很多历史事实。
先秦、秦汉确实存在不少“传书”（或作“书传”）。“传书”其实就是欲传世之记述文或故事文，如《春秋三传》，属历史记述。《赵正书》则属人物故事，谓之“小说”亦可。《史记》中的人物列传，应当就是汇集各种人物传书而成，此即“列传”一名之由来。因为经始皇“焚书坑儒”及项羽火烧咸阳，除《秦历》外，并无列国“正史”可以采信。“传书”未被收入《史记》之前，都属野史，经史官司马迁选择并进行加工后，就成了所谓的“正史”。
一般来说，无论正史还是野史，因所记内容时间久远，无意间省略漏落人名地名、人物事件的可能性，应远大于故意编造人名地名、人物事件的可能性。如果叙事符合情理，分歧可以弥缝，阙漏可以互补，不能全视之为“书妄”。因此，主《史记》说者实际上也没有完全排斥《赵正书》等野史。
既然大家公认《史记》与《赵正书》对同一史实的取舍差异是基于不同立场所致，那么如果采取非此即彼、二选一的态度，就可能出现偏听偏疑的情况；而如果采取尽量弥缝分歧、互为补充的态度，可尽量避免出现误判。
《史记》关于始皇死事的记载涉及多个人物，应当参考了多本《传书》，司马迁应当知道《赵正书》的故事文本。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讲始皇死后，赵高等人“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明显是对《赵正书》关于李斯临终受命立胡亥之记载的否定。不知有矛，安知为盾？诚如陈侃理所言：“《李斯列传》《蒙恬列传》中与《赵正书》近似的部分文字并非《史记》原创，而是有所取材，与《赵正书》联系紧密。”但在此过程中，除了根据汉人立场有所取舍、臧否外，至少还有三处将两事整合为一事：一是将始皇于三十七年六月丙寅平原津发病时间与七月去世时间捏在一起，误作“七月丙寅”；二是将始皇沙丘养病与平台去世两地捏在一起，误作“沙丘平台”，连带把始皇养病与死亡二事也合在一起，使人以为其发病后很快死亡，属于“暴卒”；三是将议立胡亥一事与赐死扶苏一事捏在一起，误以为二事都发生在始皇去世之后，由此导致诸多疑案。下面试条分缕析之。
平原津在济北郡平原县（今山东省平原县南）城西河水（黄河）边，是临淄郡西通清河郡（一说巨鹿郡，但秦始皇三十三年已析为清河、河间二郡，不复有巨鹿郡）的渡口，为始皇此次出巡车队必经之地。《史记》言始皇刚渡过平原津即发病，很可能就在河水西岸清河郡的鄃县城（今山东省平原县西南）暂驻休息。
始皇到底得的什么病，《史记》不载。东汉王充曰：“传书又言（始皇）病筑疮三月而死于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于沙丘，或言死于秦，其死言恒病疮。传书之言多失其实，世俗之人不能定也。”“死于秦”之说固不可信，王充也说了，始皇受高渐离筑击是实，受伤生病三月而死非实，但《传书》“言恒病疮”，倒是证明始皇有长期感染的症候，所以他在病情恶化之后，呈进行性反复发作，终致不治。至于其缘何感染，是因伤未愈还是热毒发作，就不得而知了。
始皇发病地点，《史记》言“至平原津而病”，《赵正书》言“至柏人而病”，若弥缝二者分歧，则前者当指其至平原津时首次发病，后者当指其西行至柏人县再次发病或病情加重。
始皇去世时间，《史记·秦始皇本纪》言在三十七年七月丙寅日，然《史记·李斯列传》言：“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按始皇三十七年七月无丙寅日，丙寅日为六月二十日。对照《史记》《赵正书》，可知六月二十日丙寅应该是始皇在平原津首次发病时间，但从平原津到沙丘不需十日，而且据《赵正书》，始皇令赵高起草遗诏时不是在沙丘，而是在其从柏人出发复病之后，那时才进入七月。由是可知，《史记》是将始皇六月首次发病的日子与七月病重去世的日子误合为一了。
《史记·蒙恬列传》又载：“（始皇）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在渡过平原津后，因为发病，始皇派遣随驾宠臣蒙毅折返祷告山川之神，以求保佑“龙体”痊愈。蒙毅是将军蒙恬之弟，深得始皇信任，位列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
蒙毅以上卿身份为天子祈祷者，当为名山大川之神，然具体祠祭地点史书交代不明，致使后人颇多猜测。如唐张守节就以为在代郡（今河北省蔚县境内）。按《史记》原文说的是“使蒙毅还祷山川”，时车驾未曾经过代地，何得言“还”？代地又有什么能够影响始皇健康的山川之神可祷？会稽曾是始皇车队所经，虽可言“还”，然去途十分遥远，不足以解近忧。同样，如果将蒙毅之“还”理解为返回关中的都城咸阳或甘泉、华山等神山，至少也得半月以上，始皇肯定是等不及的。既然蒙毅不可能去代地、会稽或关中，那么他原路返回进行祷告的名川，就应当是平原津所在的黄河。始皇以秦水德，改河水曰“德水”，祠之河上合乎情理。而祷告的名山，很可能是距离最近的泰山。始皇曾封禅泰山，宣示君权神授，故对之情有独钟。泰山在平原津东南不远，蒙毅原路返回至漯阴县（今山东省济阳县西）分路南下，道仅200里，不用几天就可打个来回，与“还祷山川”的记载相合。这样一来，原本被大家忽视的蒙毅行程，在我们推断始皇生前最后行程时就非常有用了。
按《史记·蒙恬列传》又载：
是说蒙毅还没返回车队时，始皇已崩逝于沙丘宫。等到蒙毅“还至”，赵高劝告胡亥将蒙毅拘执于代郡。这些记载，粗看并无不妥，细思则总觉有些矛盾之处。
其一，“胡亥闻扶苏死”，是在始皇去世二十多天后，地点是在秘不发丧继续西行抵达的九原郡，而蒙毅一行轻装简从，从平原津旁离开车队还祷山川只需几日，事毕返回并不需要太多时间，不可能晚到在九原郡才追上车队。《史记》将蒙毅“还至”之事系于“胡亥已闻扶苏死”后，不太符合情理。
其二，蒙毅“还至”的地点，《史记》《赵正书》都没提，其实这个问题比较重要，它不仅关系到蒙毅是否去过代地祈祷山川，而且关系到胡亥一行是否去过代地。本来蒙毅可以在恒山郡城追上车队，但始皇在快到恒山郡城时，又下令：“其亟日夜输，趋至白泉之置，毋须后者。”所谓“后者”，有人解释为掉队的舆车，但从始皇死后“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来看，车队还是基本完整的，所以笔者认为“后者”主要是指蒙毅一行。蒙毅“还至”恒山郡城时，没见到始皇车队，等来的却是一纸让其北上代郡监军的诏令。看来，《史记》的“还至”后面应当脱一“代”字，即作“还，至代”。
其三，“沙丘之谋”以后，李斯等人已将蒙毅排斥在废立阴谋圈子之外，不欲蒙毅知晓及干预其事，即《赵正书》所谓“恐大臣之有谋”。胡亥即位后，赵高奏言：“蒙恬已死，蒙毅将兵居外。”依此语境，似在蒙恬死后才让蒙毅“居代”。但蒙毅是支持扶苏的，始皇死后，胡亥等人不可能让蒙在鼓里的蒙毅跟上车队继续前进，更不可能在杀了蒙恬后还派蒙毅外出带兵。事情的真相或许是，为保证胡亥顺利继嗣，始皇临死前，同意李斯等人之请（也可能是死后矫诏）将蒙毅外派到代郡监军或将兵。这便是胡亥即位后能够先派使者“系蒙毅于代”，继派曲宫往代郡杀蒙毅的前因，并不是蒙毅回到九原或咸阳后再被派往代郡的。《史记·李斯列传》原文是：“且蒙恬已死，蒙毅将兵居外，臣（高）战战栗栗，唯恐不终。且陛下安得为此乐乎？”很明显，赵高是担心蒙恬一死，已经在外将兵的蒙毅将成大患，丝毫看不出蒙恬死后才外派蒙毅的意思。当然，如果《史记》在“蒙毅”之前加一“而”字，就更为义正词顺了。
也有人认为，始皇去世后，胡亥一行带着灵柩继续前往代郡巡边，蒙毅随同前往。但《史记》明载始皇灵车是从恒山郡西入井陉而到九原，并未北上经由代郡。
始皇于平原津发病，可能在附近稍加休息治疗后，仍按计划赶往清河郡城（今河北省清河县东南），照例接见郡守，审别职任，观风省俗，接受群臣歌颂。此为惯例，如始皇巡游至会稽郡城时，就曾有“宣省习俗”“群臣诵功”“审别职任”的事务，要求地方官员“善否陈前，靡有隐情”。
然后车队继续西行，至沙丘宫。沙丘宫位于清河郡巨鹿县东北（今河北省平乡县东北），漳水下游西岸，相传本是商纣王所筑离宫别馆之一，战国时赵国仍用为行宫，武灵王曾居之。漳水下游为黄河故道之一，河岸多沙丘，故以为名。赵王降秦时其应当未受破坏，故始皇得以在此暂住几日养病，并等候回祀山川的蒙毅还报。然而《史记》却说，始皇突然间便死在了“沙丘”，后世少见怀疑，遂成定谳。令人惊讶的是，《赵正书》却说始皇还有抵达沙丘以西的柏人（今河北省隆尧县西）乃至更远的一段行程，并言之凿凿。
《赵正书》中这段记载除“白”字有争议外，基本情节并未被人质疑，因而成为一条关涉始皇死亡地点的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史料。由此我们可以结合《史记》进行始皇生前最后行踪的重新解析：
大概经沙丘宫几日休养治疗，始皇病情有所好转，仍想按原定计划赶往云中、九原，并在九月回到咸阳，以便筹备来年十月正旦的大朝会，所以等不及蒙毅，便又匆匆上路，继续西行。不想刚到柏人，病情又复加重。他在柏人略事休息之后，仍然强撑着继续北行。如果这时始皇已经“病笃”，即便车队不能直接经邯郸、雒阳返回咸阳，至少也得停止前进。可见其“病笃”应该发生在过了柏人快到达恒山郡治之时，很可能是在封斯县（今河北省赵县西北）。这时，始皇意识到他的生命大限即将来临，“今病笃，几死矣”，乃下令日夜兼程，一定要赶到甘泉之置。行程加快后，始皇放弃了原定在恒山郡城等候蒙毅的计划，所以他要特地下令“毋须后者”。他还取消了原定在恒山郡城的停留及接见郡守等公务，一心想尽快赶往甘泉之置。这些举措，应当与他不愿将其病危的消息散布开来有关。如《史记》云“始皇恶言死”，《赵正书》云“其谨微密之，毋令群臣知病”。
可是始皇刚过恒山郡城，快要进入井陉峡谷之时，“病即大甚，而不能前”，只得在中途停下来，他最终也就死在这里。具体地点，既非始发地柏人或封斯，也非目的地甘泉之置，而在两者之间、恒山郡西的某一处。即便当时保密，不为外人所知，但二世回到咸阳即位发丧后，如此重要的地点，史书不应毫无记载。
始皇的死亡地点，其实《史记》已明言，那就是“平台”。不过，《史记》误将“平台”系于“沙丘”之后，看起来平台就像是沙丘宫中的一处建筑物。一般来说，行宫中可以供主人居住养病的地方，应该称“殿”“室”，不应该称“台”。沙丘确实有台，始建于商纣王时，是登高作乐的场所，但《史记·殷本纪》称之为“沙丘苑台”，而称“沙丘平台”者，仅《秦始皇本纪》一见。
《赵正书》既言始皇并未死在沙丘，所以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平台”不在沙丘，而是另有所指，司马迁在编排整合不同版本的《传书》时，误将始皇养病的沙丘与驾崩的平台捏合在了一起。
褚少孙所补《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提到有外戚平台侯史玄，《汉书·地理志》常山郡载：“平台，侯国。”宣帝元康三年（前63）以外戚置，地望无考。战国货币“三孔布”常见铸有“平台”铭文，张颔以为是中山国货币，裘锡圭、何仪琳以为是赵国货币，也许两国都使用过。常（恒）山郡正处在中山国与赵国之间，反映汉之常山郡平台侯国地望，与战国“平台”地名相关联。平台既然能铸币，应建有城，在中山、赵、秦时代就已经是一个县。张振谦认为赵惠文王“三十一年平台鼎盖”在“平台”后所缺第一字是“令”之类官职名，李晓杰则指平台“可能其时已为赵县”。后晓荣以为“三孔布”之平台即赵国平台县，地望无考，但他又以为秦代恒山郡有平台县，地望在沙丘（今平乡县东北）。周振鹤以为汉初已有平台县，今地无考。
按沙丘地处河北平原腹地，无山无林亦无城，不合有铸币之冶官，其地先后属巨鹿郡、清河郡管辖，亦不在恒（常）山郡范围内，故始皇时之恒山郡平台县当可以确定不在沙丘。
秦汉之际的恒山郡西境，目前已知有石邑、井陉、番吾三县，石邑在郡治西南（今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东南），番吾（汉改蒲吾）在郡治西北（今河北省平山县东南），此二县皆不当恒山—太原驰道；井陉县城在郡治西（今河北省井陉市北之南陉乡），扼井陉峡谷之口，史称井陉北道；今鹿泉区白鹿泉乡与井陉县微水镇之间有一个天然豁口，可以经此直接进入井陉峡中部，是一条捷径，史称井陉南道。白鹿泉乡有土门关，也称井陉口，据说始皇灵柩就是经过这里回到咸阳，可见当时恒山—太原驰道是经过井陉南道的。
秦代恒山郡境域约当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中西部、保定市西南部一带，领县至少二十二，汉初恒山郡境域南北稍加长，领县二十五。比照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之际恒山郡的县城分布在华北地区算是比较密集的，远者相距60多公里，近者相距10多公里，可巧的是只有平台一县“今地无考”。按秦恒山郡治东垣县在今石家庄市郊区南高营镇东古城村，西至井陉县城61公里，中间尚可容置一县，此县应即失考的平台县。据当地文物普查，今鹿泉区境内秦汉遗址只发现有城区南20公里的北故邑古城，经考证确定是秦汉恒山郡石邑县城。鹿泉城区，地当井陉南道入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理宜置城以守，之所以未发现秦汉遗址，当因隋析石邑县置鹿泉县之后，至今一千多年恒为县治，不断翻建的城市建筑已将秦汉遗址破坏或掩埋。鹿泉县既析自石邑县，则石邑县城位处旧石邑县境之南，居中的反而是鹿泉县城，唐改鹿泉为获鹿，宋初石邑又省入获鹿。可见鹿泉与石邑分分合合，关系密切，自古而然。这就使我们不由想起，中山国时代平台县有铸币作坊，而铸币是需要铜矿的，《汉志》常（恒）山郡只蒲吾、都乡二县有铁山、铁官，全郡无铜山、铜官，而旧石邑县恰有一镇名铜冶，镇西之上寨又有铜矿，相传铜冶镇的冶金铸造业源于隋唐时期，并由此而得名。因此完全可以循理而知，早在中山国时代，石邑就已能冶铸“三孔币”了，当时该地还属于平台县，赵国取之，乃析置石邑县，自此乃开始了平台（鹿泉、获鹿前身）与石邑分分合合的过程。
另外，鹿泉城区东4公里的新城乡发现有汉墓群，其中南墓为多室石椁墓，由双墓道，前、中、后三室组成，平面呈“中”字形，东西长约32米，南北宽约16米，随葬品残存有金箔、铜铺首、铜环、铜楯轮、石磬和陶鼎、鎏金车马饰；北墓为土坑木椁墓，由中心墓室、回廊和东西墓道组成，残存随葬品有玉衣残片和楯轮、铜轮等。显见此二墓主皆为贵族。而汉初恒山郡治迁至元氏县（今河北省元氏县西北），新城乡汉墓群与之相距40多公里，墓主不太可能是郡守高官，其与绵曼、乐阳等邻县相距虽不足10公里，但它们都是小县，不可能有贵族居住，因此新城乡汉墓墓主最有可能就是平台侯。这就为平台县（侯国）寻址于鹿泉城区提供了又一佐证。
既然秦代平台县地处恒山郡治西、井陉道入口，可以确定在今鹿泉城区，城区西南的土门关又有始皇灵柩所经的传说，这都能与前述始皇离开柏人以后的行程相对应，所以笔者认为始皇的确死于“平台”，但此平台乃恒山郡之平台县，而非沙丘宫之所谓“平台”。
《史记·李斯列传》称：“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夫沙丘之谋，丞相与焉。”由于《史记》将始皇发病与死亡两事合记在“七月丙寅”，其养病之沙丘与病逝之平台也合记为一地，便产生始皇暴卒，事出仓促，立嗣问题陡然生变的故事，以致有人将“沙丘之谋”称为“沙丘之变”。如宋人余靖有言：“及沙丘之变，赵高以亵近之资，启亡国之言。”但早在魏晋时代，就有人称其为“平台之变”，如傅玄言：“始皇远游并海，而不免平台之变。”
前已考证，始皇并未死在沙丘，只是在沙丘停留了几日。此时，君臣之间可能讨论了立嗣之事，即后人屡屡提到的“沙丘之谋”。臣下参加者，有丞相李斯、御史去疾等少数几人。李斯被诬下狱之后，曾上书自言有七大“罪”，其实就是七大功，独不提拥立胡亥之功，不是他不想，而是有难言之隐，即他在“沙丘之谋”中至少是没有支持胡亥的，所以当他听到赵高欲图废立时感到吃惊，推辞一番后才答应，说明“沙丘之谋”虽然提到过立胡亥为嗣，但是议而未决。
始皇病笃是在从柏人出发之后、到达恒山郡治之前。那份令扶苏回咸阳处理丧事并嗣位的诏书，就是始皇病笃之后起草的，即《秦始皇本纪》所谓“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地点如前所考可能是在封斯县。李斯应该知道其内容，因为在沙丘时，李斯就表明过支持扶苏的态度，因此赵高向李斯报告诏书内容时，李斯并未感到吃惊。
赵高得知诏书内容后，即先说服胡亥，继而说服李斯等人一路进劝始皇改变主意，抵达平台县城时，始皇“病甚”，再次召来李斯等人商议立嗣等后事。原本始皇就在扶苏与胡亥之间犹豫，因为“沙丘之谋”时李斯等人不支持胡亥，所以在封斯起草诏书时为顾全大局立长子扶苏。现在李斯等人转变态度支持胡亥，始皇亦有悔意，自然乐于答应。
《史记·李斯列传》言，“胡亥喟然叹曰：‘今大行未发，丧礼未终，岂宜以此事干丞相哉？’”似乎始皇死后，赵高才开始游说李斯，与《赵正书》关于始皇临死之前已与李斯等人议立胡亥一事相左。可能司马迁认定始皇先死于沙丘，但他又看到其他《传书》讲议立胡亥是在车队过了沙丘之后，便误以为议立胡亥一事发生在始皇死后。其实，胡亥此言，应当是指他想让李斯在修改始皇遗诏时加进赐死扶苏的内容。司马迁将议立胡亥与赐死扶苏二事合而为一了。
由此看来，所谓的“沙丘之谋”，只不过是第一次立嗣会议，始皇提出了立胡亥为太子的想法，但李斯等人都表示了不同意见，最终议而未决。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始皇更喜欢胡亥，而遗诏却立了扶苏。
胡亥即位后，赐书蒙毅指摘说：“先主欲立（朕为）太子，而卿难之。”蒙毅自辩道：“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这足以证明，始皇生前确曾有意立胡亥为太子，蒙毅也未否认，只是否认自己有过阻难。且所谓“数年之积”，与赵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在时间上也正好吻合。一个普通皇子，何以要教其学习法政之事？有学者认为早前外放扶苏监军上郡，是始皇有意放逐扶苏，将其排除在继承人之外：“古太子皆不将兵。使将兵，即为有意废立，晋献公之于申生是也。扶苏之不立，盖决于监军上郡之时。”也就是说，始皇想立胡亥，最多两三年而已。不过，当时始皇仅仅是有此想法，想考察和比较扶苏、胡亥二人，并未正式提出立太子之事，蒙毅不可能主动谏阻。蒙毅从平原津离开车队后，就没再和始皇见过面。始皇在沙丘宫住了几天，未等到蒙毅返回便已离开，显然蒙毅未曾参与“沙丘之谋”。
赵高感到惊恐是在知悉始皇遗诏欲立扶苏后，而不是在其知悉“沙丘之谋”结果后，这正说明“沙丘之谋”并无实际动作，不能称“沙丘之变”。胡亥即位后，李斯等人则大有可能将“沙丘之谋”内容篡改为当时就已决定立胡亥为太子。所以赵高与胡亥一直担心：“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西汉扬雄就已斥责李斯：“立赵高之邪说，废沙丘之正，阿意督责，焉用忠？”因此，后来胡亥杀李斯，也不排除有担心“沙丘之谋”真相泄露的因素在内。
总之，始皇崩逝、秘不发丧、修改遗诏、遣使赴恒山郡、外派蒙毅及密谋遣使赴上郡处置扶苏等重要行动，也都发生在平台县，称为“平台之变”倒也名副其实。可见“沙丘之谋”与“平台之变”是两件事情，前者在六月末，未发生事变，后者在七月上旬，发生事变。两件事因司马迁对《传书》等史料进行了错误整合，使得后人误以为有“沙丘之变”，而忽略了“平台之变”。
始皇病笃于封斯之后，下令“其亟日夜揄（输），趣（趋）至白（甘）泉之置，毋须后者”。那么“甘泉之置”究竟在哪里，始皇为什么要着急赶去？
《史记·蒙恬列传》载：“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 于是，自然令人想到“甘泉之置”与秦直道的终点（一说起点）甘泉宫有关。始皇三十五年大朝会，便设在甘泉宫。故高中正以为，《赵正书》中的“甘泉之置”，最为合理的解释，必然是距离咸阳颇近的甘泉宫：
但“甘泉之置”一看就是一个邮置（驿站）名，不太可能用来称呼帝宫。如果甘泉置就在甘泉宫附近，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从柏人经河内到咸阳约700公里，昼夜兼程赶路最快也得十日，正常人马如何能如此长时间（一般三天三夜即达极限）不休息？况且始皇以“病笃”之身，岂能支持得住？何况始皇其实是经行井陉取道河东的，比经行河内要多出两日行程，而且道路难走，如若要尽快赶回咸阳，何以不掉头南下，径取河内便捷大道？如果按照始皇原定计划经行九原，那么路途更为遥远，更不可能。
《赵正书》汉简整理者也有释“甘泉”为“白泉”的，以为简文说始皇“至白（柏）人而病”，于“白泉之置”病死，故“白泉之置”地当距柏人不远。于是有人根据这个思路，认为其地在今山西省阳泉市郊区荫营镇的白泉村（旧白泉乡），该村清代有载。但白泉村不当娘子关—阳泉之正太路，亦不当旧关—平定之旧官道，秦代会在此设“置”吗？
有学者这样解释：在汉唐之前，从太原下井陉，尤其是车队，必经今阳泉市西的平坦（潭）镇到白泉，然后东南行经盘石古道，到今平定县东的张家岭，出旧关到井陉。汉初韩信驻兵榆关城、柏井、井陉关，途经平定的通道才全部打通。而榆关城变成平定军，已经是宋朝了，因此林里关王庙北宋碑记仍载有“白泉”地名。自金代设置平定州，才将平定州经黑砂岭的十里长坂坡山路开通。随着驿道重心的南移，白泉逐渐退出驿站行列，但仍然是官道上的大枢纽。如道光十九年《寨沟凿井碑记》云：“白泉，为（平定）州北巨镇，路通秦晋燕赵，商贾所云集也。”这一解释虽然很有道理，但始皇为什么要日夜兼程赶到“白泉之置”，就有些牵强了。
持白泉置在白泉村观点的学者说：赵正第一次过井陉时，歇脚的第一站就是“白泉之置”，那时候的赵正仅六岁，同行的还有自己的母亲赵姬，以及赵高、赵成和他们的母亲。公元前228年秦王消灭赵国时，正值志得意满的风华年代，秦军人马在下井陉之前，在“白泉之置”休整停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白泉是“见证赵正非凡一生”的纪念地。
也有人认为：“白泉”是当时神仙世界中的地名。如《淮南子·地形训》说有与黄泉、青泉、赤泉、玄泉并列的“白泉”。又如《礼纬·稽命征》曰：“王者得礼之制，则泽谷之中白泉出，饮之，使寿长。”这或许有助于我们对《赵正书》“白泉之置”的理解。始皇“抓紧时间急忙赶往白泉之置，并非是为了赶到那里去死，而是想到达可饮白泉之水的神仙世界，以实现长寿不死的目的”。
按，始皇无论幼年从邯郸归秦，还是前四次巡游天下，都没有经过井陉，何来“纪念地”之说？仙府地名之说虽有一定道理，但只能解释“白泉”而不能解释“白泉之置”。“白泉之置”如果在仙府，那么它的入口在哪里？“日夜兼程”就可以到达吗？“白泉之置”究竟在哪，恐怕还是得从始皇原定出巡计划和《赵正书》中寻找答案。
据《赵正书》，始皇下令赶赴“白泉之置”大概是在他行至封斯“病笃”之时，“白泉之置”要么位于始皇原计划巡视雁门、云中、九原边防的路线上，要么位于他临时起意欲取道河东或河内直接返回咸阳的路线上。在这几种可能中，取道河内一种可以首先排除，因为始皇是在快要进入井陉时死亡的，那就意味着，始皇取道九原和河东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白泉之置”极可能位于恒山郡经井陉到雁门—云中—九原驰道和经井陉到太原—河东—咸阳驰道的分道口。综合来看，前述阳泉市白泉村的地理位置正好符合这个条件。从白泉村往西北，经仇犹城（仇犹国故都，今山西省盂县县城）再往西，至盂县（治今山西省阳曲县大盂镇），可接太原—雁门驰道；从白泉村往西南，经今寿阳县城、榆次城区至太原郡治晋阳县，可接太原—河东驰道（如图1）。于是始皇下令昼夜兼程赶到“白泉之置”的意图逐渐浮出水面：
图1 秦始皇第五次巡游最后行踪
其一，由于病重，出于保密需要，始皇不愿按原计划在恒山郡城停留，所谓“其谨微密之，毋令群臣知病”，“群臣”自然也包括恒山郡的官员们。所以才要加快行程，避开人多的地方，赶到郡城后面的小站点（比如县城、邮置之类）休息。很可能白泉置预先已设有可供其休息的小行宫，如直道沿途即发现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行宫遗址。从始皇下令赶路的封斯到白泉置，全程约150公里，原本三四天的行程，昼夜兼程，大概能缩短到两天，在人的生理极限之内，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其二，始皇发病无论是因伤未愈还是与热毒有关，总归有感染发烧症状。时值盛夏，他受不了平原地带的暑热，想尽快赶到太行山高凉地带避暑降燥、静养治疗，也是说得通的。白泉置位于太行山区腹地，海拔高度约700米，其所在的今阳泉市7月均温24℃；恒山郡城所在的今石家庄市区，海拔高度约70米，7月均温33℃。关于秦汉时期华北地区气候冷暖情况虽有争议，但地形未变，恒山、白泉两地之间夏季相对今天温差9℃的变化应当不大，显然白泉置更适宜于始皇休养、治病。今石家庄市鹿泉区有“白鹿泉乡”，白鹿泉一名亦甚古老，但距平台县太近，与始皇“病即不前”不合，亦非高凉之地，故不考虑为白泉置之所在。
图2 北大汉简《赵正书》“甘“”白”二字之比较
综上考论，秦始皇从三十七年六月在平原津首次发病到七月最后不治，其病情有一个反复发作、逐渐加重的过程，所以其最后行程是且行且歇，并非突然发病“暴卒”。沙丘宫只是他短暂停留养病并初议嗣君（即“沙丘之谋”）的处所，并非其逝世地点。白泉置是始皇继续西行过了柏人、于封斯“病笃”并属草遗诏立扶苏之后希望赶去休养的地方，但其只走到井陉之东的平台县“病即大甚”。始皇悔立扶苏，在平台县复召李斯等人再次议立嗣君。李斯等此前经赵高多次游说，至是揣始皇意建议改立胡亥，议毕而始皇崩。胡亥、李斯等人在平台县操作包括矫诏处死扶苏在内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即“平台之变”）之后，才带着始皇灵柩经过井陉县南的井陉峡谷到达白泉置。白泉置位于井陉之西，符合《史记》关于胡亥一行“遂从井陉抵九原”的记载，于是可以排除胡亥一行行经代郡的可能，但始皇生前外派祈祷山川的随臣蒙毅尚未与始皇会合却被改派去了代郡。司马迁站在汉人立场主始皇立扶苏、胡亥篡位说，然而对所采《传书》进行整合时发生一定错误（主要是时间、地点上的杂糅），《赵正书》史源可能来自秦人，主始皇立胡亥说，但文字太简略，过程不完整，两说均有失于偏颇之处，但可互相弥缝。
今人言《赵正书》者，往往泥于“甘泉之置”一名，强行将之解释为距离咸阳颇近的甘泉宫，但有两个重要问题无法解释：一是如上文所言，始皇以“病笃”之身，如何能够进行如此遥远且日夜兼程的急行？二是《赵正书》为什么不直接说是 “甘泉之宫”，而要说成是“甘泉之置”？以及始皇实际病死地点，这些文献记载的矛盾问题，都与地理有关，如果不能从文字上得到解决，那么尝试运用历史地理学方法解释，也是一个途径。故本文运用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解决文献疑难、矛盾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论。只不过直接的正面材料不丰，含有一些推证成分，故不敢自言其为定论，目的只在于引起大家讨论，提出批评，推动研究。
编辑 | 张欣源 毛楷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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