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军 | 《水经注》定名考

郦道元为《水经》做注，详载于北齐时期魏收所撰的《魏书·郦道元传》中，谓“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四十卷”。李延寿的《北史》所载郦道元信息，大抵与此相同。郦注既然成书于北魏，又被历代史籍目录记载，其历代书名称呼应当非常明确，然而纵观各类著录书目，“水经注”并非该书最初的书名。从目前的材料来看，郦道元的注文是散附在《水经》之上的，这从上述所言的“撰注《水经》”即可看出。

（一）历代书目著录

1.唐宋及以前时期

古籍目录著录对揭示书名至关重要。黄威指出古籍目录著录书名的全面性，并言“由于目录书的这一属性，通过它来考察古代典籍的命名问题，在材料的占有方面无疑比根据典籍实物更具有优势”。《隋书·经籍志》谓“《水经》四十卷，郦善长注”。《旧唐书·经籍志》记有“《水经》二卷，郭璞撰。又四十卷，郦道元注”。北宋初年欧阳修等人修撰的《新唐书》亦谓“桑钦《水经》三卷，一作郭璞撰；郦道元注《水经》四十卷”。北宋景祐年间宋仁宗命翰林学士张观、宋祁编纂的66卷《崇文总目》，载有“《水经》四十卷，桑钦撰”。40卷的《水经》当然不可能是桑钦所撰，而是郦道元所注之书。也就是说，早期的史籍目录中对郦道元的注，皆将其附录于《水经》之下，并以“水经”称之，而未见“水经注”之名。

正史及官方著录之外，宋代的私家著录也值得关注。南宋初年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记载：“《水经》三卷，汉桑钦撰，郭璞注；《水经》四十卷，郦道元注。”至稍后的藏书家晁公武在自己的藏书目录《郡斋读书志》中，亦记录了该书，云：“《水经》四十卷。右汉桑钦所撰。钦，成帝时人。《水经》三卷，后魏郦道元注。······撰注《水经》行于世。”尤袤编纂的《遂初堂书目》“地理类”列有“《水经》”一书。高似孙在《史略》中对《水经》有记述，他提到“《水经》三卷，汉中大夫桑钦撰，后魏郦道元注，为四十卷”。高氏未言“水经注”之名，而仅谓“后魏郦道元注”，是知南宋年间郦道元注本的从属地位。

2.元明时期

宋代以后的元、明二朝仍然延续了前人的称呼，而未变乱“旧式”，这从士大夫对该书的正式著录中可以看出。

除去上述史志书目中的记载以外，现存诸多郦注版本亦可为证。从宋代以来便有郦注实物留存，书籍刊刻时，正式书名往往被抄刻在书籍的卷端，故可以佐证官私书目的记载。

一是残宋本。此为目前所见最早的郦注版本，为南宋初年残存的浙刻本。该残本为民国初年清宫廷流出之物，虽每页皆残，但从版心上方可见“水经某”三字，其中“某”即指卷次数目，如所存卷6末，版心正作“水经六”，尾页则为“水经卷第六”五字。也就是说，这个残宋本题名也是“水经”。另外，该书卷18首页右上角虽然残缺，少了书名及撰者，但下方保留了“郦道元注”四字，由此可知首行题名亦是“水经”二字。

二是《永乐大典》本。除了南宋遗存的郦注残本外，明《永乐大典》本是最早的钞本。在《永乐大典》第11127卷“贿”韵“水”字之下，有“水经一”三字，第3行墨笔书“水经”二字，其下朱笔小字为“桑钦撰，郦道元注”，后又用墨笔录郦道元序文。显然《永乐大典》抄的是郦道元之注，全书皆题为“水经”。

三是其他明钞本系统。目前所知，明代宫廷之外的郦注钞本有数部，今大多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李晓杰等人对《水经注》诸多版本进行了考察，在其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梳理诸种明钞本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明钞本皆源自宋代刻本。

（1）陈揆稽瑞楼旧藏明钞本。该钞本为40卷全本，李晓杰研究后认为该钞本是“大家皆以为亡佚的顾之逵所藏影宋钞本《水经注》”。在该钞本中，封面题签仍为“水经，郦道元注”。正文卷首部分，亦作“水经卷第一”，下列“桑钦撰，郦道元注”。

（2）朱希祖旧藏明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另藏有一部完整的明钞本郦注《水经》，在这部钞本卷首，首行顶格为“水经卷第一”，第2行依次为“桑钦撰，郦道元注”，则朱藏明钞本中正名亦题作“水经”。

（3）铁琴铜剑楼旧藏明钞本。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钞本，前有郦道元的《水经注叙》，首行“水经注叙”，第2行为“郦道元”，标明作者，与稽瑞楼所藏本除作者下脱去“注”字外，其余皆同。卷首首行顶格为“水经卷第一”，第2行为撰者及作者，即“桑钦撰，郦道元注”。胡适曾断言该书钞自嘉靖、万历年间。从出现“水经注”名称来看，此说甚确。

（4）韩应陛旧藏明钞本。对于韩氏所藏明钞本《水经注》一书，李晓杰认为：“韩藏明钞本保留了钞宋本的一些特征，尤其是保存了旧写本中经、注区分不严格的痕迹，因此具有独特的版本价值。此本虽系旧钞，然讹误甚多，原文之上又有前后校正之笔，这或许反映了不同宋本的面貌。”若此明钞本出自另外的宋本，自然更具价值。从该钞本版面来看，卷首顶格题“水经卷第一”，第2行“桑钦撰，郦道元注”，可见这个钞本与上述诸种明钞本相同，书名作“水经”。

（5）陆心源旧藏明钞本。该部明钞本存全帙30卷，卷1首行顶格为“水经卷第一”，第2行则是“桑钦撰，郦道元注”，与前同。冯舒所校该本前亦有《水经注叙》，次行署“郦道元”，与铁琴铜剑楼旧藏明钞本同，冯舒为明末清初藏书家，此当是万历时期的钞本。

（6）明崇祯四年（1631）钟羽正钞本。山东省图书馆藏有一部郦道元注《水经》，不分卷，为明崇祯年间钟羽正钞本。正文首行顶格录书名“水经”二字，第2、3行下分别是“汉桑钦撰”“后魏郦道元注”。题目下方又有“崇祯四年十一月念（廿）一日青都钟羽正抄，七十七岁”，据此小题可断抄写年代。钟氏钞本是目前所知有确切年月的明钞本。

上述诸本保留了若干郦注原始面貌，十分宝贵。除去民国初年发现的南宋残本外，郦道元所注《水经》的最早刻本为明代嘉靖年间黄省曾刻本，黄省曾刻本所据的底本当是宋本或相近之本，首有《刻水经序》，卷首题为“水经卷第一”，可知书名即称“水经”。明末福建藏书家徐𤊹的《徐氏家藏书目》史部“方舆”类中载有“《水经》四十卷，黄省曾”，又有“《水经注笺》四十卷，朱㙔”“《水经》白文三卷”。他在著录中明确提到“《水经》四十卷”为黄省曾所刻，说明黄氏刊本在当时正题作“水经”。为了有别于郦道元注本40卷，徐氏还特地注明了《水经》白文本3卷。

如果说嘉靖年间黄省曾刻本还较为忠实地保留了早期郦注的面貌，那么从万历朝开始，出版业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同样反映在郦注的刊刻上。彼时吴琯曾刻郦注40卷，对黄省曾刊本有所继承。明代刊刻的郦注《水经》系统主要有黄省曾、吴琯二种，皆延续了旧本的面貌，其他如朱谋㙔《水经注笺》因内容上已经改动，故较旧本有所不同。清康熙年间，项絪群玉书堂刊本内封题“水经注”，而卷首仍作“水经”。到了乾隆朝，天都黄晟槐荫草堂所刊郦注，亦完全承袭了项氏之本，内封与正文皆同，卷首作“水经”二字，然而此时，以“水经注”作为郦注正名已较为普遍。

通过对现存郦道元注《水经》实物的梳理，无论是钞本还是刻本，只要没有经过改动，都延续旧本题名的面貌，即卷首皆题“水经”。也就是说，郦道元注《水经》自问世以来就是从属于“水经”之称，而没有取得独立的“水经注”一名，这与历代书目中的著录可以互相印证。

通过第一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肯定郦道元注本正式的书名在明代以前皆称为“水经”，而非今人所见“水经注”，这表明了郦注的从属地位。然而，阅读唐宋以来的文献，仍有称呼“水经注”及“注水经”的情况。可见这些不同的称呼在唐宋时期已较普遍。

（一）“水经注”称呼源流

1.古人文献称引

“水经”既然是40卷郦注著录时期的大题，但在阅读文献时，也会看到“水经”以外的称呼。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有“注水经”及“水经注”两种（见表1）。

表1 不同文献中“水经注”及“注水经”名称混用示例

表1所引诸书，都是唐宋时人的注疏，代表当时人称呼此书的情况。这些书中引述郦道元的书名主要有“注水经”和“水经注”两称，甚至连郦道元亦可省称为“郦元”，一定程度上透露出古人对注者称引的随意性。由于古人称引书籍有时会凭记忆引述，书名使用比较随意，并因此而产生异称。同样在这些书中亦有明确用“水经”来指代郦注的例证（表2）。

从上述二表可知，不管是“水经”“郦元水经”“郦元注水经”“郦道元注水经”，或称“注水经”，这些称呼表明了唐宋时期对于郦注的称呼并不规范，而称呼“水经注”或“注水经”在唐宋已经较为普遍，不过这两种称呼只是读者在称引表述上存在“注”字置于书名前后的不同，实质上并无区别。

“水经注”这一俗称随着明代印刷业的蓬勃发展而流传更广，特别到了万历朝，书坊开始将“水经注”之称刻入书中，故晚明的藏书著录亦开始有了差异，除了正式著录“水经”书名之外，还有记“水经注”的例子。

万历时期，山阴人祁承㸁在《澹生堂书目》中记载了郦注两次，其一“《水经注》四十卷，十册，桑钦撰，郦道元注”，紧随其后的便是“《水经注笺》四十卷，十册一套，朱谋㙔笺”，在其《续收》部分言“又《水经注》四十卷，附《山海经》十八卷，十六册。桑钦著，郦道元注【重】”。《澹生堂书目》中记载了两部《水经注》，还有万历四十三年（1615）朱谋㙔新刻的《水经注笺》，大致可以判断两部《水经注》为刻本，这从注明复本的“重”字即可看出。由于晚明已有题为“水经注”的内封，故祁氏所称“水经注”不能称为错误，同样，明末周婴在《卮林》中有札记《析郦》云：“郦道元，······撰《水经注》四十卷。”这段对郦道元的介绍本于《魏书》，只是《魏书》明言“撰注《水经》四十卷”，周婴将“注”字置于“水经”之后，“水经注”一称在该书中出现多次，显然称呼“水经注”已是晚明时的常识。

另外，钱谦益《绛云楼书目》中亦载有“桑钦《水经》三卷，西汉人。郦道元《水经注》四十卷”。由此可见，该名在万历以后开始以独立的面貌出现在著录之中。清康熙时期杨玠所钞郦注有一篇《录水经注序》，云：“余年七八岁时，王父征君为说郦道元《水经注》，余耳熟焉……”杨玠钞自明崇祯陈仁锡《水经》，但他却将书名称为“水经注”。同时期的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中亦引郦注多处，如“《水经注》引‘庾仲初《扬都注》曰’，今本皆然”云云，可以看出清初“水经注”作为书名已较普遍。

2.版刻中呈现的“水经注”之名

郦道元注《水经》自从明代嘉靖朝有刻本行世后，广为流传，到了万历时期吴琯又继刻此书，一时之间登于藏家之目，不过全书仍然以“水经”为大题，正文未改名。“水经注”三字正式反映在版刻中并排在全书最前面，则在万历时期。

万历时期吴桂宇文枢堂刻本“水经注”，实际上是对吴琯《山海经水经合刻》本的旧版重刻，仅在最前面做了一些改动。吴桂宇刊本除了序文有删改外，还增添了吴琯刻本中没有的内封。内封共3行字，中为“水经注”三大字，左上角为“汉桑钦撰，后魏郦道元注”，右下角则是“文枢堂吴桂宇梓”。

万历时期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有人尝试对历来“经注混合”的问题做一厘分，进而出现了朱谋㙔的《水经注笺》。朱氏对郦道元之注进行分离，即为郦道元的“水经”之“注”作笺，而改题为“水经注笺”。这一变动，亦开启了清代校勘郦道元注本的先声。

文枢堂本内封虽然题写了“水经注”，但其正文仍然延续了旧本面貌，称为“水经”，至朱谋㙔则改动郦注，而将书名直接写为“水经注”。万历年间还有类似的情况，如朱之臣有《水经注删》一书，卷首顶格刻“水经注删卷一”，次行为“成都朱之臣钞评”，之后便是郦道元的注文，即从第3行开始节选《河水注》的内容，可知该本是直接针对郦注所做的文学性评点。同时期的钟惺有《水经注钞》，卷首顶格刻“水经注钞卷一”，次行写“景陵钟惺选批，黄山赵朗订正”，亦是对郦注所作的品评。无论是《水经注笺》《水经注删》还是《水经注钞》，都已经在大题中出现了“水经注”三字，后面所附的“笺”“删”“钞”，则是对前书做了指向性的说明而已。

如果说万历时期只是在题目中加入“水经注”三字，在随后的崇祯二年（1629）严忍公刻本中，则直接将书名署成“水经注”。该刊本前有内封，云：“钟、朱、谭三先生评点/水经注/小筑藏板”，左上角印有古香斋主人的广告识记，表明了这个刻本是继《水经注删》《水经注钞》而来，之后又加入了谭元春的评点，书坊合三家评点刻出，题为“水经注”。

严忍公刻本将书名改为“水经注”，使之从沿用的异名变成了正题。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这种改动是有意为之。如该刻本收录了李长庚《水经注笺序》，严忍公本删去“笺”字，将之改成《水经注序》，朱谋㙔的《水经注笺序》亦依样被改为《水经注序》，正文卷首则径题“水经注卷一”，版心改刻为“水经注”，已经与后世“水经注”的题名相同。这是郦注首次以“水经注”为名出现在整书卷端。概言之，这一过程是由朱谋㙔的《水经注笺》发端，朱之臣、钟惺、谭元春三人的评点本继之，最后出现三人合评“水经注”正式题名。可见书籍的命名群体并不局限于书籍的编纂者，书商、校阅者皆参与其中，从而影响到书名客观上所呈现的面貌。

到了清代，乾隆时期赵一清的钞本已题为“水经注”，赵氏后又做了《水经注释》一书。稍后戴震校勘的官本，已经彻底将书名改为“水经注”。郦注在传播过程中，社会风尚等因素直接影响了书籍的命名，使其有别于最初的附属性质。

（二）“水经注”正名原因解析

以上梳理了郦道元“水经注”题名的变迁，但我们仍须追问，“水经”与“水经注”两者之间在著录及题刻上不过多了一个“注”字，却反映了郦注之于《水经》本文的地位，那么两者之间的变动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动因？前文论证已经说明：其一，“水经注”之称相沿甚久，可以算是同书异名，通过名称及卷数的不同，能与白文本作区分，而这又与称引随意而产生异名有极大关系。其二，明嘉靖时期以来印刷业的发展，带动了郦注的刊刻，又使得改动书名的现象出现，故明人刻书有客观上的推动。当然除以上两个原因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清人辨《水经》作者非桑钦之功，而这是在清初舆地之学兴起后才开始的。

郦道元为桑钦的《水经》作注，是清代以前广为流传的说法。当然，南宋时期即有学者怀疑《水经》非桑钦所作，如姚宽在《西溪丛语》中便明确指出这个问题。清初，更多人对桑钦作《水经》这个说法提出质疑。姚际恒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古今伪书考》中对《水经》做了相关论述，其中一条是“有本非伪书而后人妄托其人之名者”，即举述了《水经》的例子，认为作者并非桑钦。

康熙时期，学者臧琳亦在其《经义杂记》中对《水经》作者做了自己的考辨，他认为当时流传的《水经》并无桑钦的引文，不能谓桑钦所撰，亦不能谓之郭璞撰。同时期的胡渭则在《禹贡锥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

戴震等人对于桑钦非作者的几条辨疑证据，本于前人，自己并未提出太多看法，文中明确说“削去旧题”，只保留郦道元之名，且郦道元从“注”者上升成为“撰”者，虽然唐人也有相同的看法，但四库馆臣有意给予郦道元注本一独立的地位。“水经注”经过官方的认定，正式成为定名，而这也标志着郦注彻底摆脱了唐宋以来注附于经的附属地位。正如余嘉锡曾言“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郦道元为《水经》做注，其大题本不为“水经注”，经过晚明至清乾隆时期的学者改动，遂至有此名。

另外，官方《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客观上也为郦注名称的独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二》中载有郦注提要“《水经注》四十卷，《永乐大典》本”。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还为戴震校勘的《水经注》写了一篇御制长文，对官本做了充分肯定。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使得该书问世后风靡全国，其后学者校勘亦多本于官本，如清末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便以之为底本，而参校他本。然而，《水经注》的提要明言为“《永乐大典》本”，但就所见《永乐大典》所录，皆题为“水经”，而非后世所谓“水经注”，可见乾隆四库馆臣改动书名既有对明晚以来传统的继承，也有官方意志的反映。两相结合，遂成了后世所知的《水经注》之名。

总之，不管之前如何题名，郦道元“水经注”定名真正的转折点是清乾隆时期戴震所校官本《水经注》的出版。自官方将旧题作者桑钦删去之后，郦道元的地位终于从附丽者上升为书的撰者，在官方意志的加强下，后来的学者所引郦注，皆称为《水经注》，这同以往书中称“水经注”完全不同。后人所依据的本子，亦是内聚珍本或是以之为底本刊刻的版本。乾嘉时期的大儒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有一篇《〈水经注〉难尽信》札记，谓“《水经注》载汉时侯国难以尽信。如《河水篇》”云云，他所依据的当即官本。其侄钱绎在校勘《崇文总目》时，对其中所载“《水经》四十卷”已有不解之处，他说：“《水经》本二卷，此作四十卷，当是郦道元注也。‘经’下当增‘注’字”。钱氏增“注”字自然属于他的误读，但这正好反映了嘉庆以来学者对郦注认识上所发生的变化。也就是说，郦道元撰《水经注》已经成为当时人的共同看法，而“水经注”之称自然是毫无疑问之事。此后又出现依据官本《水经注》的校勘研究，如前所言王先谦《合校水经注》，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诸种著作，大大强化了这种称呼，郦注校勘研究著作的增多又与清代舆地之学兴盛有关。从该书的传播角度来看，郦道元所撰《水经注》已经成为一个常识，而“水经注”之称亦已完成了从附属而走向独立的转变。